【生逢六〇年代】苦命的二姐

自在随行

六零后往事回忆。原创实录。谢谢惠阅！‍<ul><li>‍每个人</li><li>都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历史</li><li>沉淀。追寻</li><li>几十载时光过滤</li><li>不求真。不考证</li><li>只记述记忆中的真实</li><li>六〇七〇年代人的童年隐秘</li><li>愈行渐远的乡村往事……</li></ul>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时代。刚刚成立十几年的红色中国经历着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此前的反右整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深深烙印在我爸我妈，还有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我大姐、大哥、二姐的记忆中。‍反右派不用说了。因为我爸一时的冲动，鸣放时期发表了一些言论，不但改写了他自己一生的命运，更改写了我们家、包括后辈们的命运。‍‍大姐大哥二姐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的童年、少年记忆，最刻骨铭心的，就是我爸从镇上吃红本粮的小学老师，摘帽后退职回家，当了生产队的社员。‍‍结果几年后，文革运动风起，仍躲不过和村里的王家老地主一起，戴高帽游街批斗。脖子上挂着牌子，高帽上打着大大的叉。‍‍孩子们则成为村里受人歧视的黑五类、狗崽子。‍我大姐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当时年长一些。而对于出生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的大哥、二姐来说，彼时正经历着青春期、童年期，心灵上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所以长大后我有些理解了，大哥二姐虽然表面上对父亲孝顺恭敬，可是却总有些隔膜亲近不起来的感觉。‍‍那时学校的课程还在正常进行，但是高中实行推荐制。大哥、二姐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上当仁不让的好学生，然而因为我们家头上的黑五类帽子，在继续升学一事上，却遭到了最大的障碍。‍大哥进生产队当了半拉子农民。二姐初中毕业时，正值女孩的青春期，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都推荐上了高中，自己却求学无门，心有不甘又愤懑、抑郁，每天在家里郁郁寡欢。‍‍假期里，有同龄的伙伴来找她一起玩儿。坐炕上打扑克，玩嘎啦哈，别人都无忧无虑，欢天喜地的。可二姐常常玩着玩着就发起了呆，像变了个人。‍晚上，夜深人静，全家老小一起躺在大炕上睡觉。睡在炕头的我妈，竟能清清楚楚地听到远在炕梢的二姐的心跳声，深重、混沌、杂乱。我妈说，完了，这孩子心脏八成是落下毛病了，这哪是一个小女孩本该轻快的心跳啊。 最后经过多方努力，二姐还是上了高中。但经历了这一番升学的波折，二姐到底被病魔彻底缠住。‍在我已经长大的童年记忆中，不知有多少二姐虚弱卧床的镜头，面色或苍如白纸，或黑如紫绀。‍家里柜子上，长年摆放着成瓶成盒子的中药西药，砂锅上长年飘散着熬中药的味道；我妈不知从哪里淘来个吃啥补啥的偏方——朱砂炖猪心。‍‍然后就买来一整只猪心炖在锅里，翻滚的泡沫混着黑红色的朱砂颗粒。不能加盐和作料。炖好后切成片，逼着二姐分成几次来吃。‍我二姐坐在炕沿上，皱着眉头艰难地咀嚼吞咽着。看我像小猫一样，伸着鼻子守在边上，还偷偷给我塞几块。那种奇怪的味道，至今想起，嘴巴里仍仿佛有砂子的硌牙声。‍后来我妈还从哪淘来过一只大牛心，比猪心大了许多。不记得二姐经过多少次的战斗，才把它消灭掉。‍但是，饶是我妈再怎么费心，二姐的病始终没有彻底好起来。‍‍一九七四年二姐高中毕业。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都是推荐上大学。二姐不可能有这份奢望，只能每天像别家姑娘一样，到生产队里出工，挣一点工分。‍我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过二姐十八岁年轻姑娘的样貌。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无论春秋冬夏，头上包着围巾，身上是臃肿难看打着补丁的衣服，面色枯黄没有光泽。 直到文革结束，一九七七年第一次恢复高考，二姐终于等来了一次可能的命运转机。‍那时二姐已经二十一岁。明知政审、身体可能不合格，仍抱着侥幸心理，报名参加了高考。‍‍分数下来，竟过了中专的录取线。那时的中专就相当于大学啊。然而体检一关，还是意料之中地被刷了下来。 再一次的命运转机，是一九八二年。我已经上了中学，二姐已经是二十六岁的大龄待嫁老姑娘。 此时我爸右派改正，恢复教职已三年。我爸我妈商量，趁当时还有子女接班的政策，申请五十八岁提前退休，让二姐接班当了小学老师。 拖着病体的二姐总算不用再当农民，脱离了繁重的田地劳动。 二姐工作勤奋，努力上进，很快就吸引来县乡教育局领导来听公开课；直到三十岁了，还报了县师范学校的函授学习。‍‍在家里，二姐也成了顶梁柱。有限的工资全部用来补贴家用，补贴在我们几个仍在读书的弟、妹身上。 二姐对我尤其关爱有加。一次二姐去县里学习，晚上回来坐火车到镇上，到家还要走十二里土路。‍‍我妈打发我骑自行车去接二姐。走到半路，昏黑天色中老远看到二姐迎面走来。刚走到跟前，二姐就叫我说，等这月我开工资了，你去配副眼镜吧。 回家之后，二姐又跟我妈说，得给老弟配眼镜了。原来二姐在我接她的时候，发现我开始近视了。 后来我上大学，家里没钱给我买新衣服。二姐把学校发给她做校服的衣料剪裁了，给我做了一身衣服。而她自己仍然穿着那身旧校服！ ‍老话说，长姐比母。大姐对我也非常好，但大姐出门早，那时我还太小。二姐一直在家里呆到三十二岁，对我来说堪比长姐。我妈常说，二姐对我们几个的心，那是无可无可的。‍二姐年龄大了，本来对象就不好找。在农村当小学老师，更不肯嫁个农民。一直拖到三十二岁，才找了二姐夫。‍‍二姐夫家境一般，人本分，在长春某厂当司机，家住在市郊兴隆山镇。也有一个当过右派的父亲。‍转年二姐怀孕了。家里人都担心二姐的身体，怕她心脏会承受不住。可二姐仍坚持要这个孩子。‍‍二姐女儿出生时，我正在长春读大学。‍‍去白求恩医大二院看二姐。病床上二姐满脸幸福地拥着女儿，说已给女儿取好了名字叫琳琳。因为那几年刚好流行女歌手程琳的《熊猫咪咪》《小螺号》《风雨兼程》。‍‍我们一家人都由衷地为二姐感到高兴！‍没承想，女儿刚刚两个月大时，二姐竟突发疾病去世！！‍那天中午，我从宿舍下楼去食堂打饭，走到楼门口，忽然迎面见到我爸来了。开始还很高兴，拉着我爸去吃饭。可是我爸说是二姐病了，救护车送到长春市中心医院了。家里人都来了。‍我一下子傻了！‍赶到医院时，二姐在走廊上昏迷着，从此再也没有睁开眼睛！‍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姐。也是从小到大，第一次亲手推着冰冷的铁床，送别逝去的亲人！‍‍而对于我爸我妈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成了他们一生中，远超所有磨难的最大伤痛！ 后来看余华原作、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看到那段红卫兵小将占领医院，手忙脚乱地为凤霞接生，凤霞大出血而死时，我眼前忽然闪现出二姐刚生产时，拥着女儿幸福的样子……泪水禁不住滚滚而流！‍二姐留下的刚两个月的嗷嗷待哺婴儿，大姐疯了似的坚决要抚养。孩子还不会说话时，大姐就天天拿着二姐的照片给她看，说，这是妈妈，妈妈为了生你命都没了，可别忘了妈妈啊！‍我知道，大姐是想通过这样的启蒙教育，表达内心的不舍；想让二姐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以延续。但对一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却不知会不会蒙上阴影。‍据说有一次村里来了个算命女人，大姐抱着孩子去凑热闹。周围一帮人便拉着女人给大姐怀里的孩子算命。女人略斜了一眼，说，唉呀，这孩儿可命苦，生来就没母！‍大伙起哄，谁说的，这不在她妈怀里抱着呢吗？‍女人说，她呀，她可不是她妈，她妈可不在这儿。‍众人大惊，无语。‍二姐的女儿大了一点，被二姐夫接回城里上幼儿园，上学。每个假期仍要回到大姐家，始终把大姨妈家当家，把大姐的几个儿子当哥。‍‍后来上大学，考上北师大研究生，留北京工作，也继承了二姐的基因当了老师。每成长一步，我都想，二姐要是活着，能看到这些多好啊。‍不过相信二姐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2019年，看陆庆屹家庭影像纪录片《四个春天》。片中的母亲有句话，要是你姐能像春天的燕子一样飞回来就好了！‍‍是啊，燕子飞去，燕子飞回，可那旧日时光，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