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坪仙茱两千年

蓝天绿水山人

　　战国至汉，重阳佩茱萸、登高饮萸酒已在中原成俗。屈原行吟泽畔，在《离骚》中写下“榝又欲充夫佩帏”，“榝”即茱萸一类。那时的佛坪尚隐于秦岭深处，无人知其名姓，但山茱萸的药用正脉已然开启。

成书于西汉的《神农本草经》，将这枚红果列为上品，名曰“蜀枣”。书中写道：“味酸，平。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痹，去三虫，久服轻身。”产地写得明白——“汉中山谷”。佛坪正在这山谷之中。秦岭南麓，海拔八百至一千五百米的山林间，野生山茱萸遍地丛生。先民入山狩猎采集，偶尝此果，渐知其用，便开始零星采摘，用以调理身体、祛病延年。那是山茱萸与佛坪最初的相遇——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一双双手在山林间摸索。

至南朝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落下一句定论：“山茱萸，生汉中山谷。”此后《名医别录》继之：“九月十月采实阴干。”“汉中”二字，自此成为这枚红果的地理胎记，千年不改。

大唐的重阳，王维登高望远，一句“遍插茱萸少一人”，将茱萸永远嵌入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而在佛坪的山野之间，另一种演变悄然发生。先民不再满足于山中采撷，开始将野生茱萸移栽至房前屋后、田边地角。无需刻意浇灌，仰仗秦岭的雨水与沃土，它们便扎根生长。渐渐地，佛坪有了“家家有茱萸、户户种药材”的景象。至今，袁家庄街道、陈家坝镇的村落里，岳坝镇的大古坪，仍有三百至四百年的古树挺立。树皮皲裂，枝头却年年挂果，秋来红珠累累。它们是活着的史书。

到了清代，佛坪山茱萸已成一方名产。“果大、肉厚、色红、味正”八个字，是药商口中的口碑，也是它走出秦岭的通行证。每逢重阳，乡人采鲜果泡酒，谓之“茱萸酒”，饮罢祈福安康；又将果实晒干装袋，缝成茱萸囊佩于腰间，以求驱邪避灾。嘉庆《汉中府志》载：“汉中府境，重阳饮茱萸酒，采萸果以驱邪。”其中所记茱萸，以佛坪产者为佳。彼时的山茱萸，已不只是一味药材。它是节日里的仪式，是百姓生计的倚靠，是走村串户的药贩手中那一杆秤上的分量。

与此同时，岳坝、大古坪一带的山民，摸索出了一套古法：鲜果采回，沸水烫煮，手工捏核，摊晾果皮。工序虽简，却极考功夫。一代代人的手，在热气与汁水中练出了分寸。2006年5月，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发现连片野生山茱萸约五百株，最大者胸径六十厘米，树龄逾千年。它们静立在原始林中，替《名医别录》里那句“生汉中山谷”做着最古老的注解。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县野生山茱萸不足百株。1966年，县药材公司田维刚在西岔河试育三千株苗，悉数成活。真正的转折在1975年——县委书记李子良提出“苦战三五年，把佛坪建成天麻基地枣皮县”，全县动员，社队栽植，省地拨款调苗。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漫山遍野都是挥锄挖坑的身影。今日佛坪十万六千亩山茱萸的基业，正是在那个年代的汗水中奠基。

此后数十年，从分户扩种到品牌跃升，佛坪山茱萸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如今，它已是“中国山茱萸之乡”，拥有十万亩种植规模、九家加工企业、二十余种衍生产品，品牌价值逾八亿元。它从一味药材，长成了一个产业，一种文化，一张地域名片。

但我常常想，比这些数字更珍贵的，是那些散落在山野田间、古籍方志与民间记忆里的故事。它们像一颗颗散落的珠子，等着有人用一根线把它们穿起来。这根线，就是文化。

我建议成立山茱萸文化研究会，正是想要为这枚红果立传，替秦岭把这两千年的故事，从树皮的纹路里一行行读出来，然后寄往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