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首战歌获全国一等奖，词作者却查无此人，最后从朝鲜战场上找回一个炮兵指导员，他说这词不是我写的

胡扬

本文基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结合公开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化加工创作。文中对话、心理活动等细节为合理推测，目的是增强文章可读性，尽可能还原历史情境。

一等奖的名单里，有一首歌，谁都认识，谁都会唱。上至工厂农村，下至街头巷尾，就连几岁的孩子都能哼上两句。

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首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配得上一等奖的荣誉。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一个尴尬到近乎荒诞的问题摆在面前：这奖，该发给谁？

曲作者很明确，叫周巍峙，当时是文化部艺术局的副局长，大音乐家。

但词作者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印着五个字：志愿军战士。

奖状总不能写“赠：志愿军战士全体同志”吧？奖金更不可能平均分给几百万人。

就是说，一首已经火遍全国、甚至在国际上都有巨大影响的战歌，它的词作者，居然是个“查无此人”的神秘人。

谁都没想到，寻找这个“志愿军战士”的过程，竟然牵出了一段跨越国境、从北京的办公室一直追到朝鲜炮火连天的前线阵地的传奇。

而故事的答案，藏在一个名叫麻扶摇的普通炮兵指导员身上。

当人们最终找到他时，他还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跟敌人死磕，对国内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1950年的秋天，新中国的空气里，还弥漫着解放战争残留的硝烟和迎接新生的喜悦。

老百姓盼了多少年的和平，终于来了。大家伙儿都憋着一股劲，准备甩开膀子建设自己的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悍然介入。战火一路向北，很快就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鸭绿江边。

它们根本不把国境线当回事，成群结队地飞到中国东北的上空，侦察、扫射，甚至直接扔炸弹。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到11月，美军飞机侵入我国领空超过上千架次，对安东、辑安、临江、拉古哨等地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和扫射。

安东市的浪头机场、大孤山镇，多少老百姓在睡梦中就被炸得血肉模糊。

一个刚刚从百年战乱中挣扎出来、渴望和平与安宁的国家，却在家门口被人这样欺负。

决策层经过艰难而审慎的考虑，最终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他当时是志愿军炮兵第1师第26团5连的政治指导员。

这是一个标准的基层政工干部，23岁的年轻人，河北清苑人，高高瘦瘦，戴副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但他16岁就参了军，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骨子里是军人的硬气。

1950年10月，麻扶摇所在的部队就驻扎在鸭绿江边，整装待命。

江对岸，炮声隐约可闻，夜里甚至能看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有对战争的天然厌恶。谁不想过安生日子？好不容易打跑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分了田，回了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几天？

美国人凭什么在家门口耀武扬威？凭什么炸我们的人，毁我们的家？

那段时间，麻扶摇的口袋里，天天都塞满了战士们的请战书。

有的战士不识字，就请别人代笔，自己在名字上按个红手印。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不怕。现在打到家门口了，我们更不怕！”

“美国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解放战争里打败的，就是美国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

作为指导员，他的任务，就是要马上组织一场誓师大会，把这股劲儿拧成一股绳，在跨过鸭绿江之前，让全连的士气达到顶点。

麻扶摇一个人趴在临时搭起的木板上，拧亮了那盏陪伴他多年的煤油灯。

他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白天战士们那些朴素又滚烫的话。

他想起了那个刚结婚没多久就归队的排长，排长说：“我跟媳妇说了，不把美国鬼子打趴下，我就不回去。保卫了大家，才能保住我们的小家。”

他想起了那个家里刚分了三亩地的东北小战士，小战士拍着胸脯说：“指导员，这回是为咱自个儿的土地打仗，有劲！”

他还想起了报纸上那些被炸毁的房屋，那些死难同胞的名字……

他根本没想过要“创作”一首诗，或者写一篇华丽的文章。

他要把战士们的心里话，最想吼出来的那几句，原原本本地记下来。

这股情绪在胸中越积越浓，不写出来，他自己都睡不着觉。

写完，他自己念了一遍，觉得心里那股憋着的劲儿，一下子就顺了。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三句话，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把国家大事和每个士兵的切身利益，完美地统一起来了。为什么要打仗？就为这个。

最后一句，“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是目标，是决心，更是压不住的怒火。

他觉得，这不算是他写的，是5连全体战士一起写的。他只是动了动笔。

他把这段文字誊抄了一遍，准备在第二天的誓师大会上，带着大家一起宣誓。

他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短短几十字，即将开启一段属于它自己的传奇旅程。

第二天，5连的誓师大会上，麻扶摇带着全连战士，吼出了这段誓词。

连队里有个文化教员，粗通音律，觉得这几句词念着就带劲，朗朗上口，干脆就给它配上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民间小调的曲子。

于是，5连的战士们在行军路上，在休息的间隙，就开始唱这首歌。

麻扶摇当时还兼着团里办的一张油印小报《群力报》的通讯员。他觉得这誓词不错，就把它报了上去。《群力报》的编辑一看，也觉得好，立马就刊登了。

就这样，这首还没有正式名字的“歌”，就在炮1师的范围内传开了。

很多后续入朝的部队，在跨过鸭绿江的时候，嘴里唱的，就是这首歌或者歌词类似的版本。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那它最多也就是一首在特定部队里流传的军歌。

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记者的笔，就是士兵的枪。他们的任务，是把前线的炮火和战士的呐喊，传递回报纸和电波，告诉全国人民，我们的子弟兵在为什么而战。

1950年11月，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时，偶然听到了这首歌。

他找到了麻扶摇所在的部队，看到了刊登在油印小报上的那段歌词。

他觉得这段词写得太好了，简直就是志愿军精神的完美写照。

在引用的过程中，他出于职业的严谨和锤炼，对原文做了两处小小的改动。

“横渡”，是一个中性的动作描述，强调的是渡江这个行为本身。

而“跨”，一个简单的动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自信和对敌人的蔑视。仿佛鸭绿江不是天险，只是一个小水沟，我们一抬腿就迈过去了。那种豪迈的气魄，一下子就升华了。

“中华”和“中国”，意思相近，但在当时的语境下，“中国好儿女”的指向性更明确，更亲切，更能直接激发普通民众的认同感。

陈伯坚写完了一篇题为《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的通讯稿。

稿子里，他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前线战士们的乐观和坚毅。

而在文章的开头，他用大号字体，把修改后的这段文字整个引用了出来，并且加了一个画龙点睛般的按语：

“这是记者在前线上听到的、从部队中流传着的、一个普通战士写的诗。这首诗，表达了志愿军部队指战员们的共同心声。”

他把词作者归于“一个普通战士”，这既是事实（他当时确实不知道具体是谁），也暗合了这首歌词来自群众的本质。

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陈伯坚的这篇通讯。

那段被他特意放大的诗句，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全国读者心中炸响。

也就是在同一天，一个叫周巍峙的人，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这份报纸。

他是当时中国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首你肯定听过，就是他的作品之一。

那天，周巍峙正在主持一个会议。会前，他习惯性地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

当他的目光落到那几行“雄赳赳，气昂昂”的诗句上时，整个人像是被电流击中了一样。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就觉得血往上涌，一种从未有过的创作冲动抓住了他。

他坐在桌子底下，手指不停地在腿上敲打着节拍，脑海里，激昂的旋律像山洪一样爆发出来。

他怕忘了，就赶紧找了张纸，把脑子里闪现的音符飞快地记下来。

会议结束，一首完整的曲谱，也基本在他脑子里成型了。

他冲回办公室，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立刻把曲谱整理了出来。

他觉得原文的“抗美援朝鲜”五个字，作为歌词有点拗口，不够响亮。

这四个字，后来也成了那场战争的正式名称，影响至今。

周巍峙看着最后一句“打败美帝野心狼”，觉得这句最解气，最能代表歌曲的主题。

他完全尊重了《人民日报》上的说法，把这份光荣，归于那个不知名的“志愿军战士”。

一切搞定，他马上把歌谱送到了《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天后，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再次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首歌的歌谱。

同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齐越，用他那富有感召力的声音，在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教唱这首歌。

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飞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们在坑道里，在冲锋的路上，唱着它，和敌人殊死搏斗。歌声，就是武器，就是力量。

在国内后方，工人们在车间里，农民们在田埂上，学生们在课堂上，唱着它，加班加点生产，节衣缩食捐献。歌声，就是誓言，就是支援。

1951年，全国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无数人把自己的积蓄，甚至是金银首饰都拿了出来。很多捐献现场，都响彻着这首歌的旋律。

到了1951年“五一”劳动节，北京举行盛大游行，当游行队伍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高音喇叭里播放的主旋律，就是这首歌。

后来，《民主青年》杂志在刊登这首歌时，觉得《打败美帝野心狼》这个名字虽然直接，但作为一首代表全军的歌曲，格局似乎可以更大一些。

他们用了一个新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战歌》。

周巍峙看到后，觉得“战歌”这两个字，用得太贴切，太有气势了。

于是，经过总政治部批准，这首歌的正式名称，最终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它从一个连队的誓词，经过报纸的传播，音乐家的谱曲，电台的放送，最终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民族精神的图腾。

那个最初写下这几句誓言的“志愿军战士”，到底是谁？

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志愿军战士”给找出来。

于是，一个由文化部、中国音协、总政文化部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始了行动。

陈伯坚回忆说，当时他是在前线听到的这首歌，歌词是从炮1师的油印小报上看到的。但他也不知道具体作者是谁，只知道是那个部队的。

当时，炮1师还在朝鲜作战。通讯条件很差，一来一回，费了很大功夫。

终于，在师宣传科的档案里，他们找到了那份已经泛黄的《骨干报》，上面确实刊登着那几句歌词。

他们翻出了更早的《群力报》，在上面找到了麻扶摇的名字。

当时的记录显示，这几句誓词，是26团5连指导员麻扶摇，在部队入朝前的誓师大会上，为全连写的出征誓词。

部队的答复是：麻扶摇同志，此刻正在朝鲜前线的上甘岭地区，担任炮兵营的教导员。

一个命令，从北京，传到志愿军司令部，再传到炮1师，最后，传到了麻扶摇所在的炮兵营。

命令的内容很简单：速与麻扶摇同志核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是否由他创作。

那一天，麻扶摇正在炮兵阵地上，指挥着战士们加固工事。

上甘岭战役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去，空气中还飘着一股浓烈的火药味。

电报上问的是，那首全国人民都会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是不是他写的？

他当然听过这首歌。在坑道里，战士们天天唱。他也跟着唱，唱得热血沸腾。

但他从来没把这首歌和自己三年前在鸭绿江边写的几句誓词联系起来。

他写的明明是“横渡鸭绿江”，歌里唱的是“跨过鸭绿江”。

他写的是“中华好儿女”，歌里唱的是“中国好儿女”。

更重要的是，他压根儿不觉得自己写的那几句顺口溜，能跟“战歌”这么宏大的东西扯上关系。

他愣了半天，对来送电报的通讯员，也是对旁边一脸好奇的战士们，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真心话：

他很认真地跟通讯员解释：“我就是把大家当时说的话，整理了一下，写了个稿子，在咱们连的誓师会上念了念。后来怎么变成歌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哪儿会写什么歌词啊。那些话，都是战士们心里想说的，是大家伙儿的功劳。就算我不写，李扶摇、王扶摇，也一样会写出来。真正的作者，是咱们全体志愿军战士。”

一个在炮火中九死一生的人，面对一份从天而降的巨大荣誉，第一反应不是接受，而是推辞。

经过反复的核实和比对，从最初的誓词手稿，到各级报纸的刊登记录，再到陈伯坚的通讯和周巍峙的谱曲，一条完整清晰的传播链条，被完整地还原了出来。

结论是明确的：麻扶摇，就是这首战歌歌词的原始作者。

虽然经过了陈伯坚和周巍峙的修改，但那几句核心的、奠定全篇基调的句子，毫无疑问，出自麻扶摇之手。

没有他那个深夜在煤油灯下的记录，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正式署名为：麻扶摇。

那份迟到了许久的荣誉证书和奖金，终于有了明确的归属。

当这份荣誉送到还在朝鲜的麻扶摇手中时，他依然很不安。

他反复对组织说，这个荣誉是集体的，他只是一个执笔者。

后来，经过他的再三请求，这笔在当时看来数额不菲的奖金，大部分被他捐给了国家，一部分，他用来给营里的烈士家属买了慰问品。

而他所在的那个英雄连队——炮1师26团5连，也有了一个新的、更加响亮的名字。

这个荣誉，一直延续至今，成为那支部队血脉里最深刻的印记。

一个普通的连队指导员，在出征前夜，用最朴实的语言，记录下战士们的心声。

麻扶摇从朝鲜战场上凯旋归国后，继续在军队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他很少跟人提起自己就是那首著名战歌的词作者。

在他看来，那只是他漫长军旅生涯中，一件偶然的、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后来被授予上校军衔，在总参谋部的一个岗位上工作，直到离休。

他住着普通的房子，过着普通的生活，走在人群里，没人能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曾经用几句大白话，点燃了一个时代。

有意思的是，他和这首歌的曲作者周巍峙，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竟然一直没有见过面。

两个人，一个在军界，一个在文艺界，共同成就了一首不朽的经典，却缘悭一面。

直到1980年代末，有记者采访他们，才知道这两个“最佳拍档”竟然素未谋面。

今天，我们再唱起“雄赳赳，气昂昂”时，很少有人会去想，这首歌背后，藏着多少这样的故事。

它的每一个字，都带着鸭绿江边凛冽的寒风，带着上甘岭阵地上滚烫的硝烟，带着一个普通指导员对战士们最深沉的爱。

它之所以能流传，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技巧有多高超，而是因为它足够“真”。

真实到，你仿佛能听到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在奔赴国难的列车上，用他们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的那份决心。

是那些把炒面和子弹一起背上战场的士兵，是那些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的大娘，是那些在后方工厂里三天三夜不合眼的工人。

而麻-扶-摇这个名字，和周-巍-峙这个名字一起，成为了这段集体记忆的守护者。

那支被命名为“志愿军战歌连”的部队，至今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一支响当当的英雄连队。

每年新兵入伍，学的第一首歌，必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连队的荣誉室里，最显眼的位置，挂着麻扶摇的照片，和他写下的那段誓词手稿的复制品。

每一代“战歌连”的官兵，都把这首歌，刻进了自己的骨子里。

他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一种“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一种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都敢于亮剑、血战到底的精神。

这种精神，从70多年前的鸭绿江边，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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