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士重走长征路——四渡赤水出奇兵的茅台镇

弘弘姥爷—杨林（3602787）

拍摄孔令成制作弘弘姥爷—杨林美篇号（3602787） 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中央工农红军1935年3月16日至18日在茅台山羊坳、朱砂堡、银滩三渡赤水河的革命纪念圣地，全国红色旅游重点景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园由四渡赤水浮雕墙、纪念塔、渡口纪念碑和展览陈列馆组成。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名由江泽民同志题写；塔高25米(25000毫米），寓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塔身由四片形似浪柱的建筑依序错落而成，凸显主题——四渡赤水。纪念塔和渡口纪念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毛泽东在接见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时，曾深情地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四渡赤水战役旧址四渡赤水纪念塔中华人民类和国国务院二零零六年六月二日公布仁怀市人民政府立 老兵在此留影。 这处浮雕名叫灵爽奇相·伟人石，在贵州仁怀的三百梯。碑文记载，1935年红军行经这里，毛泽东曾在路旁一块天然青石上休息。后来当地百姓感念于心，觉得石头隐隐酷似伟人侧影，便称它“伟人石”。1993年，青龙山村民立起这组纪事碑，把民间长久流传的记忆固化下来。 浮雕以苍劲的松枝衬托侧面头像，下方的水纹暗合赤水河，右下角刻“红军轶事”的印章。它不是重大会议、激烈战斗的记录，是长征路上一处柔软、属于民间记忆的小点。正史记录行军路线、作战部署，而老百姓记住的，是伟人在山道上歇脚的一瞬间。 很多长征故事是自上而下的叙事，这一处恰恰相反：是一代又一代当地人，望着山路上的那块石头，把自己的崇敬悄悄留存、代代相传。四渡赤水的宏大历史，就这样落在山野的一块青石、一方百姓的念想里。宏大的征程，是由无数这样细微的印记丰满起来的。 开始长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国民党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兵百万“围剿”各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长征。 星火燎原（左）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图1929年—1931年1931年下半年，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取得重大发展。长期被分割的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中）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右）各地工农武装起义形势图1927年-1934年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1927 年至1934 年中国工农红军不断壮大，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要图（1930年11月-1931年1月）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要图(1931年8月1日-9月15日） 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致使党的领导在1931年至1934年间陷入了新的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是兴国县委翻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第四次全体会议议决案》。 毛泽东在宁都时住过的地方——胡氏家祠。 王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实际上操纵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1933年1月，在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秦邦宪）等因为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无法立足，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直接领导。图为时年26岁的博古.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图为李德。 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了毛主席当年起草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命令，太珍贵了！ 根据地人民庆祝反“围剿”的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布质袖标 顶部五角星旁：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大字：中國工農紅軍中间一行：第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四軍十二師卅五團下方：第三連士兵右侧三个圆圈是“模、世、宣”（模范、世系、宣传，连队标识）。 这是一件手工缝制的布制党徽圆牌。不是工厂批量生产，是用朴素的白布，一针一针把五角星、锤头与镰刀缝在圆形底布上，边缘用针线锁边。 正规的金属徽章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很难得到。这件徽章全靠手工：剪布、拼形、穿针引线。针脚并不十分齐整，造型带着质朴的拙气，没有精致的工艺，却格外有力量。锤头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五角星象征革命的方向。它让我们看见，当年很多党员、革命者的信仰，不是来自精致的器物，而是自己亲手做出来、贴身带着的一份信物。在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件亲手缝制的徽章，就是内心信念看得见的模样。宏大的理想落到实处，就是这样一针一线。它和前面那件红军袖标正好相互映照：一个是战士的身份，一个是革命者的信仰。 展柜里的这三件小红书，都是红军时期的歌本，巴掌大小，纸页发黄、折角磨边，正是当年战士们揣在身上、行军路上传唱的小册子。 左：《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封面竖排大字，落款清楚：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三軍團總政治部編印。"三期革命战争"指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把胜利编成歌，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种方式——行军间隙、宿营以后，战士们唱着自己打胜仗的歌，既是娱乐，也是教育。 中：代序小册线装手工装订，纸页更旧，中间一册能看到"代序"二字。同样是歌本或宣传材料的序页，开本极小，便于携带。 右：油印唱本纸张破损更明显，字迹是油印手刻的风格。能辨认出"（三）帝國主義者，軍閥資本家……"、"大家起來，準備準備為！"、"打打，帝打打帝打打打……"这样的歌词，还有"小兒童，我們是……"一类的短句。这是当年传唱度极高的革命歌曲，用最朴素的白话、最上口的节奏，把革命道理唱进战士心里。 长征不只是走路、打仗，也是一路唱歌。物质条件那么艰苦，纸张、油墨都金贵，仍要编印歌本、编歌词。一首首歌，就是一支队伍在山野间隙、篝火旁边的精神生活。歌本小得能揣进口袋，唱出来的却是"打倒帝国主义""我们是儿童团"这样的大志向。 这是仁怀三百梯“红军轶事”主题墙上的一幅器物浮雕。画面集合了几类极有代表性的红军物件：一盏油灯、一卷写有“红军到，干人笑”歌谣的书简、一支步枪、一把刺刀，还有行军的搪瓷水桶、干粮袋。 浮雕没有刻画冲锋厮杀的场面，而是把目光投向战士随身的物品。钢枪是战斗的武器，水桶、干粮袋是艰苦行军的日常，油灯代表夜晚的宿营、学习、写标语，那行歌谣则是民心的见证。几件器物合在一起，完整拼出红军的面貌：既是武装的战斗队伍，也是一支带着思想、善于宣传的队伍。 它用静物讲故事：长征不只有硝烟，还有油灯下的思索、一路的宣传，还有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歌谣。武器与文宣、生存与理想，都装在战士简单的行装里。右下角“红军轶事”的印章，也点明它记录的不是重大战史，是那些散落在沿途、有温度的细节。 《仁怀红军歌谣》（茅台渡口石刻全文） 红军在仁怀，留下了许多军民鱼水情的佳话，当地群众自编的红军歌谣。 长岗镇大阳村仡佬族村民朱国珍编了《十二月唱红军》，的每一月起头，唱出了红军长征在遵义的丰功伟绩。他写到： 长干山，山头长，红军恩情胜爹娘。爹娘天天流眼泪，盼望红军到。 红军在茅台曾打开官仓分盐，茅台群众唱到：“红军过茅台，分盐又分财，豪把头低，百姓笑开怀。” 红军在鲁班场到处张贴《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等文告，鲁班一事：红军贴布告，字字金光耀。穷人看布告，个个拍手笑。豪绅看布告，遵义最著名的红军标语（其实也是红军歌谣），也出自长岗镇王泽光家堂屋的板壁上留下的： 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红军歌谣，咳唾相闻，灵透豪迈，落韵殷殷。 这是仁怀三百梯红军轶事墙上的党徽五角星浮雕。红星、锤头镰刀，是红军最鲜明的符号。浮雕没有多余修饰，古铜色的徽章嵌在红红色的石墙上，质朴厚重。在长征的岁月里，这枚符号既是标识，也是方向。 比起宏大的叙事，它更像一个凝练的印记：一路跋涉、一路坚守的理想，就浓缩在这一颗星、一组图案之中。它和同一条文化墙上的歌谣浮雕、伟人石浮雕相互呼应，一器、一像、一徽，从不同侧面，留存四渡赤水时期的历史印记。那些战火年代的信念，没有随硝烟散去，而是被后人刻进山石，静静安放于赤水河畔的山道旁。 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