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友方重逢，岂知竟永别……

谢善骁

读者杂志社沉痛宣告：
　　《读者》杂志原常务副主编郑元绪先生因病于2023年1月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
　　郑主编是《读者》杂志创刊人之一，在主持读者杂志社工作期间，以追求平民立场、人文关怀、高品质、大俗大雅、含蓄内敛等办刊理念，创造性地破解了困扰中国大众人文期刊的难题，为《读者》杂志的发展、壮大做出重要贡献。我们感恩郑主编对杂志的奉献，愿逝者安息。
　　噩耗传来，令我深感惊愕，十分悲痛。思念故友，怅望低徊，往事如丝，牵动心弦……
　　他是一介布衣，但不是碌碌无为的凡夫。他是当年创办《读者文摘》（后易名《读者》）、把期刊带进一个新时代的功臣。
　　他在《读者》主编位置上坐了整整十年之久，把一部完美的成功之作交给了甘肃人民出版社之后，作别西天的云彩，怀着创业的宏图，走了。
　　他是我的旧交，但不是相识很久的朋友。他是在我创办国内第一本中外合资《星光月刊》杂志，遇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空前困难时，走到我眼前来帮我力挽狂澜的患难之交。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热潮，随着由“四化建设”、设立经济特区、农村始试行包产到户政策以及第一批公开招考的公派留学生相继分赴各国等新鲜事的出现，新闻出版领域中也悄悄地绽开了两朵奇葩：

其一是由1980年由陈省身、杨振宁创办的美国《科技导报》（中文版）被准予在国内发行，该刊介绍的美国在科技、经济、教育诸领域的最新成就，令国人首次睁眼看世界，也受到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刊物风靡一时，然而销售三期后因经费拮据，刊物戛然中断出版。1984年在清华大学老校长刘达等许多中外名人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时在航空工业部628所工作的我受命并经过艰难努力，使《科技导报》终于在“无中生有”的基础上于北京高调复刊，受到中央领导、各界人士和媒体的高度评价。

其二是1981年4月，由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的郑元绪与胡亚权等人联手创办的《读者文摘》（后改《读者》）粲然问世。该刊以期高品位、高质量、丰富性及多样性的独特构思和内容，赢得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阶层读者的喜爱与拥护，一出现就引得无数人的注目。此后一路走上高坡，刷新中国期刊发行量的记录，成为兰州当之无愧的一张金牌。郑元绪担任《读者文摘》主持工作的副主编一职整十年。

　　当日历翻到90年代时，在北京的王府井东单三条甲33号的一幢白楼内，出现了两本杂志的重要创办人邂逅相遇、一见如故的一幕。
　　故事起源于1993年月1日，国内第一本中外合资的《星光月刊》轰轰烈烈在北京隆重创刊，国内外各大报刊都作为头号新闻予以报道。与此同时，作为合资港方星岛报业集团的股市顿时上涨十倍，财源滚滚而来。然而让港方受益多多的《星光月刊》，尽管受到许多知名文学艺术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各大报刊也不断宣传介绍和转载了大量杂志文章，但在连续出版一年半之后，经济还是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个中原因是财大气粗的港方仅投资了区区98万人民币，而且号称“凡有华人就有星岛”的港方，按协议应承担海外发行的任务和要求，然而他们在海外的发行量居然没有实现“零”的突破，而按他们要求刊登的广告也无分文入账中方，不过却毫不吝啬地向大陆有关高层领导赠送钱财。港方的卑鄙目的是企图逼走合资的中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将杂志的刊号和出版发行权窃据己有，使之成为星岛插在中国大陆国土上的一颗钉子，成为海外新闻出版界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旗帜。
　　恬不知耻的港方将亏损的责任全然归咎于中方，不断指责我（主编）和常务副主编丁惠黎是外行，不懂得如何办杂志。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1994年冬，一位中年男子突然走进星光办公楼，当他被领到我面前时自我介绍说：“我叫郑元绪，希望到《星光月刊》编辑部工作，你们需要我吗？”对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编辑们都感到十分惊讶，而我却是早有所知，因为一天前我已接到新闻出版署期刊司长张伯海来电说：“老谢，《读者》创办人、主编郑元绪离开兰州来北京创业，我让他任意挑选一本杂志，并由我出面建议他作为主编。但他对我推荐的多本杂志均未看上，一眼看中了你的《星光月刊》，因此我预先和你打个招呼，请你为他的工作做适当安排。”

　　郑元绪的到来对《星光月刊》来说无疑是一支强心针，尽管年轻女诗人丁惠黎担任常务副主编以来，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但她的“专业性”始终受到港方质疑。而现在“中国办刊第一人”任职为常务副主编，港方还有什么指责的理由？郑元绪对杂志的好评也是对港方的最好回答。我十分欢迎郑元绪的加入，但考虑到日渐恶化的经济状况，为不耽误他的前程，还是如实地将目前的窘境告诉了他，希望他慎重考虑和选择。然而郑元绪毫不犹豫地答应任职，
　　带来了《读者》新风的郑元绪，从1995年第一期起，对《星光月刊》的风格作了若干调整，在继续保持高雅格调的前提下，使杂志可读性有了很大起色。
　　但郑元绪在《星光月刊》常务副主编位置上仅仅坐了四月时间，终究无法挡住香港星岛报业集团掀起的险风恶浪，《星光月刊》1994年第4期，成为他最后亲手下功夫编辑的一本杂志。
　　毫无人情的港方，在单方宣布终止《星光月刊》出版后，拒不发给编辑人员分毫解散补偿费用。几位中方编辑们只好自谋出路，各奔前程，郑元绪自然也成了其中的受害者。这是他初到北京后，遭到的当头一棒，其实本来他完全可以免此一难，因为此前诸多杂志社都敞开大门，欢迎和期待这位“国内办刊第一人”前去主持，然而他偏偏选择了《星光月刊》，选择了我。
　　郑元绪没有向我提出任何补偿的要求，带着难言的遗憾，走了。年轻的编辑们分别被几家著名报刊社抢走，而郑元绪的去向呢？没给我留下什么信息。从1995年至今，20多年过去了，我的心潮始终难以平静，不仅对同甘共苦的编辑们衷怀谦仄，更对前来救助我的郑元绪深感愧疚。

2021年的一天，我在写这本空前绝后的中外合资杂志回忆文章时，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老郑，郑元绪！
于是怀着侥幸的心理，拨通20多年前给我的手机号码，居然来了应答：
“喂！你是谁啊？”
“老郑，我是老谢，还记得吗？”是他！听到一口几乎标准的普通话，我十分兴奋。
　　“啊？谢总啊！好久不见了。”
　　“是啊，我一直牵挂着你，不知你离开《星光月刊》后，工作和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我很好，请放心。这样吧，我约你到一家餐厅聚一聚，我们在见面时细谈好吗？”
　　“好，我听你安排。”
　　故人点鸡黍，邀我至酒家。就这样断线的风筝又被系上新线，两个年龄相仿（我大他五六岁）、经历相似、灵犀相通的故友，在一家“一零八道车公庄店”见面了。
　　一别经年的重逢，除了彼此都已满头堆银彻玉（他说头发早白了，现在是染发，我的经验，染过的头发一停染就变成一座雪山）、满脸丘壑纵横外，面影依然如故，我那副瘦高的骨架几乎没有变形，不过他显得发福了。三十春秋的回忆，滔滔不绝的交谈，我为他单骑闯京都的经历喝彩，更为他早在北京买了房子，而且难得的是甘肃人民出版社不忘挖井人，将他列入退休职工名册，使他的后半生完全有了保障，而由衷地感到高兴，我的一颗悬挂多少年的心也终于可以落地了。交谈从11点半到2点半，不能再坐着不走了，不得不依依惜别。

　　行前互相交换了礼物——孔夫子送礼，还是书。我赠他一本在《晨鸟之歌》平台上的诗文摘选《十载出版路》，他送我一本任职中国期刊协会《中外文摘》总编辑时，他在专栏《读稿笔记》中写的文章集萃（第二本）——《一言既出》。两本书一比较，我的那本显然相形见绌，因为我是自己一手缝制的嫁衣裳，而他则是正式出版的漂亮嫁衣。不过我的书中，谈到了他来《星光月刊》社时“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一幕，以及他在短短四个月中尽职尽力地工作的情景，具有特别的意义。

回家后迫不及待地翻阅他的大作，边看边暗自为他那一篇篇美文拍案叫妙。简短意赅的语言，诙谐含蓄的表达，都是我驾驭不了文字而欲言又止的心里话。清华排名历来居于浙大之上，不曾想到清华理工男的文笔竟也胜于浙大学子。

佳肴的秘诀是调料，美文的精髓是金句。他的散文可圈可点之处，正是善于在文中以寥寥数笔借题发挥，画龙点睛，针砭时弊，笑谈人生。请看他的金句：

世界是纷杂的，盛世从不拒乱。人们惊叹奥运会开幕式上威武雄壮的团体操，更喜爱世博会那喧闹的清明上河图。脚夫、茶客、摊贩、官人各得其所，叫卖声、吆喝声、吹打声、嘻笑声一起入耳。你看，还有两只馿儿在调情！众声喧哗，犬吠马嘶，那才是盛世的模样。

——《纷乱之美》

温州动车事故现场，一家十口从平阳水头驱车赶来。带头说话的男人一遍遍重复：“我只想在被毁车厢切割作业的时候，下去搜寻一下我妹妹的半个头，她的身子已经找到，我们想要一具全尸。”直到最后跪下，他没说一句硬话。官员碍于身份，一直板着脸；但我想，他的心一定也被击中。

　　——《一下子被击中》

　　我们生活在许多伟人的阴影中。我尊敬他们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但这不足以令我顶礼膜拜。他们不乏伟大的人格魅力，但也逃脱不了人性的弱点，都有不可示人的一面；是我们给他们塑了金身，是我们一直匍匐在地。

　　——《金博士和“一同志”》

　　遗憾的是，他搁笔了。他的搁笔诚然为时过早，但经历的风雨沧桑，使他不愿再鼓起堂吉诃德的勇气，去对毫无价值的风车之类战斗了。何况堂吉诃德手上还有一支能刺中胸膛的长矛，而自己只拥有一个提不起来的键盘，鲁迅手中用作投枪、匕首的金不换毛笔，更是只能作为膜拜的象征罢了。

　　我为他的才华未能尽情发挥而感到惋惜，对此，他给我的短信回答说：“回顾以往感慨万端，不愿再踏入是非，便不由变懒了。人生苦短，享受几年平静与安宁吧。世界对我不薄，我也尽心尽力了。”

故友重逢，何止是感慨，还有（或许更多的是）欣慰。

　　见面后的一年多中，我们每逢节日便互相致电问候，都为彼此平安落地，有个安逸惬意的晚年生活感到欣慰，特别是我对郑元绪的忧心完全解除之后。然而谁能料到，比我年轻且体魄健壮的郑元绪，竟然在这场肆虐京城的新冠病毒感染狂潮中，“一下子被击中”而致身亡！
　　故友重逢，岂知是诀别。两位当年都曾有过一段风光岁月的办刊人，郑元绪先走了，呜呼！逃过一劫得以幸存的我，只能以这篇小文，权作对他的记忆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