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行（连载）：于都

天末孤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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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中央苏区，于都的政治地位仅次于瑞金。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所在地，于都是中共赣南省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赣南军区所在地。

中央苏区存续期间，并未设省，也因此没有省委一级党组织。中共赣南省委是因事临时而设，成立即临危受命。1934年7月，中央已确定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为了适应这一前所未有的战略部署，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赣南省，下辖于都、登贤、赣县、杨殷等县。并同时成立中共赣南省委，首任省委书记钟循仁。赣南省委机关在红军主力离开于都后，转移到山里坚持斗争，于1935 年3月在敌人围困中覆灭。

　　新中国成立后，于都享有极高政治声誉，因为这里是八万六千余名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地。在红军主力集结出发期间，于都人民做出了举世罕见的支前壮举。我们的军队感恩于都人民，我们的国家感恩于都人民，我们的党感恩于都人民。

红军主力出发前在于都地区集结，要筹粮，要被装，要补充弹药，要补充兵员。集结的部队近九万人，当时的于都人口不过三十万人。前后半个月不到，于都人民倾囊而出，出粮、出力、出人。1934年长征前夕，于都全县累计为红军筹粮‌约120万斤‌，相当于当时全县人均贡献近40斤粮食，不少村庄交出了全部存粮的七成，几乎掏空了家家户户的米缸谷仓。红军出发时，于都一万七千子弟随军出征，十万民夫随军支前，家家有人远行。

　　现在人们到于都长征出发纪念馆，更多的是景仰红军从这里出发，创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世界奇迹，感叹三十万于都人民倾囊相助，对苏维埃政权、对红军赤胆忠心。我每次到这里，心中最难平的是红军长征以后的于都人民。于都今天的政治声誉，就是当年于都人民的身家性命。

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半个月后，国民党当局才得知消息，恼羞成怒的敌人开始了对于都人民的残酷报复，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针对共产党员和帮助过红军的群众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不完全统计，短时间内惨遭杀害的留守苏区干部和普通百姓就超过3000余人。沙心乡37户农民被全家杀绝。

主力突围后，面对白色恐怖，于都人民不屈服。在群众掩护下，项英、陈毅率领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留守机关仍驻扎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至1935年2月上旬按才照中央指示分路突围，毛泽覃、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多位优秀领导人都在此次突围过程中壮烈牺牲。

于都人民在1934年的那个十月，不仅仅是因为红军选择了在这里集结，因而实心实意帮助红军，而是不顾一切的向即将离去的子弟兵队伍奉献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1933年9月，中央苏区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红军屡屡失利，节节败退，苏区面积已经被压缩到原有的三分之一。苏区各地都笼罩在乌云密布之中，坏消息不断传来，百姓开始忧心仲仲。决定性的广昌保卫战失利，苏区北大门洞开，局面已陷入绝望。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11对9，国民党11个师进攻，红军9个主力师防守，最后我方伤亡两倍于敌人，广昌失守。随后，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虽全力抵抗，但大势已去。尽管在温坊战斗歼灭敌人一个旅，但不得不进行松毛岭阻击战。那已经是在最后的防线保卫首都了。

红军在于都集结期间，于都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主力此去恐难回，家乡沦陷只是迟早的事情。在绝境中，于都人民做出了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三十万人，齐心可断命。在红军集结出发期间，三十万于都人民严守秘密，硬是没让敌人知道一丝消息。五座浮桥，天黑后架起，天亮前拆除，硬是架拆了十五次。没让敌人的空中侦查察觉一丝动静。于都妇女在十天的时间里为红军将士编出20万双草鞋，保证一人两双。全城百姓为架浮桥捐出了所有的门板、床板甚至寿材板。

　　在纪念馆，看到了当年红军筹粮的收条和借条。试问今天，有多少人在明知还不了的情况下依然倾囊而出，况且即便是有朝一日归还，性命在不在更难保证。看到史料记载中，国民党还乡团拿着给红军筹粮的借条记录，挨家挨户点名杀人，心里就在流血。多少农户人粮两空，甚至赔上性命，1936年被血洗过的于都人口不到十七万。当时于都人民赌的什么？赌的就是有朝一日红军胜利，子孙后代再不受穷。

红军长征胜利，于都人民无上荣耀。这荣耀是老辈于都人民用命换来的。面对不知红军何日归、身家性命已难保的绝境，却死心塌地的送走子弟兵，任凭厄运降临。这就是可歌可泣、可敬可亲、可跟红军过命的老区人民。

于都如今已是人口超百万的赣南大县，但感觉我们还是亏欠于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