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址里，不过是两扇露着木茬的旧木门，几顶覆着铁皮的土坯矮屋。</p><p class="ql-block">全校专任教师最盛时也不足两百五十人，其中有一目失明、另一目视力衰微的陈寅恪，跛足行路始终挺直腰杆的潘光旦，身形清癯不改书卷气的朱自清，留着长髯傲骨铮铮的闻一多；不少人脚上穿着前露趾、后露跟的“空前绝后”旧鞋，外形看似潦倒若丐，怀里却始终紧抱着一摞不肯撒手的书册。</p><p class="ql-block">就是这样一群身着布衣的学人，在昆明、蒙自的泥泞街巷间穿梭，英文与文言交替着讲授课业，一边躲避刺耳的空袭警报一边伏案授课、著述、撰写论文。</p><p class="ql-block">八载光阴辗转，他们在《自然》《科学》等中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刊发论文百余篇，清华农业研究所仅在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月刊上就发表了六十余篇成果；这所栖身于陋巷的简陋学校，先后走出174位院士，更培育出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没有原书便凭深厚积淀张口背诵，没有参考资料便自主开拓全新研究，没有专业设备就用土法搭建试验台推进课业。</p><p class="ql-block">这些耀眼的成就靠的是什么？靠大师，却又不止于大师。更要有一方既能护住大师风骨，更能滋养新生力量的学术土壤。梅贻琦那句广为流传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背后，西南联大还有一句未曾明说的潜台词：大师的生长与传承，离不开适宜的土壤。这土壤便是醇厚的学风，便是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p><p class="ql-block">好的学术土壤是什么？是教授治校、学术独立、兼容并包；是不同学派的学者同台讲学各抒己见，是学生可以跨系选课、自由旁听、大胆质疑；是师生之间没有森严的身份壁垒，只有平等的切磋与问难。学风清正，便能推动多学科交叉互促，老中青学人彼此托举、互相成全。</p><p class="ql-block">西南联大是一个在物理距离与精神联结上都无比紧密的共同体，大家比邻而居，一同研学论道，一同躲避空袭警报，也一同在漏风的屋舍里挑灯做实验。</p><p class="ql-block">1938年初，战火步步紧逼，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随后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分三路入滇，其中路途最为艰苦的便是“湘黔滇旅行团”，全程徒步三千五百里，历时六十八天，自长沙辗转抵达昆明。</p><p class="ql-block">多位带队教授索性把课堂与研究场域搬到了漫漫征途上，一路行来收获颇丰：闻一多沿途写生留下五十多幅鲜活的风物画作；生物学家李继侗、吴征镒带着学生采集了大量珍稀植物标本；地质学家袁复礼沿路勘察地质矿藏；化学家曾昭抡边走边为学生讲解中国工业的发展脉络；学生钱能欣将沿途见闻整理成日记《西南三千五百里》出版；外文系学生林蒲在《大公报》连载旅行日记记录沿途见闻；哲学心理教育系的刘兆吉沿路收集散落的民间歌谣，整理成《西南采风录》，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都欣然为这本小书作序。</p><p class="ql-block">这样动人的学风，从不倚仗高楼广厦，不依赖精良设备，甚至不需要安稳的书桌，而靠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靠的是刻进骨血的精神，靠的是师生日渐濡染、彼此点亮的热忱。</p><p class="ql-block">“刚毅坚卓”的校训，不是刻在石碑上冰冷的四个字，而是他们在泥泞山道上、空袭警报里、如豆油灯下，日复一日活出来的滚烫日常。</p><p class="ql-block">西南联大留下的传奇，说到底，是一代大师的风骨传奇，更是一段学风滋养文明的动人传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