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场（15）

木兮

　　在二叔家住下的第三个傍晚，天像一块磨了薄薄一层霜的玻璃，罩在村子头顶上。地上的雪被踩实了，硬邦邦的。

雾凇是夜里悄悄来的。

早起推开门，院子里的老榆树像换了一副骨头。每一根枝条都裹着一层厚厚的白霜，毛茸茸的。那白霜是长出来的，从树皮里钻出来，满树满枝白得扎眼，眼只能眯缝着。远远看去，那棵老榆树像是被冻住了的白珊瑚，只透着一股子冷冽。

院墙上的枯草也挂了霜。每一根草叶都镶了一道白边。石头垒的院墙缝里，青苔冻成了黑色的小硬块，也披着一层薄薄的白绒，像一群趴着睡觉的小刺猬。村路两旁的杨树，比院子里的榆树更壮观。村里零星的树，从头到脚裹着白霜，枝桠交错着伸向灰白的天。二叔家的那匹瘦马，也挂了霜。它的背脊上、鬃毛上、眼睫毛上，都覆着一层细细的白霜。鼻子里呼出的白气，一绺一绺地飘上来。

她蹲在它跟前，伸手摸了摸它的鼻梁，手指底下是冰凉的毛。她把手缩回来，呵了一口白气在掌心里，搓了搓，又伸过去摸它。那马这次没躲，只是把脑袋微微低了一点。她从外屋提一桶水，搁在它嘴边。它每喝一口，就抬起头来望一望远处，像是在看什么。她顺着它的目光望过去，远处的田埂、树影、村庄，全裹在一层白蒙蒙的霜雾里，边界模糊，像一幅画到一半的素描，画家便搁了笔。灰白的天底下，只有那匹瘦马和她那件穿在身上的红色夹袄。

院子里安静极了，静得能听见霜在树枝上慢慢长出来的那种极细的、几乎不存在的声音。二婶在灶屋里喊她吃饭，她应了一声，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霜。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匹马——它仍旧站着，背上的霜比刚才又厚了一层，然后她转身进了灶屋。灶膛里的火光照在她脸上，暖烘烘的。她把手伸到灶口烘着，手指头慢慢地缓过来了。

吃过饭不久，家里来了客人，两波客人——两头媒人，一男一女，一老一少。男方那头请的是前队的老李头，六十多岁，说话慢条斯理，办事讲规矩，是个办红事的料。他早年给不少人家说过媒，经他手牵的线，没有一对半道散的。女方这边请的是娘家村里的，姓周，五十来岁，嘴皮子利索，心肠也热，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能说”。周妇年纪不算大，却有能力跟两边的都说上话，这是最要紧的。

两边媒人先各自摸了一下底，也实在了解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意。他们是分开说事，毕竟那个年代，未婚的男女还是不见面的好，她的家风也不准她随便就见了他的。二婶子深知大哥脾气，这几天护得紧。老李头到他坐了有半天了，他那做村上会计的父亲就没怎么吭声。倒是他的母亲，是说了几句，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孩子愿意，当大人的拗不过他。可她家那边要的彩礼数，也确实让人为难。老李头听罢，点点头，只说了一句：“只要俩孩子有心，事儿就没有办不成的。”

周妇是来了二叔家的，她跟二叔二婶在堂屋坐了半晌，又到西屋看了看她。她坐在炕沿上，低着头，手指绞着袖口。周妇没多问，只拉过她的手，拍了拍手背：“丫头，婶子问你一句话，你要是真愿意，婶子就替你跑这趟腿。你要是不愿意，谁来了也白搭。”她抬起头，看着周妇，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周妇笑了，拍了下自己的大腿，说：“有你这一下，就够了。”

两头的媒人又碰了个面。在镇上的供销社门口，那有个向阳的墙根，赶集的人爱在那儿晒太阳、歇脚、抽袋烟。老李头靠着墙，周妇袖着手，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商量得差不多了，周妇说一句“那就这么的”，老李头点点头，各自散了。老李头去他家喝了半碗茶，周妇去她家磕了半把瓜子，把两边的底都交给了对方。老李头说，陈家那头愿意退一步，彩礼的数，能商量。周妇说，孙家这边也不是非要卡着那个数，只是得把面子找回来，人家虽然没有儿子，这几个闺女都是半个儿。两个媒人商定——先把两边的老人劝下来，后面的事再一步一步走。

接下来就是两个媒人最忙碌的时间。老李头回陈家，把孙家这边的话递过去；周妇回孙家，把陈家的态度带回来。这个过程中，两个年轻人被明明白白地隔开了——按老规矩，说亲期间，男女双方不能见面。她住在二叔家西屋，他回了他自己的家，隔着十几里地，谁也不知道对方那头媒人说了什么，只能等。

周妇第二次来二叔家的时候，带来的是陈家的回话。她说，陈家那边说了，彩礼的数不小，分两回给，年前先给一半，剩下的明年秋天前给清。二叔问：“那老陈家那头，母亲是啥意思？”周妇说：“老太太那边也松了口，说孩子愿意，当大人的不能光顾自个儿的想法。”可她听出来了——周妇没说陈家母亲“愿意”，只说“松了口”。“松了口”和“愿意”，差着两层意思呢。她没追问，可心里记下了。

过了几天，老李头又去了孙家——这回是正正经经地登了门。她父亲还病着，靠在被垛上，听老头说完，半晌没言语。老李头说：“老哥，我知道你心里憋着口气。可孩子认准了，你拗着，它不是个事，不如给孩子们一条路走。”父亲闭着眼，过了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我不是贪那点钱，我是怕她往后受委屈。”老李头说：“这话，我带到。”

两头媒人又碰了一次面，这回把日子都议定了——正月末，两家正式见面，把彩礼的事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