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少，旁观风暴（16）——“四大”乱天下

北湖愚公

“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这“四大”已经是让人感觉很生疏的词汇，但在我们国家的政治舞台上，这“四大”至少活跃了二十几年，在“文革”期间尤为盛行。

始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时期的“四大”，到“文革”那特殊的10年间愈演愈烈，成为人们表达诉求的主要方式。其中“大鸣”和“大放”，按我的理解意思差不多，都是把自己的想法“大张旗鼓”地表达出来（我们这里有所大学的一座礼堂，在“反右”时就改名为“鸣放宫”）。而“大辩论”，则分为口头形式、书面形式和广播形式（有些是通过单位自设的高音喇叭）等来表达。至于“大字报”，就是一些人把想法用大字写在纸上张贴在公共场所。“大字报”有些是用旧报纸写的，契合了一个“报”字；并且，为了让“吃瓜群众”读着方便，“大字报”一般是用比较大的字来“报道”某些事——如果写的字比较小，一般称为“小字报”。

“文革”初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以忠于领袖的名义，成立了很多派别或团体，比如我所在的城市，就有著名的“红革会”“二总部”和“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等（有的组织区别是不同年龄的人）。这四个较大的群众组织中，前两个基本上是一“派”的，后两个为另一“派”。前两个派别相对比较激进，被称为“造反派”；后两个比较保守，被称为“保皇派”。“造反派”的理念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而“保皇派”则要反其道而行之。那时还有个热词叫“派性”，即某个人站在某个派别的角度表达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对社会问题的见解。不同派别的人，曾经以辩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之谓“大辩论”。

在有些家庭中，由于其家庭成员所属的派别不同，常常因辩论搞得不欢而散，甚至一家人变得亲情不再、相互反目。我们家虽然父母与子女的“派别”也不尽相同，但保持了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家老老少少都笨嘴拙舌，不善于辩论，也就减少了冲突。

“文革”结束多年之后，我听单位一同事说起其家中故事：她父亲是大学教授，家里的兄弟姐妹也都是高学历，“文革”时家人经常为某些事辩论，有的家庭成员之间竟形同陌路，以至于“断交”了（后来是否重归于好，我不得而知）。

由于“文革”初期我年龄尚小，对“四大”尤其是“大字报”不太关注。到“文革”后期时，贴“大字报”的风气仍然流行，其中尤以省委附近的外墙为热点。有一个人经常用好几十张报纸写很长的“大字报”，来“揭发”当时省里某位领导的一些事——包括个人私生活中的事。那时我想，这人的胆子可真大，连这么大的领导都敢“揭”。不过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这些“大字报”的有些内容是写对了，因为那位领导在“文革”结束后，被认为在“文革”期间犯有严重错误。我还记得那位写“大字报”者的名字（是否真名实姓不知道），但在网上搜，没有相关信息——也就是说，那些事不属于网络时代。

说到网络，人们在网上发帖（或类似表达观点的做法），和当年“大字报”的功能差不多。区别是，那时的“大字报”没人来评判其正确与否，全靠读者以自己的认知来衡量是非。现在人们有在网上发帖的自由，但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帖子的真伪有时会被法律所界定——也有些帖子所反映的事件会不断地反转，以至于把网民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最终究竟谁是谁非；有些网络热点也会因新的热点出现，此前的热点大家不再关注，从“舆情”的角度说不了了之。

下面这段关乎“四大”的“寿终正寝”的文字我是从网上复制来的：

1980年8月30日，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决定取消公民“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四大”是极左思潮下的特殊产物，并一直扮演着推动政治运动工具的角色。在“反右”与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推波助澜，将这两个政治运动严重扩大，不仅对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且对民主与法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政治运动中遭遇无妄之灾，许多人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四大”遭到党内外的广泛质疑，并最终被依法取缔。

没有了“四大”，人们就需要依法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或某些“当权者”的看法。这些年来，有数位在我们省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高官“落马”，说明不依靠“四大”，我们也能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干部队伍和其他社会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