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邪圣手——金朝名医张从正传奇

祁佬健康-蒋药师

金朝贞元四年（1156年），睢州考城张老庄的一户医家宅院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亲张氏望着襁褓中的孩子，想起《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之语，便为儿子取名“从正”，字“子和”——盼他一生遵循正道，调和阴阳。

这个孩子，日后将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以“攻邪”二字震动医坛，被后世尊为“攻下派”的开山鼻祖。

一、弱冠成器

张从正自幼便与医书为伴。十余岁时，他跟随父亲研读《内经》《难经》《伤寒论》，常常彻夜不眠，在油灯下将一本本竹简翻得卷了边。父亲见他天资聪颖又勤勉不辍，便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二十岁那年，张从正正式悬壶应诊。第一次独立出诊，乡邻们看着这个面容尚带稚气的年轻人，不免心存疑虑。他却诊脉如神，三指搭上病者寸关尺，片刻便道出病因病机，开方用药，一两剂便见转机。消息传开，方圆数十里的百姓渐渐都知道，考城张家出了一个少年神医。

二、私淑河间

张从正虽是自学成才，却并非闭门造车。他读到河间刘完素的著作时，如获至宝。刘完素主张“六气皆从火化”，认为多数疾病源于火热之邪，善用寒凉药物。张从正反复研读，深以为然，自此私淑刘完素，将“寒凉”一脉的学术精髓融入自己的临床实践。

但他并未止步于继承。在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一切疾病，皆由邪气所致。风寒暑湿是“天之邪气”，饮食酸苦甘咸是“水之邪气”，这些都不是人体所固有的东西，一经致病，便当祛除体外，绝不可姑息养奸。

祛邪之法，他归纳为三：汗、吐、下。但这三法在他手中，早已超越了字面意义。汗法不仅是发汗，凡针灸、洗熏、推拿、导引等能祛除表邪的皆属此类；吐法不仅是催吐，凡豁痰、引涎、催泪、取嚏等上行之治皆可归入；下法不仅是泻下，凡行气、通经、消积、利水等能驱除里邪的，亦尽在其中。

这套理论，在当时看来近乎“霸道”。金朝医界盛行温补之风，医生们动辄以人参、附子峻补，遇病不辨虚实，先补为上。张从正看在眼里，愤而在《儒门事亲》中写下：“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今予论汗、吐、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

三、一涌而愈

张从正四方行医，足迹遍及陈州、徐州、开封、归德数十府州县。他的医案中，记载着许多令人拍案惊奇的病例。

夏邑以西有一妇人，腹胀如鼓，饮食乍进乍退，寒热交作，时时呕吐，病已三年。家人遍请巫师符咒，无所不至，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等死。

张从正路过此地时，正逢十月农闲，田夫们聚众围猎，一头猎犬被役使而死，剖开的腥气遗留在树根盘结处。病妇偶然走到那棵树旁，忽然昏愦不知人事，倒伏于根侧，口中竟吐出一条状如蛇的虫子，口眼俱全。旁人惊骇，用衣袖裹住虫头用力拔出，竟有二尺来长，重达数斤。

张从正后来得知此事，感慨道：“此正与华元化治法同，盖偶得吐法耳。”——当年华佗以吐法治病，今日这妇人竟因偶然的腥气刺激而自涌，吐出了腹中积虫。他将此案记入《儒门事亲》，用以说明吐法之效，有时不假药石，仅凭气机之引，便能拔除沉疴。

另一案更为传奇。一位书生患疟疾，隔日一发作。秋试之日恰逢疟发之期，书生忧心如焚。他误将葱与蜜合食，食后大吐，吐出涎数升、瘀血宿食皆尽。同室之人惊惧不已，书生却面色渐和。到了入院应试之时，疟疾竟不再发作。张从正评道：“亦偶得吐法耳。”

四、起死回生

正隆年间，朝廷下旨征召汴梁工匠。木匠赵作头与铁匠杜作头行至途中迷路，见一大宅便上前求宿。主人推辞道：“家中有人重病，不敢纳客。”杜作头灵机一动，谎称：“这位赵公乃汴梁太医之家，今蒙上司召见，迷路至此。你家病者，当是遇着贵人了。”

主人犹豫再三，还是将二人让入。不多时，主人出来恳请“太医”看病。赵作头心知自己并无医术，但已被架上火烤，只得硬着头皮去看。他见病人腹胀如鼓，忽然想起自己随身带着的污秽之物——那是一块用过的东西，早已干硬。他将其捏碎，作三十粒，以温水让病人服下。

片刻之后，病人觉得胸中如有虫行，一涌而出，吐出秽物一二升。赵作头又用手探喉，再引出一升，病人顿时觉得腹中空快。次日主人出来拜谢：“百岁老人，未尝见此神效之药也！”厚礼相赠，送二人归去。

张从正记下此事，末了叹道：“此二子小人也，欲苟一时之寝，遂以秽物治人，亦偶得吐法耳。”——两个市井小民，为求一夜安寝，竟无意中暗合了吐法治病的道理。这故事荒诞不经，却恰恰印证了他一贯的主张：邪在上者，涌而越之，吐法之用，有时超乎常人的想象。

五、高技常孤

金宣宗兴定年间（约1217—1222年），朝廷一道谕诏送到了张从正的居所：召补太医。

对于一个民间医生而言，这是莫大的殊荣。张从正去了。太医院中，他遍览皇家藏书，医术精进。但他很快发现，这里不是他的天地。

太医院的医官们大多崇尚温补，遇病便以人参、黄芪、肉桂、附子峻补。张从正力主攻邪，与他们格格不入。更让他痛苦的是，太医院中的同僚们并非不知他的医术高明，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映照出了他们的平庸。

他在《儒门事亲》中写下《高技常孤》一篇，道尽心中孤寂：“人言我不接众工。余岂不欲接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医之善，惟《素问》一经为祖。有平生不识其面者，有看其文不知其义者。此等虽日相亲，欲何说？……病者数工同治，戴人必不能从众工，众工亦不能从戴人，以此常孤。”

太医院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张从正辞官归里，回到了他熟悉的民间。临行前，他在诗中写道：“耽嗜医经五十年，野芹曾献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钱。”

“野芹”二字，道尽了一个民间医者的自嘲与傲骨。他献给朝廷的，是他毕生钻研的医术，而朝廷回报他的，却是排挤与冷落。

六、孤军奋战

离开太医院后，张从正与弟子麻知几、常仲明等人讲研医理，著书立说。约在1220年前后，《儒门事亲》成书。书名取意：“儒者能明事理，事亲者当知医道。”

但这部书，同时也是一部战斗的宣言。

当时医界对张从正的汗吐下三法“多异议”，谤声四起。他在书中专设《谤吐》《谤三法》《谤峻药》《群言难证》等篇，逐条辩驳。有人说他“妄用峻药，杀人无算”；有人说他“不辨虚实，一味攻伐”；更有甚者，说他“以人命为儿戏”。

张从正并不回避。他承认，汗吐下三法若用之不当，确可伤人。但他反问道：当补不补，与当攻不攻，其弊维均。庸医们滥用温补，使邪气壅滞体内，痰热实邪交结不去，这才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他并非不知变通。在临床中，他极为重视辨证，对年高体弱者和幼童，绝不轻用峻攻。攻邪之后，他常以淡粥调养胃气，或以葱白粥、鲤鱼汤等食补之法助正气恢复。他的“攻”，从来不是蛮干，而是精准的祛邪，邪去则正自安。

七、薪火相传

张从正去世后，他的学术并未随之湮灭。弟子麻知几、常仲明等人继续传播其学说，《儒门事亲》十五卷在后世屡经刊刻，流传不绝。

元代朱震亨（朱丹溪）早年曾批评张从正“学说偏颇”，但随着阅历渐深，他在《格致余论》中专门写下《张子和攻击论》，虽然仍坚持“攻击宜详审，正气需保护”的立场，却也不得不承认张从正的攻邪之法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张从正的评价最为公允：“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弊维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

张从正与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并称“金元四大家”。刘完素主“火热”，李杲主“脾胃”，朱震亨主“滋阴”，而张从正独树一帜，以“攻邪”立派，填补了中医治疗学中“祛邪”一端的理论空白。

他的“汗吐下”三法，表面上看是三种具体的治疗手段，实质上是对中医“扶正祛邪”大法中祛邪这一侧面的系统化总结。在他之前，历代医家虽也用攻法，却从未有人将其提升到学派的高度，赋予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七百余年过去，张从正的名字依然镌刻在中医史册上。他的一生，是孤勇者的一生——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时代的风气，在谤声与孤寂中坚守自己的信念。他曾在《儒门事亲》中写道：“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他毕生信奉的医道真谛：扫除陈腐，正气自生。

考城张老庄的那盏油灯早已熄灭，但张从正点燃的那把“攻邪”之火，在中医的血脉中，从未真正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