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四章故事二

潘晓阳

左边一位是作者。

我和几个人站在一口水井边在干什么？我正在合川县燕窝区检查基层改水井工作。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改水井是什么意思，那是八十年代爱国卫生运动中“五改”（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造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他的“改”就不说了，单说改水井的事。

当年我在合川县政府分管卫生之类的工作，卫生局有一个内设机构，名叫爱卫会办公室，爱卫会全称就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提高委员会的级别，县政府分管负责人兼任委员会主任。

爱卫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改水井，所以，改水井工作就由我分管。

历史上，合川县城比重庆主城早一个月用上自来水，那是1932年，靠的是实业家卢作孚的功劳。‌

合川县城用上了自来水，而广大农村，自古以来就是靠浅层大口井、溪水甚至农田里的水过活。

我70年代在合川县云门公社当知青的时候，落户韩家湾院子，院子坡下一块水田边，就有一口简易水井，水井井沿的石头已经破碎，不仅水田里的水会直接流进井里，而且人们在水井边洗澡洗粪桶洗衣服，那些脏水也会直接流进井里。

韩家湾院子附近仅此一口井，全院子的人以及生产队猪场还有附近村民，都用这口井，而我，每天都会到井边挑一到两担水吃用。

挑回的水很浑浊，但再浑浊，也只能用这水煮饭，口渴了，也只能从水缸里舀水直接喝。

韩家湾院子旁边还有一个牛滚凼，凼就是水塘的意思，言下之意，牛滚凼就是用来让牛在凼里滚澡的，那水已经不是水了，而是很脏很臭的泥浆，但韩家湾的人却经常在牛滚凼里洗萝卜洗红薯洗菜。

由于浅层地表水在雨季容易受到垃圾、牲畜粪便的污染，所以每到夏秋季节，农村各个卫生院就住满了患肠炎、痢疾等水传疾病的病人。

我到过好几个乡卫生院，每到水传疾病患病高峰期，各个卫生院里住院的输液的打针的开药的病人很多，拥挤得像在赶场。

所以，从1984年开始，每年上级都会下达各地农村改水井的工作考核指标。而农村改水井，就成为县政府乃至各级区公所和公社的一项重要任务。

虽然农村改水井是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的好事，但上级和县政府都没钱，也没有任何项目的资金补助，不仅仅是上级没钱，区乡更没钱，不是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吗？改水井没钱怎么改？

所以有的区乡对完成农村改水井任务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过，没钱不能就此罢休，没钱可以强制行政命令。

八十年代，为了检查各区乡完成任务进度，我每年都会带领相关部门的人员深入到区乡检查和督促工作。

还经常向重庆市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合川县改水井工作情况，坐中间的人是作者。

我与被检查单位的人一起合影，前排从左至右第二位是作者。

在检查和督促农村改水井工作期间，有两件事令我终身难忘。

一件事，令我很生气。

1988年10月，县爱卫会办公室的人向我汇报，说铜溪区今年的改水井任务是打深井100口，改建浅层井1300口，但县卫生局和爱卫会干部到铜溪区督促多次，区委区公所仍然重视不够，不仅完成任务进度慢，而且已经完工的水井质量也很差。铜溪区是人口大区，也是管辖较多公社的区，如果铜溪区完不成任务，就会影响全县改水井任务的完成。

他们汇报工作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年底，再不加把劲，合川县今年的改水井就真的完不成任务了。

听完汇报，我马上带领县卫生局和爱卫会干部到铜溪区，现场看了两个正在施工的水井，然后找区长谈话，我因为心里有气，和他说话的语气就显得很严厉，区长赶紧表态，保证完成今年任务。

虽然他态度端正，但我还是气愤难平，到了吃晚饭时间，区委区公所备好酒席，再三挽留我吃了饭再回去，我则带着县里的几个干部怒气冲冲离开。

区委区公所第二天上午就召开全区农村改水井紧急会议，各乡镇立下军令状，奋战一个月，保证圆满完成当年改水井任务。

年底县政府检查各区任务完成情况，铜溪区与其他区一样，都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年改水井任务。

农村基层工作纷繁复杂，在政府任职，遇事如果优柔寡断，没有魄力就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所以我养成了大刀阔斧处理问题的习惯，当年我的工作还是很有个性的。

另一件事，令我很感动。

1983年4月，我到合川三庙区的三岔乡检查农村改水井情况，途经三岔乡八大队一座石桥，一群人正在桥边敲锣打鼓放鞭炮。

原来这座石桥是八大队小学教师陈林（谐音）用自己的300元退休金捐建的。

这天正逢当地干部群众为石桥的落成举行庆贺活动，三庙区区委书记一定要我为石桥的落成剪彩，我推辞不过，拿起剪刀，第一次为民间好人捐建的项目剪了彩。

再看看石桥，石桥桥墩分别建在小溪两岸，一股涓涓细流从桥下潺潺流淌。

我问区委书记，这条小溪叫什么名字，他告诉我，小溪叫大渡河。

我不禁一愣，想起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强渡大渡河气势磅礴的场面，再看看眼前这条涓涓细流小溪，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么一条不起眼的小溪，居然有这样大气的一个名字！

大渡河虽然不大，但当地干部说，每年小溪都要涨水很多次，每次涨水，村民们到对岸种地，孩子们到对岸的学校上学都很不方便，就因为不方便，才有了小学退休教师捐建石桥的壮举，我对陈林的捐建深感钦佩。

当年名叫陈林的小学教师去世了，但他捐建的小石桥肯定还在，小溪的水肯定还在桥下涓涓流淌，但小学退休教师陈林的名字，小溪名叫大渡河的名字，都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年底，重庆市政府召开表彰会，合川县获得“改水井先进单位”和400元奖金，参会人员每人得到一张床单。

那个年代，退休小学教师陈林300元建一座石桥，我们很多人辛苦一年一共得到400元奖金。

后来，我被评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先进个人。

第五个故事，重棉四厂承包

我参加了重棉四厂第二轮承包签约大会，签约后我与主席台上相关领导合影，从左至右第四位是作者。

重棉四厂破产前后承包签过几次约？在公共媒体上很难查清，除非看档案，但重棉四厂实行承包制后就一直萎靡不振，到2014年宣告破产，现在只剩下两万多平方米残破的厂房。

先说承包。

承包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承包经营管理”，是指企业与承包者之间订立承包经营合同，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全部或部分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者，由承包者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及获取企业收益的行为。

企业实行承包制是从哪年开始的？

官方认定的时间是1984年，因为1984年首钢率先实行利润递增包干体制，但我认为，企业承包是从1978年就开始的，当时只是在部分企业中尝试，只是没有宣传报道，到1982年，县属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中80%都实行了承包制。

承包制的核心是“包死基数”，确定上缴利润增长率，就像人们俗话说“交够国家的，留够企业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到了1986年至1992年，承包制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普遍推行。

我参加重棉四厂的承包签约时间点是1990年，但我参加的时候，重棉四厂就已经是第二轮承包了，第一轮是从哪年开始的？我忘了。

重棉四厂第二轮承包合同内容肯定比第一轮更加科学合理，但再怎么科学合理，都离不开“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合同内容一定是保上缴国家利润，保企业技术改造，保职工工资总额等等，这些“保”都是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的。

签合同结束，我与重棉四厂的干部合影，左边第一位是作者。

八十年代，农村包产到户政策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农民增收的大门，让无数家庭吃上了饱饭，中国粮食总产量从 3亿吨飙升至 4亿吨，创造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增长奇迹。

后来的“包”字进城，成为贯穿80年代改革的根本思路，人们看待承包，就像看见一剂神药，这剂神药“一包就灵”，不仅包治各种疑难杂症，还包治人们各种心理疾患。

“一包就灵”理念深入人心到何种程度？讲一件我亲历的事就知道了。

1987年3月，重庆日报在头版登载了《潘晓阳重新当选副县长》的文章，说的是我大专毕业后又重新担任了合川县副县长，紧跟着一些地方性报刊杂志也相继登载了文章和对我的采访。

同年5月，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能上能下的女县长》文章，文章后面还有一篇评论员的评论，称我是全国第一个副县级干部能上能下、能下能上的典型。

当年我34岁。

自从人民日报登载文章以后，我每天都要收到很多全国各地的来信，有寻亲认为我是他们走丢的女儿的；有希望我出面帮他们伸冤的；有单纯夸赞我既能上又能下的.....，来信内容五花八门。

其中有一封信，是北京大学几个在校学生联合写的，他们除了抨击政府的一些腐败和瞎指挥乱象之外，提出“承包国务院”的决心。

他们坚信，不是“一包就灵”吗？如果由他们“承包国务院”，就一定能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他们在信里希望我能做“承包国务院”的积极推动者。

不评价这几个北大学生的痴心和妄想，可以评价的是，当年“一包就灵”的理念对人有多大影响力。

再说说重棉四厂的历史。

重棉四厂就是位于合川县东津沱的重庆第四棉纺织厂，这个厂创办于1919年，当年这个厂的名称叫做豫丰和记纱厂，这是豫丰和记纱厂的大门，大门上方写的就是“豫丰纱厂”四个字。

豫丰纱厂厂址最开始是在郑州，后来从郑州迁到重庆土湾，再从重庆土湾搬迁到合川县东津沱。

重棉四厂的名字也随着地址的搬迁而改变，最开始名叫豫丰和记纱厂，后来改名叫六一纱厂，再后来叫华诚四棉厂，最后成为重棉四厂。

因为重棉四厂以前的名字有点多，为表述方便，以后就统称为重棉四厂。

重棉四厂破产后，合川区政府立下一块石碑，将重棉四厂的名字又改回豫丰和记纱厂。

重棉四厂就像人一样，从出生到死亡，颠沛流离走了一圈，现在重棉四厂的大门上只剩下一个清晰的“棉”字。

走进厂区，以前的车间已经空空如也，宿舍楼，办公楼，食堂以及整个厂区人去楼空，爬山虎全面侵占砖瓦房，房屋周边杂草丛生，一片萧条。

为何说重棉四厂渡过颠沛流离的一生？

重棉四厂以前是私有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工厂便与人民合营，由官僚资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再后来，企业与港资合作；再再后来，企业承包给个人经营管理；再再再后来破产，现在是合川区的文物保护单位。

虽然重棉四厂颠沛流离走完一生，但也有它红火的时候。

比如，1940年，重棉四厂就使用了当时英国出产的世界最先进的纺织机器，生产能力冠绝一时；

比如，该厂最辉煌的时候，拥有职工数量多达7000余人，每逢上下班，职工人流摩肩接踵，浩浩荡荡进出工厂大门，场面蔚为壮观；

比如，当年的重棉四厂是一个独成体系、设施完善的小社会。除了宏大的生产车间，还有功能完善的后勤基础设施，厂里有百货商场、职工医院、子弟中小学、广播电视站、邮电、银行、影剧院、体育场、食堂、澡堂等。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重棉四厂的教育、文化、体育等事业蓬勃开展，在合川的知名度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那些年，由于纺织企业的生产计划均由国家统一安排，其生产出的纱、布，也由国家统购统销，“大锅饭”的保障让企业红红火火大踏步前行。

我未结婚前，就有人为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就是重棉四厂的机修工，虽然我和他交往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分手了，但分手不因为他是企业工人，我后来的丈夫也是企业工人，当年的重棉四厂不是一般的企业，它是重庆企业界的一颗璀璨明珠，能与“明珠”企业的人恋爱还是不掉价的。

重棉四厂头上的桂冠很多，它不仅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工厂，也是重庆纺织产业支柱，还曾连续三次被命名为全国“纺织工业双文明建设优秀企业”，多次被有关银行评为“特级信用企业”....。

兴旺的重棉四厂曾带动了整个东津沱片区的繁华，东津沱甚至被冠有“小香港”之称。

但我只到过重棉四厂两三次，有人会问，你代表县政府管经济发展，为何只到过重棉四厂两三次？

因为重棉四厂不是合川县“垂直管理”企业，它实行的是“双重管理”，既隶属于重庆市纺织工业局，又是合川县“属地管理”企业，对企业来说，重大的事由重庆市纺织工业局管，一般的事找地方即可。

我如果多次到重棉四厂，就会留下很多的“不懂事”。

我第一次到重棉四厂是1983年，重棉四厂为一批新婚夫妻举办集体婚礼，我代表县妇联参加了活动。

重棉四厂为每对参加集体婚礼的新婚夫妻解决了一间住房，新婚夫妻有独立的一间房，这是当年很多年轻人羡慕不已的福利。

我与昔日的厂工会主席合影。

照片在厂区哪里拍的？我仔细端详，原来是厂区俱乐部附近。

以前的厂区“俱乐部”圆圈里的三个字很醒目，在我们的照片里，虽然只有一个“部”字，但仍然清晰。

后来因工作调动，我再也没去过重棉四厂，现在只能在视频里照片里和人们的文章里与重棉四厂再会。

睹物思情，仿佛当年的人还在，当年那些事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