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国旗

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我一连接到远在广州务工的二弟国兵和三弟国权的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反复叮嘱我，今天是母亲八十九岁的寿辰，让我别在家生火做饭，带着老人家出去找个馆子热热闹闹庆贺一番，多花点时间陪陪她。我揣着兄弟俩的心意，挑了母亲平时最爱吃的几样鲜果和副食，往黄滩卫生院家属院母亲的住处走，进门就把两个弟弟远在千里之外的惦念一五一十说给她听。母亲听完眉眼一下子弯成了月牙，笑着摆着手说：“难为孩子们在外头奔波劳碌，还能记挂着我的生日，我天没亮就起来备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咱们就在家里吃，不比外头馆子的味道差，还更暖心。”

我陪着母亲慢悠悠吃完早点，想着把她这会儿精神十足的样子记下来，就掏出手机给她拍了张照，背景墙上挂着那幅我写的隶书《临江仙》，是去年母亲生日我特意装裱好送她的，她总说看着字里那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心里就格外敞亮。我随手把照片发给三弟，没一会儿他回过来短短两个字：老了。我守在母亲身边大半辈子，平日里天天见面，竟完全没察觉岁月在她身上悄悄刻下的痕迹，被三弟这两个字点醒，我才不由得坐近了些，细细端详起眼前的老人。记忆里的她永远开朗慈祥，腰板挺得笔直，浑身上下都透着用不完的劲儿，怎么一晃眼数十载春秋就这么流走了，风霜早就悄悄爬满了她的脸庞，额间那几道深深的纹路，活像她当年在田地里扶着犁耙，一趟趟耕出来的道道沟壑。

母亲生于1937年农历九月初四，是土生土长的贫苦农家姑娘。外祖父一辈子勤恳肯干，可在旧社会里怎么熬也躲不开地主劣绅的压榨盘剥，一家子的日子过得举步维艰。好不容易熬到解放，外祖父除了日日下地务农，闲下来还会跑出去做点小营生，换点零钱补贴家用。我小时候最爱往外祖母家跑，每逢年节，外祖母总会趁大人不注意，悄悄塞给我几张压岁钱。后来外祖母晚年眼睛全看不见了，还能凭着熟悉的触感，摸索到存着糖果花生的瓦坛子边，掏出两把吃食塞到我手里，又摸到墙缝里她藏零钱的地方，把攒下的毛票悄悄揣进我衣兜，年年都是这样。那时候我总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着去外婆家，贪恋着这一份专属于我的软乎乎的温情。

外祖父思想守旧，认准了女孩子没必要读书，哪怕小时候母亲攥着书包带眼巴巴想去学堂，也被他一口回绝：“女孩子读什么书，在家帮着下地喂猪才是正经事。”现在母亲偶尔提起这段往事，语气里还带着点没散开的遗憾，总跟我们兄弟几个念叨，要是当年能多识几个字，早些年跟着我父亲去膏矿做工，现在也能顺顺当当享上退休的福，不至于大半辈子都困在农活和家务里，从早到晚脚不沾地地操劳。

我们兄弟三个能顺顺当当长大，母亲背后吃过的苦数都数不清。父亲常年在矿上做工回不了家，田里的重活、照料三个孩子的担子，完完全全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肩膀上。人民公社那时候集体下地劳作，母亲永远抢在最前面，什么脏活累活都不躲，从来不肯比旁人少挣半个工分。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里，母亲的身影就没停下过，好像连坐下来喘口气的空闲都没有。

那时候为了多挣点工分贴补家里，母亲曾经跟着村里的伙伴们一起驾船去很远的天鹅荡割蒿草。谁料走到半路上河水突然暴涨，装得满满当当的蒿草船被风浪拍得直晃，没一会儿就进了半舱水，那年还只有几岁的二弟坐在船头上，眼看着就要滑进湍急的河水里被冲走，母亲站在船尾吓得连声呼救，河水浪头一个接一个拍过来，眼看着娘俩就要撑不住，万幸有个在附近捕鱼的老渔夫听见了喊声，拼着命驾着小船赶过来，才把她们母子俩从水里救了上来。这事过去几十年了，母亲每次提起来还是会攥紧手，心口突突跳，总反复跟我们说，那位素不相识的渔夫，是我们家几辈子都不能忘的大恩人。那时候三弟还没出生，家里只有我和二弟，那天我在家门口等了整整一下午，看见浑身湿淋淋的母亲抱着二弟回来，现在想起来都还能感觉到当时的后怕。

母亲性子踏实，待谁都宽厚温和，生产队里的婶子大娘都服她，一致推选她当妇女队长。白天下地领着大家一起劳作，收工之后脚不沾地往家赶，还要围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转，其中的辛酸劳苦，没亲身经历过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每到饭点我们三个小脑袋就挤在门框边，盯着村口的路等母亲回来生火做饭，常常看见她腿上还沾着稻田里没冲干净的黑泥，腿肚子上甚至还攀着几只吸饱了血的蚂蟥。那时候我年纪小，只当是母亲走路粗心没注意，等我自己后来当了老师，站在讲台上连轴转一天才明白，哪里是她粗心，是她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连停下来把蚂蟥扯下来的片刻空闲都挤不出来。

我记事儿起，家里的房子前前后后翻修了三次：最开始是老屋旁边挤不下三个人的小偏房，后来好不容易盖起两间茅草屋，再后来攒了点钱换成两间砖瓦房，最后又咬咬牙扩建出三间大瓦房。我睁开眼记事的时候，父母大半辈子的心思都扑在给我们攒一个安稳家上，母亲更是把大半的心血都耗在了盖房子这件事上。为了做建房用的土坯，她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趁着生产队的耕牛还没下地，自己牵着牛去和泥制坯，一铲一铲挖土拌泥，把和好的黄泥倒进模子里拓出方方正正的土坯，整整齐齐码在空地上，再混上草木灰点火烧半个月，最后泼上凉水冷却，就成了盖房子用的土砖。她心里一门心思就想着，要给三个儿子都留够宽宽敞敞的地方，盼着我们长大成人，每个人都能有像样的婚房，就为了这点念想，她起早贪黑熬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

等熬过了数不清的苦日子，村口东边终于立起来三间亮堂堂的红砖瓦房，我们三兄弟，全都是在这栋老房子里成的家、生的孩子。日子一天天往前跑，母亲的头发慢慢白了，我们兄弟几个也陆续去城里安了家。我早些年考上了师范，成了一名人民教师，二弟三弟收拾行李去了广州闯荡讨生活，我把母亲接到了城区黄滩街道卫生院的福利房里住，这一住就是几十年。每逢春节、清明我们兄弟几个回乡下祭祖，乡里的叔伯婶子总不忘问起母亲的身体，一遍遍托我捎话，盼着她能回老家住几天。我每次都把乡邻的挂念原原本本说给母亲听，也劝她清明跟着我们回去看看故土，母亲心里怎么会不惦念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家，只是她实在不忍心看见自己当年亲手垒起来的院墙慢慢倾颓，屋顶的瓦片碎的碎、破的破，满眼都是荒废的样子，看了反倒惹得心里发酸。

摸透了母亲心里的这个结，我们三兄弟凑着和父亲商量了好几回，最后打定主意，在老家旧宅的地基上重新盖一栋小楼，圆二老将来回故土养老的心愿。一家人齐心合力忙活了大半年，一栋三间两层的亮堂乡间小楼就热热闹闹落成了。

2020年疫情最紧的时候，远嫁上海的女儿一家子刚好回了乡，我们一大家人就挤在这栋刚盖好的乡间小楼里过了个年。乡下的院子敞敞亮亮，没有城区里隔离的拘束，一大家人凑在一处，连空气里都飘着松快的喜气。三十晚上吃完年夜饭，我们索性临时凑了个家庭迎春晚会，从上海回来的外甥女当主持人，二弟媳妇在一旁张罗着安排节目，老老少少挨个上台露一手。我和女儿凑在一起唱了《白毛女》里的选段《北风吹·扎红头绳》，上海来的亲家也跟着兴致勃勃唱了首流行老歌。我搬来墙角的二胡，请老母亲上台给我们唱几段她年轻时爱唱的民间小调《十字金钗》《正月探妹》，八十九岁的老母亲往人前一站，亮开嗓子就唱，清亮亮的歌声落下来，满屋子的晚辈都跟着拍手叫好，整个屋子里全是团圆和睦、暖融融的喜乐劲儿。

母亲这一辈子，生在最苦的年月里，尝遍了下地劳作的苦头，她就靠着一副软乎乎却又结实的肩膀，把我们整个家稳稳扛了起来，一辈子待人宽厚，遇着事总想着别人，靠着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韧劲，把我们兄弟三个拉扯着长大成人。她吃过时代给的苦，熬过长夜一样难的日子，可到现在跟谁说话还是温温和和，热热乎乎。刻在她骨子里的这份坚韧和善良，早就在不知不觉间渗进了我们每一个儿孙的骨血里，教我们这辈子踏踏实实地走路，永远揣着一颗良善的心待人接物。

墙上那幅隶书的字被太阳照得发亮，母亲坐在她坐了几十年的格子布沙发上，手里攥着我刚给她递过去的橘子，笑得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我掏出手机把这一幕好好存下来，想着等会儿就发给远在广州的两个弟弟，让他们也看看，他们记挂的老母亲，今天正安安稳稳地，享着她这辈子攒下来的清福。

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