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德莱德到拯救世界——青霉素背后的澳洲之子

西裕馨屋

1928年夏天，伦敦圣玛丽医院的实验室里，亚历山大·弗莱明度假前随手搁下一摞培养皿。两周后归来，他发现一只被遗忘的培养皿上，青绿色霉菌静静生长，周围致命的葡萄球菌竟一一消融。这就是青霉素——一个偶然的发现，一篇寥寥数行的论文，随后便在岁月里沉寂，几乎无人问津。

远在英国牛津，一位来自南半球的青年学者，正埋头在故纸堆中寻找希望。他叫霍华德·弗洛里，189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在南澳的阳光下长大，从阿德莱德大学医学院出发，凭着一纸罗德奖学金，踏上了去往英国的航程。故乡的土地、求学的岁月，始终在他血脉里——这是一个澳洲人走向世界的起点。

1938年，弗洛里与搭档恩斯特·钱恩翻到了弗莱明那篇被遗忘的论文，眼前一亮。他们知道，这就是人类苦苦寻觅的抗菌之光。实验室一穷二白，经费拮据，他们就用旧床架当培养架，浴缸、奶瓶、饼干铁盒改造成培养器皿，日夜反复试验。1940年5月25日，八只感染致命链球菌的小鼠，四只用青霉素救治，四只为对照。一夜之间，生死分明——治愈者活蹦乱跳，未治疗者尽数死去。人类医学史上的一道曙光，就这样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亮起。

然而希望刚生，便遇坎坷。首位接受治疗的病人，一位身患败血症的警察，用药后奇迹好转，可稀缺的药物很快耗尽，最终还是离去。看着生命在眼前逝去却无力挽留，弗洛里心如刀割——他深知，必须找到大规模量产的办法，否则这束光，照不亮更多人。

战火纷飞的英国已无力支撑，1941年，弗洛里远赴美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下寻求转机。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实验室里，奇迹接连发生：用玉米浆作培养液，产量节节攀升；被大家亲切称作“霉菌玛丽”的女助手，从一块发霉的奶酪上分离出的新菌株，效力竟是弗莱明原始菌株的三千倍！同年12月，美国参战，青霉素量产被列为国家要务——与原子弹计划同等重要。军人从世界各地寄回泥土样本，市民把家中发霉之物送去实验室，科学家与工厂并肩作战，曾经稀罕的良药，终于源源不断地流向战场、流向人间。

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钱恩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世人多只知“发现者”弗莱明，却常常忽略——是来自澳洲的弗洛里，带领团队把偶然的发现，变成了造福亿万人的救世良方。弗洛里始终淡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许多人共同的努力。”

战后的岁月，他从未停歇。 青霉素成功后，他又带领团队开发出头孢菌素，开辟了另一大类抗生素，让更多感染有药可医。1960年，他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澳大利亚人；1962年出任牛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1965年，英国女王册封他为终身贵族，封号“阿德莱德的弗洛里男爵”——把故乡的名字，永远刻进了他的荣誉里。

他心里始终装着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创办之初便参与规划，1965年正式出任校监，常往返于英国与堪培拉，推动本土科研发展，直到生命最后。

人生暮年，平静却短暂。 1966年，与他相伴四十载的妻子玛丽离世。次年6月，他与共事三十余年的助手玛格丽特·詹宁斯博士结为伴侣——这位最懂他的人，终于陪他走到身边。幸福只持续了八个月，1968年2月21日清晨，弗洛里在牛津家中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九岁。

威斯敏斯特教堂为他举行追思仪式，与巴斯德、詹纳、李斯特这些人类健康的守护者并列受祭。澳大利亚前总理孟席斯说：“他是他那一代人里，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澳大利亚人。”

他走了，却留下两样不朽的东西：一是青霉素，至今每年仍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二是一个启示——从南半球小城出发的孩子，凭着执着、纯粹与善良，真的可以把光，带给全世界。

从偶然瞥见的一抹青霉，到惠及众生的世纪良药；从阿德莱德的阳光海岸，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回响——这就是青霉素的故事，也是一个澳洲之子，用一生写就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