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月半长相思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喳西泰

暑气将尽未尽的时候，七月半就到了。

在荆楚大地，人们管这一天叫“月半”。简简单单两个字，念在嘴里却沉甸甸的，像含着什么不愿轻易吐露的心事。老人们常说“年小月半大”，意思是说，过年可以简朴些，但月半却万万马虎不得。

我小时候不怎么明白，过年有新衣穿、有鞭炮放、有压岁钱拿，热闹喜庆得不得了；月半呢？家家户户焚香烧纸、摆供设宴，气氛安静而肃穆，怎么反倒比年还大？祖母听了只是笑，摸摸我的头说：“年是你自己的日子，月半是老祖宗的日子。你自己的日子可以马虎，老祖宗的日子，你敢马虎么？”

这话我记了很多年。后来慢慢懂了。年，是向前的，是活人欢聚、迎新纳福；月半，是向后的，是生者回望、追远怀亲。一个向前，一个向后，一阳一阴，一张一弛，中国人的时间就在这样的交替中缓缓流淌，千年不息。

祖母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坐在堂屋门口那把竹椅上。那把竹椅坐了几十年，扶手的竹篾被磨得油亮亮的，发出一种深沉的琥珀色。祖母的手搭在扶手上，指节粗大，皮肤松弛，布满老年斑，可那双手曾经是那么灵巧、那么有力。我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穿阴丹士林蓝的斜襟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眼睛里有光。如今那光还在，只是沉下去了，沉到更深处，像一口古井，表面平静，内里幽深。

七月半的黄昏，祖母常常就那样坐着，望着天边一点点暗下去。她不说话，我也陪着她不说话。晚风从稻田那边吹过来，带着新谷的香气和泥土的潮意。远处有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就在那样的静里，中元节慢慢来临了。

月半是从七月初十前后就开始的，并不是七月十五那一天的事。乡下的规矩，自七月初十起，已故先人的魂魄便要回家来了。我至今记得那些傍晚。太阳刚落山，天边还残留着一抹暗红，祖母便搬出那张上了年岁的八仙桌，摆在堂屋正中，用湿布细细地擦过三遍，桌面擦得能照出人影来。然后一样一样地摆供。

鱼是整条的鲫鱼，煎得两面金黄；肉是方方正正的一块五花，肥瘦相间；豆腐是白嫩嫩的水豆腐，颤巍巍地码在青花盘里；油条是新炸的，还带着油锅的温度。四样菜，不多不少，摆得端端正正。

说起那油条，祖母做起来格外讲究。前一天夜里就要用老面发好，第二天清早起来揉面、擀面、切面，两条叠在一起，用一根筷子从中间压下去，再轻轻一扭，放进油锅里。滋啦一声，面坯在滚油中迅速膨胀、金黄、浮起来。祖母用长竹筷翻动着，神情专注得像在完成一件艺术品。她说，油条是给祖先路上当干粮的，一定要做得好，做得香，让老祖宗吃着顺心。

酒是要斟的，斟在三个小盅里。那酒壶是黄铜的，壶身錾着细细的缠枝莲纹，是祖母的陪嫁，跟了她六十多年。铜壶原本锃亮，如今已蒙上一层暗沉沉的铜绿，像那些往事蒙上了岁月的尘埃。祖母斟酒的时候手不抖，稳稳地提起壶嘴，让琥珀色的酒液细细地流进盅里，刚好八分满，不多不少。

筷子要垂直地插在饭中，不能歪。祖母点起三炷香，烟雾细细地升上去，在暮色里散成若有若无的青纱。她双手合十，嘴里低声念叨着：“爹爹、太公、太婆，都回来吃饭了……都回来吧……”那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又像是怕隔得太远听不见。

我站在一旁，大气不敢出。堂屋里静静的，只有香灰偶尔坠落、细微到几乎听不见的声响。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屋子里比刚才满了一些，不是人多出来的那种满，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沉沉的、温温的东西，仿佛空气有了重量，仿佛那些空着的椅子真的坐上了人。祖母说，先人们正端着碗吃饭呢，我们不要出声，不要打扰。

三五分钟后，祖母才直起身，招呼我们坐下。饭菜重新热过，一家人围桌而坐，默默吃完。那顿饭总是吃得很安静，谁都不怎么说话，连筷子碰碗的声音都比平时轻些。

如今想来，那种安静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敬畏。是对血脉源头的敬畏，是对“我从哪里来”这个亘古问题的无言回答。

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小声问祖母：“老祖宗真的来了吗？”祖母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柔和笃定。她说：“你心里觉得他们来了，他们就来了。”我当时听不懂，觉得祖母是在敷衍我。很多年后我才明白，祖母说的是一个多么高明的道理。所谓祭祖，所谓追思，归根到底求的不过是一份心安。先人在不在，是另一回事；你在心里给他们留了一个位置，他们就在了。

七月十五的傍晚，才是月半最要紧的时刻。

吃过晚饭，天将黑未黑，父亲便搬出早已备好的“包袱”，用白纸糊成的信封模样的纸包，里面装满印了铜钱模样的火纸。包袱的封面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收件人的名讳：“故显考×公讳××老大人收用”“故显妣×母×氏老孺人收用”。字是父亲写的，一笔一画，极尽恭谨。他平日里握锄头的手粗大有力，指关节因为长年劳作而变形突起，可写这些字的时候，却轻得像在羽毛上描画，生怕写重了一笔，那边就收不到了。

父亲写得一手好小楷，是跟村里的老秀才学的。老秀才姓杨，民国年间在县里教过书，后来回乡务农，写得一笔颜体，雄浑开阔。父亲年轻时跟杨先生学了三年，虽然后来没派上什么用场，庄稼人谁看你字写得好不好呢，但每年月半写包袱的时候，那一手字就有了用处。父亲一边写一边念叨：“这包袱送过去，老祖宗看着也体面。”他说这话时脸上有种孩子气的得意，仿佛一个学生交了一份满意的作业。

写好的包袱按辈分码好，堆在门前的空地上。曾祖父的、高祖父的，一共十几个，码得整整齐齐。天完全黑了，父亲划亮火柴，从最底下的包袱开始点燃。火舌舔着白纸，慢慢地、慢慢地蔓延开来，将一个个名字吞进橘红的光里。纸灰飘起来，在夜风中打着旋，像一群黑色的蝴蝶，朝着夜空深处飞去。

祖母蹲在一旁，用一根细竹枝在火堆外围慢慢地画着圈。她一边画一边说：“这是给自家先人的，孤魂野鬼不要来抢……”画完一圈，又在圈子外面烧几沓散纸钱，那是给无主孤魂的。她说，做人要厚道，不能只顾自家，那些没人祭奠的也要分一口。

关于孤魂野鬼，村里有个流传很久的说法。说是很久以前，有一个外乡人路过此地，病死在路上，无人收殓。村里一位姓陈的老人在月半这天多烧了一沓纸钱，夜里梦见一个陌生人前来叩谢。从此以后，村里人每年烧纸都要在圈外散一些，说是“广结善缘”。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但那份“推己及人”的仁厚，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中沉淀下来，成了这个节日里最温暖的一部分。

火光照着祖母的脸，皱纹一道道地深刻下去，眼睛却亮亮的，映着跳动的火光。那火光里有一种安详，好像她做的这件事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好像隔着这堆火、隔着这缕烟，她就能跟那些已经走了很久很久的人说上话。

我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忽然想起《论语》里那句话：“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以前读不懂，觉得不过是些大道理。那一刻却忽然懂了。所谓“慎终”，是慎重地对待每一个生命的终结；所谓“追远”，是不忘那些早已远去的先人。一个人如果始终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记得那些养育过自己的血脉，他的心地就不会轻薄，就不会忘了根本。

火光渐渐暗下去了，最后一缕青烟散尽的时候，父亲用一根木棍轻轻拨了拨灰烬，确认没有火星了，才直起身来。我们一家人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那堆灰。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安静的表情，像是刚刚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夜风吹过来，带着秋初的凉意，吹散了最后那点焦煳的气味。远处谁家的狗又叫了两声，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黄黄的，挂在东边的松树梢上。

月半的夜里，河灯是另一道风景。

我们那儿有条小河，从村前缓缓流过，平日里安静得很，只有夏天涨水时才显出几分脾气。河水不深，清澈见底，夏天孩子们在里面摸鱼虾、打水仗，大人们则在岸边洗菜、淘米。可七月十五这一晚，河便不再是那条河了。它成了一条光的河流，一条承载着无数思念的、静静流淌的星河。

放河灯之前要做灯。做灯是孩子们最盼望的事。用彩纸折成莲花的模样，粉红的、鹅黄的、淡紫的、月白的，一张张薄薄的纸在手指间翻折，渐渐变成一朵朵含苞或盛放的花。花心留一个小小的凹槽，放一截短短的蜡烛。手巧的人还能折出双层的花瓣，一层层绽开，精致得像真的一样。我手笨，折出来的莲花总是歪歪扭扭，花瓣对不齐，但点上蜡烛放到水里，居然也能稳稳地浮着，晃晃悠悠地漂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笨一点也没关系，心意到了就好。

放灯大多在戌时前后，天已经完全黑了，河面上一片墨色，只有月光在上面碎成一片银鳞。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河边，大人牵着孩子，年轻人搀着老人，手里都捧着自己的灯。蹲下身，将灯轻轻送入水中，手指松开的一刹那，那盏小小的灯便开始了它的旅程。

大家蹲在岸边，看着手里的灯晃晃悠悠地漂远。没有人说话，只有水声潺潺，只有烛光在夜风中明明灭灭。偶尔有一阵风吹过来，几盏灯晃了晃，险些翻倒，岸上便是一片轻轻的“哎呀”声。等灯稳住了，大家又长长地吁一口气。那份紧张和关切，仿佛那灯里装的不是一根蜡烛，而是一颗活着的心。

我少年时放过一次河灯，至今记忆犹新。那盏灯是我自己折的，笨手笨脚地折了很久，总算折出一朵歪歪扭扭的莲花。点上蜡烛，小心翼翼地放进水里，它居然没有翻，稳稳地浮着，顺着水流慢慢漂走了。我蹲在岸边看了很久很久，直到那一点光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融进远处的夜色里，再也分不清哪里是灯、哪里是星。

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的，又满满的。空落落的，是因为觉得有什么东西走了、远了；满满的，是因为觉得那盏小小的灯替我带去了什么。也许是思念，也许是问候，也许只是一句说不出口的“我很好，你们放心”。

后来读到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中元节的河灯，写人们争先恐后地赶着去看，写那河灯“顺着水往下流，流到河心，流到远远的地方去了”。我想，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同样的夜晚、同样的河边，放下同样的小小的灯。灯灭了又亮，人走了又来，可那份心意是不会变的，即对逝者的追念，对生者的祝福，对天地之间那点温情的守护。一盏河灯就是一颗心，千百颗心聚在一条河上，那河便不再是河，而成了一条纽带，连着此岸与彼岸，连着生者与逝者，连着看得见的日子与看不见的永恒。

关于河灯，村里还有一个传说。说是有个孝子，母亲去世后魂归水府，不得超生。孝子日夜啼哭，感动了河神。河神托梦给他，说七月十五夜做莲花灯一盏，点燃后放入河中，若能漂过九道弯而不灭，你母亲的魂魄便能得到超度。孝子照做了，那灯漂过了一道弯、两道弯、三道弯……漂过九道弯的时候，天边忽然现出一道彩虹，他母亲的魂魄就在彩虹上对他微笑。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每次放河灯的时候，我还是会暗暗希望自己那盏灯也能漂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说到月半，不能不提“接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旧俗。

旧时规矩重，出嫁的女儿除夕要在婆家过，正月里拜年虽可回门，终究来去匆匆。唯有七月半，是女儿名正言顺回娘家小住的日子。鄂西南至今流传“年小月半大，老少的姑儿们回娘家”的说法。

我有一位远房姑姑，远嫁到三十里外的村上，平时难得回来。可每年七月半前后，她必定带着姑父和表弟回来，住上两三天，帮祖母洗洗晒晒、收拾收拾，给先人上香烧纸。祖母那几天总是格外高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响亮了不少。姑姑走的时候，祖母总要送到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一直望到看不见了才转身。有一年姑姑因为表弟要升学，没能回来，祖母嘴上说“没事没事，孩子的事要紧”，可那几天我注意到，她总是站在门口朝大路上望，望一会儿，又默默地回到屋里去。

姑姑回来的时候，照例要给祖宗牌位磕头。祖母家的牌位供在堂屋正中的神龛里，一块块窄长的木牌，上面用墨笔写着名讳，年深日久，墨色已有些发淡。姑姑跪在蒲团上，认认真真地磕三个头，每一个都磕到底，额头碰着蒲团，发出轻轻的闷响。她磕头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见她的肩膀微微地抖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在哭。等她站起来，眼睛果然是红的。祖母什么也没说，只是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那一拍里，有安慰，有懂得，也有“你在外面受苦了，可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家”的无声承诺。

我后来想，这个习俗其实意味深长。中国人讲“落叶归根”，女儿虽然嫁出去了，根却还在娘家。月半是祭祖的日子，也是认祖归宗的日子，让出嫁的女儿回来，在祖先的牌位前上一炷香，告诉她，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人，你的名字永远写在家族的谱系里。这份心思，温厚而绵长。

姑姑有一回跟我聊天，说起她出嫁头一年的月半。那天她在婆家也烧了纸、上了香，可总觉得心里空空的，好像缺了什么。到了晚上，她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朝着娘家的方向望了很久。她说：“那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人这辈子不管走多远，有一条线是扯不断的。那条线一头拴在你身上，一头拴在娘家的堂屋里，拴在祖宗牌位上。你想割断它，割不断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听懂了那句话里的分量。那条线，叫血脉，也叫根。

这些年，我在城里生活，月半渐渐过得不那么讲究了。

城里的规矩多，不许在街头焚香烧纸。有些年份，我甚至忙得忘了日子，直到看见楼下有人在墙角烧纸，才恍然想起。哦，七月半了。那一刻心里总是微微一颤，像被什么轻轻碰了一下。然后匆匆买些纸钱，找个僻静的角落，画个圈，点上火，对着那跳动的火焰默默站一会儿。

城里烧纸和乡下不同。乡下是在自家门口，天地开阔，火光映着稻田和远山，烧得坦坦荡荡。城里却是在墙角、在桥洞、在工地的围挡后面，偷偷摸摸的，像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烧纸的人蹲在那里，四周是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车流不息，他蹲在角落里，面对着一堆小小的火，嘴里念念有词。那画面有一种巨大的反差，也有一种巨大的孤独。在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一个现代人用最古老的方式，跟他已经逝去的亲人说着话。那一堆火在城市的光海里，小得像一粒尘埃，可那尘埃里有温度、有回忆、有几百上千年传下来的深情。

火灭灰冷，转身回家，日子照旧。

可我总觉得，这样做跟乡下的时候不一样了。在乡下，月半是一件郑而重之的大事。全家老小齐上阵，备供品、写包袱、摆八仙桌、放河灯，前前后后忙上好几天。那种忙碌里有一种仪式感，有一种“这件事很重要”的郑重。而在城里，一切都简化了、压缩了、匆匆忙忙了。十分钟烧完纸，转身就能刷手机、点外卖、看短视频，仿佛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也许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有些东西注定要被碾碎、被扬弃。可我总有些舍不得，舍不得那种郑重，舍不得那种安静，舍不得那种“一家人围着一堆火、默默想念同一些人”的温暖。

有一年在城里过月半，我蹲在街角烧纸，旁边不远处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在等车，女孩子刷着手机，男孩子搂着她的肩，嘻嘻哈哈地笑。他们大概完全不知道这个蹲在墙角的男人在做什么，也许以为是某种奇怪的迷信仪式。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像一个活在旧时代的人，被丢进了新时代的洪流里，手里还攥着一把旧时代的灰。可我又想，这灰里是有火的，那火是祖母传给我的，是父亲传给我的，是几百上千年无数个无名的人传下来的。它在我手里，我不能让它灭。

中元节的文化内核，说到底无非两个字，敬与爱。

敬，是对祖先的敬。中国人不信某一个唯一的造物主，但我们信“根”，相信自己的生命来自父母，父母的生命来自祖父母，一代一代往上推。推到最后，便是整个家族、整个民族的血脉长河。这条河从远古流来，流过我们，还要流向未来。我们站在河的中游，既要饮水思源，也要为下游蓄水引渠。

我认识一位研究民俗的老先生，姓章，华中师范大学退休的教授，一辈子研究荆楚地区的岁时节令。有一回我去拜访他，聊起中元节，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祭祖吗？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祖先。西方人信上帝，上帝在天上，是外在的。我们信祖先，祖先在血脉里，是内在的。你不需要去教堂，你只需要坐下来想一想你的父亲、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他们是怎么活的、怎么死的、怎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就能找到安身立命的依据。”老教授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摩挲着一只旧茶杯，眼里有一种很深的光。那光我见过，在祖母的眼睛里见过，在父亲的眼睛里见过，在姑姑磕头时微微抖动的肩膀里见过。那是一种信仰的光。

爱，是对亲人的爱。那些已经走了的人，我们无法再牵他们的手、再叫他们一声爸妈、再给他们盛一碗饭。但我们可以在月半的夜晚点一炷香、烧一沓纸、放一盏灯，用这些古老的方式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我们还记得你们的样子、你们的声音、你们说过的话。你们虽然不在了，可在我们的记忆里、在我们的血脉里，你们一直都在。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迷信，是形式主义，是自欺欺人。可我想说，人活一世，总需要一些“自欺欺人”的时刻。相信逝者能听到我们的呼唤，相信那缕青烟能抵达另一个世界，相信那盏河灯能照亮他们回家的路。这些相信，让生离死别不再那么冰冷，让阴阳两隔不再那么绝望。这些相信，是千百年来无数普通人用泪水和思念编织成的、最温柔的一张网。这张网兜住了我们对亲人的全部牵挂，兜住了我们在这个浩渺宇宙中的一点点归属感。

今年的月半又快到了。

我提前给乡下的二哥打了电话，问他今年怎么过。他说还是老样子，初十接祖宗回家，十五烧包袱送走，家里那棵老桂树今年花开得早，满院子都是香的。“你回来不？”他问。

我愣了一下，说：“看看吧，不一定能请到假。”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可我心里却浮起那个小小的村庄、那间老旧的堂屋、那张擦得锃亮的八仙桌、那三炷细细的香、那堆跳动的火、那盏漂远的灯……还有祖母坐在竹椅上的身影，手里摩挲着那只黄铜酒壶，嘴里低声念着那些名字，那些她念了一辈子的、属于我们这个家族的名字。我想，也许这就是中元节的意义。它让我们在匆匆赶路的人生中，偶尔停下来，回过头，看一看那些已经走远的人，摸一摸那条看不见却从未断裂的血脉。然后，我们再转过身，继续向前走。但从此以后，脚下的路便多了一分踏实，心底便多了一分温暖。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水马龙，热闹得很。可我心里却浮起那个小小的村庄、那间老旧的堂屋、那张擦得锃亮的八仙桌、那三炷细细的香、那堆跳动的火、那盏漂远的灯……还有祖母坐在竹椅上的身影，手里摩挲着那只黄铜酒壶，嘴里低声念着那些名字，那些她念了一辈子的、属于我们这个家族的名字。

我想，也许这就是中元节的意义。它让我们在匆匆赶路的人生中，偶尔停下来，回过头，看一看那些已经走远的人，摸一摸那条看不见却从未断裂的血脉。然后，我们再转过身，继续向前走。但从此以后，脚下的路便多了一分踏实，心底便多了一分温暖。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我们的身后，站着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站着无数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先人。他们沉默地注视着我们，用看不见的手托举着我们，用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力量，支撑着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在乡下，月半过完的第二天早晨，堂屋里便不再提供了，香也撤了，一切恢复如常。祖母会在门口烧一挂鞭炮，噼噼啪啪地响过之后，就算是把老祖宗们送走了。我问祖母：“他们走远了吗？”祖母说：“走远了。明年七月半再回来。”我又问：“”那他们这一年去哪呢？”祖母想了想，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看着你。你好好过日子，他们就放心。”我点点头，似懂非懂。

现在我真的懂了。那些先人并不曾走远，他们就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时想起他们曾经也爱吃的那一刻，在我们遇到难关时想起他们也曾咬牙挺过的那一刻，在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想起他们也曾这样看着我们的那一刻。他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延续，他们的故事在我们的故事里重述。所谓血脉，所谓传承，不过如此。

月半长思，思的不只是故人，更是那根穿越千年的血脉、那份绵延不绝的深情。

愿所有思念，都被听见。愿所有离别，终有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