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日子】我曾当过“AI工具人”

远方

昵称：远方

美编号：265239677

照片：个人相册

如今，AI技术如火如荼，写文章、做海报、生成图片、剪视频，几乎无所不能。

看着这些，我不由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当过“AI工具人”——别人给材料、提要求，我替人写文章，当“枪手”、挣“外快”。那不是我的高光时刻，而是我职场中的至暗时期。

我所在的企业，曾是一家央企。不仅有众多的生产经营单位，还有小学、中学、大学、医院、公安处、消防大队……改革开放后，虽说下放为省属企业，但仍是国有大型一类企业。

过去，按国家下达的计划完任务，日子过得如鱼得水。如今，面对市场经济的到来，产品订单没有了，顿时，无米下锅，不知所措。厂领导带领着经销人员在全国跑市场，一家一家找订单，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企业连年亏损，截至1999年，负债高达5.78亿元，被列入全国特困企业名单。

紧接着，一批又一批的职工下岗了，几年都找不下工作，到2000年下岗职工达1735人。有离婚的，有举债看病的，还有数百人打着标语“要吃饭，要活命，要就业！”到厂部反映诉求的……

那时，我虽然担任着“总编”，管辖着报社、电视台、广播站，但生活处处捉襟见肘。因为那时还没实行岗薪制、年薪制，我每月只比职工多50元电话费补贴。而1997年职工月人均收入仅200余元，即便如此，工资还不能按月发放，到2000年，企业累计拖欠职工工资达18个月……

一个又一个的生产经营单位陷入了困境，被转产，合资，甚至倒闭。曾经热火朝天的车间，变得空空荡荡，一片凄凉。

积蓄花完了，工资两三个月才发一次，一家三口连吃饭都成了大难题。儿子每天送到幼儿园，好歹有口饭吃；我与妻子则每天中午她回她家、我回我家混饭。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活下去，老齐帮我找了一个晚上在医院门口看守自行车的活。每晚七点接班，一直守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交班，一晚能挣10多块辛苦费，暂时解决了生活之困。

可好景不长，到了冬天，太原的天气格外地冷。自行车存车点出口处，虽说支了个帆布篷的小窝，生起了炉火，但依旧难熬——门帘不敢拉严，怕煤气中毒，只能半敞着，任由北风往里灌，一宿裹着棉大衣不敢合眼，困得眼皮直打架。漫漫长夜就这么苦熬着，怕中毒，更怕小偷乘着夜黑风高来偷自行车。第二天赶到单位上班，两眼困得撑不住，不住地打盹。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实在吃不消，我只好把这挣“外快”的活给辞了。

大年初一，我领着记者郝秀梅（左一）在基层采访。

可再难的日子，也得咬着牙过呀！春节过后，我接到了《太重报》社尹总编的电话。他们企业也困难重重，日子难捱，便想出去闯闯。他说，一家报社驻石家庄的记者站正在招聘记者，他们报社的小吴已在那里成了实习记者。一个女孩子都敢“下海”去闯一番天地，我们也可试试。这话打动了我。我当即答应，与他结伴去石家庄“试试水”。

告别了妻儿，我与他到了石家庄。在一家企业的宿舍区三楼，我们找到了记者站。站长和副站长是夫妻两口子，站里还有10多名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记者，大家吃住都在这里。主要任务是到各单位采访，写新闻通讯，再配上照片，按所占报纸版面的多少，谈广告费用：一个整版十几万，半个版则对半，以此类推。文章发表后，再按报社、记者站、个人事先所定的分成比例，拿到自己的“稿费”。个人提成相当高，若遇到大单，提成比一年的工资还高。大家笑称，“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

写新闻稿对我来说不难，我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年纪不到40岁，经验丰富，正是年富力强当记者的黄金期，“太原新闻奖”一等奖拿过三次，“山西新闻奖”、“中国机械新闻奖”等也拿过不少，获奖证书一堆。可在茫茫市场里漫无目标地拉广告，还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

正与这帮新同事笑谈之际，不料小孙采访回来了。小孙曾是我所在报社的年轻记者，企业效益不好，前两年离职“下海”，没想到“山不转水转”，竟在这里意外相遇了。

小孙在这里已成业务骨干，成了大家学习和追赶的目标。他见我也来了，颇感意外。

他乡遇故交，两眼泪汪汪。我们握着对方的手，久久没有松开。随后，他把自己的秘诀传授给我：先在邮局的电话册里查找目标，再电话联系那些有钱的或潜在用户。定好采访时间，带上介绍信前去采访。采访时先不谈广告或“软文”费用，待深入采访后再说，你们的事迹实在太好了，值得大力宣传。可报纸版面紧张，如果只发一篇豆腐块大小的常规报道，就浪费这么好的素材了。谁都希望宣传时版面越大越好。这时，才与对方洽谈，是用报纸的一个整版，还是半个版、三分之一版或四分之一版。“软文”比单纯广告效果好无数倍。因为它有权威性，能详细地把企业的创业、品牌、服务等等，宣传得深入人心，取得广告效益最大化。

于是，我与尹总编按图索骥，大海捞针，好不容易联系到一家采访对象。结果，大老远跑去采访，折腾了半天，一谈费用时，好话说破了天，最终还是泡汤了。那时，经济形势不好，各行各业都在过苦日子，谁肯花钱做广告宣传啊！

显然，这条求生之路不靠谱。一周后，我与尹总编商量，决定打道回府。

这时，一组年轻的记者采访回来了，手上拿了一堆材料，让我帮着写一篇通讯。原来，他们好不容易谈妥的这件活儿，用户并没有完全答应。只说，你们先写个初稿看看，若写得好，值得宣传，才肯最终付费。

年轻记者怕自己写得不好，又泡汤了这单“软文”广告，便求我帮着写。我推辞说，我们要回太原了，找别人吧！可他俩不罢休，并答应稿费从优：包括标点符号在内，一个字一块钱。这篇通讯1500字，无论最终用户付不付费，稿费都照付给我。

于是，我把这活儿接了下来，人生第一次给他人当“枪手”。就如同当今豆包等AI工具一样，你提供材料、希望和要求，我来写出符合要求的文章，效果甚至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好。

文章很快定稿，并获得了用户的认可。年轻记者拿到了提成，我也如愿得到了1500元稿费。尹总编一路陪我跑前跑后、联系采访，费尽周折，我把稿费分了500元给他。他推让了半天，“无功不受禄”，最后还是开心地接受了，一个劲地谢我。我俩高高兴兴坐上回太原的火车，总算这趟石家庄之行没有白来。

临行前，记者站的站长、副站长不住地挽留，说特别希望我俩能留下来，时间长了，肯定大有作为。即使暂时揽不下活儿也不要紧，平时帮年轻人写点稿子，也能挣不少，怎么也比在单位上班强几倍！

我婉拒了他们的好意，总觉得这事不靠谱，执意回到了太原。

从此，我又在单位按部就班地上起班来。令人意外的是，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原来是《太重报》那位小吴记者终于谈下了一单活儿，让我帮着写一篇“软文”。我说，石家庄太远了，这忙不好帮啊！她说，“不用你来石家庄。我离家快一年了，特别想家，正好借此回家看看父母，顺便把材料带给你。”我一听，这是好事呀！满口应承了下来。

没过两天，她就带着一堆材料，找到了我。稿费仍是一个字一块钱，要求我写一篇3000字的文章。给我材料时，她把3000元稿费提前给了我。这笔钱，快赶上我一年的工资了，而且是在一个字都还没写时就塞到我手里的，让我感动万分。

面对这份无限信任，我唯有尽心尽力地写好这篇文章，才能对得起她。数天后，我把写好的稿子给她。她看完后，开心地笑了。我也笑了。我们希望这样的合作，能够长期保持下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管理越来越规范，国家出台了禁止“有偿新闻”的有关规定，石家庄那家记者站也就此解散了。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AI技术奔涌而至，它替人写诗、写方案、写文章，像极了我曾当过的“AI工具人”。这段往事，是生活重压下的无奈之举，我靠着手里的这支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熬出了光。每晚的10多块辛苦费，尤其是那两笔稿费，包含着的是窘迫、信任和一帮摇笔杆子的相濡以沫。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最难时帮扶过我的人：让我晚上看守自行车的老齐，把稿费提前给我的小吴，一路同行的尹总编……是他们让我挺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