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与陈家的世纪情（02)

罗家融

2.1 家父的“发家”起源 有一天，我和家父一块儿听中篇评弹《大生堂》，听到书中唱到许仙初到大生堂时表现得格外勤快活络时，家父忽然开口对我说：“我当年在胡氏药行当学徒，也是这个样子啊。”

中篇评弹-大生堂片段

这话撞得我心里一动，胡氏药铺的旧事他从前只零碎提过三两句，大半都埋在肚子里，从未像今天这样，愿意慢悠悠地把整段过往摊开来说。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十五岁的他在远房叔叔的带领下，背着一床粗布铺盖进了福州路的胡氏药铺，拜胡掌柜为师，一起招进去的学徒一共二个，他和胡掌柜的堂房侄子胡安甫。

家父抿了一口热茶，眼睛弯了弯说：“安甫那孩子，性子灵得像巷口的风，脚力又稳，挑着百十斤的药材筐走几十里山路都不晃肩。跟着老掌柜走南闯北跑了两年多的药市，认药材、摸行情样样门清，老掌柜回来就拍板，让他专管药材采购，整个天华的进货命脉，那时候就交到他一个二十不到的小伙子手里了。”

那他自己呢？我没催，只给他续了半盏热茶。他笑了笑，说：“我呀，小时候跟着乡下私塾先生瞎念了四年四书，认了几百个字，偏偏记性还不错。铺里头几百味药材的性味归经，我跟着师父背，三天就能顺下来，哪味要炙、哪味要生、哪味要醋蒸、哪味要酒炒，半点儿错不了。那时候客人来抓药，我不光按方称药，还能陪着客人唠两句，说清楚这药为什么这么配，吃的时候要忌什么口，遇上有老人脉弱，我搭着寸关给人说道两句用药的讲究，比坐柜台的先生说得还明白。一来二去，老街坊都认我，来抓药都等着我给称，说我抓的药分量准，讲得透亮，吃着都放心。”我说“这不是真有点像评弹大生堂里的许仙吗！”

那时候的胡氏药铺，真是像被春风吹着的桐树，两个年轻人各守各的位置，把上上下下打理得舒舒服服。采购的药材从不以次充好，账房进出明明白白，柜台抓药半点儿不差，老板夫妻俩乐得清闲，把铺门钥匙一交，自己搬到郊外的院子养老，半年都不回药铺一趟，全然放心。

Fig.01 1980年摄于福康里19号-前排左一我大伯,右一家父,后排-左一胡安甫,右一罗炳跃(家父的堂弟)

在胡氏药行整整做了三年学徒，眼看着就要满师出徒了，老掌柜早早就让伙计捎了话，要在摆满师酒的前一天早上，单独把两个徒弟叫到后院自己住的小楼里说事。我们都是从十几岁就泡在药行里跟着老掌柜学本事，三年来碾药、抓方、辨药、应酬客人样样做得周周全全，早就是老掌柜离不开的左右手了。听见老掌柜传唤，两个人赶紧擦了擦手，整理了身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布衫，一前一后轻手轻脚进了屋，规规矩矩站在老掌柜的八仙桌旁问好。

老掌柜端着紫砂茶碗抿了一口热茶，抬眼把两个跟着自己辛苦了三年的年轻人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脸上浮起几分赞许的笑意，才慢悠悠开口：“你们俩在我这行里摸爬滚打了三年，不管是辨药的眼光，还是抓药的准头，就连跟客人打交道的分寸，都学得扎扎实实，早就能独当一面了。再过两天摆完满师酒，你们就是出了师的人了，我今天叫你们过来，就是说句掏心窝子的安排——我呀，劝你们别留在我这药行当伙计拿工钱，满师之后索性出去自己开个小药铺，独立单干，闯出自己的名头来。”

听见这话，我父和胡安甫都愣了，刚要开口说愿意继续留在药行帮衬，老掌柜就摆了摆手拦了回去，接着说道：“我这胡氏药行开了三十年，现在我年纪大了不爱操心，本来就有我亲生儿子盯着铺子里的大小事，他也能撑起来整个摊子，多你们两个人不多，少你们两个也不少，没必要把你们捆在我这，耽误你们自己出头的日子。”

说到这里，老掌柜顿了顿，看着两个徒弟脸上露出难色，知道他们心里在发愁本钱，又笑着补了几句：“我当然也知道，你们俩都是普通人家出来的孩子，做学徒这三年挣的月钱不多，攒下的积蓄肯定不够开铺子的本钱，这层我早就替你们想到了。缺多少钱尽管跟我说，我可以借给你们，不要利息，等你们铺子开起来挣了钱再慢慢还就是。除此之外，行里好些跟我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老客户，都知道你们俩平时抓药细心待人实在，我也给人家打好了招呼，回头把一部分客户介绍给你们，帮你们把新铺子的架子先撑起来。”

一番话说得敞亮贴心，两个徒弟攥着拳站在当地，心里又暖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对着老掌柜认认真真鞠了个大躬。

家父说到这里，声音慢了下来，指尖摩挲着茶盏的边缘，布着老人斑的手指轻轻收紧，“就这么着，我和安甫合伙就开了个天华药材铺，我们还特意写了字据，按了红手印，街坊都笑说，二个毛头小伙子，倒开起药材铺了。谁能想到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药材铺，我们二个最后都成为了资本家，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世事——真是半点儿不由人。我自己含冤受屈二十多年，还连累了你们几个孩子。”

Fig.02 胡安甫金婚记念

2.2 移居福康里

我的大伯诞生于1900年，在他不到20岁时,新婚燕尔,就在他的岳父资助下，孤身一人,飘洋过海,去美国留学。在那里无亲无友,半工半读,十年之久, 前后读了三家大学。其间苦没少吃，为了生活费和学费,在餐馆打过小工,做过商品上门推销员,干过筑路工等多种辛苦体力活，最后落得个静脉屈胀的终生毛病。

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 他和几个同学在纽约市合租一套公寓。一天他单独一人在家,听到门铃声,就去开门。门一打开,一根粗铁链就朝他的头顶猛打过来,他马上倒地,失去知觉。幸被邻居及时发觉,送往医院急救，住院半年才治愈。在住院期间与家人失去联系,家里的人都以为他已命丧他国,再也见不到面了。这伙入室抢劫犯后来被警方抓获,原来他们是要抢劫住在上一楼层的住户，因走错一層,才误入我大伯的房间,几乎使他一命归阴。

在异乡苦读深耕整整十年后，终究还是选择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凭借着过硬的专业素养与在海外积累的工作经验，他进入一家银行任职，当时的职位是襄理。工作安顿下来，大伯一家便在福康里14号租了一间房住下。

说起福康里，那是一片浸着旧时光烟火气的老式里弄，青砖灰瓦的房屋挤挤挨挨连成一片，巷道里总飘着邻里各家饭菜的香气，来来往往都是熟人熟络的招呼声。

1939年的浙东大地，早已被侵华日军的铁蹄阴影死死笼罩，炮声顺着甬江断断续续飘进宁波老城，满城都浸着人心惶惶的慌乱，家家户户收拾了细软，都往租界方向逃。祖父咬着牙把带不走的家当埋进后院老桂树下，扶着裹了小脚、哭着舍不得离开故土的祖母，挤过码头上哭喊声揉成一团的难民潮，顺着跳板蹭上了那艘摇摇晃晃的难民轮船——连甲板上都躺满了逃荒的人，船顺着黄浦江往上漂，往上海去。那时候上海还被叫做“孤岛”，是唯一能给普通人留一口活路的地方，他们要去投奔早几年就回到上海，在新闸路福康里安了家的大伯。

那时候我的堂兄罗家梁已经满八岁，正是蹦蹦跳跳爱跑爱闹的年纪。大伯那间不足十五平方的厢房，塞下大伯、大伯母加上堂兄一家三口，转身都得侧着身子，多放一个柜子都要挡住过道，更容不下祖父祖母两个额外投奔的成年人。

也是赶巧，福康里刚好空出一整座独上独下的小房子，这可是整个福康里独一份的好格局：带着个三四平方的小天井，推门进去一层是客堂，二层是卧室，楼梯就在自家屋里，独门独户，不用跟别家挤一条窄楼梯，不用抢用公共厨房、排队倒马桶，更少了那些挤在一个屋檐下，你碰了我的煤球炉、我踩了你的晒鞋的邻里磕碰。

大伯咬咬牙，租下了这处房子，退了原来那间厢房，一大家子搬了进去。对于当时从宁波逃出来、只求一处地方安身的祖父母来说，这处闹中取静的小房子，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容身之所。可谁曾想到，祖母抵沪还不到十天，就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岁。

可能是受老一辈传下来的固有观念影响，我爷爷心里一直揣着个改不掉的老想法——在他的认知里，老人上了年纪，就该跟着小儿子过日子，这才合乎规矩，才算真正落了根。

爷爷的小儿子就是我的父亲，我们一家早就在天津路定居了。这些年爷爷跟着大伯在福康里生活，可他心里始终拧着这股劲儿，为这件事没少起争执。不管家里人怎么商量、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一口咬定要住到天津路我家来，仿佛只有住进小儿子的家，这一辈子才算圆满安心。

没办法，我父亲只好在1942年于福康里19号租了一间前后带院的厢房，把祖父接过来奉养。六年后，老人就在这所带院子的厢房里，安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Fig.03 1982年家父和大伯父摄于福康里8号

2.3 我的小姨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我的小姨-陈翠娥，生在1927年的初夏。她刚来到这个世上，打小就痴爱读书，像是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对墨香的渴求。从6岁那年起，她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梳好乌油油的麻花辫，揣上两个麦糕当干粮，高高兴兴沿着田埂步行好几里路，到离家老远的雨隐庙上私塾。从认“人口手足”开始，一笔一划练着写好自己的名字，后来又考进了新式小学堂，念书从来不用大人催一句。

谁能想到抗战爆发，宁波很快就沦陷了，轰隆隆的枪炮声打碎了平静安稳的读书日子，她被迫停学，一停就是整整三年。可停学从来停不下她读读写写的心，反倒给了她自由自在啃书的机会，她把家里压在箱底的几箱祖传藏书翻了个遍。四大名著是被她翻得页边发卷的心头好，那本《红楼梦》，被她反复摩挲得封皮都软了，书里大半的诗词她都能背下来。

Fig.04 六十年代在单位值班时抽空还在读书

除了这些老书，她心里一直记挂着当时新出的进步书籍——巴金的《家》《春》《秋》，还有鲁迅先生的杂文小说。为了买到这些朝思暮想的书，她把过年得的压岁钱一分不动攒着，连平时母亲给买糖吃的零用钱都一点点抠下来，攒够了钱就走十几里路到镇上的书店去买，买回来舍不得折一个角，亲自用整张牛皮纸整整齐齐包上书皮，像爱惜稀世宝贝一样揣在怀里。
只要得一点家务的空闲，她就抓过书读，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像海绵落进水里一样，贪婪地把文字吸进脑子里，连周遭的吵闹都充耳不闻。

冬天日头短，她总偎在大屋朝东的那间小屋门前，晒着暖融融的太阳，背靠着土墙，整个人晒得浑身发暖舒坦，那是她一天里最金贵的读书时光，哪怕手指冻得发红，也不肯挪开半步。
夏天溽热难耐，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的凉棚下，一手捏着书，一手摇着蒲扇，一边赶开绕着腿嗡嗡转的蚊虫，一边沉进书页里捞那满纸的清凉，汗顺着后颈流进衣裳也浑然不觉。哪怕是黄昏大伙聚在院子里纳凉，她也不肯浪费半分光，借着夕阳最后一点余晖，或是天上斜铺下来的月光，出声朗读古诗，声音轻轻软软，顺着晚风飘到大屋的每个角落。许多篇幅她读过一两遍就能整章整节过目成诵，打小邻居们就说：这陈家小娘，将来定是个了不得的才女。

1943年，16岁的花季少女终于等到了机会，凭着扎实的底子考上了慈溪县立初级中学。两年寄宿读书的日子，她比往日更刻苦，天不亮就起来背英文，晚自习的油灯总是熬到最后才灭，各门功课的基础打得扎扎实实，每次大考成绩都排在年级最前面。

抗战结束后，目不识丁的外婆为了让女儿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在1946年把女儿从宁波送到了上海我家。据说那时候刚过春节，天还冷得厉害，一天午后，小姨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手拎着父亲早年留下的旧皮箱，沿着稻场地边坑坑洼洼的小路，迎着凛冽的西北风一步一步朝东南方向走。走出了汇头陈，走出了庄桥，从此背井离乡，踏上了人生另一条崭新的求学路，那一年，小姨正好19岁。

我家在上海静安区新闸路福康里19号，是上海弄堂里最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只有底层厢房前后两间，当时我家一家挤着住，转身都嫌挤。可为了给小姨腾地方读书，家母特地找木匠在后间搭了一个小小的阁楼，隔出了一方既安静又舒适的小天地，架上一张小书桌，刚好够小姨放书温课。为了能考上好的高中，家母先安排小姨在培明女中 (现上海静安区协和双语培明学校)补习文化课，小姨自己也争气，没几个月就顺顺利利考取了离福康里不远的道中女中 (现海防中学)。

她最终在1949年6月出色完成了高中全部课程，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惊动了老家和上海的所有亲戚朋友。人们总以为只有从名校毕业的学生，才有可能进上海名望最响的高等学府。我的堂兄罗家樑居住于福康里8号，在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在此次考取了名校清华大学。

当时大学录取名单会登在报纸上，依稀记得应该是《申报》。大伯母在报上翻到了陈翠娥的名字，嘴上直说肯定是重名了，怎么可能是19号的那个陈翠娥呢。可等她真见到录取通知书时，整个人都惊呆了，不得不佩服我小姨。周围亲戚邻居提起这事，也都个个心服口服，都说普通陈家出了个金凤凰。外婆一辈子目不识丁，却养出这么优秀的孩子，还给几个弟弟做了这么好的表率，说她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一点都不为过。

小姨的性格很奇怪不愿意多拍照，所以留在世间的影像都少得可怜。这些年家里搬过几次家，零散的物件整理了又整理，很多痕迹都慢慢在时光里淡了，能留存下来的照片更是屈指可数。我翻遍了家里的储物箱、影集夹，最后才在那本封皮都磨得起了毛的本子里，我一页一页慢慢捻开纸页，指尖划过有些泛黄发脆的相纸，找了好半天，才在本子最内侧的夹层里翻出了这几张薄薄的照片。
照片边角都已经微微卷翘，有的还带着早年存放留下的浅痕，连画面都染上了一点旧时光的暖黄。可照片上小姨的眉眼依旧清晰，还是我记忆里她爱笑温柔的样子，看着这几张好不容易找出来的影像，那些和小姨有关的旧时光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此刻把这几张找了许久才寻到的照片转发在这里，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心里的难过与怀念，只盼借着这些留存的影像，寄托我们全家人对小姨绵绵不尽的哀思，也让记得她的人，能再看一看她熟悉的模样。

Fig.05 摄于1949年的高中毕业照

Fig.06 摄于1956年在照相馆留下的照片

Fig.07 摄于六十年代的大头照

Fig.08 摄于七十年代的大头照

Fig.09 早年单独拍摄的留影

Fig.10 1961年5月姑嫂同游杭州留下的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