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牛背上考入军校

楚木

　　从小，我心里就藏着一个绿色的军装梦。

梦想穿一身绿色的军装，戴上红色的领章和帽徽，手握钢枪，巡逻在祖国的边境线上。

记得七岁那年，刚上小学那会，我们村（当时叫生产队）罗松贵叔叔当兵探亲回家，我就跟在他屁股后面跑，每天都会到他家门前，看他在不在。每次见到他，都会说：“松贵叔叔，我长大了也要象你一样去当兵！”。罗松贵叔叔总摸着我的脑袋说：“好！不过你现在还小，要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就能报名参军，和我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土！”。

我一直记着罗松贵叔叔这句话，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

　　一九七九年高中复读后，我就报名参军，因年龄小，被公社武装部给刷了下来。第二年，我再次报名应征，在体检时，前面都过关，不曾想到最后一关主检，竟发现肝偏大不合格（我记得那时主要是听）。我们当时在区医院体检，公社武装部陈正辉部长一直在陪着我们。我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突然看见陈部长在，竟直接跑过去，请他无论如何要帮忙，让我到主检再检一次。他看我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只好亲自把我带到主检房进行复检，结果还是一样，肝有问题。我当场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就蔫了。陈部长安慰我，不要泄气，明年再来过。

难道这就是命？我只能接受现实。不过，我也在心里暗暗下决心：绝不认命！自己在山里长大，身体肯定没有问题，明年一定再来，也一定行！

一九八一年三月，我被选送到区教师培训班学习，时间半年。师训班结束后，我先到大队蛋篓厂做事，后在大队小学代课。九月份，秋季征兵刚开始，我得到消息后，再次第一个报了名。也许真的是上天在眷顾我，没有想到体检一路过，肝没有任何问题，最后经过X光片检查，体检完全合格。

我从小就喜欢画铅笔画和炭精画，可以用九宫格临摹像片和英雄人物画像，家里墙壁上贴得到处都是。接兵干部和县武装部的同志到我家家访时，见我有这方面的特长，又参加过两届高考，决定要我这个兵，并做我妈妈的工作，让我到部队锻炼锻炼。记得到我家家访的是海南军区一三二师的一位姓朱的排长，湖南株洲人。

　　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入伍到海南岛琼海县海南军区原一三一师三九三团服役。在那里，经过三个月紧张的新兵连生活，我完成了从一个社会青年到军人的转变。新兵连结束，我受到了连嘉奖。

当我缀上红领章、戴上红五星的时候，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自己是一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了！我把穿上军装的第一张照片，寄给了爸爸妈妈。

当时，我们团自七九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挥师回国后驻防琼海县，后轮换到澄迈县广州军区拉生产基地搞生产。我被分到二营六连五班，当了一名普通战士。

　　我们连种植500亩水稻，五班是放水班。当时，基地以种植水稻为主，也有种甘蔗和种胡椒的。种水稻除了收割和犁田是机械化外，播种、拔秧、插秧都是人工。种植水稻分春秋两季，其余都是正常军事训练。

班长叫朱督群，湖南平江人，在战场上立过功，也是我新兵连的班长，对我非常关心，要求也非常严格。说实话，参军到部队种田，我心里很想不通，甚至还偷偷地哭过。我家在山区，种田出身，当兵还是种田，与从小梦想手握钢枪，巡逻在祖国的边境线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说出去不仅没有面子，还觉得丢人。与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相比，简直无地自容。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一段时间来我几近崩溃。在部队种田的事，我都不敢告诉家里和同学，甚至连写信的勇气都没有。

　　我父亲是一名老党员，时任大队书记，做过近二十年大队会计，当过大队长。他知道我背上严重的思想包袱后，一直写信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不论做什么，都要对得住自已那身军装和领章帽徽，不要忘了入伍的初衷。只要穿上军装都是光荣的，在哪里都一样，做什么也都一样。农场兵也是兵，种田没有什么不好，我家祖祖辈辈种田，只是干回了老本行。把田种好了，才是真本事，也同样光荣。并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被现实打垮自己，要振作起来，让自己坚强起来。越是对现实不满，越要勇敢面对，越要好好表现，为自己争气，为我们山里人争光，让父母放心……如果自暴自弃，自甘沉沦，不求上进，那这个兵就白当了，这才叫没有面子，才叫丢人！

父亲文化不高，但说的话句句在理。他十几岁就在大队工作，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无私无畏，一直是我的榜样。父亲的话，就像拨亮了灯芯，让我心里有了光。我回信给父亲，请父母放心，儿子不是孬种，一定谨记教训，当个合格的兵！

　　我们放水不分昼夜，不仅要放水，拔秧、插秧都要参加。我主动要求晚上出去，刚开始，每次都是班长带着我。利用这个机会，班长也耐心细致地开导我，教我做人的道理，并以自己参战的经历和连队的英雄事迹现身说法，激励我、鞭策我，弄明白军人的牺牲奉献，不仅仅在战场上，更在和平环境里和特殊条件默默无闻的付出。军队的优良传统就是能打仗、能生产，种田不是军人的本职，却是祖国建设的需要，更能磨炼人的意志，更能让人知荣辱，励斗志，既要种好田，又要练好兵，增强过硬军事本领，一旦祖国需要，能拉得出去，打得了胜仗。同时，他还鼓励我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为连队出黑板报、墙报、教歌。

很快，我在连队小有名气，同时也引起了指导员的注意。

指导员叫黄修虎，江西南昌人，七五年入伍，很年轻，一表人才。我个子小，那时候人也白白净净，指导员叫我小鬼，班长、老兵们也都这么叫。

　　到连队不到三个月，我作为预提班长骨干选送到师教导队学习。说来惭愧，到师教导队后，因投弹不及格被退了回来，同时退回来的还有八班一名叫周德武的新战士。从教导队退回来后，情绪很低落，感到没脸见人。班长、排长、指导员分别找我谈心，从一个革命战士如何立志、如何面对挫折、如何走向成功等，循循善诱，还鼓励我认真复习，报考军队院校。

考军校是我从参军那一天起就立下的志愿。离家的时侯，我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一套高中教材。一九八一年十月下旬，我们岳阳地区（岳阳一九八三年才撤地区设市）岳阳和临湘两个县共800多新兵，坐一列闷罐铁皮火车从岳阳出发，经广西玉林，到广东湛江，再坐船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岛隶属广东省管辖。

尽管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但基本不熟悉。到了火车上，才慢慢相互了解。白天的时候，带了扑克牌的可以打打五十K，而我就开始在自已铺位上看书复习。到了部队，我一直坚持，哪怕再累，时间再紧张，也没有放松。新兵连管理非常严格，我偷偷把一本数学书放在棉垫下面，利用站岗的机会或中午学一会。虽然时间不长，但没有中断过。到了连队就好多了，再加上我们是农场，又在放水班，经常晚上出去巡查，人手有一个手电筒，晚上熄灯后，我便打开手电筒，蒙着被子在里面看书。

指导员知道这一情况后，批评我不该躲在被子里打手电筒学习，这样，会熬坏眼睛。并说，眼睛是一个战士的生命，我们必须好好保持它，爱惜它。为此，他特许我周六、周日可以到连队会议室复习到晚上十二点。

　　一九八二年九月，海南军区组织举办军队院招生培训班，培训班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干苗队。一个连队分配到一个名额。我连通信员比我早一年兵，他参加过上一年军校招生考试没考上，我和他都报名参加军区干苗队，后经连队党支部研究，他是老同志，同意他去。我作为新兵，没啥可说的，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通信员去军区参加培训后，指导员找到我，问我想不想调到连部，接替通信员。通信员是连首长身边的人，平时收发报刊、信件，烧茶倒水，跑跑腿什么的，比在班排自由多了，也轻松多了。

我当时没有答应，因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连队的放牛班。放牛班只有5个人，管着三十几头水牛，五十多只羊。班长也是一位老同志，上过战场，立过功。放牛班离连队有两公里路，吃饭到连队打饭，我们叫“挑饭”，5个人轮流值班，放一天牛，挑一天饭，休息一天，一周两天的军事训练日，照常参加，不参加连队统一的早操。放牛班是最轻松的，唯一难熬的是晚上站岗有两个小时，而且是给牛羊站岗（防老百姓偷），牛粪羊粪味也十分难闻，尤其到了夏天，老远就闻得到。还有就是，要定期清理这些牛粪和羊粪，并用牛车拉粪。

既然指导员那么关心我，我便向他大胆提出，我想去放牛班，因为我志在考军校，放牛班有更多的时间复习。

指导员感到很惊讶，连部是连队的首脑，除连队干部外，也就三个战士，一个文书，一个卫生员，一个通信员。卫生员要经过专业培训，由团卫生队统一配，文书和通信员都是从战士中优选优，挑战上来的，通信员不仅要人品好，头脑灵活，还要耳聪、腿勤、嘴严，做事有条理，关键是要听话。很多人上调连部队，都没有这个机会。

他认真地对我讲，他知道我想考军校，又没有机会脱产脱岗参加培训，而在班排人多，晚上学习不方便，放牛班虽然轻松，但离连队远，条件差，而且臭哄哄的，不适合静心学习。到连部不一样，不但生活条件好很多，同样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复习。他让我回班里考虑清楚再回复他。

我回到班里后，向班长做了汇报。班长支持我到连部当通信员，不说别的，到连部当通信员，不用下田里干活，不用站岗，在连首长身边，如果考不上军校，第二年就能下来当个班长。我如果落榜，明年还想考的话，到军区干苗队集中培训学习的机会很大，比去放牛班强多了，让我好好把握。

　　我同班的战友也都支持我去连部当通信员，连队几个老乡战友说我宁愿去放牛，不想当通信员，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还说我从教导队退回来后，人是不是变傻了？有的说得更直接，以前觉得当农场兵种田丢人，现在去放牛，清理牛粪羊粪就不丢人了？ 我权衡再三，决定还是去放牛班。我入伍前已参加两届高考，不可能到部队后再考两届，一定要在第一年就能考上军校。哪怕条件再苦，环境再差，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复习，就一定要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我想起父亲的话，只要穿上军装都是光荣的，在哪里都一样，干什么都一样。面子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给的。等我考上军校，面子里子就都有了！

我第一年在家参加高考的时候，老师和同学都说，考大学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水岭。而当时在部队，考军校何尝又不是穿两个兜和穿四个兜的分水岭？为了理想，为了那份执念，为了心中那团火，傻就傻吧。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要选对了方向，就当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我就那么一个倔脾气，认准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

　　我向指导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指导员明白了我真实的想法，当即批准了我去放牛班。

到了放牛班后，我一头扎进军校招生考试的复习中。

放牛班几乎都是老兵，就我一个新兵蛋子。我很知趣，脏活累活抢着干。特别是清理牛粪羊粪，我几乎全包了。虽然个子小，但年轻，血气方刚，有的是气力。

班长知道我要考军校，是因为放牛班有是够的间复习而主动来的，没有想到做事很积极，干活比那些老兵还卖力气，很欣赏我，对我也特别关照，有时夜深了看到我还在学习，起来跑到杂物间用电炉煮两个鸡蛋，给我补补身子。

　　除正常工作外，就是拼命地看书，做题。这种单打独斗的复习，不在教室统一复习，或在培训班有老师教，有同学一起探讨解题，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新教材，没有复习资料，没有练习题。几本带来的老教材反复学，练习题反复做，书也翻烂了，一些公式定理倒是背得滚瓜烂熟了。

缺的就是复习资料。说来也巧，部队驻地村庄有一位应届高中毕业，是个女孩，叫王月兰，不但人漂亮，也很热情、大方（后来，她嫁给了我原五班一位海南籍战友）。班长知道后，带我认识了她，她很乐意帮助我。从她那里，我借来了很多资料，包括她们学校的考试卷。

同时，我还壮着胆子，给我同村的兰四清同学写信，看她能否帮忙寄点复习资料来。她是应届高中毕业，两个哥哥都当过兵，虽然年龄只比我小两岁，但平的交往不多。没有想到，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鼓励我复习迎考，并多次给我寄来最新的复习资料，为我解决了一大难题。

放牛班事不多，挑饭也只是早、中、晚三餐，来回差不多4公里路，挑一餐饭不到一小时。轮到放牛时，把牛和羊赶出去，自已找个地方坐下来看书。或找个树荫底下，或跑回宿舍，或找片甘蔗地，就成了我的自习课堂。到了下午，把牛和羊赶回来，点个数，一天任务完成。到了晚上，除了参加连队的集中教育和学习，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支配。我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浪费，我全部用在了学习上。

部队驻地离县城有七公里路。到了星期天，战友们请假去县城玩，逛逛街，看看电影，到照相馆拍个照什么的，我除了去图书馆找资料，偶尔去照相馆照张相寄回家，几乎不外出，甚至连电影院在哪里都不知道。

可以说，我在树下读书，牛羊在一旁吃草，我们互不干扰。这就是我在放牛班的生活。

　　那时，海南岛流行一段顺口溜，叫做“海南十八怪”，其中有几怪就是：三个蚊子一盘菜，捉条蚂蟥当腰带，牛车跑得比拖拉机快，十八岁的姑娘抱着孩子在牛背上谈恋爱……海南的蚊子大，蚂蟥多，是真实的，尤其山蚂蟥都是藏在树上，一不小心就会掉到你身上。岛上牛车多，农村家家都有。我们放牛班也有一辆车，用于平时送牛粪羊粪和拉草料用。女孩子放牛是普遍现象，大都骑在牛背上，谈不谈恋爱不知道，但姑娘抱着孩子干农活却是常见。

因此，坐在树底下看书，常常被蚊子盯起一个个的大包，时不时从树上掉下一条大蚂蟥来，落在头上、手上，甚至脖颈里，不能太专注，必须时刻小心又小心。

海南的姑娘比较胆大，她们坐在牛背上，赶着牛群，经常往我们的牛群里钻，由于不合群，见面就眼红尾巴翘，干架在所难免。那些姑娘们似乎无所谓，很乐意看它们斗，牛斗得越凶，她们越开心。而我们担心的不是牛斗架，而是怕由此引发的军民纠纷。伤了我们的牛还好，伤了老百姓的牛，有得皮扯，处理不好，就会找到连队索赔。个别胆大的姑娘，故意找你搭话，稍不留神，就会上当，甚至犯错误。

　　我那时十九岁，虽然未经人事，但却明辨是非。放牛班离连队远，要求每一个战士必须有高度自觉。守纪律、拒诱惑，是我们的底线，任何时候却不可以突破。每次放牛出去，班长就要反复叮嘱，不要和老百姓的牛羊搞到一起，不允许和附近放牛的姑娘有任何瓜葛。

记得有一次，我坐在一片草地看书正看得入神，突然有三个姑娘骑着三头大水牛慢悠悠走了过来，笑着对我说，喂，小白脸，新来的吧？会骑牛么，要不要我们教教你？我一看这架式，脸立马红了，忙站起来连说，不用不用，撒开腿就跑远了。只听见身后她们哈哈大笑：胆小鬼！

　　转眼，到了一九八三年三月，刚过完年不久，六连整编解散，我被分配到九连八班。九连也是种植水稻，正赶上播种的季节，生产任务非常繁重，我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复习了。可以说，从调九连到七月初参加考试，没有一个晚上是十二点以前睡觉的。

当时，团宣传股一位姓夏的干事到我们连蹲点，发现我有画画的特长，字也写得不错，而且学习很刻苦，说给领导建议，调我到团电影组放电影。

到团里放电影，是很多战土做梦都想的事情，尤其象我们农场兵，能调到电影组，就是到了团部，不用再整天与泥巴打交道，一身泥水一身臭汗了。

我一心一意要考军校，到电影组要先到海南军区学习三个月，当年还不能考，要等到第二年。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调机关的机会，沉下心来，集中精力复习备考。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以3581分的成绩（当时只有5科：数理化加语文、政治）被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沈阳炮兵学院）侦察队录取，高出桂林陆军学校司务长队几十分。

军校生活，是我新生活的开始，一切都是新的。特别是我从步兵，确切地说是生产兵到炮兵侦察兵，属跨兵种，专业也不对口，是个外行。学校就一个侦察队，全队就两个外行，我是一个，另一个是四区队十一班的陈福华，他原是桂林陆军学校（后改为陆军学院）校务部的通信员。

当一大堆炮兵侦察、射击指挥教材和对数表、计算盘发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感到一切都那么陌生，特别看到多数同学都是侦察、计算、测地专业，心里压力非常大。我所在的班是二区队五班，班长叫吴培忠，入学前在部队就是侦察班长，主动教我从书写、加减数字开始，从基本功练起，并号召全班都来帮我加“小灶”。

　　俗话说，“笨鸟先飞”。我知道，我不能拖班里的后腿。为尽快缩小外行和内行的差距，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个“紧㧜咒”:多学多看多练。当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到队部会议室去学习，几乎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都用上了。

记得第一科是军事地形学，这是侦察兵的基本功。军事地形学野外课比较多，大多是地图上作业和侦察器材操作。沈阳的冬天很冷，零下二十几度，在雪地里戴棉手套都不管用，口水吐到地下就成了冰。我们南方人可遭了罪，常常冻得手指伸不直，脚也不听使唤。还好，回到宿舍有暖气，很快就能缓过劲来。

部队是一个战斗集体，军校也一样。军人的钢铁意志就是在艰苦条件特别是恶劣的环境下练成的，我明白这个理，慢慢适应就好了。其实，也就是一口气，只要心无畏惧，就什么也不怕。我们毕业回到部队是要当指挥员的，严寒是我们南方人要过的第一关。

　　我们中队有几位广东籍的同学，在南方时每天都要冲凉（洗澡），要不浑身不舒服。冬天我们都到学校澡洗澡，一星期一次。他们很不习惯，坚持每天晚上到洗漱间用冷水冲凉，一大桶水从头浇到脚，浑身冒热气，痛快淋漓。许多北方同学见了，感到不可思议，说广东人也太讲究，太爱干净了吧！其实不然，这是个习惯问题，习烦成自然，不分春夏秋冬。

我是湖南人，紧挨着广东，虽然都属南方，也只有夏天才天天冼澡，冷天没有这个习惯。在零下几十度的沈阳，仅管室内有暖气，要我每天坚持洗冷水澡，还真不敢，没有这个胆。但我想尝试一下，这也是战胜自我的一种挑战。我想，如果过得了冷水澡这一关，白天野训练应该不算啥了。我鼓起勇气，把牙关咬得紧紧的，刚脱掉棉衣棉裤，就冷得直哆嗦。我大吼一声，学着几位广东的哥们，接一桶水一股脑儿从顶浇下来，虽然冷冻得刺骨，但很快就感到热气从毛孔里冒出，特别爽。简单擦一擦，就算任务完成。

到了晚上睡觉，都觉得身体暖暖的。到第二天外出训练，真感觉到没有那么寒冷了。

　　从此，我也坚持两三天，就痛痛快快地淋一次，把这个畏寒畏冷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这也算是我这个南方小子到东北闯过的第一关吧。

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成功挑战气候的不适应，然后就是挑战专业不对口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外行的问题。尽管给自己下了“紧㧜咒”，但真正做起来还是不那么容易。我就是四个字:虚心，坚持。虚心就是，虚心学习，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坚持反复练习，不怕丢面子，不怕做错，不怕不及格。

　　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我们班其他同学都是内行，都是我的老师。我就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在军事地形学考核中，我考了个五分（满分，优秀），受到教员和队领导的表扬。这是入学后第一个科目也是第一次考试，计入毕业成绩。

我虽然专业不对口，但文体方面还是个积极分子，经常为中队出黑板报，办学习专栏，还制作幻灯片参加学校的比赛。由于我个子比较小，身体素质好，被选到学校业余体操表演。

　　一九八五年五月，经区队长梁万金介绍，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随后，到大连营城子靶场参加了实弹射击，同时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员队之间的对抗演习。同年七月，我毕业分配到原炮一师二十六团七连任指挥排长，三个月后，调到二十七团七连任指挥排长。二十六团和师部都在一个大营区，驻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县城）新村，距韶关市十二公里，离县城三公里，交通非常便利，而当时二十七团驻在翁源县新江镇，离县城有三十多公里，距韶关市有近百公里，四面崇山峻岭。

　　从二十六团调到二十七团，我心里憋屈得很。当兵之前，家在山沟沟，当上了兵，成了农场兵，好不容易考上了院校，毕业分到了驻城市的部队，突然调到山沟沟里，一时接受不了。尤其是七连是刚恢复建制的，我到连队报到时，连队没有一个兵，就指导员一个人，他也是刚从二连平职调来，名叫唐松青（现已转业到湖南省资兴市工作），开始我俩吃饭在九连，后来才陆陆续续从全团各单位抽调部分干部、骨干和不同年度的战士来。

连长是从四连副连长提拔来的，叫张祖友（已转业回广西），广西象州人，和指导员同一年兵。尽管当时有想法，但没有表露出来，倒是指导员根据我的情况，主动找我谈心，鼓励我正确对待组织的调动，不论到哪里都要干好工作，立志基层，干出一番事业。

　　到了十月份，新兵到部队后，还特意安排我去新兵连带新兵。对一个刚从院校毕业不久的排长来说，带新兵的锻炼是很大的。在军校我是个文体爱好者，唱歌、出黑板报，还是业余体操队员，这些特长在新兵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在新兵营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时，我在新兵三连任一排长，大家都知道三连有一个单双杠玩得好、木马跳得好、歌唱得好、黑板报出得好的“小个子”排长。此后，营、团组织一些大的文体活动，准有我的份。

　　一九八七年七月，我作为团体操队员参加师“八一”运动会，获得个人双杠单项冠军，荣立三等功一次，这也是我入伍后第一个三等功。一九八八年八月，军队恢复军衔制，我被授予中尉军衔，并从正排职干事破格提拔为一营一连政治指导员。我们连曾于一九九七年自卫还击作战中，被授予“英雄炮一连”荣誉称号。

一九九0年三月，原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上将，副司令员李新良中将（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到部队检查工作，专门来我连视察。

　　此后，我调师政治部组织科、集团军政治部纪检处工作，后任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授予上校军衔，先后5次荣立三等功。二00六年，我在东莞就地转业到地方工作。

我在部队整整26个年头。回顾这二十六年的军旅生涯，虽然平淡，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正，走得实，走得稳。一个山里娃，从山里走出来不容易。而一个穿着军装的人，从田间地头走出来同样不容易，从牛背上走出来更不容易。我十分怀念，也非常珍惜这份不容易，始终把它收藏在心底里。

　　弹指一挥间，二十六年里，我有过憧憬，有过追求，有过热切的向往，但也有过失落，有过迷茫，有过激烈的灵魂碰撞和思想交锋。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感谢罗松贵叔叔，感谢我的班长，感谢我的指导员，感谢我所有的战友、亲人和朋友，在我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关心、支持、帮助我，激励我，鞭策我，不断修正我人生的坐标，明确前行的路。

世界上没有万事如意。人有信念，前方就有路，努力就有方向，成功的路上处处布满荆棘，却又处处是风景。不经一番寒砌骨，哪有梅花香自来。困难不可怕，困境也不算什么，可怕的是没有挑战困难、战胜困难和走出困境的勇气。

　　世界上没有万事如意。人有信念，前方就有路，努力就有方向，成功的路上处处布满荆棘，却又处处是风景。不经一番寒砌骨，哪有梅花香自来。困难不可怕，困境也不算什么，可怕的是没有挑战困难、战胜困难和走出困境的勇气。

我心匪石，不可移转；一身志向，绝不动摇。人只要意志坚定、持之以恒，就能冲破阻碍，一路向前，走出属于自己的平坦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