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广州

秦麒麟

编者的话

今年，是邻水二中初七六级同学毕业五十周年，也是母校建校一百二十周年。双喜临门之际，筹备组决定编著《同学往事》一书，作为献给母校和自己的一份特殊礼物。

倡议发出后，陆续收到同学们写来的回忆文章和诗歌五十余篇。有的还在酝酿构思，有的正在提笔书写。也有同学说：当年没好好读书，怕写不出来。这恰恰是我们这代人的真实写照——但我们不怕。

何昌平同学和余平同学就准备采用口述的方式，由他人整理成文，也要把心里想说的故事变成一篇纪念文章。这份心意，令人感动。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三十年同学会，我们请人拍照，制作了纪念相册；四十年同学会，林跃同学慷慨解囊，为我们制作了精美的纪念画册；五十年同学会，我们自撰自编《同学往事》。这三件事，串联起来便是我们半世纪友谊的最好见证。

同学们，我们既是活动的参与者，更是《同学往事》中的主人公。无论文字长短，不论文采高低，只要是你亲身经历的故事、难以忘怀的瞬间、会心一笑的趣事，都值得被记录下来。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把你我的故事传递出去，分享开来。

让这本《同学往事》，成为我们青春的回响，友谊的见证，岁月的珍藏。

跑广州

作者 甘晓非

跑广州，不是你们想的大巴车“跑”广州，也不是改革开放后千军万马南下闯世界的“跑广州”。我说的跑，是几个半截大的娃儿，脚底板抹油，说走就走的跑。

那是1975年的春天，我们几个毛头小崽儿脑壳一热，突生念头：走，跑广州，去看看外头的花花世界。

为啥跑广州呢？说起来好笑又生气。那天下午放学后，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到东门桥边玩耍。那时候学校下午只上两节课，四点钟就放了学。桥边有一棵百年黄葛树，枝干虬曲横斜，格外发达，不用攀爬就能轻松坐上二三十人。这棵树在县城极有名气，人缘极好。我们十几个人或坐或骑在枝桠上，天南海北吹牛日白。我说：“外头的世界大得很，天天窝在家里受气，还不如出去闯闯。这辈子连火车都没坐过，你们说悲不悲哀嘛！”

原来是我在家被冤枉挨了一顿骂，还挨了我妈一记耳光。事情起因是五班的张书龙，浑名“干狗儿”。他跟同班女生王琦吵架，说她天天用牛奶洗脸，是“资产阶级小姐”。在那个年代，这帽子非同小可——王琦父亲原是公安局局长，文革中被斗打伤落下腰疾，直到71年后才复职。王琦气得发抖，追问是谁说的，干狗儿竟随口栽赃：“是甘晓非说的！”王琦当场崩溃，哭着跑回家。她妈和我妈都在县医院工作，消息很快传到我妈耳里，她怒斥我胡说八道。我真是躺着中枪，有口难辩。张书龙啊，你娃不愧是“干狗儿”，逮谁咬谁。

黄葛树上七嘴八舌，喻重江第一个接话。他本来蹲在树杈上掰一根枯枝，听了我的话，枯枝“啪”地掰断，往桥下一扔：“要得，我们走。可往哪儿走呢？”

我想了想，说：“去广州。那里繁华，冬天也不冷，穿件薄衣服就能过冬。”重江和陈俊连连点头：“对头，对头。”

王忠也说去。我们又问朱明星去不去，他犯了犹豫：“我妈老汉最近又没打我。”我问：“那你妈老汉以前打你的时候，你啷个想的？”朱明星低头抠着树皮，半天不吭声，半晌才说：“我恨不得给他们一扁担！”陈俊接话：“对咯！那还不如跑广州。”朱明星咬咬牙：“要得嘛，跟你们一路，去广州看看。”

没有多余的表决，事情就这么定了：喻重江、王忠、陈俊、朱明星，加上我，五个人，明天就走。

第二天上午上完第一节课，我们便跟班上的男同学告别。那个年代男女界限分明，女同学们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几个哥们把身上的零钱都掏了出来，凑了拢共三块多，外加一斤多粮票。大家互相点头示意，算是郑重告别。

我们悄悄溜出校门，有说有笑，心里又兴奋又忐忑，踏上了所谓“广州的梦想之旅”。没有什么刻意准备，跟平时上学出门一个样，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趟是当真了。一路走一路张望，天色有几分阴沉，到了中午竟透出些太阳花花，仿佛也在烘托我们的少年意气。我和重江带了十个馒头，还有一包涪陵榨菜——那个年代的榨菜，又脆又香，隔老远都能闻到那股子勾人的味儿。中午一人啃了两个馒头，就着榨菜，吃得香喷喷的，渴了就到路边农家讨井水喝。我们沿着210国道朝重庆方向走，打算到了菜园坝火车站，扒火车去广州。至于火车到底去不去广州，到了广州怎么活，一概没想过。十三四岁的少年，哪管得了那么多呢，只顾眼前脚下。

走了二十多里，脚底板开始发胀。路旁恰好有个鸭棚子，我们喜出望外地钻了进去，横七竖八躺平。躺下去那一瞬间，浑身骨头都酥了，觉得当皇帝也不过如此。还没享几分钟的福，鸭棚主人回来了，吆五喝六将我们轰了出来。一个个爬起来，狼狈而逃。跑出去老远，陈俊才想起来：“糟了，榨菜壳壳还落在棚子里！”大家哈哈大笑，笑完了又有点心疼——那毕竟是最后一点榨菜了。

又走了十来里，下午四点多将近合流镇，乌云从头顶越压越低。先前的豪情壮志早已泄了大半，个个成了霜打的茄子。鸟要归巢，人要回家。我们开始交头接耳：今晚睡哪儿呢？要不……还是回家算了。话一出口，人顿时来了精神，心想反正家长不晓得，回去闷着不说就是。可总不能原路走回去，走到天黑也到不了。于是决定扒车。没等多久，一辆货车慢吞吞驶来，我们追在后面，连攀带爬地上了车，一个个倒似身手矫健。开车的司机挺好，明明知道我们爬上去了，也不声张，慢慢加了速。不到四十分钟，货车就停在了西门桥。司机招呼我们：“下来吧，我看你们就是城头的小崽儿！”我们千恩万谢，各自散去。那时才下午五点多。后来有同学取笑说，那司机是同学魏国跃的老汉魏水河。

我和重江、朱明星一路回家。过了南门，看见同学温代翔坐在家门口，便过去打招呼，坐下喝口水。温代开口就是一句：“哎呀，你们回来了！你们这回事情闹大了哟，全校都传遍了！听说学校准备报公安局找你们，搞不好都报了。”我心头一紧：“啊，啷个恁个老火？重江，我们回去又得挨锤了！”重江一脸苦相：“那还不是。”朱明星倒还轻松：“我没得关系，我妈老汉还在挖地，他们不晓得。”温代催我们：“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越早越好。”我们顺手把路上掰的几根包谷全塞给他，便起身匆匆走了。

走到电机厂门口，迎面碰上我和重江的父母，正急急忙忙往学校赶。我妈一把抓住我胳膊，重江的妈也是同样的动作，两个母亲的眼圈刷地红了，生怕我们再跑掉。朱明星倒潇洒，一个人扬长而去。

到了校长办公室，杜莲芳校长和几位校领导、班主任郭老师都在等着，他们的态度都很温和。

杜校长笑得和蔼可亲，问：“你们今天走到哪里啦？”“合流。”“那怎么回来的？”“一个司机搭我们回来的。”“五个都回来了吗？”“都回来了，他们已经回家了。”“嗯，你们本来想去哪儿呢？”“广州。”“噢，那也太远了吧！哈哈哈……回来就好。今天累了吧？回来就安心读书，以后国家还要靠你们建设呢，是不是？”随后，杜校长和郭老师又宽慰了家长几句，家长们也连连致歉，说给学校添了麻烦，便各自领我们回家。

回到班上，郭老师再没提过“跑广州”这件事，仿佛从未发生。一切归于平静。同学们捐的三块多钱，后来挑了个赶场天，大家一起买了些好吃的东西，跑到银鼎山上大吃了一顿。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谁也不提那天的事，但谁都晓得，这事算是翻篇了。

如今再想起来，这桩“跑广州”的事，既幼稚又好笑，无非是一次少年心性的小小叛逆。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黄葛树上的午后、鸭棚里的笑声、货车上的风，还有母亲红了的眼眶，都还像昨天的事一样，清清楚楚地长在心里。

后来我们五个同学有的去了广州，有的至今没去。但那个春天的“跑广州”，一直在我们五个人的嘴里，说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