谊酿岁月情更醇 Z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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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背景是云南大学物理馆

本文缘起于王本*同学不久前从美国回昆的第五次探亲。

开篇照片是我家和杨思*两家为王本*接风时所摄，地点是昆明翠湖宾馆，2026年8月9日。

照片中间为王本*，右边为杨思*，左为作者张怀*，我们是云南大学物理系1961级同学。

我家和王本*家是世交，两家的关系源远流长。20世纪40年代，我父亲和王本*的父亲都在云南大学任教。1943年王阿姨初到昆时，我父母还为她接风洗尘。

由于两家父母的缘故，我和王本*自幼相识。1955年我们就读师院附中初16班，很快就成为好朋友。高中也同在师院附中。

初中四位好友合影：左上王本*，右下张怀*。

王本*，初中毕业时

大学时期在昆明海埂游泳

我与杨思*刚入学就在同一小班且同一宿舍。大学五年期间，学生宿舍几次调整，但我和杨思*在分专业前一直是室友。下面这张是四年级时全体室友的合照。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变化发展，深刻影响了我们父辈的职业轨迹，使两家人的命运交织。

1952年至1957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新体系奠定的关键阶段，核心是 “院系调整”与“全面学习苏联”。在此期间，云南大学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具备文、理、工、医、农和航空的多学科综合学府，转变为只具备文、理学科的综合大学。

为了把云南大学的所有工科专业都剥离出来，成立新的工科大学，1953年，“昆明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应运而生。王源璋教授（王本*的父亲，照片第二排左二），和我父亲张瑞纶（照片第二排右二）都是该筹备委员会的成员。

昆明工学院于1954年9月1日正式建院。其组成部分中还包括贵州大学工学院等三个学校的有关专业。

建校时高等教育部任命王源璋为教务长。

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高等教育也开始“大跃进”。那时提出了“15年普及高等教育”的超前口号。高校数量从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1958年的791所。高校在读人数增长近一倍。1958年初，我父亲调离云南大学，前去云南蒙自筹办滇南大学。当时云南省的战略意图是把滇南发展成为云南的化工基地，所以把昆明工学院的化工系整体搬迁并入滇南大学。我父亲是云南大学化学系的教授，并有担任行政职务的经验，因此选中他为滇南大学校长。滇南大学1958年9月1日开办并招生。（同期，云南省还成立了一所滇西大学。）

由于父母离开昆明，我个人的生活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居住在云南大学教授独栋小楼的优渥条件，转变为到师院附中木工房顶棚层睡地铺。

因为在昆无家可归，所以周末我经常到王伯伯、王伯母家。纵使王本*不在家，我和二位长辈也有很多话可谈。王伯母还为我一个人单独做过饭。

1961年中央出台《高教六十条》，开始纠偏及压缩高校数量规模。1963年，滇南大学停办，滇南大学化工系回归昆明工学院。

我父亲调入昆明工学院任副院长。当年昆明工学院的教授宿舍，是青砖平房，每栋左边住一家，右边住一家。机缘巧合，我们家入住了王本*家那一栋的另一边。从此，两家人的交往更加密切。

家母在家门口

昆工部分教职工的地震经历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0分37秒，云南省南部通海、峨山、建水三县交界地区发生了7.8级地震，震中在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附近，烈度10度。

当时，昆明工学院以基础课教师、机关职工为主的350多名教职工，包括家属达480余人，按照林彪“一号通令”，在峨山彝族自治县小海洽办“五·七”农场。地震发生后，住地小海洽整个山村90%以上的房屋倒塌，在峨山地震中，我院共有128人罹难。其中，教职工78人，工军宣队员4人，家属46人（含小孩34人）。金工制图教研组16位在场教师中有13人遇难。

我父母现场脱险堪称传奇

发生地震的当夜，我父亲先是起夜一次。回来后没有睡着，毫无理由地又起床穿戴整齐，电筒照着下楼出门走到空旷处时，大地震发生了。我母亲是独住在一小农舍的二楼上，震醒后透过倒塌后交叉的梁、柱中间的缝隙，看见星光闪烁，没有受伤。

上苍对王本*父母的眷顾

王伯伯和王伯母也在被疏散之列，行李都收拾好了。恰在出发前的头天晚上，王伯母身体不适忽然晕倒。王伯伯就去找工宣队负责人说明情况，请准假后就没有下去。因此，王大*说：“我妈救了我爸。”

没有老天的眷顾我可能不会回昆明工作，那也就不会有这篇文章了。我从内心深处真心感激苍天的恩赐。

杨思*与两家人前辈的情谊

以下的这一段文字直接取自杨思*的个人回忆录《流年往事》：

“张怀*和王本*的父母年纪都大了，重要的是那时他们两个的父亲都是被打倒的当权派，没人敢理睬。他们不在昆明时，为尽朋友之责，我不定期抽空去看看他们两个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也就熟悉了，他们父母对我也很好，有时碰到吃饭时间就留我吃饭。他们调回昆明工作后，我依然逢年过节都去看望他们父母。

王本*和张怀*的父亲都是老一辈留学生，王本*的父亲很随和，张怀*的父亲则稍显严肃。我和张怀*都成家以后，张怀*父亲曾专门请我和幼*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令我不解的是吃饭时他不叫上张怀*夫妇，只有他老两口和幼*我们两个一起吃，我觉得有些奇怪，印象特别深刻。”

“文革”期间昆工校内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

1971年初，昆工革委会决定学习北京某名高校的经验，把全校教职工宿舍按单位分配集中居住，以便于管理。

那次的搬家“运动”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否则就会出现“露宿街头”的局面。张家搬进李家，李家搬进王家，王家搬进陈家，陈家搬进黄家，哪一家卡壳，就会发生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时幸好我和女友都从外地探亲回到昆明。我灵机一动，骑自行车到附近西站租了两辆黄包车。这样一来，既有了劳动力，又有了运输工具。王本*家只有老两口在昆明，两儿一女均在外地。于是，靠着两辆黄包车，忙了大半天，顺利地完成了两家的搬迁。因为我的女友也姓王，所以王先生的一些邻居和同事误以为她是王先生在上海的“女儿”。

好友杨思*，云南省罗次县（后并入禄丰县）碧城镇人，富民县中学高中毕业。杨的母亲是裁缝，在1955年成立手工业合作社之前，衣服都是全手工缝制，所以他牢记母亲一针一线挣钱不易的养育之恩，非常孝顺。大学毕业时，他母亲要求他留在昆明工作。杨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得到领导的青睐，于是留校工作，满足了慈母的愿望。杨性格沉稳，待人诚恳，素质上佳，可担大任。多年后从教务处副处长起步，1987年升任云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调任云南工业大学校长，1999年底任合并后新的昆明理工大学的党委书记，一路开挂，成了我的领导。

下图中间为杨思*的儿子

杨思*有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大哥，因此，杨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奶奶的辈分。我是1976年方从外地调回到昆明的，所以我第一次见到杨思*的母亲时就称呼她为杨奶奶。杨奶奶中等身材，圆脸，慈眉善目，两眼炯炯有神，身板硬朗。她待人极为热情，每次见到我，总要拉着我说不少话，问工作、问生活，言语间满是长辈的关切。其中令人印象特别深的是，杨奶奶总是说，要不是我女儿的年龄比她的孙儿（杨思*的儿子）大，

一定要让我女儿做她的孙媳妇。她老人家说此话的时候，态度是很认真的。有一次晚饭后的时间路过杨家，进屋后杨奶奶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老人家一听，立刻给我下面，用油煎鸡枞菌拌面，那一碗面吃得可香了。

杨思*很会做菜，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家亲自下厨办过多次席。有一次我们家上桌之后，王本*才到，进门后说带了一个人来，原来女友跟在后面。这是我们大家第一次认识小倪。

这次探亲，王本*的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都来了，小倪没有来，因为她还没有退休。

杨思*操办母亲百年后的后事，充分说明他是一位大孝子。杨母的愿望是百年之后要土葬，这在上世纪末是有一定难度的。杨的大哥负责寿材，而他负责寻找墓地。定夺墓地那天他要我陪着他去下决心。那一天乘坐的是云南大学车队的一辆丰田右舵轿车，右舵车乌龙到了中国，所以被降价处理。

1988年，我岳父大人去世。那时我爱人不在昆明。次日上午，要把遗体从五楼抬下去，人手不够，我就临时给杨思*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已经是副校长了，匆忙交代一下工作，就赶来我家帮我把岳父抬下楼。在那天查看墓地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那是他唯一一次帮人抬逝者。”

杨奶奶是1994年1月份去世的，墓葬的那一天我也去参加了，因为该习俗早已被禁止，杨本人又是省厅级干部，所以葬仪进行得很低调。

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

2008年，两家人同游西欧，照片摄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右边第二位是杨思*的爱人王幼*，左二是我的爱人王安*，两人都姓王。而更巧的是，王安*1960年随父母从北京迁到昆明，就读昆一中；王幼*有一位姐姐王义*，就读昆八中。经热心人赵**串联后，王安*和王义*竟然成为最好的朋友，那王安*和王幼*自然也就相当熟稔。王义*、杨和我1961年成为云大物理系1班的同学（王本*在2班），王安*1963年就读云大物理系。那么，杨思*和王幼*是如何认识的就勿需赘言，只不过那是几年之后的故事了。

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国防科委一研究所工作，我所在的第二研究室研发CMOS（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现在数码相机的感光芯片就是一片基于CMOS技术制造的图像传感器。我和我爱人1976年先后调入昆明工学院工作，她调入学校后进入基础部讲授物理课。我进入自动化系讲授计算机类的课程。当时我国计算机的教材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好在昆明市近日楼新华书店的二楼，有一个专门出售影印外文书的柜台，我自学计算机的所有书刊全都来自该处。那时影印书价格很便宜，但品种及数量有限，从1970年开始的10年内，我几乎购进了我在该柜台所见到过的全部有关电子以及计算机技术方面的书刊。

王本*的弟弟王大*在1966年时就读高中，后来作为知青下乡到了云南瑞丽。知青返城后，在昆明市东郊穿金路的农业机械厂开铣床。1976年高考恢复后，考入昆明工学院机械系。机械系首次在二年级的课程中设置了一门计算机课程，自动化系派我去上，王大*就在我授课的那个班。当时我自编教材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计算机原理、汇编语言及Basic程序设计。王大*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工学院（云南工业大学的前身）工作。云工大与昆理工大两校合并后，又回到了昆明理工大学。

王大*家兄弟姐妹三人，他是老三，他有一位姐姐王小*，王小*自幼喜爱并练习弹钢琴。1960年小学毕业后就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初一。那时从昆明到上海绝非易事，颇有点“行蜀道”的意思。

首先从昆明坐小火车出发到沾益，在沾益住一夜；第二天再乘两天的长途汽车到贵州的安顺，途中又要在贵州省的一个小县城住一晚；到安顺上火车到贵阳；到贵阳换乘到柳州的火车；从柳州再换乘火车到衡阳，到达衡阳后最后一次换乘火车才能到上海。那年头从昆明到上海总旅程要走7～8天。

1967年9月我去了上海一趟，当时已有昆、沪直达车，行程两天三夜，票价为42.5元，刚好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王小*就读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时住校。周末回她大伯家，而她大伯母是她母亲的大姐，亲上加亲。她大伯家位于虹口区的溧阳路，相当宽敞。1967年5月王伯母在上海动手术，术后就住在她大姐家恢复休养，王小*也住在那儿照顾她的母亲。彼时上海我五舅家正在翻修，因此我也就借宿在王小*的大伯家。王小*的大伯母个头高大，心宽体胖，和蔼可亲，总是笑眯眯地，待我像一家人一样。

1972年，我和王安*婚后蜜月去了一趟上海，住在我五舅家。王小*陪我们逛了上海科技馆等地方。蜜月的下一站是苏州，住在我大舅家。我们邀请王小*到苏州去玩了一天。中午在著名的松鹤楼餐馆午餐，留有印象的一道菜是虾仁锅巴。这道菜的特色在于上桌时，厨师会将滚烫的热油浇在炸得酥脆的锅巴上，然后再淋上酸甜可口的拌汁虾汤，瞬间会发出“滋滋”的响声，有“天下第一菜”的美誉。

“文化革命”结束后，我父亲于1979年12月再度出任昆明工学院副院长，当时王源璋老先生也被任命为昆明工学院副院长。两位前辈于1983年8月同时退休。从容貌上判断该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1990年前后，彼时蔡乔方是学校的院长，而秦玉臻是学院的副院长。

2000年11月24日上午我父亲作息如常，午餐时只吃了一根香蕉，随后就上床午休。中午两点前，保姆突来电话叫我。我赶到时，家父已安然辞世，时年94岁。我打电话给学校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父亲的学生，表达了一切从简的愿望。他回复说，不行，张院长是学校的老领导，对学校做出很多的贡献，还是要按常规办理大家心中才过得去。

2002年4月初，王本*回到昆明。以长子的身份主持他父母的合葬仪式。王伯伯、王伯母二人合葬于昆明观音山公墓，公墓俯视八百里滇池，气象万千，依山傍水，风水极佳。那一天我见到了新到任不久的云南省省长。徐省长是王伯母二姐的儿子，与王家关系非常亲密。合葬仪式完成后，一行人到金宝山公墓午餐。说来也巧，那天碰到了我们大学的同学王义*，她时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王本*为双方做了介绍。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都是第一次见到新省长，而金宝山的老板，竟然事前就探知了省长的行踪，亲自张罗准备了午餐，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2026年8月17日的告别宴

哥哥的儿子与弟弟女儿

用英语交流

告别宴席上的重大发现

上照片后排中立者孟凡*，是王大*的朋友（左后为王大*的爱人杨医生，告别宴安排者）经王大*介绍后，我和孟凡*长时间握手没有松开。原来，在两校合并前，我担任计算机系的主任，他的姐姐就在系办公室工作；两校合并之后，我担任学院副院长，他姐姐在学院的办公室工作，我和他姐姐两人工作上的交往很多。退休那么多年之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并见到了她的弟弟。更令我惊讶的是，他母亲姓乔，在“文革”前是昆明工学院人事处的处长，而且是整个昆明工学院机关干部中，我见过面而且记住的唯一的一位（因为一次她有事来家找我父亲时我在家）。而她去了峨山“五·七”农场，但因地震没有能够回来。真是令我唏嘘不已，感叹命运的无常。

图片中是我家八十多年前一个挂钟的钟摆。文革中，我父母家面积最小的时候只有一间房。只好舍去了挂钟，仅留下了钟摆作为历史的纪念。现在，它静静地停靠在这些记载着学校及先辈历史的书卷旁，引发着人们无限的遐想。

下图左为王本*，右为大学同学郑元*，1975年

我们三家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缘分。我家和王本*家还是世交。83年前，我母亲怀着我的时候，就请王本*的父母吃饭。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和王本*的友谊真可谓是与生俱来。王本*一家探亲结束离开昆明的时候，还是盛夏，而当我决意写此文的时候，已有些许秋凉。

秋意无声早晚凉，

眷念无量心里藏。

谊酿岁月情更醇，

文中青丝织华章。

思绪潺潺故景现，

金桂一盞祝健康。

白驹过隙何所惧，

你我环球有朝阳。

Zhn 202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