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实质失衡：新时代婚俗治理的困境成因与长效治理路径

龙客东东

摘要

高价彩礼已然成为加重城乡居民家庭负担、影响基层婚恋生态、制约乡村文明建设的典型民生与社会治理问题。近年来，各地基层政府出台婚俗改革、彩礼管控、移风易俗等治理举措，着力整治婚嫁奢靡风气、规范婚恋民俗秩序。但从基层落地成效来看，属地化、碎片化的治理模式普遍存在治理覆盖面有限、长效性不足的问题，呈现出 “局部整治见效、全域治理薄弱”“政策体系完善、基层落地悬浮”“理论研究充分、实操适配不足” 的治理特征。从社会哲学与治理科学双维视角审视，当前婚俗治理困境，本质是公共治理领域形式与实质辩证失衡、局部施策与系统治理规律相悖、理论推演与基层社会实践脱节的综合性问题。年轻人婚姻意愿回落，不仅受到婚恋观念变迁影响，也受制于购房购车、生育抚育、子女教育等 婚育全链条成本 全链条现实经济压力；婚嫁治理规则与基层民生实践适配度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放大彩礼民俗的治理惯性与社会影响[1]。本文以高价彩礼基层治理为研究样本，依托系统治理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维，结合烟花爆竹民俗治理的迭代优化经验，系统剖析基层婚俗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与核心成因，探索高位统筹、全域协同、贴合实践的系统化治理路径，为新时代基层移风易俗工作、婚恋民生治理、乡村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引言

婚姻文化是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的彩礼习俗是民间婚嫁礼仪的情感载体与民俗传承形式。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城乡人口流动，部分地区彩礼金额逐年攀升，异化成为 “天价彩礼”，演变为变相的婚嫁经济负担，引发婚恋焦虑、家庭矛盾、婚恋攀比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购房购车、生育、养娃、教育等一连串现实支出构成社会学界概括的 婚育全链条成本，抬高婚恋的准入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当代青年的结婚意愿，成为婚恋领域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高价彩礼与婚育全链条成本压力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与难点。

为整治高价彩礼乱象，全国多个市县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依托民政部门、乡镇政府、村委会出台倡导性、约束性治理措施。但在长期实践中可以发现，碎片化的地方治理模式违背了系统治理科学的整体性原理，单一区域、单一主体的局部干预，无法适配民俗风气跨区域传播、社会性联动的客观规律，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彩礼异化的社会风气。诸多治理政策仅停留在基层宣传、口头劝导、局部管控层面，未遵循哲学辩证思维统筹形式治理与实质民生，无法形成全域治理合力，最终出现 “政策出台但社会风气未改、局部整治但全域乱象依旧” 的治理悖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烟花爆竹管控政策的迭代优化过程。早期烟花爆竹管控同样存在各地政策不一、单一部门管控失效、民众争议较大的问题，而在顶层高位统筹、统一治理标准、优化治理逻辑后，实现了政策的有效落地与社会共识的逐步统一。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比两类基层民俗治理实践，深入分析高价彩礼治理的核心症结，探索长效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

二、高价彩礼治理的现实困境：碎片化治理的结构性失效

（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高位统筹牵头

当前我国高价彩礼治理工作的实施主体多为地方民政部门、乡镇基层治理单位，治理层级较低、权责范围有限，缺乏跨部门、跨区域的统筹协调能力。现有治理模式存在明显的 “部门化治理” 弊端，治理工作往往由单一部门牵头推进，发改、宣传、文旅、司法、村居自治组织等相关主体联动不足，治理资源分散、治理力量薄弱。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基层部门仅能开展宣传引导、村规民约约束、典型案例劝导等柔性治理手段，缺乏刚性制度支撑与全域统筹规划。部分地方治理工作存在形式化推进问题，仅通过学界解读、舆论引导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提出倡导性治理口号，却未配套完善的治理机制、保障机制与约束机制。这种偏向形式化的治理方式，难以回应民众真实的婚嫁民生诉求，最终形成 “部门施策、实效不足、风气难改” 的治理局面。

从治理科学层面而言，社会公共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权责统一、统筹联动、供需适配，必须遵循整体论、协同论的科学治理规律。而当前彩礼治理多依赖基层单一部门推进，依托理论层面的宏观建议开展工作，割裂了治理系统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场景适配度不足。从社会哲学视角分析，此类治理模式陷入了 “重形式、轻实质” 的认知误区，片面追求政策出台的形式合规，忽视了民生诉求、社会现实的实质内核，这是相关政策难以落地见效的核心根源。

（二）区域治理割裂，跨域民俗治理失效

婚嫁行为具备极强的跨区域性、流动性与社会性，并非局限于单一乡镇、单一县域的内部行为，县域、市域之间的婚嫁流动极为普遍，这就要求彩礼治理必须实现全域协同、区域联动。但当前我国彩礼治理采取的是 “属地化、碎片化” 治理模式，各地区自主制定治理标准、自主推进整治工作，区域之间政策不统一、节奏不同步、力度不一致。

部分试点地区严格落实彩礼限价、简化婚嫁流程、整治婚嫁攀比风气，取得了局部治理成效。但周边未开展整治工作的区域，依旧保留高额彩礼的婚嫁惯例与奢靡的婚嫁习俗。在跨区域婚嫁流动的背景下，单一地区的治理成果会被周边区域的民俗风气完全抵消，形成 “甲地整治、乙地放任，全域无法根治” 的局面。

从治理科学维度分析，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治理场景具备封闭性、属地性特征，单一区域治理可实现有效管控；但民俗风气治理遵循社会流动规律与扩散效应原理，具备极强的传导性、流动性与关联性，属地碎片化治理模式违背了民俗治理的客观科学规律。区域治理壁垒的存在，直接导致基层治理政策的系统性失效，这也是多年来彩礼整治治标不治本、难以实现全域根治的关键科学诱因。

（三）理论治理脱离现实，学界研究实操性缺失

从治理科学角度来看，当前学界与职能部门针对高价彩礼治理的相关研究与建议，多基于宏观数据与理论推演展开，遵循单一维度的研究逻辑，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哲学原则，对乡土社会运行逻辑、民众婚恋现实诉求、基层民生压力的实地考量相对欠缺。部分治理思路仅聚焦社会风气与民俗陋习整治，视角相对单一，治理方案偏向理想化、片面化，单纯依托舆论宣传与思想引导的治理模式，脱离基层社会客观现实，难以适配复杂的基层婚恋治理场景，不符合公共治理科学的实操性、适配性核心要求。

现实层面，当代青年婚姻与婚恋选择，受到经济成本、婚恋生态、个人认知等多重现实条件约束。社会语境中通俗概括的婚育全链条成本压力，涵盖购房购车、婚嫁筹备、生育抚育、子女教育、就业扶持等全周期经济支出，链条冗长、综合成本高昂，抬高当代婚恋与婚恋的准入门槛。更为突出的是，传统婚恋关系中情感契合、互助共生、生育共育的核心价值逐步弱化，部分婚恋行为出现明显的价值异化现象，婚恋关系由情感联结向物质交易、利益博弈倾斜，出现重经济索取、轻情感共建、重短期获利、轻长期经营的不良婚恋倾向。部分婚恋主体呈现出功利化择偶倾向，将物质资源置换作为婚恋匹配的重要考量，弱化情感契合与长期共建的婚恋本质，形成社会调研视角下“婚恋功利化、关系契约化失衡”的负面社会观感。此类失衡的婚恋生态，让大量青年群体产生强烈的婚恋避险心态，逐步形成“弱化婚恋诉求、偏好独居个体化生活模式的价值取向”的认知倾向，主动降低婚恋意愿、推迟甚至放弃婚姻，成为当代基层婚恋生态的突出特征。在高额婚育成本、功利化婚恋投机风气的双重加持下，一部分群体主动回避法定婚姻登记与长期婚恋关系，选择独居独处的生活模式；另一部分家庭则出于风险规避思维，希望通过高额彩礼前置对冲婚恋投机、权益缺失、婚姻不稳定等潜在风险，间接助推彩礼民俗固化与抬升。

从社会深层逻辑与哲学辩证视角来看，高价彩礼的存续与蔓延，不能简单归结为民众婚恋攀比的民俗陋习，其中也折射出婚嫁治理体系当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失衡的结构性治理矛盾，是制度形式规定、基层婚恋生态、民生经济现实多重错位带来的客观结果[1]。婚姻登记作为法定的形式要件，确立了婚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基本框架，但基层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长期共同生活、双方投入经济、劳务与情感，却并未完成登记的事实婚恋状态[1]。在这类关系中，当事人大量现实的付出，难以通过现有形式制度获得对应的权益兜底；与之相对，仅有登记形式而缺乏实质共同生活的情形，同样会带来权责匹配上的错位[1]。形式规则与现实生活的落差，叠加婚育全链条的沉重经济负担、婚恋领域局部存在的功利化、利益化的价值偏移现象，彻底打破了传统婚恋情感共生的稳定逻辑，进一步加剧青年婚恋焦虑，弱化大众婚恋意愿，也让民众对传统婚恋婚姻模式缺乏稳定的制度与心理预期。从公共治理科学视角分析，部分家庭将彩礼视作一种民间自发的风险对冲手段，用以弥补制度层面实质保障供给的不足、抵御婚恋投机行为带来的人身与财产权益损耗，是民众面对现实社会环境形成的理性调适行为，也构成高额彩礼习俗难以被简单劝导消除的深层社会诱因[1]。部分理论研究与治理方案仅仅聚焦风俗风气整治，对婚姻规则形式适配不足、婚育经济压力、婚恋生态交易化异化等多维现实考量不足，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立足实践的核心原则，无法回应婚恋治理背后的深层民生与社会生态问题，最终造成治理政策悬浮于基层现实，难以充分释放治理效能。

三、对照分析：烟花爆竹管控的治理迭代经验借鉴

烟花爆竹管控与高价彩礼治理同属基层民俗秩序治理范畴，均涉及民众生活习惯、传统民俗、社会风气调整，两类治理工作的初期困境高度相似，而最终治理成效呈现明显差异，其治理逻辑极具借鉴价值。

早期烟花爆竹管控同样采取地方属地化、单一部门治理模式，各地禁放、限放标准混乱，部分地区一刀切全面禁燃禁放，部分地区放任自流，单一执法部门的管控力度有限，舆论争议巨大、政策落地困难，民众抵触情绪强烈，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彼时的治理模式，与当前彩礼治理的碎片化、单一化、形式化困境完全一致。

而烟花爆竹治理实现优化升级的核心关键，在于顶层高位牵头、全域统筹规范。上级主管部门统一规范地方治理标准，纠偏粗放化、一刀切的治理乱象，明确规范化、差异化、人性化的管控细则，打破区域治理壁垒，统筹各地区执行节奏，联动执法、宣传、基层治理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优化了单一部门、单一视角的传统治理模式。通过顶层统筹的系统性治理，最终实现烟花爆竹管控政策的平稳落地与社会共识的逐步凝聚，兼顾公共安全与民众民俗需求。

对比可见，基层民俗治理具备统一的科学与哲学内在逻辑：碎片化属地治理违背系统治理科学的整体规律，单一主体治理陷入片面化认知误区，脱离现实的理论化治理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思维，三类治理模式均难以实现长效治理效果。唯有依托高位统筹、全域协同、贴合民生现实的系统性治理模式，遵循公共治理科学规律、坚守形式与实质统一的辩证哲学思维，才能推动政策落地、化解民俗治理乱象。当前彩礼治理正处于民俗治理的探索阶段，与早期烟花爆竹管控的治理困境高度契合，整体治理节奏偏缓，但遵循相同的治理迭代科学规律，具备显著的优化升级空间。

四、高价彩礼长效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顶层高位统筹，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体系

基于系统治理科学与辩证哲学思维，破除当前彩礼治理的部门壁垒与层级局限，是政策落地的首要前提，也是实现治理形式与治理实质统一的核心抓手。国家及省级层面需强化高位统筹引领作用，统一婚俗改革、彩礼整治的核心标准与治理方向，打破地方各自为政的碎片化治理格局，契合公共治理全域协同的科学规律。优化单一部门主导、理论建议为主的浅层治理模式，摒弃片面化、形式化的治理认知，构建民政、乡村振兴、宣传、司法、乡镇村居联动的协同治理体系，明确各主体权责分工，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实现治理资源的科学配置与高效利用。

同时，摒弃形式化、口号化的治理宣传，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立足基层民生现实制定精细化治理政策，兼顾移风易俗整治目标与民众婚恋保障的现实需求，补齐 “重形式、轻实质” 的治理短板，让治理政策兼具规范性与民生适配性，从根源上降低民众的治理抵触情绪，提升政策认可度，实现科学治理、精准治理、暖心治理的统一。

（二）打破区域治理壁垒，推进全域协同整治

基于民俗流动的科学规律，针对婚嫁行为跨区域流动、全域联动的核心特征，推行片区化、全域化协同治理模式，打破属地治理的片面性局限。以市域、省域为治理单元，统一区域内彩礼管控标准、婚嫁新风倡导要求、违规攀比整治力度，杜绝 “一地严管、一地放任” 的治理漏洞。建立跨区域婚俗俗治理联动机制，实现民俗风气共治、整治成果共享、治理漏洞共补，契合系统治理科学的协同原理，彻底解决单一地区治理失效的结构性科学问题。

（三）立足基层现实，构建实操化治理机制

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核心，摒弃脱离基层现实的理想化治理思路与形式化工作模式，严格遵循公共治理科学适配性、实操性核心原则。立足基层调研实践，坚持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的治理思维，系统梳理高价彩礼形成的社会根源与民生逻辑，正视当前婚嫁治理领域形式与实质脱节、权责适配不均、婚育全链条成本偏高、民生保障衔接不足的辩证矛盾，推动移风易俗整治工作与婚恋民生保障体系、基层治理规则优化深度融合，实现治理形式规范与治理实质有效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依托村规民约、典型示范、新风宣讲等柔性治理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婚恋民俗新风，弱化婚嫁攀比、高额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倡导理性婚嫁观念。另一方面聚焦基层婚恋民生痛点，兼顾住房、生育、托育、教育等现实民生议题，完善婚恋权益保障、家庭帮扶、乡村养老等配套治理机制，适度缓解 婚育全链条成本 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补齐婚嫁治理的民生短板，逐步消解民众依托彩礼对冲风险的传统认知，推动彩礼治理从被动约束式管控，转向民众主动认同、自觉践行的长效治理模式，实现婚俗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与人性化。

五、结语

综合来看，从哲学辩证与治理科学双重视角审视，高价彩礼治理成效不佳的核心原因，并非治理理念存在偏差，而是治理层级有限、治理体系碎片化、治理逻辑与基层现实适配不足、婚嫁规则保障失衡，叠加婚育全链条现实经济负担、婚恋价值功利化偏移的多重结构性问题，是形式与实质脱节、局部与整体割裂、理论与实践背离的典型治理困境。单一部门浅层施策、纯理论层面的治理建议、区域割裂的属地管控模式，违背系统治理科学规律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思维，叠加婚嫁领域形式大于内容的规则短板、高昂的婚育生活成本与失衡的婚恋交易风气，难以破解复杂的基层民俗与婚恋治理难题，导致婚俗改革流于表面、难以触及社会根源、无法实现长效治理落地。

参照烟花爆竹管控的治理迭代经验，彩礼移风易俗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完全契合社会治理的科学演化规律，无法一蹴而就。唯有依托顶层高位统筹，打破区域与部门治理壁垒，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思维、遵循系统治理科学原理，立足基层民生现实构建系统化、全域化、实操化的治理体系，兼顾风俗引导与婚育民生保障，才能优化婚嫁风气，推动移风易俗政策落地生根。当前婚嫁领域的民生痛点与治理难题尚未完全化解，基于哲学辩证与科学治理视角的婚俗改革研究，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也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龙客东东。婚姻 “多此一举” 形式主义规则 [EB/OL].(2026‑03‑07).婚姻“多此一举”形式主义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