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关于陶谦，《三国演义》之中是个谦谦君子。罗贯中誉他“为人温厚纯笃”；刘备誉他“乃仁人君子”；陈宫誉他“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义之辈”；糜竺誉他“久镇徐州，人民感恩”。而他自己面对曹操大军时，惭愧说：“曹兵势大难敌，吾当自缚往曹营，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性命。”又是一个敢于担当，勇敢赴难，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让”徐州于刘备，言辞恳切，说刘备“乃帝室之胄，徳广才高，”将徐州拱手让贤，这又是何等的高风亮节？</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而《三国志》中所记却绝然相反。时徐州富裕，粮谷充足，而作为徐州牧之陶谦，又是如何作为昵？“背道任情。”背弃道义，任意行事，这个罪名可不轻，品德不行，做事乱来。有例三个：广陵太守赵昱，徐州名士，忠诚正直，却被疏远。曹宏等人，专事奉承谄媚，乃邪恶小人，却受亲近信任。下邳人阙宣自称天子，陶谦起先与他联合抢劫，后来干脆杀了阙宣，吞并其部众。故陶谦治徐州后，“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于是徐州陷入混乱。陈寿笔下之陶谦，是个治政昏庸、行事凶暴之恶人。后来，曹操因父被杀之事，于初平四年（193年）征讨陶谦，“谦兵败走”；兴平元年（194年）曹操再征陶谦，“谦恐，欲走归丹杨……是年，谦病死。”当然是因恐惧而死，至于三让徐州之事，史书未提，大概率属子虚乌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三国演义》当然不能与《三国志》相提并论，一是小说，一是史书；一是演义，一是史实。然《三国演义》称誉陶谦，也并非凭空揑造。</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裴注”引《吴书》记了陶谦几事：一是陶谦为官清白。有次祭灵星，余五百钱，有人欲行贿陶谦，陶谦竟辞官而去。二是陶谦性情刚直，节操高尚。陶谦任舒县县令时，郡太守张磐是其父亲好友，对他特亲近。陶谦却以自己屈居张磐手下而感到耻辱，张磐经常私下请陶谦饮宴，而陶谦却不买账，二人遂有嫌隙。又，司空张温奉命平叛，以陶谦为参军，待之甚厚。而陶谦不服张温，庆捷会上，公开侮辱张温。张温怒，欲将其流放。众人劝陶谦去向张温谢罪。陶谦见了张温，昂头曰，我是向朝廷谢恩，并非向你谢罪。</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吴书》是吴国之官史，与魏国之官史《魏书》一样，誉己贬他。陶谦虽非吴人，然因与曹操是死敌，敌人之敌人即朋友，故有虚美之嫌。且后二例之“刚直”有些勉强，更多的是狂妄自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吴书》是三国时始修，而《三国志》是西晋时编撰，后者晚于先者。也就是说，陈寿修《三国志》时，是知晓《吴书》的，然对其虚美内容，经严格甄别后，不加采用，恐自有其依据。</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陈寿对陶谦的评价是：“陶谦昏乱而忧死……曾匹夫之不若（其结果连普通人都不如），固无可论者也（实在是没什么可值得评论的）。”很是轻视。</spa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span style="font-size:20px;">二0二六年九月</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