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李贽 ‖ 马晓安

马晓安

“异端”李贽

1

我是在读中国思想史和叶朗的中国美学史的时候认识李贽的。他论说孔子的一段“语录”和他的“童心说”文章观，让我讶异并惊奇，也让我对这位在中国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异端”思想家有了许多兴趣。说实话，我有些喜欢他了。

说孔子的这段语录，在中国思想史非常著名，云：“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直译成白话文，大致意思就是：天生一人，自有一人的用处；没有必要非得从孔子那里取得知识，并以孔子的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才算完善了自我。如果一定要等到从孔子那里取得一切才算完善了自我，那么千年以前没有孔子，难道那时的人就不配称作人了？

这段“语录”主要表达两个意思，一是否定孔圣的绝对权威，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二是倡导个体生命的独立价值。李贽打破明代儒学圣化孔子，并将孔孟言论奉为万古不变“圣经”的思想禁锢，提出人人皆有价值；而且每个人的价值，只有自己能定义。无需依附“圣人”标尺。李贽明确而强烈的反对盲目迷信孔子，毫不留情的批判“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崇圣思想。这在以儒学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用骇人听闻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李贽“童心说”是这样定义的：“童心”即“真心”、“赤子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它是人未受外界“闻见道理”污染和遮蔽时的原始、纯粹的心理状态。李贽强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因此，“童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为“真人”的试金石。

“童心”何以能丧失？李贽认为，人随着成长，后天的“闻见”和“道理”从耳目而入，逐渐占据内心，从而导致“童心”丧失。他指名道姓，当时理学教育提出让人“多读书识义理”，其实就是障蔽童心，使人变得虚伪。一旦童心被障蔽，人便会“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而理学家倡导所读之书，当然是“圣人书”了。于是李贽直指，“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意思是说，天生一人本有童心。若读了六经、《语》、《孟》诸类儒家经典，遂“童心”泯失，而成了“假人”，即言成“假言”，事成“假事”，文成“假文”。这简直是绝世之声音。细想，确实有道理。

据此“童心说”，李贽论诗文云：“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巨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事先后论也。”

李贽高调评价明末盛行的小说、戏曲为真情“至文”。特别强调：唯有“童心”，才能写出天地间之至文。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体系的核心，集中体现在他的《焚书 · 童心说》一文中。这一理论以“真”为根本，旨在批判封建礼教与虚伪道学，矛头直指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诸位宋代理学大神。倡导人性解放与自然真情。

这声音，这认识，这主张，这论调，这思想，是不是前所未有，是不是振聋发聩！若以此论观照当下之书法，“晋唐以后不足观”之论调，是不是也在李贽的否定之列？假情假意，装腔作势。至少唐之楷书如是。

我在一个哲学朋友圈里经常推介李贽，常常没有涟漪。当下的中国哲学在研究什么呢？

2

李贽，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十月廿六日，对应西元的日子，应该是1527年11月23日。出生地是福建泉州府。李贽祖籍是河南光州固始县，大概是唐僖宗光启元年迁来福建泉州的。李贽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尚佳。

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龙湖居士。为何改姓，不得而知。

李贽自幼就有“异端”思想之萌芽。性格倔强，拒受儒学束缚，反叛性格昭然。有资料说，李贽为福建泉州晋江的回族子弟。然而李贽不崇回教。

12岁那年，李贽写了篇《老农老圃论》，把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

孔子视种田人为“小人”言论出自《论语 · 子路》中 “樊迟请学稼” 一章。原文如是：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学稼”），孔子回答：“吾不如老农。”又请教种菜（“学圃”），孔子答：“吾不如老圃。”樊迟退出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

孔子认为，统治者只需笃重礼类大事；事农劳动，乃“小人”所为之事，不值得去学，去关注。此言若出自一位寻常教书先生，似可原谅。出自“圣人”之口，就有些费解。无论怎么说，那还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依靠种庄稼种菜维持生命的时代。

这话可能让李贽不爽，便写了《老农老圃论》这篇小文，跟圣人较劲。

李贽先假设，若事农者皆为“小人”，天下人即可尽舍农圃，去从事于“礼”类大事。那么天下人岂不都要饿死了！果若天下人都饿死了，“礼”还有何意义？孔子口口声声“足食足兵”，却轻视种粮人，岂不自相矛盾？

接着李贽说，古之圣贤若尧舜、大禹、后稷皆躬身或笃重农穑，你孔子视种庄稼、种菜的农人为 “小人”？换个角度，意思就是，难道你是假“圣贤”？不过，小李贽没敢这样问。

继而自“小人”说“君子”，李贽道：“夫世之所谓‘小人’者，皆力田负贩者也；所谓‘君子’者，皆坐而论道者也。坐而论道者，未必皆贤；力田负贩者，未必皆不肖。”实则是废了尊卑体系，作道德重估，赋“小人”正面价值并与“君子”平起平坐。不言而喻，“小人”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也养活了“君子”。“君子”若“不贤”，可就一无是处了。这一招厉害。“小人”刚跟“君子”平起平坐，“君子”怨犹未尽，啪的一声，座椅下落，又比“小人”矮了半截。

最后，李贽直接以子讽子：“夫子尝自谓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意思是，你少年时因家贫位贱，也做过不少 “鄙贱” 的 “粗活”。怎么作了圣人，就把这些“鄙事”和干“鄙事”的人，骂成“小人”？这一问有多解：你忘本，你虚伪，你不是真君子，也不是真圣人。

孔子的“人设”，是不是有点歪了？塌了？当然没有。但至少，有人敢讽了，敢刺了，敢说“不”了。

其实，李贽“挖苦”孔子，所讽并非读书人群体和狭义的士大夫职业，而是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思想。他12岁时就已经敏锐地发现，孔子说“焉用稼”，其实是在维护一种“统治精英不需要劳动”的特权逻辑。而李贽所讽，客观上是为被压迫的底层劳动者争取道德与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或许，这是12岁的李贽主观上没有意识到的意义。

这篇“少年之作”，被后来学者视为李贽“异端”思想的起点。它见出少年李贽两脉核心特质：一是不迷信权威，敢于对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言论进行逻辑批判；二是具有平民立场。始终站在劳动者一边，反对“君子”“小人”的等级划分。

让我讶异而敬之的是，一位12岁少年，有如此敏锐的洞悉力而生出如此的洞见，有如此缜密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又能以如此缜密而严谨的语言表达出他的思想。这是一位思想家必备的天赋和素养。

当然，他的胆识，也让我看到了日后的李贽的大半个影子。

3

李贽的官其实作得不错。

李贽中“举人”那年二十六岁。因家贫，无心继续读书，当然就与进士无缘，便以“举人”资质入了官场，作了一个（河南）共城县的教谕。这教谕其实也不错，虽为学官，品级不入“九品之流”，俸禄也微薄，却是朝廷命官，是一县儒学之最高长官，是“正职”。可以参加“考满”，就是任职期满的吏部考核，有机会升迁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作教授、教官。李贽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走的就是这条路径。

南京国子监博士，归吏部管，京官，从八品。若任满考核合格，可晋升从七品翰林院检讨。遗憾的是，李贽到任未久父亲去世，依大明礼制，李贽回乡丁忧二十七个月。丁忧期满，补任北京国子监博士。补，就是原来的岗位有人了，吏部得找一个同等品级的空缺岗位，给你补上。说实话，李贽运气真好，这一“补”，从“闲都”南京“补”到了京师北京。比之南京，京师有更多的升迁机会，也有更多结交朝堂官僚甚至皇亲国戚的机会。可以说这一“补”，豁然打开了李贽仕途升迁的大门。不幸的是没过多久祖父去世。因父亲已逝，李贽又是长孙，以礼制，李贽作为“承重孙”再度回乡丁忧。两任国子监博士都未满期，当然没有资格“满考”，自然就失去了晋级翰林院检讨的机会。或许是以大明官制的一次“处分”，或许是吏部真没找到一个同等品级的合适岗位，李贽这次丁忧期满回来，去礼部作了一名司务，从九品。这是李贽仕途上的一次挫折。之后就无端的转运，晋任南京刑部主事，正六品；员外郎，从五品；郎中，正五品；外放云南，任姚安知府，正四品。这前后用了八年，不算慢了。在大明，正五品以上，即为“高官”。李贽是大明王朝名副其实的“高官”了。这一年李贽五十一岁。

还有一个事情挺重要的。南京只管江南事，比起北京，属于闲曹。这八年，是李贽官场里最从容的一段时光，让他得以与焦竑、耿定理、王畿、罗汝芳等名士交游，幸入研习王阳明学。

姚安府叫姚安军民府，地处滇西多民族杂居区，知府不独管民政赋税刑狱类同内地知府事宜，还要协调各族土司关系，同理军政、民政两方事要。比内地知府事务更为复杂。姚安府衙有两副李贽亲题对联，可示其施政所重以及风格：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早关心。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水，两袖清风。

姚安经历战乱，多民族杂处，土司矛盾复杂。李贽体恤百姓，宽和施法，尊重民族风俗，温和调解各方冲突。动辄自己拿出俸禄，改建修葺学馆，收徒讲学，教化百姓，培养滇中学子。还捐资修建连厂河桥，方便茶马古道商旅，也方便了百姓往来。后世命名“李贽桥”，遗址至今尚存 。只是这李贽性情依然孤傲，公事完毕，便闭门读书讲学，不参与官场宴饮应酬。

在姚安，李贽虽然已经显露出 “顺人性、重真情” 的思想底色，然而他依然本分的遵儒家“德治”思想治理边疆。

李贽的家庭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李贽21岁娶黄氏成家。黄家跟李家一样，亦是贫穷人家。李贽早丧母，随父而生；黄氏早丧父，事母而生。不独贫穷，还同遭童年失亲之不幸。两个穷人家的不幸的孩子，组成了一个贫穷的不幸的新家。那一年黄氏十五岁。一个小姑娘，一夜之间成了新妇，要承担起操持这个贫穷新家的生计？这新家的不幸是后面要说的事情。好在黄氏有一副硬实的肩膀，勤快孝顺，任劳任怨，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二人婚后共育四子三女，听着人丁兴旺，儿女绕膝，该是一个幸福之家。然而命运极尽残酷。长子四五岁就病亡了，那一年李贽二十九岁。次子十岁出头，眼睁睁病死在了李贽的眼前。那时候的李贽已经在北京作国子监博士。

嘉靖四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564年，李贽回家乡泉州为祖父丁忧，为节省路费，便将妻子和三个女儿安置在河南辉县。岂料次年辉县即逢大旱，田地仅收少量稗谷。李贽丁忧回来，方知次女、三女早已活活饿死。夫妻二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李贽遂大病一场。七个子女，唯余长女长大成人。满堂儿女，落成庭院寂寥。

为祖父丁忧和前一次的为父亲丁忧的时候，李贽已经在国子监博士职上，月俸从教谕职薪的两石增至六石，翻了三番，约为720斤。就算有政府苛刻的折钞坑洗，也不至于饿死人的。李贽的不幸，除了天灾，还跟他连续丁忧有直接关系。丁忧要停俸，又逢灾荒，经济窘迫就不足为怪了。

升任云南姚安知府，作了四品高官的那一年，妻子黄氏得益的，只是受封了一个叫“宜人”的名字。日子没有好到哪里去。月俸米24石，分本色、折钞、折银发放。比国子监又长了四倍。俸禄确实丰厚。然李贽“俸钱常喜赎民劳”，经常拿出俸禄用以修学、建桥。还有，在大明，府衙的幕僚和仆役是知府自己发俸、供餐的。李贽本清廉，姚安又是边远穷府，“常例”“陋规”之类的灰色收入是没有的。李贽不是一个富裕知府。

想那夫人黄宜人，操持的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并不宽裕的衙门的日子。

李贽辞职，没有说是因为贫穷，或许李知府就不穷。穷是后人的附会。李贽渴望的是自由。三年知府，任期未满便屡上辞呈，决意辞官。旁人问缘由，他说他“怕居官束缚，而我又怕管束自己”。他不愿一天到晚装出一副虚伪嘴脸面对他的家人、他的幕僚和衙役。万历八年，西元1580年，李贽正式卸下官职，彻底脱离官场。这一年，李贽五十四岁。

李贽是满届三年出走的。依规，满职三年，吏部考核。若优等，是要晋升的。据说李贽政声不错，有人不舍李贽走。李贽执意走了。是不是有些遗憾？

李贽获得了自由，却跟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黄氏发生分歧。黄氏一直陪侍先生，思乡之情积郁。李贽要在黄安讲学，便令长女、女婿护送黄氏回泉州。别时全家号哭。回到泉州，这可怜的黄氏又思念丈夫，郁郁不乐，第二年便卒于家中，时年56岁。一个温顺又坚毅的女人，一辈子没有真正活过自己，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就死了。

世俗研究者说，家庭极度不幸是李贽“异端”思想产生的原因，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梳理李贽家庭不幸的整个过程，除了痛苦、悲伤，尚未发现有愤怒、仇恨的情绪。哪怕是面对两个小女儿被饿死的惨境，李贽也只是哭泣。他没有因家庭悲剧的频繁发生的累积，而产生反社会的心理。没有。或许在李贽心里，悲剧的发生，就是天灾。

李贽入仕，“学历”虽不很优越，仕途还算顺遂。没有被诬陷、被打击而多舛、坎坷的遭遇。哪怕是最后离开官场，李贽做的有理有节。提前呈了奏请，没有突然出走，没有中途撂挑子。尽管决绝，还是任满了三年才走，也没有愤然。还有一个正面的事实，李贽姚安知府之履朝廷是认可的，也就是说三年期满若考核优秀，是有可能再晋品阶的。若作了朝廷的三品大员会怎么样呢？李贽是可能拥有分享朱明王朝里面那一杯羹的资质的。

李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人。理性，是因为他看得清明。看得清明，就心理清明，行止清明。十二岁那篇讽孔文章告诉我，四十岁、五十岁的李贽，或许已经将那个时代、那个朝廷，包括那个时代、那个朝廷用以御民的政治、法律、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之病之病入膏肓的程度，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离开，站在那个朝廷的对立面，就是要捣毁它的精神体系，进而把它搞掉。他冷静，平静；不狂，不吠；他说理，给他的反对者说理，给他信众说理。或许，我们低估了李贽，于是我们塑造了一个我们能解读的李贽，来鉴定他，或赞，或批，两面的评论、评价。忽然觉得，我们挺可笑。李贽不是杜甫，在江南转了一圈，最终还是想着要回中原，要回长安，要回到那个他忠诚的却把他抛弃了的大唐朝廷的。遗憾他命丧途中，未能如愿。李贽，离开之后，从没想回去。

4

李贽辞官后没有回泉州，而是寄居在湖北黄安耿定理家。这是三年前李贽与耿定理的约定。自南京赴任姚安途经黄安，李贽将女儿、女婿托付给耿定理照顾，并与耿氏约定，三年任满，来与耿兄弟一同读书论道。

耿定理是李贽在南京任职的时候结识的心学朋友。二人同属泰州学派。只是李贽偏激；定理温和，不喜官场，终身不仕。李贽称之为“胜我之友”，为一生难得的知己。

李贽住在耿家的“天窝书院”，一边教授耿家子弟，一边写自己的文章。给耿家子弟授课的内容，也多是李贽的“异端”思想，批判理学，谴责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否定圣人权威，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辈。这引起了耿定理之兄耿定向的注意，他担心李贽“破除规矩”的学说会教坏耿家子弟，让耿家子弟没有了人礼规矩。于是写信规劝李贽。李贽复信反驳。二人争论开始。

耿定向，进士出身，官至户部尚书，于晚明政坛、学界都有极重影响。耿定向与李贽、耿定理同属泰州学派，然立场与二人不同。耿定向也谈心学、良知，但坚持心性不能脱离纲常礼教；学问最终是要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主张，大概属于泰州学派早期的心学左派思想。他身居高位，讲求士大夫的责任、名节与教化秩序。耿定向也讲学，所讲都是他的价值思想。耿定理在时，李贽与耿定向还都有节制。耿定理病亡后，二人矛盾彻底公开，书信论战、门徒分裂，一直延续到李贽入狱、去世 。

二人矛盾的导火索是何心隐之死。

何心隐，泰州学派激进人物，跟李贽是朋友，跟耿定向、耿定理既是朋友，又是泰州学派道友。耿定向早年十分欣赏何心隐的才学。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邀何心隐住其北京官邸，给耿家弟子讲学。期间还引荐何心隐与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会面。耿定向是何心隐在京师的庇护者之一。何心隐后来避祸南下，耿定向还把他托付给孝感的朋友程学博安置。

当然，何心隐主张打破“五伦”，独重朋友一伦；甚至聚众讲学，建了一个叫“聚和堂”的组织，挑战地方秩序，这都是耿定向不能接受的。

万历七年，何心隐在祁门被捕，押解武昌入狱，最终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杖死狱中。其时耿定向任福建巡抚，没有出手营救。

李贽对此耿耿于怀，先写《何心隐论》，述何心隐“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称赞何心隐以朋友一伦为性命，重情重义。这“重情重义”当然也包括对耿定向。继而写万言《答耿司寇》，控诉耿定向：你与张居正素有交好，与主张重办何心隐的湖广巡按李义河为又讲学友人。明明有条件缓颊，却袖手旁观。你耿定向一生标榜“不容已”，道义当前，本心驱使。朋友遇难你能救而不救，是“可已而遂已”？谴责耿定向假道学的虚伪嘴脸，“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自是。”你天天拿纲常、良知去规训别人，轮到你自己承担道义风险，就顾虑官位、身家，而不敢沾手。质问耿定向，“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君臣尚有死谏之士，朋友有难，你却避之唯恐不及，坐视朋友死于狱中。愤怒感叹，“嗟夫！朋友道绝久矣。”

耿定向撰文《求儆书》，为自己辩解：何心隐聚徒结会，建聚和堂，鼓动地方民众冲击乡里秩序，早已被地方官视作“妖人”。张居正其时已向全国发令，毁书院、禁私讲。我不是没救，也曾委婉向湖广方面代为求情，请从宽处理。然其时张居正正严厉禁讲学，朝野风声极紧。自己身为封疆大吏（福建巡抚），如果公开挺身庇护“妖徒”，不仅救不下何心隐，反而会坐实“私庇异端”，引来重祸，连累家族、门生。不能以必死之身，去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

耿定向还专门重新定义“不容已”，说“不容已”不是一腔侠气，而是尽伦尽职。接着说，我是朝廷官员，本分是守国法、护纲常；朋友之义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何心隐已经触犯法令，我不能违犯国法去私救。谴责李贽把江湖侠气当作“不容已”，是荒谬的。

耿定向进而反击，斥李贽偏袒异端，夸大朋友之义，破坏人伦秩序；推崇何心隐这种舍弃四伦、独重朋友的狂士，鼓动世人蔑视名教，是异学、狂禅，惑乱世人。

偶能发现，耿定向有时候很坦诚，有时候也有点无耻。

李贽与耿定向交锋的核心命题，是对“不容已”内涵的各自解释。“不容己”是一个哲学概念。二位是哲学分歧。

“不容已”语出朱熹《四书或问》“所当然而不容已”句。已，止也；“不容已”，就是不能止息、不得停止，无法压抑、不容中断。“不容已”有一个前提是“所当然”。“所当然”，就是应当如此，是天理规定的本分。不过，朱熹给“所当然”的内涵装入了子当孝、臣当忠、恻隐当发这些儒家礼法的内容。还说这是万事万物、人伦事务本然应当的样子。而朱熹“不容已”的内涵是，凡天理之所当然者，遇机缘便自然显现，有一股不容遏止的发动之势。

耿定向在他的《耿天台先生文集》中述“不容已”：“本心触发，不能止，所以发而为孝悌仁道。”

耿定向继承了朱熹的核心判断：不容已，是本心自然涌出、不能止息。也坚守了朱熹的伦理边界：“不容已”所发必然契合孝悌仁爱的纲常伦理。而不合伦常的本能冲动、血气情欲，不是“不容已”。耿定向与朱熹之不同是将“不容已”的发源从“天理”改为“仁体”。“仁体”，就是人本之心。于是，李贽质问：同为“仁体”所发之情，为何契合纲常伦理才是“不容已”，而个人情欲、私欲就不是？李贽认为，凡发自生命真情，不管是否规合礼教，都是“不容已”。而且发自本心的“真”，高于外在之礼法。李贽进而直戳道学家的虚伪：满口孝悌仁义，心底下谋的是升官发财。他们的“不容已”，不是真心，只是一套用来博取名声的话术。其实，朱熹的“天理”亦非天理，是他在“天理”中装入了纲常伦理的“私货”。

之外，二人还在多个方面作过激烈交锋。

比如是非判断要不要以孔子为标准。 耿定向坚持，“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读书人必须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礼教维系社会秩序，不能随便颠覆圣贤权威。李贽反对的正是这个“万世之师”，明确提出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普通人的本心、日用生活，同样有真理；时时口不离孔子的人，只是拿圣贤之名谋求自己的名利而已。

比如如何看待“人欲”。耿定向认为，人欲需要克制，礼教就是用来约束人心的。人欲里面有私欲，私欲不属于“不容已”，是有害的。主张士大夫做官治学，要把礼道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其实就是耿定向的“心学价值观”，认为心学用来修身、维护纲常，安顿社会秩序。李贽则以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的欲望、私心是真实存在的。不必假装无欲。假装无欲是虚伪，虚伪才是大恶。他斥责理学家“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意思是，表面满嘴理学，心下惦记的是功名富贵；外表儒雅斯文，行事却若猪狗般卑劣。这话骂得够狠吧。

三是讲学与教化边界。耿定向认为，讲学不能突破礼教，不能惑乱后生，尤其不能教家族子弟轻视礼法。耿定向此论是针对李贽的。李贽反击，讲学贵在求真，不能拿一套现成礼教去捆绑人心。

李贽在跟耿定激辩的时候，将自己往来辩论的书信，包括《答耿中丞》《答耿司寇》数篇，全部收录入《焚书》刊刻行世，传遍湖广士林，等于把私人论战公开化。耿定向大为震怒 。于是写公开檄文《求儆书》，散发给各地门生，斥责李贽“惑世诬民，毒流后学”，号召天下学人抵制，为捍卫人伦界限而战。耿氏门生蔡毅中亦写《焚书辩》，逐条反击李贽《答耿中丞》《答耿司寇》诸文观点。同期，黄安、麻城一带士人分成两大阵营。耿氏门徒谴责李贽“僧尼宣淫”，攻击其品行；并游说地方官府，驱逐李贽，捣毁芝佛院。李贽学生亦公开为李贽辩护，并拆解批判对方的伪道学。

这就是著名的“耿李之争”。

耿定向门生多做官，就有学生动用地方官府力量打压李贽。李贽几次被迫逃离芝佛院，背后多有耿定向学生的动作。

5

万历十二年李贽来到麻城。受到麻城士绅周思久、周思敬兄弟的敬重，并为李贽造芝佛院，供其讲学、著述。

芝佛院，位于湖北麻城龙潭湖之畔。李贽“龙湖居士”之号即源于此。芝佛院有佛堂，但不是寺院，是私人场所。李贽在此落发，以居士身份居住，未出家为僧。

芝佛院讲学，在属地湖广和读书人多的邻府江浙、江西一带产生影响，大批读书人赶来拜访，聆听李贽授课。甚至有商人、农夫、市井百姓也去听课。李贽不拒，无论贫富，来者都是课众。

讲学内容没有儒家正统经书，畅谈的是他的童心说，就是人要真，要有赤子之心，而读圣人书是人变假的根源；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千年前没有孔子人还没有是非了？情欲、私欲没有罪，是天理；人有贤愚，不分男女，二者一样平等，男尊女卑的礼教枷锁，是要打掉的；文学至要是真情，不是讲道理。这就是所谓李贽的“五大异端思想”。李贽还在每一项他的主张之后，驳斥程朱理学中对应的灭人性教规。

这些新鲜的内容，或许有些就是读书人、老百姓想说的话，想要求的权利，只是自己不敢说，李贽替他们说了。于是有远近读书人千里奔赴麻城聆听，求教。这些讲学内容多被写入李贽在芝佛院所著《焚书》《藏书》之中，所有讲学观点也依托这两部书籍传遍全国，引起更广泛的反响。

其时的文坛领军大佬汤显祖、公安三袁、焦竑及时站出来关注、支持、推举李贽；甚至，李贽的思想对汤显祖、公安三袁以及晚明多家文学思想的形成，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万历18年，李贽《焚书》初刻，“童心说”就在其中。汤显祖此时在南京礼部任职，立刻托友人石昆玉求购《焚书》拜读。随后，在给当时的另一位思想家管志道的书信中，盛赞李贽“如获美剑”。原话为，“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意思是，李贽的议论锋芒锐利，能够斩断世间的伪饰、破除假道学的蒙蔽。赞美李贽的思想见解透彻、犀利，振聋发聩。

8年后，汤显祖《牡丹亭》剧本杀青，写下《牡丹亭题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正式提出“至情”的核心命题。

《牡丹亭》里杜丽娘游园感春，因情入梦、为情死生，肯定女性的自然情欲，直接冲击“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腐规。正吻合于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之“异端”思想，想必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其实，汤显祖与李贽终生未曾谋面，是精神同道。

万历十九年，三袁袁宏道慕名来麻城龙湖芝佛院拜访李贽，住三月有余，朝夕论史谈禅，评点戏曲小说。那一年，李贽64岁，袁宏道23岁。后袁宏道又带袁宗道、袁中道一同到访龙湖。既是向这位思想前辈作谦恭的学术讨教，也是为先生站台。袁宏道之后感慨，“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承袭“童心说”，提出了自己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文学主张，让“公安派”成为晚明文学、美学、思想三界之重要流派之一。

万历二十七年，《藏书》在南京金陵刊刻。那一年李贽71岁，是处境最糟糕的时期。那句振聋发聩的断言 “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就在这本《藏书》里。史学家，也是李贽的至交焦竑，为《藏书》作序，称“先生程量今古，独出胸臆”，“余知先生之书当必传”。那时候的《藏书》能在南京刊行，或许少不了焦竑的支持与周旋。确实，《藏书》在江南士大夫圈掀起了巨大的震动。

大概也在这一次，李贽还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过三次中西思想交流。

李赞的思想在麻城引发巨大争议。万历二十八年，麻城一伙地方官僚、理学乡绅视李贽为“异端”，指责李贽鼓吹人欲，蔑视伦理；与女子讲学，悖逆纲常；著书非议孔孟，毁谤圣贤。是“妖言惑众、败坏风俗”。要驱逐李贽，拆毁芝佛院。李贽被迫离开麻城，輾转到黄安、江夏。江夏，就是今之武昌。李贽到此多次讲学，多次受到信众欢迎，也多次遭到围攻和驱逐。芝佛院风波稍平之后，李贽又回到芝佛院。

过年，地方士绅再次围攻芝佛院，李贽无法安身，便应工部尚书刘东星之邀，移居其济宁官署。其时刘东星正在山东济宁漕署主持漕河工程。不幸刘东星病亡，李贽失去庇护，离开山东。

收女徒这事插在这里说几句。是有黄州府麻城县梅氏大户孀局的梅澹然和她的妹妹、姑姑、家眷四人问学李贽，然而没有证据证明她们入院听课。她们居于距芝佛院大约三十里的梅家“绣佛精舍，是以书信遣人送递的方式向李贽问学。另有一位问学的澄然女性，李贽曾复信《与澄然》，大概也属于梅氏闺友。没有史料证明她们入院当面听过李贽课。当然，其中确有涉嫌悖逆纲常的内容。几位富家女虽是书信问学，问答的却是心性大道，而且梅澹然还是孀居，这都给攻击者留下了构陷的想象空间。

也没有确切史料证明有民间女性有到芝佛院面听李贽授课的。所传龌龊，都是政敌造谣。他们指控李贽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男女混杂，宣淫败俗。包括后来张问达弹劾李贽上奏万历皇帝，就引重罪“至有携衾枕而宿庵院者，一境如狂”，都没有依据。

李贽倒是对明代礼教男女大防中诸如“妇女见短，不堪学道”之观念，持公开而明确的反对态度。他在收入《焚书》的《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一文中指出，人有性别之分，但见识没有性别之分；见识有高下，但不能断定男人见识一定高明、女子见识一定低下。女子见识受限，是被闺阁环境禁锢造成的，不是天生如此。

李贽在芝佛院完成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著述，其中《焚书》《藏书》最为代表李贽思想。

《焚书》六卷，万历十八年在麻城刊刻。李贽自序云：“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 他预知书中言论会得罪道学家，注定被焚毁，故取名《焚书》。

《焚书》合四卷，书信卷是“耿李之争”中李贽批判假道学的主要文章；杂文卷中即有《童心说》；余二卷为读史短评和李贽诗歌。

《焚书》是麻城士大夫攻击李贽，并引起芝佛院风波的“引信”，给李贽带来了反复的，最后是致命的麻烦。

《藏书》计六十八卷，万历二十七年于金陵刊刻。以纪传体式论述了战国至元亡时历史人物约800人。所作评价不与传统史观苟合，旨在反对儒学。如赞秦始皇是“千古一帝”，称武则天为“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李贽自云，“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当世人看不懂，只能藏之名山，故云《藏书》。

李贽死后，朝廷下令：“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焚毁李贽全部著作，不许流传。然民间私刻抄录不断，才使二书在晚明士大夫、市井间广为流传。

李贽的学术思想归属泰州学派。泰州学派源自王阳明心学，由王艮创立，学术以心学左派为起点，至李贽为泰州学派巅峰。

王阳明、王艮、李贽，三家一致反对朱明理学之“向外格物穷理”，将真理根源回归于人之本心。亦有分道。王阳明认为心即是理，主张向内求良知，依然恪守礼教钦尊圣人。王艮则认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儒学平民化。李贽极致反叛，主张破除圣人权威，解放童心个性，正视人欲。三位层层突破明代程朱理学的思想枷锁，成为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主线。

而李贽则为晚明，乃至清朝思想解放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支摇摇曳曳的孤灯。

万历三十年，也就是西元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讦李贽。最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了他的著作。麻城那边保守势力亦将芝佛院彻捣毁焚烧。李贽龙潭旧居化为废墟。李贽入狱后，坦然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

后来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三月十五日，李贽留下一偈：“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以剃发为名，夺下理发师的剃刀，割断自己的喉咙而亡。享年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