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素的陷阱（上篇）：懋功会师暗流涌动，权欲野心悄然滋生——读长征心得（修订版）

星火燎原

一九三五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最为艰难曲折的一年。

中央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撤离经营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举世闻名的万里战略转移。这一年，红军将士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湘江血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场场恶战，一次次突围，红军以血肉之躯冲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层层围追堵截，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一路浴血前行，终于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与坚守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这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本是扭转红军被动战局、凝聚革命力量、开创西北革命新局面的历史性契机。全党全军上下，无论是历经万里征战的中央红军将士，还是驻守川陕、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无不满怀欣喜、士气高涨。所有人都期盼着两军合一、并肩作战，摆脱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推动中国革命走出低谷、走向新生。

可谁也没有想到，看似万众欢腾的胜利会师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危机。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凭借自身雄厚的兵力、深厚的党内资历和长期独掌一方大权的权威，滋生了极端的个人权欲。他精心布下了一张巨大且幽深的权力陷阱，一步步挑起两军分歧、制造内部矛盾、对抗中央决策，为后续红军分裂、南下受挫的重大历史波折埋下了致命隐患。

一、会师初期的冷淡与拖延

两大红军主力的前卫部队率先在懋功境内成功会合之后，党中央、中革军委，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核心领导同志，始终满怀赤诚、主动热忱，第一时间筹备两军正式会面，商议会师后的战略发展大计。中央领导层迫切希望尽快与张国焘会面，统一两军思想、敲定作战方针、整合红军兵力，让十余万红军主力拧成一股绳，彻底摆脱敌军围堵困境。

但身居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位置的张国焘，却表现得异常冷淡、傲慢，还刻意拖延。

阅历老道、精于算计的张国焘，一生混迹革命高层，历经党内多次斗争，早已练就一身老谋深算、城府极深的处事手段。他丝毫没有急于会见党中央、服从中央领导的政治觉悟，反而选择静观其变暗中摸底，以极度消极的态度对待两军会师这件关乎革命前途的大事。

在张国焘的认知里，一切行动都要服务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权力诉求，革命大局、红军团结、红军将士的生死，都要为他的私心让步。会师之初，他没有奔赴前线迎接中央，也没有主动对接中央，汇报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而是闭门不出，依靠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送回来的情报汇报，以及与中央往来的每一封电报、每一份通报，细致梳理、反复研判中央红军的现状。

通过连日的情报汇总与分析，张国焘摸清了中央红军的真实处境。他清楚知晓，中央红军经历了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彻底丢失了经营多年、根基深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数万红军将士被迫仓促突围、长途转移。在长达一万余里的漫漫征途中，中央红军历经大小数百次战斗，遭遇敌军层层封锁、重兵围剿，缺衣少食、缺枪少弹，一路损兵折将、伤亡惨重，部队战力、兵力规模、后勤保障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摸清全部底细后，张国焘的心态彻底发生了偏移。曾经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敬畏之心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轻视、傲慢，还有拥兵自重的底气。他笃定此时的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实力孱弱，党中央领导班子历经颠沛流离、处境艰难，早已不复往日威势。而自己麾下的红四方面军，扎根川陕根据地好几年，休养生息、兵强马壮、装备充足、士气高昂，兵力规模远远超过中央红军。

正是基于这种对两军实力差距的评判，张国焘愈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他全然不顾革命大局和红军团结，刻意摆起架子，故意拖延会面，让肩负革命重任、历经万里磨难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全体将士，在偏远贫瘠、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懋功不毛之地，苦苦等候了整整十几天。

在这十余天的等待之中，彼时两军尚未正式会面，但关于会师之后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分歧，已经慢慢显现，并且越来越突出。

二、战略分歧初现

中央领导层从全国革命局势、红军长远发展、敌我兵力态势综合考量，早已确立了北上发展、开辟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核心战略方针。

中央认为，川西北地广人稀、物资匮乏、高寒贫瘠，而且敌军重兵压境，根本不适合大部队长期驻守休整、发展壮大。唯有向北进军，深入川陕甘边境地区，这里地形开阔、群众基础较好，敌军防守相对薄弱，便于红军集结休整、发动群众、扩充兵力、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为后续抗日救国、开展革命斗争奠定坚实基础。

而张国焘内心早已暗藏私心。他不认同中央的北上战略，有着自己避战自保的盘算。他畏惧北上途中会遭遇胡宗南部精锐主力的阻击，害怕硬仗消耗掉自己麾下的兵力实力，只想依托川西北偏远地区，保存手上的部队。战略方向上的根本分歧，让两军领导层从会师之初就陷入了微妙的对峙状态，彼此心存戒备、谨慎试探，没有丝毫并肩作战的融洽氛围。

三、欢迎酒宴上的暗流

十余天漫长等待过后，张国焘终于姗姗来迟，两军高层正式会面。

当晚，为庆祝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拉近两军情谊、凝聚革命合力，中央特意筹备了一场欢迎酒宴。这场酒宴本是凝心聚力、共商大计的团圆之宴，却成了张国焘暗自攀比、彰显实力、试探中央底气的名利场。

酒宴之上，气氛看似热烈和睦，实则暗流涌动，各怀心思。几杯烈酒入喉，酒意渐浓，素来野心外露、不甘人下的张国焘，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攀比之心，主动开口向周恩来询问中央红军现有兵力。

周恩来心怀大局，为提振军心士气、稳定两军局势，适度对外彰显实力，回复张国焘，中央红军尚有三万人马。

随即，周恩来也礼貌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有兵力规模如何。张国焘底气十足、语气张扬，直接答复麾下有十万大军、兵强马壮。

事实上，双方的兵力表述都存在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夸张的幅度截然不同，背后的处境与心态更是天差地别。历经万里长征、浴血突围、屡遭重创的中央红军，经过层层减员、战斗牺牲、伤病流失，彼时实际兵力仅有两万余人。两万将士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疲惫不堪，身上的军装打着一层又一层补丁，携带的武器装备破旧残缺，后勤物资极度匮乏，每一步前行都举步维艰。

而张国焘统领的红四方面军，扎根川陕根据地好几年，没有经历长途转战的巨大损耗，经过长期休整、扩充整编，实打实拥有八万多精锐兵力，枪械充足、粮草充盈、建制完整、战力强悍，是当时红军中实力最雄厚的主力部队。

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核心领导，得知红四方面军竟有八万精锐兵力时，内心无不暗暗震惊、倍感意外。一方面，他们为红军保留了如此雄厚的革命力量而倍感欣慰；另一方面，也清晰意识到两军实力悬殊的巨大差距，更加看清了张国焘拥兵自重、野心勃勃的潜在风险，这也为后续的团结工作、统一指挥工作增添了巨大难度。

四、两河口会议上的博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为彻底统一两军战略思想、敲定会师后的发展方向、破解红军当前困境，党中央在两河口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军主要负责人列席参会，核心议题就是研判当前革命形势、确立红军后续战略方针、规划新根据地建设工作。

会议上，周恩来率先发言，精准剖析了红军面临的严峻现状。他明确指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目前都已经脱离了原有革命根据地，处于无后方、无依托、无补给的流动作战状态。数十万国民党追兵步步紧逼、层层合围，红军随时面临被围歼的巨大风险，处境岌岌可危。

因此，当前红军最核心、最紧迫、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快速摆脱敌军追击，尽快开辟稳固的新革命根据地，让疲惫已久的红军将士得以休整，让革命力量得以扎根发展。结合当前地理条件、敌我态势、群众基础综合研判，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明确提出，优先建设川陕甘根据地，稳步推进红军立足川北、辐射陕甘，为后续战略发展筑牢根基，这也是中央领导层经过反复研判、达成一致的核心意见。

随后，毛泽东发表重要发言，重点围绕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展开详细阐述。他从地理优势、军事形势、政治意义、革命长远发展四个维度，全面剖析了向北发展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从军事层面来看，川陕甘边境敌军兵力部署相对分散，嫡系精锐守军较少，相较于川西北、西康、青海等偏远苦寒地区，更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突破封锁、规避敌军主力合围；从政治层面来看，北上靠近北方抗日前线，能够率先响应全国抗日救亡的时代呼声，高举抗日旗帜，发动北方广大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力，占据革命道义制高点；从发展层面来看，川陕甘地区人口稠密、物产相对充足，便于红军扩充兵员、筹措物资、建立政权、深耕根据地，彻底改变红军流动作战的被动局面。

毛泽东在发言中着重强调，北上发展绝非简单的军事转移，而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抉择，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意义和军事价值，是当前唯一正确、可行的革命道路。

让在场所有中央领导意外的是，素来心存异念、反对中央战略的张国焘，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并没有当场公开反对中央的北上计划，没有直接与中央决策形成正面对抗。

久经权谋、擅长隐忍布局的张国焘，深知此时时机未到。两军刚刚会师，全军上下人心思稳、期盼团结，若是自己公然逆势而为、公开反对中央决议，必然会激起全军不满、丧失军心民心，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他选择暂时收敛锋芒、假意顺从，暗中抛出自己酝酿已久的三套方案，试图混淆视听、模糊中央既定战略，为后续改弦更张、推行自己的割据计划铺路。

张国焘在会上提出的三个发展方案，分别为：第一，西进方案，率军进入西康地区，继而挺进青海，依托青藏高原边缘的偏远地区避战自保；第二，中央既定的北上方案，进军川陕甘开辟新根据地；第三，西进迂回方案，从川北出发，途经河西走廊，辗转进军新疆。

看似提供了三种选择、兼顾了各方思路，实则张国焘从始至终心意已定、目标明确。他在发言最后，刻意加重语气、反复强调，坚决主张执行西进川康、挺进青海的第一套方案，全力否定中央的北上战略。

但凡稍有战场认知、懂基本军事常识的人，都能清晰看出，张国焘主推的西进方案，是一条彻头彻尾的绝路、死路。西康、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极高、气候极端严寒、地域广袤荒芜，数百里甚至上千里荒无人烟，没有村落集镇、没有粮草补给、没有群众基础，高寒缺氧、风雪肆虐、地形复杂，根本不适合数万大部队长期行军、驻扎、作战、休整。

对于缺衣少食、长途征战的红军而言，贸然西进苦寒荒原，没有补给、没有依托、没有退路，既无法与敌军作战，也无法就地休整，最终只会陷入冻饿交加、孤立无援的绝境，等同于自寻死路、自我毁灭。当时军中普通战士、炊事员、马夫都能一眼看穿这个方案的荒谬性与危害性，足以见得张国焘的提议完全无视红军将士生死、无视革命大局，纯粹出于个人私心。

可更让人感慨的是，张国焘此次会上抛出的三套方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虚伪的政治作秀、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会议之上假意献策、左右逢源，实则心口不一、暗藏底牌。短短数月之后，张国焘彻底撕破伪装、与党中央彻底决裂、分道扬镳，他在会上提出的三套方案全部被自己摒弃，转头公然推行自己深藏心底、从未公开表露的南下割据方案，彻底走上了分裂红军、对抗中央的错误道路。

五、暗中分化与拉拢

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彻底卸下了表面的顺从伪装，开始明目张胆地摆起“山头老大”的架子，在军中四处活动拉拢人心、制造舆论挑拨离间。

接下来的数日里，他避开中央集体，单独约谈张闻天、博古等中央核心领导，又逐一对接中央红军各军团负责人，一对一私下谈话打探消息、试探立场分化阵营。

在一次次私下谈话中，张国焘重点打探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全部细节，细致了解两次重要会议的决策过程、人事变动、思想争议、各方立场。摸清全部情况后，张国焘公然抛出颠覆性言论，刻意否定中央权威、抹黑中央工作，狂妄宣称党中央不仅在军事指挥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更在政治路线上出现了重大偏差，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此时的张国焘，内心的傲慢与偏见已经膨胀到了极致。亲眼目睹中央领导层一众领导人，历经万里长征磨难，个个身形消瘦、面色蜡黄身体虚弱，身上军装破旧不堪、满是补丁。反观他身边，出身大户人家的张国焘，对衣食住行一向十分讲究。无论形势如何严峻艰险，他身边始终保持两名专职炊事员，餐餐都能烹制出美味佳肴。长期优越的供给，让他养得一身的肥肉，面色红光满面。两军高层之间巨大的反差，更加重了张国焘内心的轻视与鄙夷。

在他狭隘自私的权力认知里，谁兵力多谁实力强，谁就掌握话语权、谁就该执掌最高权力。他全然无视中央领导集体的革命初心、政治格局、战略远见，无视中央红军万里征战的牺牲与坚守，固执地认为，历经惨败、处境艰难的中央领导层，已经丧失了领导红军、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心底彻底成型：党中央需要彻底“重新洗牌”，现有中央领导班子必须更替，唯有资历深厚、兵力雄厚、掌控一方的自己，才是唯一合适的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选，理应全盘掌控全党全军最高权力。

六、张国焘的资历优越感

张国焘之所以如此狂妄自大、自视甚高，执意觊觎最高领导权，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源于他根深蒂固的资历优越感、身份优越感和长期的权力执念。

在党内资历方面，张国焘堪称元老级人物。回溯党的历史，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因故未能参会。彼时年轻有为能言善辩、深受李大钊器重的张国焘，作为李大钊的全权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并且全程主持大会进程，参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性时刻。

时至一九三五年红军会师之际，当年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历经革命风雨洗礼生死考验，多数人脱党或脱离革命岗位。仍然坚守在党和红军核心工作岗位上的一大代表，仅剩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三人。

在这三人之中，董必武长期深耕党务理论宣传教育工作，是党内资深理论家，性情谦和专注本职，从未有过执掌全党全军最高权力的想法，也不擅长军事指挥、前线作战工作，全党上下对此心知肚明。

如此一来，在野心勃勃的张国焘眼中，能够角逐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人选，唯有自己一人。他狂妄地认为，凭借自己的元老资历、早期功绩高层履历，无论是本土成长起来的毛泽东，还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党内干部，统统都要给自己让位、服从自己的领导。

而张国焘与毛泽东的过往履历对比，更让他滋生了强烈的优越感。早年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张国焘就读北大哲学系，学识出众擅长交际，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是当时北大进步学生中的核心人物，风光无限声名在外。

而彼时的毛泽东，只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名普通管理员，默默耕耘潜心求学，没有显赫身份、没有高层履历。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张国焘是大会主持人、核心组织者，身居核心高位；而毛泽东只是普通书记员，负责会议记录、会务辅助工作，职位低微默默无闻。

在此后的数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中，张国焘的党内职务、权力地位，始终都高于毛泽东。长期的身份压制资历优势，让张国焘从心底轻视毛泽东，始终不肯认可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和战略格局。

七、苏联时期的挫败与积怨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陷入低谷，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两人彻底分开、各自奔赴不同的岗位，此后数年未曾相见。毛泽东深入农村基层，扎根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深耕根据地组建工农红军、开展武装斗争，一步步开辟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引领中国革命稳步发展。

而张国焘则凭借自身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身份，远赴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常驻莫斯科参与国际革命工作。

生性争强好胜刚愎自用说一不二的张国焘，向来习惯独掌大权唯我独尊。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曾经亲手引荐、送往苏联学习、长期归自己领导的学生陈绍禹，也就是王明，凭借圆滑的处事风格、贴合共产国际的政治立场，快速获得共产国际高层赏识，最终一举上位，直接取代了自己的代表团团长职务，将自己排挤为副团长。

曾经的下属一跃成为自己的上级，自己反被架空夺权，这场仕途挫败，让心高气傲的张国焘备受打击。而共产国际给出的核心理由，更是深深刺痛了他——共产国际经过长期考察研判，认为张国焘性格偏执、作风霸道格局不足，不适合担任中国党的核心领导人，难堪革命重任。

这场异国夺权的遭遇，让张国焘内心积攒了深重的怨恨，对王明、对苏联留学归国的一众干部、对共产国际的评判彻底心怀不满、耿耿于怀，仇恨的种子深深埋藏心底，多年未曾消解。

时隔数年，重回国内革命战场，亲眼目睹曾经留学苏联、被他鄙夷的一众干部，依然身居中央核心领导岗位，却没能守住中央根据地、没能打赢反“围剿”战争，导致红军惨败被迫长征，张国焘积压多年的怨恨彻底爆发。

在他扭曲的认知里，这些留苏干部纸上谈兵、脱离实际误党误军，一手搞垮了中央苏区、拖垮了中央红军，如今却依旧身居高位执掌中央权力，实在是罪无可恕天理难容。

结合自己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执政经历，以及在苏联学到的肃整清洗手段，性格残忍霸道、独断专行的张国焘，内心滋生出极端偏激的想法。他满心愤恨怨怼丛生，恨不得立刻将这些他眼中“误党误军”的中央干部全部抓捕清算、彻底铲除，方能消解多年积怨。

但彼时的张国焘老谋深算、懂得隐忍克制。他清楚知晓，中央领导集体根基稳固威望深厚，全军上下拥护中央、坚守党性。自己刚刚抵达懋功，立足未稳时机不成熟，若是公然发难暴力夺权，必然会引发动乱和丧失军心，最终只会自食恶果身败名裂。

因此，他选择暂时隐忍不发、暗藏锋芒，采取迂回渗透、分化瓦解的手段。他带着自己的核心亲信、红四方面军重要负责人陈昌浩，频繁约谈中央红军各级干部、基层指挥员，四处散布负面言论、歪曲中央决策、挑拨两军关系，试图拉拢动摇分子、分化中央阵营、架空中央权力，为后续夺权铺路。

中央红军全体将士历经千锤百炼、立场坚定。面对张国焘的刻意拉拢、蓄意挑拨言语蛊惑，没有任何人动摇立场、背离中央，张国焘多日的分化瓦解之计最终全盘落空、毫无成效。

八、中央的让步与张国焘陷入孤立

连日来，张国焘除了私下谈话、暗中造势之外，始终按兵不动、消极观望，既不响应中央北上号召，也不配合军委作战部署，刻意拖延战机、僵持对峙。

面对张国焘的消极对抗和拥兵自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心知肚明。为顾全红军团结的大局，为保住来之不易的会师成果，为争取红四方面军八万多大军一同北上、共创革命新局面，中央始终保持极大的克制与包容。

中央领导层反复商议研判，一致认为：当前两军会师局势特殊，万万不能激化矛盾、引发内讧。张国焘自恃兵多势众、资历深厚，心中积怨已久、若是一味强硬压制拒绝让步，必然会彻底激怒张国焘，导致两军分裂红军内耗，让国民党敌军坐收渔利。想要稳住局势、团结全军、推动战略落地，必须适当安抚张国焘，给予相应职务、平衡权力诉求，以让步换团结、以包容稳大局。

毛泽东给其他中央领导做工作说：“得给张国焘一个官当当”。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为进一步统一军事指挥、推进北上战略、安抚张国焘情绪、凝聚两军作战力量，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第二次重要会议。

本次会议明确敲定核心军事部署：即刻发起松潘战役，集中两大红军主力兵力，快速打通松潘北上通道，突破敌军封锁，为红军进军川陕甘、开辟新根据地扫清障碍，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同时，为平衡两军权力安抚张国焘、调动红四方面军作战积极性，会议作出重要人事增补决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正式赋予红四方面军核心领导层中央军事指挥权限，实现两军军事指挥体系的融合统一。

这本是中央顾全大局、主动让步、诚意团结的重大举措，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包容大度、以革命大局为重的格局与初心。可在野心膨胀、贪得无厌的张国焘眼中，这一职务安排远远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根本无法满足自己觊觎最高权力的野心。

对于中革军委副主席这一职务，张国焘内心极度不屑满心轻视。他手握八万精锐重兵，掌控红四方面军全部军政大权，自认为功勋卓著资历无双，理应执掌军委最高权力、统领全军。区区副主席职务，位居朱德、周恩来之下，需要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听从中央决议，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张国焘更加抵触中央。与此同时，他清晰看清了自己在中央政治局的孤立处境。在中央政治局核心决策层中，所有委员全部坚定拥护中央北上战略、认同中央领导权威、坚守党的政治路线，自始至终只有他一人持反对意见、心怀异念，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少数地位。

更让张国焘恼怒的是，曾经与毛泽东存在意见分歧、立场不和的留苏归国干部，在历经长征磨难、见证中央正确决策后，已经彻底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坚定与毛泽东、党中央站在一起，共同维护中央权威、坚守北上战略，联手抵制自己的异见主张。

其中，曾在苏联留学、由张国焘亲手培养、同为江西萍乡老乡的凯丰，对张国焘的分裂苗头、夺权野心抵制最为坚决。凯丰不仅在政治局会议上与张国焘当众激烈争辩、针锋相对，严厉驳斥其错误观点，还专门在红军官方报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张国焘的消极思想和分裂倾向。

同时，凯丰公开表示收回自己在遵义会议上针对毛泽东的发言，主动表态深刻认识自身错误、彻底转变思想，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坚决服从党中央的一切决策。

昔日亲信、老乡、老部下公开反水、坚定对立，政治局全员抱团抵制，自己孤身一人夺权无望，让张国焘彻底心生退意。深谙权谋的他，信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深知懋功中央驻地绝非久留之地，继续停留只会处处受制、一无所获颜面尽失。

因此，他果断决定返回自己一手掌控、可以说一不二的四方面军总部，远离中央约束、脱离中央监督，依托自己的兵力和地盘，继续布局自己的夺权大计、割据计划。

九、滞留与危机

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张国焘彻底卸下所有伪装，不再假意顺从中央、不再掩饰内心不满，开始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歪曲中央政策、抹黑中央权威。

他在红四方面军全军上下大肆散布虚假言论，恶意造谣党中央政治路线存在严重错误、中央领导层决策失误、红军前途渺茫，刻意抹黑中央形象、动摇部队军心挑拨将士对中央的信任。

对于党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正式下达的北上方针决议，张国焘公然无视党的纪律、抗拒中央命令，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要么按兵不动、拒不执行，要么敷衍拖沓缓慢行军，刻意拖延北上进程错失作战战机。

在张国焘的刻意阻挠、消极滞留下，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十余万主力大军，长时间滞留大小金川狭长贫瘠地带，整整滞留近一个月之久。

大小金川地区山高谷深土地贫瘠、物资极其匮乏，数万大军长期驻守，粮草消耗巨大后勤压力剧增，将士疲惫不堪军心浮动。更危险的是，国民党各路追兵利用这一个月的空窗期，快速调整部署、收紧包围圈，一步步向红军驻地逼近，红军再次陷入被重兵合围、四面围困的致命险境。

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早已精准预判到滞留的巨大风险。素来强调“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的毛泽东，心里无比清楚，每多滞留一天，红军的危险就增加一分，北上的难度就加大一分，革命的风险就加重一分。

但即便身处险境、危机四伏，中央依旧怀着最大的诚意、抱着最大的希望，始终坚持忍让反复劝导和耐心争取，一遍又一遍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劝说红四方面军将士，竭尽全力挽留这支数万革命主力。

中央甘愿冒着被敌军合围全歼的巨大风险，迟迟不独自北上，唯一的心愿就是团结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八万将士一同北上，全军合一凝心聚力，顺利进军川陕甘，开辟全新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保留最完整和最强大的红军主力。

中央的愿望无比美好、初心无比赤诚、格局无比宽广，可现实却无比残酷无比冰冷。张国焘早已被个人权欲彻底蒙蔽双眼，全然无视革命大局、无视将士生死无视中央诚意，在分裂、夺权、割据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步步将红军拖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亲手为红军埋下了分裂的巨大隐患。

（未完待续）

说明：图片来自于长征景点和各纪念馆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