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凡的一生

刘泽清

文、图/刘泽清

美篇号60048783

　　　　第一节 出生

1954年农历七月的一个清晨，天色未明。在一户寻常的农家小院里，一阵剧烈的阵痛将一名年轻妇女从睡梦中拽醒。她强撑着身子起身，摸索着点亮了一盏煤油灯。

这是她第一次孕育生命。在这间简陋的卧室里，没有医生，也没有任何医疗器械，只有婆婆守在床前。随着阵痛如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她只能在昏暗的灯光下痛苦地踱步，喉咙里压抑着阵阵呻吟。

终于熬到了破晓。太阳从东边高高的山脊后探出半张脸，半山腰上，一层厚厚的白雾正缓慢地流淌。山顶上空贴着一块静止的灰云，阳光试图穿透这厚重的云层，却被折射向天际，直插云端。那金光闪闪的光晕，竟将这块灰云染得五彩斑斓。唯有几束勇敢的光芒挣脱了雾气的束缚，顺着山势直奔而下。

此时，半山上还飘着毛毛细雨。就在这雨丝与晨光交织之际，一道七色分明的彩虹横跨而出，在半山顶画下一道巨大的圆弧，一半隐入青山，一半悬于长空。红、橙、黄、绿、青、蓝、紫，闪耀着欢乐而神圣的光泽，美不胜收。

“呜哇！……呜哇！……”

就在温柔的阳光刚刚触及房屋外墙、彩虹绚烂绽放的那一刹那，一声清脆的男婴啼哭划破了屋内的宁静。他个头虽小，哭声却异常洪亮。这是世间最动听的声音，宣告着一个旺盛的小生命正式降临人间。

“布谷……布谷……”后山上的布谷鸟早早地叫了起来。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鸟儿也不甘示弱，拖长了音调叫着：

“你……家……弟……弟……乖……不……乖……？”

那声音宛如一位女高音在练嗓。紧接着，似乎又有一个“男中音”在回应它的提问：

“乖……乖……乖乖……乖乖！”

群鸟齐鸣，仿佛正在为这个初来乍到的小生命举办一场盛大的欢迎会。

一个刚刚晋升为父亲的男人，看了看刚从生死边缘挣扎回来、满头大汗且耗尽力气的妻子，又瞧了瞧那个皱巴巴、湿漉漉的小生命。他喜滋滋地走出门外，双手抱拳，仰望着天空，憨厚地笑道：

“谢谢老天爷，我当父亲了！”

此时，那道绚丽的彩虹宛如一座彩色的拱桥，挂在东边的阳宝山上，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看着这番景象，父亲心中满是喜悦。他曾听有文化的人说过：

“孩子出生时若逢彩虹，定是好兆头。这炫丽的彩虹会拥抱并包容着他，使他真正成为一个福泽深厚的大千世界尘世中人。”

第二节 取名

我出生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父亲给我取了个时髦的小名——“兴国”。取“兴”字，既纪念我生于新中国，也寄托着对这片土地兴旺发达的祝福与期盼。

听起来，这名字似乎透着几分文化底蕴，其实父亲只识得些粗浅的字，勉强能写封简单的家书。但他喜欢接受新事物，总能从中悟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哲理。

六年以后，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给我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名字里都带着三点水。父亲说，水能洗涤尘埃，愿我一辈子干干净净。他没有往世人艳羡的大富、大贵上想，只盼着孩子能平安、平凡地度过这一生。从此我有一个小名叫兴国，还有一个大名叫刘泽清。

第三节 长大

孕育一个小生命并让他健康长大，从来不是一件易事。

由于营养匮乏，母亲的奶水不足，我只能靠米浆果腹。这导致我从小营养不良，抵抗力极差，成了医院的常客。四岁多的时候，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发烧。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山区农村，父母无计可施，母亲只能背着我翻山越岭，四处求医。别人说什么偏方管用，她就毫不犹豫地去试。

每次感冒发烧，母亲都会煮一个鸡蛋，忍着烫手的温度在我额头和身上来回滚动半个多小时。然后剥开蛋壳，根据蛋黄变黑的程度来判断病情的轻重——若是全黑，便说明感冒最为严重。接着，母亲会熬一碗姜汤让我喝下，再用抹上菜油的硬币给我刮痧。前额、鼻梁、双肩、后背、胸口以及四肢关节处，全被刮出一条条紫红色的血印。最后将我捂在被子里睡上一觉，待出一身汗，烧也就退了。

有时摔了跤或半夜从噩梦中惊醒哭闹，母亲便以为我是“丢了魂”。她会拿上一个鸡蛋，手指微曲，将鸡蛋一头抵在手心，蹲在河边开始“喊魂”：

“兴国快点回家来啊，虫虫、蚂蚁吓到你了，你就赶快回家来吧！”

喊魂多在傍晚天黑前进行。耳边是哗哗的流水声，老鸦站在河边的柳树上时不时发出“啊……啊……”的啼叫，回荡在两岸间的，是母亲为儿子喊魂的焦急声音。约莫半个小时后，当她的手指与掌心垂直时，掌心的鸡蛋便会顺势倒下。母亲这才长舒一口气：孩子的魂，算是喊回来了。

除了这些，家里还请过“先生”来做法驱邪。那“先生”不是别人，正是母亲的兄长、我的大舅。只见他身穿长袍马褂，在堂屋摆上香案，坐在长凳上，用一块红布蒙住整张脸，时而用汉语，时而用苗语念叨着旁人听不懂的词。

法事中有一个环节叫“清家”，意在清除家中的邪祟。先生点燃一把长长的干竹子，挥舞着火把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回楼下，火星四溅，噼啪作响。走遍屋内屋外、房前屋后，再回到堂屋后，他将火把熄灭，在一个土碗里装了半碗水，点燃一张钱纸投入碗中。接着，他左手端碗，右手持香，绕着碗口不停画圈，嘴里念念有词。念罢，便要求孩子将这碗“符水”喝下，据说这样邪气便不敢上身。可怜的我在母亲的逼迫下，只能极不情愿地闭上眼，将那混着纸灰的半碗水一口气灌进肚里。

母亲对大舅的“法力”深信不疑。在我的记忆中，三十多岁的大舅写得一手好字，家里的门头、猪圈门上全贴着他的字符，堂屋大门上还挂着“照妖镜”。有了这些庇护，仿佛一切妖魔鬼鬼怪都被挡在了门外，家人定能健康平安、人畜兴旺。

父亲其实不信这些，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由着妻子折腾。就这样磕磕绊绊地过了将近六年，我的抵抗力渐渐好了起来，生病的次数也少了，父母和奶奶那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慢慢放下。

第四节 上学

渡船口是我家隔壁的一个寨子，全寨人家依山而居。寨子中间有一条路，从山脚的河边蜿蜒通向山顶。山顶原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庙宇，解放后，政府搬走了菩萨，遣散了和尚，将其改建为一所小学校。从此，朗朗的读书声取代了昔日和尚诵经的呢喃，前来烧香拜佛的信徒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与嬉闹声。

1960年下半年，刚满六岁的我也成了这所学校一年级的学生。

第一天上学，我穿着妈妈刚做好的花衣服，跟在已上六年级的叔叔身后，不到二十分钟便走到了学校。第一节课下课，我想上厕所，却不知该去哪儿上。看见一些哥哥姐姐在西边一间土墙房门口出出进进，走过去一看，才知道那是茅房。

我从未见过这么大、能同时供许多人方便的厕所。门楣上写着三个大字：“男厕所”和“女厕所”。我还不懂得男女有别，更不知道厕所还分男女——毕竟自家的茅房是不分性别的。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笑，只觉得有些难堪，心想：

“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方便完，我快步走出茅房，身后的笑声仍在回荡。放学路上，叔叔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事，耐心地教我男女有别的道理，告诉我以后该如何上厕所。上学第一天就长了见识，心里暗自觉得上学真好玩。

一年级上学期，不知为何语文课本迟迟没有发下来，全班只有老师手里有一本旧课本。老师只能一边讲课，一边让同学们在本子上抄写。我虽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却生性好学，脑子也算灵光。“aoe、bpmf”这些拼音，老师教两三遍就会读会写了。因此，我常被老师叫到讲台上领读，或在黑板上默写。

到了下学期，班主任看我还算聪明，便叫我参加班里的节目排练。可无论老师怎么教，我的头、手、脚总是配合不好，排练了半个月依然笨手笨脚。老师这才发现，在这些方面我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只好作罢。

我在渡船口小学愉快地读完了四年级。后来不知是学生减少还是师资短缺，校方突然宣布取消五、六年级。我和同学们不得不离开这里，去更远的地方求学。

我和同学们要步行十几里山路，去一个叫磨子田的地方上五年级。

那里有一座不高的山包，形状酷似一个大磨盘，故得名“磨子田”。磨盘上原有一座小庙，除了一座供人敬菩萨的庙宇外别无他物，旁边一间土墙草房里住着一户彭姓人家，门前有几块稻田。后来政府拆了庙，在“磨盘”上修了教室和办公室，还建了一个篮球场，办成了一所完整的小学——磨子田小学。

已是五年级学生的我刚过十一岁，个子还不到一米三。每天早上八点多，我从家里出发，走到渡船口寨子山脚下乘船渡过洛北河。平时河水蔚蓝或深碧，浅处清澈见底，连河底的石头和小鱼都看得分明。一条能载十几人的木船上，船工用一根长竹竿在船舷两侧插进水里，使劲一撑，手掌顺着竹竿滑到顶端，船便能前进好几米。河面不宽，大约五分钟便可抵达对岸。

上了岸，穿好衣服背起书包，大家便各奔东西。从此，只要天气不冷，这几个孩子放学后大多都是这样过河的。到了六年级，胆子越来越大，发大水时也敢往波涛汹涌的河里跳。幸运的是，大家都平安度过了那段年少轻狂的岁月。对于我来说，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挑战，如今回想起来，还带着几分小小的自豪。

山里的孩子穷，不管冬夏，能天天穿一双妈妈做的布鞋上学，就算家境不错了。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有草鞋穿，甚至经常光着脚丫去上学。家里唯一的一双布鞋是舍不得穿的，要留着走亲戚时才穿。

男孩子走路总是不老实。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在那条高低不平的羊肠小道上一会儿蹦一会儿跑，脚趾突然踢到一块刚刚冒出地面的石头上。钻心的疼痛让我猛地停住脚步，低头一看，右脚大拇指的指甲被踢掉了一半，鲜血正往外渗。

忍着痛快步走到家，大人们都在地里劳作。我不知怎么想到了用酒消毒，自作主张找出父亲的一瓶苞谷酒，直接往伤口上倒。酒液接触伤口的瞬间，难以忍受的剧痛让我不得不扔下酒瓶，咬着牙在家里跳来跳去，大声哀嚎着“哎呦、哎呦”。痛到极致时，我跑到墙角抓了一把蜘蛛网敷在伤口上，血总算止住了。半小时后，疼痛才慢慢减轻。

我没有包扎，第二天仍光着脚丫去上学。两天后伤口结了痂，基本不疼了。可伤疤没好我就忘了痛，走路依旧不老实，没过两天又踢到了石头上，鲜血直流。这回不敢再倒酒了，赶紧回家抓了把蜘蛛网敷上止血，又找了块破布包好。从此以后，我走路老实了许多。

上学以来，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平平。可在五年级下学期，我一篇作文破天荒地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还得到了表扬。

作文的题目叫《我的理想》。那时的语文课本里有许多解放军的故事，看过的电影、连环画、小说也多以解放军为主角。孩子们都很崇拜军人，平时玩耍都把木棍当枪、石头当手榴弹，不停地喊着“冲啊、杀啊”，扔出石头后还要配上音效：“啪……轰……！”

叔叔就是一位让我敬佩的解放军，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在文中写道：

“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磨子田小学的两年经历，这篇得到老师表扬的作文成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或许是冥冥中与佛有缘，小学毕业后，我要去就读的学校原来也是一座庙。

按成绩，我完全可以考上县城一中。但在那个年代，政审被放在第一位。大概是因为姑妈家是地主成分，我最终收到的是一所农业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学校在县城北面，距县城十五公里，离家更远，将近二十公里。家、县城和学校之间形成了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因为离家远，只能住校。开学那天，我一个人背着简单的行李，穿着妈妈刚买的解放鞋，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学校所在地名叫新天司，是个大寨子，约有百十来户人家。清朝时，这里曾是清政府一个司衙门的驻地。

走到山脚下时，我已经很累了。眼前是一片田野，水稻正值收割时节。一群生产队的男女社员正在稻田里忙碌，镰刀割稻的“刷刷”声、谷桶打谷的“啪啪”声，以及社员们愉快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生机勃勃。看着这片金晃晃的稻田和愉快劳动的人们，我的疲劳顿时消散了大半，于是迈开大步继续向前走去。

穿过稻田进入寨子，部分人家的炊烟已冉冉升起，正是做午饭的时候。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过一户户人家，到了山顶，便看见三排木板平房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围成一个三合院。南面那排房子以前是菩萨的“居所”，如今中间是德新小学的办公室，左边是两个大教室，右边是教师宿舍。

走出三合院向北，是一块石板铺成的操场。东边一排新盖的平房除了一间教师宿舍外全是教室，北边的一排两层楼房，便是我将度过初中时光的教学楼。

其余时间都在附近生产队学农搞劳动，做农活。十一月底，接到通知，初一学生全部回到原小学参加“复课闹革命”。于是，我又回到了磨子田小学。

所谓“戴帽中学”，是在小学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犹如给人戴了顶帽子，是城郊结合部农村教育特有的现象，旨在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

1968年9月，渡船口小学也办了个戴帽中学。“复课”结束后，我重新回到这里，成为戴帽中学的一名学生。

第一节课是语文。上课铃刚停，老师便走了进来。她大约一米六五的个子，一头短发，白净圆润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同学们好！”她站在黑板前，边说边写下三个端端正正的大字：

“刘文慈”。接着说道：“我叫刘文慈，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了。”

她是贵阳市人，高中毕业后刚下乡到学校附近的生产队。她性情温柔，一口纯正的贵阳话轻言细语，班上几个调皮的男生常常让她驾驭不住，伤透了脑筋。

数学老师姓余，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这里教数学已有三年多。三十多岁的他个子不高，约一米六，瓜子脸，偏瘦，但十分严厉。调皮的学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他上课时手里总握着粉笔头，谁在下面说话或搞小动作，他便甩出一支粉笔头，保证百发百中。

说是初中班，其实只开了语文和数学课，其他课程因缺老师而无法开设。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学期还没结束，初中班便停课解散了，同学们只好回家。

从此，我彻底远离了学校，失去了求学的最佳时期。

　　 第五节 小生产队社员

我只好回到家中，回家又能干什么呢？父母和其他家长一样，只能让我参加生产队劳动，自食其力。

于是，我成了一名小社员。

“做活路去喽！男社员去犁田，女社员去薅土！”

我再也听不到学校的上课铃声，每天唤醒我的，是生产队长两次出工的号令。虽是个男社员，但因年纪小，我只能和女社员一起在地里干活。除了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其余全是寨子里的大媳妇、大姑娘和几位老奶奶。

她们欺负小孩不懂事，当着男孩的面撒尿毫不避讳，弄得男孩们十分尴尬。有几个嫂子还经常拿我们寻开心，谁要是不乐意，她们便威胁道：“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裤子脱下来？”

男孩们不敢真惹她们，心里却不服气：

“哼，欺大不欺小，等我长大了要你好看！”

可眼下还是别去招惹为妙。有个男孩不信邪，结果裤裆里被塞满了石头。

我无心参与她们的无聊活动，悄悄地学着大人做事的方法，学会了挖土、薅土、播种等等农活的基本操作，机械地跟着女社员们每天出工、收工，很少说话，如果没人直接问我什么，我什么也不说，甚至有人直接跟我答话，我也不开口。

我心里憋屈，心里想的总是上学时的情景，认为自己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学校，现在就开始继承父业修理地球为时过早。

因此我开心不起来，任凭那些嫂子、小媳妇、大姑娘、小伙子们怎么闹，我都笑不出来。

这就是一种抑郁的表现，可没有人注意到，以为我是先天不爱说话，嫂子们在我这里寻不到开心，只好去撩另外两个男孩了。

上学的路没有了，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我想：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968年12月底，政府准备在杨家寨修建水电站，要求每个生产队派两个男劳动力参加，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可不到一个星期，连长通知我回家，理由是：

“你太小，干不了这个活。”

我只好又回到了生产队，继续在妇女队长底下干活。一天的工分也从原来的五分涨到了七分。

　　到了1969年3月份，本县昌明区正在修一条国家级公路，向生产队征调两名劳动力，我也报了名。出发的那天，太阳早早地就出来了。我和一个比我大将近二十岁的同姓哥哥，在一个年纪更大的本家伯伯带领下，吃过早饭，九点多钟就出发了。

　　本家伯伯是当时公社的社长，被派到工地上去当连长。我和光哥跟着他，过了河，爬过大关坡，从县城边上走到城南，然后一直往南走。

　　我一心只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因此也不问路有多远、是否难走，只是埋着头，不说话，跟着两个大人不停地走。

　　“我们进去找一户人家歇一晚，明天再走吧。”

　　走进一个寨子，我们找到一户房子比较宽大的人家。门口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裤腿挽到了膝盖下，脚上穿着一双草鞋，看样子才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里。

　　伯伯上前与他搭话：“老乡，你好！我们是去山那边修公路的，走到这里走不动了，想在你家借一宿，不知要得不？”

　　“要得，只是条件不好，你们不嫌弃就住下吧。”这人哈哈一笑，继续说道，“人出门谁没个难处？住下就是了。虽然只有粗茶淡饭，也能管你们吃饱。”

　　三人非常庆幸，一下就碰到了好人，赶紧拿着行李跟随男主人进了屋。

　　“请问老乡贵姓？”伯伯问道。

　　“免贵姓陆，叫我陆春明就要得了。”

　　此时，太阳有一半已落在了西边山头下，山头上空出现了红色的云彩。看样子，太阳也走累了，不过它得翻过山头才可以歇息。

　　女主人将煮好的米汤舀出来，给我们三人各盛了一大碗。这米是去年才收割、过年前碾好的新米，煮出来的米汤特别香。再说早餐后我们除了在路上喝些水以外，什么也没吃，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端起碗，呼噜呼噜几下就喝完了。

　　大约快到八点钟了，屋外已是一片漆黑。男主人点上了煤油灯，用一个铁铲子在煮饭的灶里扒拉几下，铲了一铲木材烧成的炭火倒进地炉里，在上面放了一个铁三脚，又把一口小铁锅架在上面。女主人做好了菜，端过来直接倒进锅里。

　　锅里是一盘剁辣椒炒腊肉片，女主人接着往里面掺了一小瓢水。旁边桌子上放着一盆洗好的白菜，水开了，我们就边吃边往锅里放白菜。锅上面架了一块长方形的小木板，上面放着一盘豆豉炒腊肉，还有一碗辣椒水。

　　这餐饭吃得太香了！我虽然人不大，可吃饭不比几个大男子汉差，不到十分钟，就吃完了四碗饭。

　　陆春明有两个儿子，大的不到十岁，小的不到八岁。大家吃完饭，两个孩子习惯性地收拾碗筷，接着小的扫地，大的洗碗，很快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饭后不久，几个大人聊着天。我因累了一天，已经打起了哈欠。陆春明不知从哪里抱来一些稻草，铺在楼上的木地板上，然后烧水叫我们洗脸洗脚。洗完脸，我们拿着自己带来的被子和一条毯子上楼睡觉。估计被子还没捂热，我就进入了梦乡。

等我醒来，窗外已是一片光明。太阳从墙壁的缝隙里钻了进来，一束白光打在屋内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像一面小镜子闪着白光。

发现伯伯和光哥早已起床，我也赶紧穿好衣服，将被子叠好捆好，走下楼来。

女主人已为我们做好了早饭，就是热了些昨晚吃剩下的饭菜。

三人洗完脸、吃过饭，伯伯按每人每餐半斤粮票、两角五分钱的标准计算，共交给女主人三斤粮票和七角五分钱。互相推让了几个来回，女主人不肯收下，伯伯便将钱和粮票放在了一张凳子上。

伯伯一身当年农村干部打扮，此行是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年代公家人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真正的鱼水情。

三人各自背起行李，告别了善良的陆家夫妇，向前面不远的红岩坡走去。

我脑袋里幻想着山那边的情形：修公路怎么修？像在家里那样用锄头挖？碰到大石头怎么办？听说要用炸药炸，在石头下面打个洞，把炸药装进去，然后点燃引线。点火的人赶快跑到隐蔽处藏起来，接着是“轰”的一声巨响，瞬间石块满天飞。哈哈！像打仗一样，一定很过瘾。

我想：“我能做什么呢？要是叫我去做那个点火的人就好了，像放鞭炮一样，一定很好玩。”

红岩坡虽然很高，我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爬到山顶，但由于刚刚美美地睡了一晚，肚子里又填得饱饱的，精神十足，一点也不觉得累。

下山后，伯伯把我和光哥带进了一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寨子，这就是我们驻扎的营地。

我们被安排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放好行李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

饭是用陶瓷罐子装上米，放在蒸笼里蒸的。每人一罐七两米饭，一碗菜。菜里都是以白菜为主，一点肉星星都看不见。那年头，能天天吃上这样的饭菜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大家都吃得很香。

下午休息，第二天就开始上工了。遗憾的是，没能上一线工地，更不可能去“放鞭炮”了。我所在的连队只负责后勤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到距离三十多里的一个小镇，将水泥运送到工地上。

开始，我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搭档，两人抬一包水泥。我们用一根绳子做成两个圈套在水泥袋中间，砍了一棵杉树穿过绳圈，一人抬一头。因为我力气小，水泥袋子如果放在木棒的正中间，两人肩上的重量相等，走几步还可以，时间长了我就不行了。那位大哥哥很是体贴，将水泥袋子放到了他自己的脚边，走在后面。虽然不小心脚就会踢到水泥袋，但水泥袋子距离我却有差不多一米五远，因此最少有80%的重量全压在了这位大哥哥的肩上。

　　几天以后，这位大哥哥发现两人抬一包水泥，走起来总有些别扭，效率也低，就改为自己挑。他一人挑一袋（50公斤），我自己挑15公斤，互不影响，感觉还省力些。我们都是用两个撮箕、一根扁担，每天挑一次，来回一共有六十多里。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挑了40天的水泥后，工地突然停工了，我也只能收拾行李，返回原来的生产队。

　　每罐七两的米饭吃了40天，生产队为我记了全勤工分，工地还发了5元钱。这是我第一次领到的工钱。

　　虽然这种劳动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一点也不轻松，但在这种工作环境中，我看到了当年修路过程中人们“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展现。这使我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孩子觉得十分新鲜，因此过得比较愉快。

　　由于有这40天每天挑着担子走路的锻炼，回家的路上和来时相比，轻松了许多，走得也比较快。

　　伯伯这次没有和我们同行，只有光哥与我为伴。早上八点多钟出发，中途路过盘江街上，每人买了一斤饼干。吃完了接着再走三十多里，到晚上七点以前就回到了家中。

　　晚上睡了个好觉，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我仍然没有达到男劳动力的资格，还是和妇女同胞一起干活，只是工分再次提高了，和全体妇女社员一样，享受每天11个工分的待遇。

　　其实，从我跨进修路大军那天开始，不满十五岁的我，就算是能完全自食其力了。

　　接下来等待我的命运将会怎么样呢？是安心等着明年或者后年走进男社员的队伍，每天赚15个工分；还是继续寻找机会，到更远的地方去闯荡自己的人生？

　　“我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天天都在想着这个问题，时时期盼着能有这样的机会。

　　身体还是少年，生活却让我进入了青年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