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商文化馆（周村）

RIVER BRIDGE（老王子）

南京出发到山东自驾游。山东来过很多次，到过青岛、烟台、济南、菏泽、威海等地，但是，临沂、青州、淄博等没有来过，因此9月3日，开始了一路游玩。9月3号中午到达山东临沂，我们先后去了临沂市博物馆和王羲之故居纪念馆，晚上到琅琊古城转了一圈。9月4日，从临沂出发驱车2小时左右，来到沂水县的地下大峡谷景区和萤火虫水洞风景区，游玩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驾车到达青州市，晚上在青州古城转了一圈。9月5号，上午去了云门山风景区，中午去了井塘村景区，下午来到青州博物馆参观。9月6号上午，首先来到青州古城里的牌坊街（偶园街），游玩了阜财门、魁星楼、偶园、贡院等，下午就来到了离开青州仅20多公里的齐文化博物馆（属于淄博市）。9月7日上午，我们到了淄博市的周村古商城游玩，下午又来到淄博市有名的八大局便民市场闲逛，对于淄博市的烧烤只能敬而远之。由于是周一，我们预约了周二的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因此周一只能来周村古商城游玩。 齐风清韵，公廉商阜鲁商文化馆位于周村古商城大街中段，2024年清明假期正式开馆，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是系统展示鲁商文化与商埠文化的专题展馆。周村早在2009年就被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认定为鲁商发源地，逛古商城时值得专门进去看看。展馆由序厅加四个主题展厅组成，围绕"重商、安商、兴商、亲商"这条主线展开。序厅：通过历史地图、影像资料和大型浮雕，概述周村作为"旱码头""金周村""天下第一村"的地位。齐风泱泱·兴邦重商：追溯鲁商的文化根基——齐文化，展示姜太公治齐时期"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重商传统。福泽乡梓·种德安商：呈现明清周村商业盛况，用复原场景、老照片和实物展品讲鲁商"诚信为本、利益共享"的经营原则。心怀家国·开埠兴商：展现鲁商通过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与徽商、闽商、晋商互通有无，构建全国商业网络的担当。神州潮涌·护航亲商：落脚到现代营商环境与鲁商精神的传承。周村古商城联票参观。 前言齐鲁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片土地上造就的鲁商文化底蕴深厚。周村作为鲁商发源地，自古商业发达。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齐文化崇商重工的历史传统，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重商护商的社会风气在这里激荡融合，培育出“厚道、诚信、开放、包容”的鲁商精神和“德为本、义为先、义致利”的商业思想。为深入贯彻落实文化“两创”方针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周村区充分发挥百年商埠优势，深入挖掘周村商业兴盛背后的文化传承、政德基因、公廉理念，建设了鲁商文化馆。全馆以鲁商文化为内核，将公廉理念贯穿始终，多形式、全方位展示周村商业发展脉络，教育引导社会各界形成尊商、重商、亲商、助商的浓厚氛围，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乘共建“一带一路”之东风，增创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一流营商环境培育投资热土，让百年商埠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鲁商发源地周村古商城是鲁商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周村明清以来工商业历史繁荣发展的见证。周村商人以实际行动树立了鲁商诚信道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良好形象。2010年，周村被考证为鲁商发源地。天下第一村至明清时期，周村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贸中心，城镇功能齐全，设施完善，市场分工明确，商业极其繁荣。据说，乾隆皇帝南巡，见周村繁华景象，龙颜大悦，御封为“天下第一村”。 厚道诚信旱码头金周村清代中叶，周村已形成了著名的商业中心，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并称中国四大“旱码头”。清朝末年，周村工商业极其鼎盛，“驾乎省垣之上”，被称为“金周村”。 开放包容百年商埠1904年，周村被清政府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吹响了周村迈向近代化的号角，造就了一座古商城的繁华时代。 明清时期，周村成为江北丝织业重镇，民谣“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生动地反映当时周村丝织业的繁荣景象。“旱码头”“金周村”等大型化市场集散地点运而生，商业贸易辐射全国。到1920年，仅城里就有丝织户300余家，丝绸商行近百家，产值410万银元。近年来，周村先后被授予“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和“中国丝织名城”称号。明清时期纺线——单花 秦汉时期，当时为宫廷制作织品的官方手工业机构“三服官”设在齐国。“三服官”规模宏大，门类齐全，分工精确，据《汉书·禹贡传》记载：“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极言当时“三服官”之兴盛。素纱禅衣“服官令印”封泥“齐服官丞”封泥 丝绸名城周村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丝绸原产地，很早以来就有凤凰衔来蚕种教人们养蚕的美丽传说。夏商时期成为丝织主产区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周村属齐国，属於陵邑。隐士陈仲子即隐居于斯，“辟缕织履”以易衣食。我国古代第一部科技专著《考工记》中的《钟氏》、《慌氏》等篇章，记述了周村当时高超的印染技术。临淄郎家庄东周殉人墓出土的玉雕蚕形饰 通达有商路周村，地处山东腹地，位于泰沂山区与华北平原南部的交界处，是南部山区和北部平原进行物资交换的中转站，也是山东中部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周村位置图周村是胶济铁路沟通东部沿海和西部城市的重要站点，又是联接南部山区和北部平原的枢纽。1904年自开商埠后，周村跃升为清代和民国时期山东甚至北方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上海远东地理学会绘制清末山东地图 从远古走来远古时期属逢伯陵部族，夏商时为逄伯陵、薄姑氏属地，因居住在长白山麓的富平之地，故称於陵国，都城在於陵（今周村城区南的周村古埠池头村）。商朝周村一带成为东方从商民族经商贸易、物物、商品交流之地，形成一定经济规模，为后世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周村属齐国，是於陵邑，也是古代济南至胶东南北陆路，中部东西陆路交通要道，交通便利，信息发达，商业开始繁荣。西晋属济南郡於陵县。东晋属济南郡。南北朝属济南郡。刘宋元嘉年间，在周村设置长山县，县治周村。隋朝属长山县。唐朝属于济南长山县、淄川县，是驿站通往的中心。宋元集市、寺院发达，成为市廛。明朝明朝中叶称周村店，当时是长山县的一个民居聚落，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周村古商城景区区域，即保安街以西、淦河以东、顺河街以南、隆街市以北。嘉庆《青州府志》卷十一《人事志》曰：“城西南周村，居民三百家，与淄川接界。”清朝称周村镇。 齐风泱泱兴邦重商齐国“工商立国”国策和“开放、革新、包容、务实”的商贸文化，造就了周村的重商传统，催生了周村的商业繁荣。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鲁国产生的儒家思想慢慢渗透其中，深刻影响着周村商人，逐渐形成了“以德经商、儒商并举，以义取利、以利兴德”的经营理念，积淀形成了鲁商文化，对后世商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因俗简礼工商立国工商立国，是齐国的治国方策，姜太公吕尚受封齐地后，提出“因其俗，简其礼”的立政主张。阐明齐国背山面海富有鱼盐之利，且与中原各国交往便利的条件，制定“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其女功，极技巧”等方针，实行“农、工、商”并举的治国之策，使齐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山东古代窑址遗址分布 四民分业定居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把“商”与“士”“农”“工”并列为了“国之石民”，进一步提高工商者的社会地位；通过设置市场管理的官吏和“四民分业定居”，保障了商业繁荣，使齐国国都临淄成为工商业发达的海滨大都会。临淄齐国故城手工作坊遗址分布图《国语·齐语》：处农之乡十夫，士农之乡十五，公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常为农，百工商之子常为百工商。 工商立国培养商业道德身居卿位的管子曾管理工商业，设“有司”专职管理外来商人，规定“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管子·乘马》），严禁欺诈、骗人钱财。《管子·乘马》设立专管货币的机构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实行“官山海”政策对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实行国家控制。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甲兵大足”。《管子·轻重》齐国刀币 国家宏观调控干预商业贸易通过“轻重之术”来调剂余缺，平抑物价，以打击奸商的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行为。《管子》记载：“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即国家根据市场物价的涨落，及时地吞吐物资，使物价保持稳定，防止奸商抬高物价，影响百姓生活。《管子·轻重》轻重之术平衡外贸管仲主张在对外贸易中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进行交易。对于一些重要物资，提高商品价格，既防止其外流，又吸引他国物资。对于齐国富产而又消费不了的一般商品，则采取“天下高我下”刺激出口的原则，使这些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他诸侯国此类商品价格，以便及时脱手。《管子·轻重乙》：一者粟食，二者大用，三者盐，四者物，五者器，六者货，七者数，八者价，九者市，十者官。《管子·地数》：夫天下下我高，下我高下，我下下我高，此谓轻重之术。《管子·轻重丁》：今者夷吾过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请赏之。《管子·山至数》：故善为天下者，因天下之高，下天下之物。《管子·轻重乙》：天下高我下，然后可以致天下。垄断市场取他国齐国是“海王之国”，垄断控制盐的出口量，使盐的价格升高，获取十倍之利。《管子·地数》记载：“然盐之贵必四什倍。”齐国规定，必须以黄金购买盐，使盐国归其黄金，黄金皆归于齐。各国的黄金价格因此而上涨，金价贵而万物贱。于是，齐国又抛出黄金，购买价格低贱的各种所需物资，使齐桓公在较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 开放务实通商惠贾齐文化崇尚变革、开放，姜太公积极推行“通商”政策，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许多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发展体系中，齐桓公时期，管仲发扬光大了太公开放的商业政策，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以“来天下之财”，出现“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临淄出土彩色贝壳 低税赋便关市尽管当时齐国国内“五十而取一”、“关市百取一”的税率已经非常之低，但是管仲还是制定了便利通关和零关税的贸易政策，鼓励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管子·幼官》：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资取也。《管子·乘马》：市者，货之准也。《管子·七法》：物虽多，使之必知其数；事虽广，治之必知其要。《管子·小匡》：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管子·大匡》：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注：关于只零售而不设店铺，市场只收税而不收钱。注：开发潜在的财源，降低征税的标准，便利通行，便利贸易，注意谦让互惠，这叫给人们提供财路。注：命令有关官，市场只对外商记名而不直接征税，让外商贮存货物而不征税，用这种办法为其他诸侯国谋利。注：关于只收了地税，市场收税还不收税，市场上涨了价，关市还不收税。 放宽国内的田税管仲提出“地均以实数”，“相地而衰其政”，税收规定“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达到土地与税收的动态平衡。地均以实数相地而衰其政农耕图《管子·地员》所载黄河下游平原（渎田）五土壤所宜农作物和植被等情况表土类：黑埴，所宜农作物：五谷，木：柞、杜松，草：楚棘，地下水位：五施（七尺），水：苍，民：强。土类：赤垆，所宜农作物：五谷、麻白布黄，木：赤棠，草：白茅、萑，地下水位：四施，水：白而甘，民：寿。土类：黄唐，所宜农作物：黍、秫，木：櫄、扰桑，草：蓍、术、茅，地下水位：三施，水：黄而壤，民：无（注：原图此处疑似缺字或模糊）。土类：斥埴，所宜农作物：大豆、麦，木：杞，草：蒌薤，地下水位：二施，水：咸，民：无（注：原图此处疑似缺字或模糊）。土类：黑埴，所宜农作物：稻麦，木：白棠，草：芋、蒲，地下水位：一施，水：黑而苦，民：无（注：原图此处疑似缺字或模糊）。 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管子·轻重乙》：诸侯之商贾之客舍，三乘者有刍菽。《管子·轻重甲》：请以令为。注：给客商提供专门的住宿，如果是带来一辆马车的商人，除了提供住宿，还要提供餐饮；如果带来三辆车马，还要提供马的饲料；如果带五辆车马，还要给他提供五个行人为他服务，这一政策延续多年。 置遽委立客舍齐桓公会盟图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各国在葵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人行以辨于上，若滞令不。司则视，金以要，客与有。可则饬，有司入，费于教。而不加，有罪。注：每三十里路要设置驿站，贮备食品，立法管理，凡诸侯各国为齐国交涉办事，对从行官吏，派一个人用车载粮自负行李；若是住宿，派人替他喂马，并备食品招待，来客与管理各执其状，客至本国要交费餐。待客礼仪与收费如有不当，管理者有罪。 任人唯贤兴商富民举贤上功姜太公推行“举贤上功”的国策，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强调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不分亲疏各用其所长，做到人尽其用。这一用人标准打破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的思想束缚，开辟了“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历史先河。姜太公像银雀山汉墓出土《六韬》 管子、国语、史记 管子、国语、史记 《管子·立政》「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齐国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齐国选拔人才的六条标准（德之）（才之）（事之）（贵之）（富之）（时之）六守：仁、义、忠、信、勇、谋齐国考察人才的八种方法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八征齐国六种人不可任用（六不用）伤贤、蔽贤、嫉贤、诬贤、害贤、乱贤（注：图中对应具体文字为：伤贤害能、掩蔽贤良、嫉妒贤能、诬陷贤良、残害忠善、混乱贤愚等相关表述，图中竖排文字依次为：伤贤害能、掩蔽贤良、嫉妒贤能、诬陷贤良、残害忠善、混乱贤愚，中间为“六不用”）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仲把廉与礼、义、耻等道德规范上升到治国纲领的高度，形象比喻为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支柱。《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西周时期齐国出土的礼器（图中器物标注：铜方钮钟、己侯钟、钟、礼器盂、弦纹青铜鼎、己侯壶） 廉为政本晏婴作为提出“廉政”概念的第一人，明确提出了“廉为政本”的治政思想。「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身行之，则无不久矣。」「无不常遂，考无污名。」「现之以其游，说之以其行，君无以靡曼辩辞定其行，无以毁誉非议定其身。故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不取。」——《晏子春秋·问上》“廉政”一词最早出自《晏子春秋》。晏婴一生恪守清廉节俭，影响了整个齐国的社会风气，史书记载，“齐地汉以后尚俭、倡廉，与晏子移俗不无关系”。他时时处处关心百姓疾苦，规劝国君省刑、宽政、薄敛、厚施，体现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厉行节俭关爱臣民 稷下学宫战国时期，齐国统治者在临淄稷门之下建立学宫，招揽天下士，多时可达数千人。当时，学凡儒、道、法、墨、兵等各家各派的学者大都云集于此，或讲学授徒，或著书立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官方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政府智库。稷下学者也受到尊宠，到齐宣王时，“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以故稷下先生多达千有余人，而稷下学士“数百千人”。稷下学宫集中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出现了《黄帝四经》、《管子》等一批著作。稷下学宫百家争鸣 《国语·齐语》：「遂滋民，与无财」《史记·平准书》：「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立政》：「宫中四荣，树其余曰女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齐国主张富民与富国相统一，通过发展盐铁、丝织业和手工业生产，促进商业繁荣，有效提高人民收入。大力发展桑蚕丝织业是齐国富民的有效措施之一。古代桑蚕纺织图《史记·货殖列传》：「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国成为当时的纺织中心，“齐纨鲁缟”成为极负盛名的丝绸品种。齐国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精细的丝织品，不但做到了国内“人民多文采布帛”，而且还大量输出，畅销各地，以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浅黄绢绣对凤对龙纹面罩 鼓励消费刺激经济管仲认为富人扩大消费，增加对商品的需求，就会使穷人有工可做，不会因“甚贫不知耻”而犯上作乱。同时，这也是消耗富人财力的有效方法，使富人的财力不至于膨胀到同国君分庭抗礼的程度。因此，提倡富人吃好的饮食，听好的音乐，修建娱乐中心，聚集乐舞专业人员，吸引商人买卖欣赏。兴建土木增加就业国家政府通过兴建土木，可以在短时间内刺激生产，给贫穷百姓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提倡重丧厚葬，让泥瓦匠、木工有活干，而且还能消耗大量石头、木材等建筑材料，女人们制作寿衣可以消耗大量布匹，最大限度使更多的劳动力有活干。齐国城出土战国瓦当临淄郎家庄墓出土纺织品残片（左）丝织品结构示意图（中）手绞机织示意图（右）以工代赈 《管子·国蓄》：「春赋以敛缯帛」《管子·山权数》：「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使师旅之事无所与。」《史记·齐太公世家》：「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管子·牧民》：「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积厚流光鲁商源起鲁商，一般指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带有山东地域特征的，先进理念和鲜明特色的，有代表人物和独特商业精神的山东商业行帮。鲁商多以仁义为本，遵守孝道，诚信经营，秉承古齐工商贸易之遗风。鲁商源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陆上丝绸之路进入西域，鲁商是次蚕丝西传核心之一，文化逐渐影响，商业文化逐渐繁荣。 西汉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齐地的丝织品得以走出国门进入西域，鲁商的出口贸易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山东是汉唐丝绸贸易的供货地，于陵（周村）则是当时山东的经济中心之一，同波斯、朝鲜也有一定的经贸往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山东的一些商人开始注重运用儒家文化行商，鲁商文化逐渐成熟起来。 隋唐京杭大运河开通，大运河穿鲁西平原而过，聊城、德州等沿河城市的对外贸易日益活跃起来，加之山东半岛得天独厚的海岸线优势，鲁商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明朝山东的商人集团开始以“商帮”的形式出现。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鲁商群策群力，团结协作，重情重义，共谋发展。作为鲁商发源地的周村，明朝中后期迅速崛起，逐步发展成为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商业名城。 清朝周村已是拥有72条商业街、8大专业市场，“天下之货聚焉”的“三齐重镇”。1904年被清政府批准为自开之商埠后，周村商业更加繁荣，被誉为“金周村”“旱码头”。据《现代本国地图》记载，当时“商贾之盛，实超过济南，而为全省之冠”。鲁商代表“瑞蚨祥”“谦祥益”等全国著名的八大祥老字商号，均发源于周村。商会这一新的商人联合组织形式，也在周村应运而生，为全国第一批。 鲁商商训谚语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买卖不成仁义在当面克钱不薄人先小人后君子一年盖屋十年积木才不可使尽势不可露尽想要吃饱饭须用汗水换动不违时财不过用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头自来 齐桓公好服紫出自《韩非子》，讲的是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城里的人便都穿紫色的衣服。一方面，以生动的实例说明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道理；另一方面，也说明齐国的织染工艺非常高超。 晋文公流亡齐国《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齐国期间，其随从为设计让他返回晋国，在桑树下谋划时被桑树上的采桑女听到，悉告于重耳妻姜氏。这一记载说明，齐国腹心地区桑树的广布和密集，同时说明，纺织不仅是小农经济，而且也是贵族家的一项重要生产项目。桑下之谋 典故一组 采桑，下蚕 义 商贸通衢巨镇崛起商帮搭台商业兴盛明教寺是周村最早的宗教建筑，位于周村古街，始建于唐代。明教寺建成之后，开始有人绕寺而居，逐期形成集市，并形成了清初至民国的庙会。唐宋时期，周村以宗教建筑和商业文化而远近闻名。围绕庙点的商户从街头不断向街南开发，后来逐渐建造房屋，开店设铺，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商业街市。明清时期，周村宗教兴盛，在明教寺周边先后建起了关帝庙、玉皇庙、天后宫、镇武阁（又称北极庙）、女娲庙、碧霞祠、泰山行宫、三官庙、大王庙、千佛阁、龙王庙、猴子庙、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等等，形成了一个庞大宗教建筑群。寺庙经常在特定的节日举行纪念活动，形成规模不等的庙会。周村的庙会和清时的商业同步发展，起于明末清初，终止于1950年代初，兴盛延续300余年。每一次庙会，其实都是一次盛大的物资交流会，商贾借助这一形式，形成重信推销商品的一定模式，这也成为周村商埠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周观摩无双禅韵 福泽乡梓种德安商从明朝中叶开始，周村的商业发展和文化积淀繁荣深厚，孕育催生的名门望族次第崛起，他们在引领社会风尚、促进商贸发展、扶贫助弱等方方面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李氏家族代管市税，营造了全国首个“保和堂”，吸引了全国富商投资者，大量的商号在周村创办、聚集，“西商伪消售”的样字亦产生此，周村成为“济东重镇，观右华裔”。 新路开辟绅商辐辏伴随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村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商业市镇，出现了大批走南闯北的代办商人——牙行，他们在周村设立店铺，收购南北货物，再转销各地。明朝中晚期青济大道从长白山南麓经过，而不再经过长山县城，而从店到官庄，至王村，从王村向东，出王村崮山北行直山东麓，经过城墙墩上的古城村到周村，从周村向东直达张店，使得周村成为工商业和交通中心。《中国实业志·山东省》（1933）载：“周村交通，只为陆路，各县陆通周村者，纵横交错，在清道未辟铁路以前，周村实为内地繁盛市场者以此。”“绅商辐辏，土货并行，周村曰埠，交通繁盛之区。”古代东西方交流略图清明上河图（局部） 名门望族淳风厚德明中叶之后，周村商业发达，丝绸业兴盛，大批山西、陕西商人蜂拥而来，将当地的文化、民俗带到周村，与周村原有的文化相互融合。伴随商业发展和文化积淀，周村形成了庞大的士人群体，他们在光耀门庭、崇宗耀族的同时，也不忘乡梓公益，乐善好施、宽裕从容，立室之基，兴通商贸，开办义学，加强教化。山陕会馆是晋商在周村联谊乡谊、祭祀神明的场所，也是明清时晋商在周村经济交流的见证。大德通票号是清代山西票号在周村设立的著名分号，由祁县乔家、渠家合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山东开设大德通等票号分号。三义殿——晋商文化为周村带来新的经济意识，同时也带来了义利并举的价值观。 明清时期周村部分名门望族尚庄聂氏家族（尚庄生出，生员、监生，23人）代表人物：聂济（生卒年不详），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进士，户部左侍郎，赠谏中大夫、资政大夫。太和庄刘氏家族代表人物：刘一相（1542-1624），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两次参与修定州志。刘鸿训（1564-1634），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受顾命辅政，加太子太保，著有《青宫小宝》《四素山房集》《皇华集》《国学年纪钞》等。韩家窝韩氏家族（韩家窝出士11人，举人14人，贡生（据说达40多人））代表人物：韩萃善（1539-？），万历五年（1577）进士，初授知州后推官，后任南京户部主事、员外郎、山西太原府知府、浙江杭州府知府、陕西布政司右参政。韩取善（1546-1618），万历二十五年（1597）进士，初授工部主事，后升户部郎中，授山西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升巡抚辽东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苏李庄毕氏家族（本庄出进士8人，举人5人，贡生、监生、庠生等40多人）代表人物：王教（1540-1604），嘉靖四十五年（1566）进士，官授翰林院检讨、文选司郎中，南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正詹事，教习庶吉士，被誉为“海内文章第一人”，著有《仰俯王先生文集》（《青阳文集》）等。毕木（1557-1601），毕自严父。毕自严（1569-1638），万历二十年进士，历任户部侍郎、总督仓场、右都御史、天津巡抚、兵部尚书，后任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赠太保。毕道远（1810-1889），道光二十年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兵部侍郎，督理三库，为官四十六年，名声满朝野，为清代著名一代帝师。西坞坨村史氏家族代表人物：史永安（生卒年不详），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任监察御史，后任延绥巡抚，曾代理三边总督，屡建战功，在边境中屡立战功。周村鲍氏家族代表人物：鲍开茂（1616-1684），清顺治三年（1646）进士，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赴陕西任按察使司副使，治理延绥，推动恢复生产，曾招抚流民，开垦屯田，深得人民爱戴和朝廷赏识。王应统家族代表人物：王应统（1664-1715），清康熙二十七年武进士，授山西中军利民参将，参与平定噶尔丹叛乱，康熙四十一年（1702）任总兵，授怀远将军，后辞官终老。 贵达种德安商惠民“今日无税”促繁荣明末清初，周村已奠定了其商业地位。周村《天后宫记》碑文是这样记述的：“周村镇，商贾云集，各行货物，皆出南省。凡采买运载，俱安然无恙……”。《嘉庆长山县志》中记载关于周村商贸繁荣的内容。 汇龙桥俗称北大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由当地士绅募捐建造。清道光十年（1830年）进行了扩建重修，成为富力车西去济南东接青岛，来往周村的主要桥梁。李氏家族主持修庙筑桥，不断改善周村的商经条件。“修神宇，建桥梁，蓄药饵，助婚姻，舍棼枋，施棺椁，置义仓，修学宫，种种义举，四方德之”（《周村义集记》）。李氏家族的后人也深受影响，常常带头建桥修庙、办义学、置义仓，造福乡梓。 “官吏苛征市税苛多和豪强霸凌盘剥严重影响周村商业发展”的状况，在周村城内开设义集，免除强加在周村商民身上的苛捐杂税，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免税区”。“聚大悦，归者日众，不二十年底地均添铺店千余家”，周村商业进入繁荣时代。李氏家族将“代完市税”自觉地作为家规，代代传承，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周村推行厘金税，税额巨大，李氏家族无力负担，遂由全镇商人集资，李氏家族代完市税，前后长达50年，为周村义举典范，促进周村商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印件于《周村区工商联合会》作为外地商号的一份关于周村商业繁荣盖以居得为之地，乘可为之时，传应为之享，善不善，一翻覆手耳。风俗之浮浇，不在原籍，亦不在长吏，盖原籍之力微，长吏之时暂，惟有缔结，渐积日久，后之自成俗。 周村义集记康熙五十四年，长山知县，今金大猷，念俗城市多逐末，而周村商贾辐辏，百货具陈，乃为申请，设义集，减市税，以惠商民，其意美矣。顾奉行未善，豪强犹或借端苛敛，商民未获实惠也。乾隆元年，长山知县包桂请于上官，立义集，免市税，商民称便。然日久玩生，或仍假义集之名，行苛敛之实，商民复病焉。四年，长山知县杨云倬，以周村为南北要冲，商贾云集，诚恐苛敛病商，请于上官，设立义集，永免市税，并勒石纪事，以垂永久。其辞曰：“周村为长山巨镇，商贾辐辏，百货具陈，向来市税，苦于苛敛，商民病之。今设立义集，永免市税，俾商民得所，共庆升平，所有条规，开列于后：一、义集之设，专为惠商，凡远近商民，来周村贸易者，概免市税；二、义集之内，不许豪强借端苛敛，违者重究；三、义集之设，永著为例，毋得废弛，致负本意。乾隆四年，岁次己未，秋九月，谷旦。”余考周村之设义集，始于康熙五十四年，至乾隆四年，凡四十年，而始得永免市税，以垂永久，其来久矣。昔包桂之请立义集也，以其时商民苦苛敛，故为之请，然未及著为令也。杨云倬之请永免市税也，以其时商民复病苛敛，故为之请，且勒石纪事，以垂永久。是二公者，皆能为民请命，其功伟矣。然非圣天子惠商之德，亦何以成此盛举哉？余不敏，承乏兹土，目睹其盛，敢不勉竭驽骀，以继前贤之志，遂为记。清康熙四十九年（1700），长山知县金大猷于周村设义集，减免市税，立碑撰《周村义集记》。 引领乡风多义举清朝初年，长山县桥设立义集，代捐市税，市场繁荣。清雍正十二年，盐政不通之弊端被后人上呈官府，再次立碑。高珩（1612-1697），字念东，号紫峰道人，山东淄川（今淄博周村北郊）人，明崇祯九年（1636年）举人，清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以事降补光禄寺少卿，后引疾归里，晚年主讲渌水书院，终官刑部左侍郎。毕际有（1615-1697），字载绩，明户部尚书毕自严次子，著有《江邨诗集》。毕际珂（1623-1698），字仲韩，明户部尚书毕自严三子，清顺治十一年（1654）举人，任山西交城县知县，著有《存吾集》。蒲肇新（1627-1698），清代文学家，字幼竹，明大学士蒲以懋子，少年能文，博通经史，顺治八年（1651）中举人，曾任知县，后隐居不仕，以教授为业，著有《志壑堂集》17卷。清康熙二十年（1681），淄川高珩、高玢等带头捐资义市立义市，蒲肇新撰《周村义市碑记》以志其事。清康熙年间，淄川孙克己曾联合几位才子创立义集市场（今淄川义市）蒲市，毕际有在王村代捐市税等等。 周村古景图 商云集成都会李氏家族代完市税、开设义集以及门庭义举的接力，为周村营造了优良的商贸环境，使周村逐渐发展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会。《重修天津福建会馆记》中记述，周村有500余家商号和私人寓所，商号南至江西，北至吉林，西至新疆，东至胶州，由此这一时期周村商业兴盛，商人归属感强。重修关帝庙碑记清朝中叶，周村的手工业辐射到周村周边县，各类名优围绕周村市场伸展，手工商业和作坊手工业，商业与手工业相互促进，周村的经济更加繁荣。周村烧饼源于汉代，成于晚清，为纯手工制品，具有“酥、香、薄、脆”四大特点，2008年，周村烧饼手工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长山县志·卷一·公署》明中期，周村铜锡什物类繁多，有铜炉、铜盆、铜盒、铜响器、广镬、铜丝、铜勺、烟管头及铜锡器等。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周村发生了轰动的私铸铜钱事件，说明当时周村的铸造业较为发达，具有一定规模。清代纺织机具文移周村巡盐私铸合图新修圣高相修东北明嘉靖二十七年居民县丞向在田治大堂长山县志卷一公署 天下第一村据说1775年，乾隆帝南巡期间，恰逢元宵节，听说了远近闻名的周村花灯，便微服私访来到周村，被周村繁华的景象吸引，随即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周村芯子与周村花灯独具特色，它们的形成与发展与周村工商业和纺织业的发达密不可分。2008年，“周村芯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日无税碑 周村義集記康熙四十九季長邑知縣金鉽會稽長邑素多顯達予承乏之初即求大夫之賢者思得芳躅懿踪以表風規而端俗尚獨城南李氏莫與京焉司寇公明政詳刑厚培國脉侍衛公仗節成仁光争日月迄今四世五公一門萬石豐功偉烈赫赫朝端此不獨長邑之人知之者也長邑南十八裏爲周 村大鎮地不通夫水陸而天下之貨聚焉熙熙然貿易有經如游化日余心竊异之不知其何能爾乃適鎮西隅見司寇公祠不勝低迴流連因詢祠所由來建乃知皆鎮商等感德慕義之所爲也在昔市稅銀兩豪滑多就中取利商困難甦五弦大司寇予告侍養時於周村市力捐課稅暨刺史岱源公每歲代爲完納俾豪棍 歛迹不得橫行肆廛歷年久市儈之金者復出故智鬆容公源是以立市始末請方伯勒石永禁爲鎮備稅世以爲常則斯鎮地僻而業盛不亦宜乎嗣是鬆容出宰高淳歷秋官督漕兩淮裕課便商而兩淮之感頌悉與周村等歲庚寅鞠躬盡瘁卒于官闔鎮遮道哀迎不杵不春既痛舊德之難酬苦益慮之難繼也又幸際荆 南廉憲完樸公克承先志于是鎮補偏救弊多方來柔其規模之弘遠更有駕乎前人者則斯鎮之興隆正未有艾也予訪李氏功德累世益力口碑載道幾遍遐邇因即所聞札記成帙一爲經濟緣一爲世德林蓋亟欲表之以志景行以勵風尚也適今父老連袂集庭丐餘作記以譜李氏四世德澤殷綿不絕向予讙讙言之 餘喜其與數年采輯之志有合也遂爲記之如此他若修神字建橋梁蓄藥餌助婚姻捨絮襖施棺椁置義倉修學宮種種義舉四方德之又不獨厚于一鎮爲然者惜不能遽爲條舉而縷陳之也 《聊齋志异》中的周村商業蒲松齡的《聊齋志异》與周村有着密切的關系，較爲廣泛地反映了周村當時的社會狀况。書中有《辛十四娘》《水災》《安樂山》《鴿異》《酒友》《促織》等30多篇寫到了周村商業的人物和事件，較爲廣泛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的商業景象、道德風尚、物價物産、奇人異事、歷史事實等社會狀况。《鴿異》講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發生在周村的真實故事。當時，“周村爲商賈叢集，煙火萬家，輻輳”，長山縣令楊某貪圖酷愛周村馴養的鴿子，大顯身手，從集市上奪取的鴿子多號“將軍”。以至于縣衙中“不可復得”。《鴿異》第一次透露了周村當時的商業繁榮，市井發達，商貿活躍，市場繁榮，物産豐富，交易頻繁，經濟發達，商業發達，市井繁華，商業繁榮，市場繁榮，物産豐富，交易頻繁，經濟發達，商業發達，市井繁華。三進兩院布局的周村大街，是周村古商業街的典型代表。《聊齋志异》《鴿異》《秋坪日記》節選城北油坊《秋坪日記》節選公事畢，回店，時正午，天氣和暖，街市繁華，車馬紛紜，竟日不絕。周村者，山東巨鎮，商賈輻輳，貿易極盛，其街市之繁華，竟與省城相埒。余以公事往來，數至其地，見其市廛鱗次，貨物山積，商賈雲集，貿易繁盛，誠巨鎮也。《秋坪日記》節選周村日記中常提及在周村販賣棉布、糧食等，與孟家、恒祥、鴻遠、大興、興源等字號，來往密切。 立知人善任權責分明之規矩齊文化中的法治精神在周村“祥”字號得到充分體現和創新性應用。“祥”字號之所以經久不衰，要訣之一，即嚴格的人事管理制度。選拔掌櫃除“智、勇、仁、强”外，還要忠誠于資本。“祥”字號招用學徒，亦有嚴格條件：出身必須是士、農、工、商之子弟，其他概不錄用；必須五官端正、目清眉秀、舉止文雅、口齒伶俐、舉止有禮、處事有節、寫算明白。在學徒的進店手續、待遇及培訓方面，更是有章可循，程序嚴謹。保舉：投考人須有鋪保，填具保舉書，保證人不得辭保，保人須是二股以上股東。鑒考：分“閱卷、口試、筆試”，先由總理檢看，入選者再由東家檢看。酬勞：錄用後由經理帶領向東主叩頭謝恩。學生須訂立從業契約，并注明等級名稱、收入標準，定期考核升遷，高級職員與東家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號上下在利害上休戚與共，儼如一家。入店認師：進店後，敬師、敬經理，經理講話後，由櫃頭帶領認師，并認識櫃部大掌櫃、幫師。爲加强管理，周村店鋪内部形成了一套日常信息報告制度：每進貨櫃必須向東家報告，東家可以通過不同渠道洞察細目，發現問題及時處置。對外分號，一般采取書信匯報、資金到店匯報、櫃中暗訪等方式來加强監督。店鋪的財務制度也相當嚴格，店員出貨後，擺開算盤角；每天賣完後，要與稱和賬目核對，絕對不允許賒賬入賬。在交易中收受對方回扣及店鋪中的大忌，濟南人叫“割耳朵”，周村稱“吃把子”，被視爲出賣自己企業的內奸，阻礙店鋪的“進步”。周村的商號一旦發現有“吃把子”的行爲，立即“捲鋪（蓆）走”，絕不客氣。出賣辦外單位有業務收受職工薪的，一旦發現也是立時辭退。用人唯賢，重德重才，選拔明師。不諳練者，不准自己經營，權責分明，號規嚴明。——《謙益祥規約》節選謙祥益掌櫃張文堂 創股權激勵連鎖經營之先河“祥”字號繼承發揚了魯商“誠信經營，以義制利”的經營道德和齊文化中務實創新的文化特點，具有勇于突破的創新精神，開創了股權激勵和連鎖經營的先河。周村商人在不斷學習、實踐中，形成了領先時代的經營模式。股權組合形式東家（資本）：全權委托大掌櫃（總經理）：聘請，經營管理權二掌櫃、三掌櫃、四掌櫃：受雇者完善激勵機制周村商號大都武訓神關公，講究效法桃園結義，上下同心，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使店鋪上下人等保持了極强的凝聚力和人情味。采取股份制的形式，與之相應的責、權、利界限清晰。員工訂立從業契約，并注明等級名稱、收入標準，定期考核升遷，高級職員與東家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號上下在利害上休戚與共，儼如一家。進行連鎖經營“祥”字號采用了家族經營下的股份制運作模式，設全國、地區和商店三個層次，開展連鎖經營。店鋪分布於濟南、北京、天津、武漢、青島、煙臺、上海等全國各大城市中，鼎盛時期職工達萬余人。當時一些著名的商號，以周村爲基地，將周村的商品和經營理念傳播大江南北，甚至傳到國外。創立股份制在內部管理上改變以往的單純度數關係，把資本（即出資者）與總經理的關係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資本家除發現總經理有私肥自己的行爲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指揮干預，這實際上就是股份制中“産權”的明晰、分離，也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 “讓尺不讓價”謙祥益謙祥益綢布店由章丘“孟家”後裔孟繼溪在清朝嘉慶年間創辦，著名字號“大祥”之一，主要從事染坊兼布匹、絲綢銷售。謙祥益店名出自《尚書·大禹》中的“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以告誡從業的人以滿爲戒。謙祥益經營講究“童叟無欺，貨真價實”，商品一律明碼標價，但“足尺加一，量滿一尺，再加一寸”，讓年長顧客得到實惠。“大商無算”孟洛川孟洛川（1851-1939），名繼笙，字推川，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區習鎮舊軍人，著名商人、慶祥、瑞蚨祥掌門人。瑞蚨祥起源于周村，孟洛川將其經營思想確立爲“以端爲本，以義爲先，以義致利”。至誠至上貨真價實言不二價童叟無欺瑞蚨祥百年來始終堅持的經營宗旨濟南府北京前門謙祥益綢緞店 誠信無欺以義取利“守信用、重承諾”是周村商幫家風守成的規範信條。周村商人講究“大道生財”，“以財發身”則“高明之行”。重視産品質量瑞林祥綢布店，爲了創牌子，除從各地引進名牌産品銷售外，還不惜花費較高的價錢，選用最優質的蠶絲和最好的染料，委托技術高、信譽好的廠家雜色，然後打上本店的印章出售。注重店鋪形象店鋪是周村經濟的主體，管理者大都具有儒商風範。他們管理下的鋪戶用人慎重、規矩多、敢下狠手，在經營上恪守規範，注意店員禮貌方面的入鄉隨俗。光緒三年重修的《周村忠義碑文》中，曾記載周村財神會捐資一塊“金香爐”呈獻的故事，說趙起廷將市價金不足，寧可丟失自己的生意，遭此急難關頭，寧可丟失自己的生意，遭此急難關頭，不背信棄義，重於承諾，重於金錢，重於人情，在周村傳爲佳話。20世紀30年代周村瑞林祥綢布店舊址裕茂公綢布店舊址 挾“以義致利以德經商”之操守以周村“祥”字號爲代表的魯商賈而好儒，既傳承發展了齊文化的經商智慧，又繼承了魯商人做人道德和操守，重視商業倫理，認爲欲經商，先做人，集道德文章和經商智慧于一體。“以義致利”成爲周村商人共有的經營理念，其表現形式爲義中求利、利中取義、義利互補，核心是義利兼顧、義利平衡。商號取名考究周村大街興起的八大“祥”字號，除通用一個“祥”字外，還多有“瑞”“益”兩字，以及“生”“增”“和”“盛”“謙”等字，其共同特點是體現了中國人注重祥瑞如意、興旺發達、財源廣進的思想，飽含了儒家積極精進、謙遜含蓄、生生不息等理念。部分祥字號印章 红旗飘飘 信義爲先魯商典範乘開放海禁貿易發展之東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開放海禁，山東沿海貿易得到迅速發展，周村成爲溝通山東沿海與內陸的咽喉要道，與道口、佛山、景德鎮、朱仙鎮并列爲國內重要商業集鎮。周村人以“草根”稱之，將全國資本大舉投入周村經營，尤其是整個紡織行業的發展無不與周村密不可分。在此過程中，周村逐漸成爲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紡織中心，以經營土布起家的章丘舊軍鎮孟氏家族在周村開辦商號，經過數代人經營，人們的“瑞蚨祥”等字號，基本控制了周村布莊、綢緞等零售業，并以周村大街等爲基地，逐漸建立起享譽大江南北的“祥”字號，成爲近代魯商的傑出典範。孟氏家族主要商號創辦情况商號名稱創辦時間創辦人經營範圍瑞蚨祥清道光年間（1821）孟傳珊綢緞瑞生祥清道光年間（1821）孟傳珊綢緞瑞增祥清道光年間（1821）孟傳珊綢緞慶祥道光二十四年（1844）孟毓瀚綢緞瑞林祥道光二十六年（1846）孟毓瀚綢緞謙祥益咸豐年間（1851）孟傳珊綢緞益和祥同治年間（1862）孟傳珊綢緞隆祥光緒二十六年（1900）孟繼笙綢緞周村祥字號分布圖 濟東重鎮海右華衢星分虛危鳳山復振凌霄之羽其體勢岱宗鍾其靈符離望鳳山復振凌霄之羽兒來洽水九彎折帶之圖洶流北轉而西折色嶺左榮而右紆白狼溝頭石泉三疊初跃駱駝崖下春水一塘鴨正雛貨賄通夷夏之交控蠻荆而引甌越地聳東南之美接三江而達五湖是以淵亭嶽峙地靈土腴考美國一區負屼雲齊聞二稽於陵之名勝終屬神州一幅原夫勝國弘綱皇朝空位昔有郎官今作卿貳定 傅夫觀察曲亦德著於旬宣中丞膏流於百粤總制威東海半三邊遄張穗潘花風登循良之版或召父杜母久作口碑之傳或學軼王局或才比巨蓮或程門佇立或馬帳高懸即鴻文号若錦亦巨筆來如椽各懷瑾而握瑜復夏王潤而珠圓津芹香兮似接芥宮桂茂擢來何異登仙此則其神符乎星宿而氣應於山川者也乃若抑裊章台鈞垂陌路綢若驚鴻婉若游龍馨茂春松榮逾瓊樹秀骨若仙春情如訴峭倩兮號 富賈持籌裁度砧韻悠揚何處良工琢器他若山繭盈筐鮑魚成肆麝蘭熏處有袋皆香精粕蒸時無人不醉懸一棚之丹帖借手傳名筦三寸之波瀾觀檢測字亦莫不擇一之權而競趨於後利若夫地域所結靈秀鍾專隴西名家聯翩以宏亮城華胄輝映於蘭槐市棘垣宫保之赫聲如昨亮工宏化遺衡之遺烈依然瑣宮奏迭於彤廷李傳八座榮棣聯芳於翰苑劉號三賢紫電青霜仰王將軍之武庫騰蛟起鳳憑劉學士之花磚則勛 國娘尊衆陶同治既顯而榮乃建斷地式有懸帳之軍文置分堂之輪軸夸追脈之能醫多勾魂使如流水号車轉如遊龍兮馬連營既百寶兮宵來亦萬玲玎舉至珠閃閃兮晶瑩錦斑斑兮文粹玉頤東兮元圃精金輝煌兮華山瑞門標望雲之號秋山五峽昔時來橋一番山果備嘗斷三元閣外錦鷄與雌雉同籠人到五龍宫旁姜豬與艾菹並類黄粱飯熟頓喧積石之灘青花聲高應在莊嚴之寺一派珠聲嘹亮知是 若削成嬝婷兮腰若紈素飄輕裾而揃長袖兮皎如初日昇朝霞乘薄醉而施淡妝兮艷若海棠籠宿霧涉於淒蘇方漾漾以采蘭乘放危柱來嗤嗤之貿布摻袂與稠猶乃心迷花塢志或青樓辣道墓門時成幽坐水邊林下自覓好夜露冷時金勒住暗香深處玉鞭投錦衾護亘珊瑚枕綉帳高懸玳瑁鈎藉皓齒以傳觴兮爵夸舞算啟驚帳以徹度兮曲號莫愁弄橫笛以飛聲兮或並肩而擊節糾群娥以樗博兮或居中而點籌花際徘徊漫狹唐兮朝朝暮暮康里下大賣可鉆長板橋旁迷津争渡竭金囊以贈苟柔態萬端馨中産以纏頭春光一度床頭金盡去兮公去來送雲雨於高不殄之戚施如故清歌可憐之潘相宗猶新豪底貲盈獨步當夫縫綉枕畔争似金掌之珠及其冷落門 前終作商人之婦則有五陵衣馬三河風流氣蓋遊俠亦椎優野兔叢中金鈴縱犬山鷄巢外蒼翠鴨脱各家有斷袖之龍陽翻雲覆雨室藏專房之時成幽坐水邊林下自覓好夜露冷時金勒住暗香深處玉鞭投錦衾護亘珊瑚枕綉帳高懸玳瑁鈎藉皓齒以傳觴兮爵夸舞算啟驚帳以徹度兮曲號莫愁弄橫笛以飛聲兮或並肩而擊節糾群娥以樗博兮或居中而點籌花際徘徊漫狹 甲辰春月於松風水月居蘇波書節錄清徐文驤周村鎮賦蝶池邊顧步兩雛鴦院裏沉淪何日罷欄中歌舞幾時休遂使花緣既斷金氣亦收囊空青蛺貂敝黑裘昔日溫柔而今安在從前恩愛一旦成仇似丐似囚莫吊房中之逐客呼庚呼癸誰憐花外之孤鴟酌其淫佚之愆多應在九幽獄裏如動光明之慧應無俟百尺竿頭 自开商埠走向鼎盛捍卫主权开商埠清朝末年，周村已经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商业城市，地位仅次于青岛、济宁。《光绪二十五年海关总册华洋贸易总册》记载，19世纪末，周村市场的商品集散额达1500万两。当时济南的棉纱、布匹的输入量仅及周村的一半。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为尽快占领中国市场，对开埠通商表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热情。他们频频挑起事端，发动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几乎每一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与开放通商口岸有关。“约开口埠”成为中国近代的一个突出现象。在“约开口埠”内，列强可设租界，建立工部局等殖民机构，并享有土地买卖权、司法权、警察权、征税权等诸多特权，中国主权丧失殆尽。为挽回利权，抵制西方列强侵略，1898年，清政府开始自开通商口岸。在自开口埠内，中国可行使完全主权，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维护。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强租胶州湾，德国在山东享有筑路、开矿特权。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德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山东的控制。1903年，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铁路即将竣工，德国势力亦随铁路的建成由胶澳一隅渗透至山东广大内地。为避免西方列强进一步侵害我国利益，防止税收进一步流失，清政府加快了自开商埠的进程。 胶济铁路预计通车时间仅有两个月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与山东巡抚周馥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联名上奏《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为遵开济南府周村、潍县自开商埠事奏折》，请求在胶济铁路沿线最重要的济南、周村、潍县三处自开商埠，以维护国家主权。5月，清政府批准了奏折，准许山东自行将上述三处辟为商埠。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时，中外军政要员合影留念 申報伴随胶济铁路的开通，德国也要求清廷开放周村为通商口岸。1904年5月18日，《申报》刊载“德使开埠”有“德国驻京使臣向中国政府要求将山东周村开为互市之地”等请求，得到允准，“商贾荟萃之区”的周村辟为商埠。1904年11月25日，《时报》刊发“周村互市场之经营”：1905年1月2日，《申报》刊发“周村开埠”等报道中，都载明周村商埠区的范围：“在铁道北隅画一区，长三里，宽二里，作为互市之所”。1904年，周村、济南开埠奏折 胶济铁路旧线及1904年建成的胶济铁路线图胶济铁路，是国内较早通车的“东东西铁路”，它和城市和港口所构建的经济布局，在几十年间，将自古以来“西货东运”的山东经济演变为“东货西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山东城市的分布。济青之间一座城市迅速崛起。胶济铁路全线及张（店）博（山）支线建成后，为张店的发展打造了交通动脉。外商商人及内地商人趋之而来，建设店、行栈、货栈等，张店城区工商业开始兴旺，自此奠定了张店发展的基础，由一个村庄发展成为新兴城市。张博支线建成后，博山的煤炭由青岛运至上海，最远可达香港、日本；博山发展为近代矿业城市。开埠后，胶济铁路成为中外商贸交流的纽带，周村火车站成为山东内陆与世界互动的站点。向西，将周村与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联系在一起，英、法、德、美、日等国的洋货、货物可经一天多可到达青岛港口，转运到周村；同时直通烟台、威海，南北几十里远便是运输便利的小清河，东北距离最近的渤海港口仅一百多公里；向南，经过淄川、博山，直通莱芜、临沂，然后与徐州等地联系在一起。周村成为连接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交通条件因靠近铁路而得以便利，工商业更加繁荣。 心怀家国开埠兴商1904年清廷宣布周村开埠，给周村敞开了近代化的大门。造就了一个由世界文化交汇碰撞时代。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周村人心怀家国，明辨大义，艰苦卓绝，推动了周村近代化发展历程，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开埠后，外商蜂拥而来，前期以德国为主，其石油制品、颜料、医疗器械、纺织机械、药品、建筑材料、五金等占领了周村的丝绸印染、医疗、纺织等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商人取代了德国人的地位，垄断了周村的人造丝、丝绸、纺织机械、火柴、棉花加工市场。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先后在周村经营过的外国商人和企业，德国10家，美国5家，英国3家，瑞士1家，印度1家，法国1家，比利时1家，俄国1家，朝鲜1家，日本102家。 《顺天时报》1905年5月22日载，周村和潍县的商埠四至范围是在开埠后划定的。其中，周村商埠南至胶济铁路、北至民田，东至太和庄刘一相墓地，西至周村城墙，计地一千余亩。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这里已经有许多外商的商业网点了，比如美国烟草公司、荷兰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日本杂货商、德国的料商德孚洋行、瑞士气巴洋行、法国万顺洋行等。英美烟草公司1902年在英国伦敦成立。不久就在周村大街设点经营，周村被指定为济南以东、潍县以西的营业段负责人驻地。主要经营“派力”“三炮台”“斯太菲”等品牌香烟。解放前夕关闭。 政商携手共治共进政府主导桑蚕新政曹倜，江苏江阴人，长期在山东为官，做过冠县、长山、潍县等地知县。他是有思想、有开拓精神的实业型官员，任长山县知县期间，在清政府实施新政、提倡兴办实业政策激励下，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了周村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创办同利公司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曹倜联合各商家投资13000元，以周村最早的蚕丝商号同利店为基础，创办同利公司，作为大力发展蚕桑事业的平台，开展了蚕业改良运动。 进行丝织业改革1904年，面对山东桑树和桑蚕品种老化、近亲繁殖、发病率高、产量低等问题，曹倜创办桑园，从杭州引进湖桑8万株，开山东桑蚕业改良之先河；从湖州购进了数百张改良蚕种，一部分给同利现场使用，其余的售于当地农民试养；将南方的小矿丝技术引入周村，使缫丝生产从手工操作向半机械化操作过渡。培养技术人才曹倜在周村成立了同利丝绸技术学校，这是山东最早的丝绸学校，培养了大批的技术骨干力量。他掌握机器，选派10名学生到官办所的青州中等蚕业实验学堂学习，目前每年筹资60两以作学习津贴。经过一年的培养，成效显著。政府施行的蚕业改良与振兴计划，为周村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民国时期，周村成为山东省桑蚕丝织业技术革新的领头羊。此时，周村丝织品种类丰富，除原有的绸、绫、缎、绢、罗等真丝产品外，又出现了洋绸、花丝葛、湖绉、线春、改良葛、中山葛、麻素葛、双丝葛、维新呢、缎背绉、素纺、鹰领红、广壮（销蒙古专做民族服装的绸子）等新产品，以及提花夹顶、提花鞋面、鞋沿条、袖里绸等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各地商人纷纷至此投资开发，创办丝、绸生产与销售机构，使周村成为明清及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丝绸贸易中心。周村丝及丝织品销往国内外，特别是江南一带。周村丝织业兴盛时，几乎垄断了江南市场。手工棉纺机1909年周村缫丝厂内景 强化管理立章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六，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山东巡抚胡廷干提出《商埠开办章程》。定界：划定一定区域，“准有约各国，在该处设立照料商务之官员，准各国商民任便往来租地设栈，与华商一体居住贸易”。租地：商埠界址既定，所有界内之地，凡官地、民地，应先查勘文明划分地段，酌定价目等。设官（道员、局、委员）：商埠既开，招徕谊广，中外杂处，交涉必繁，须有专官主持其事。建造查商埠内筑马路、修沟渠、建衙署、设押所、立市场、开井种树木，均须次第筹办。房屋先求整洁，道路必须坦平。税捐：陆路商埠，与各口岸情形不同，设立税关章程，俟日后察看情形，随时酌量定办。经费：分开办经费与常年经费，由中央拨款与地方自筹。禁令（中外合例）：商埠界内，不准搭盖草房暨存储火药、炸药，无故释放大小洋枪。商埠既辟，信息必须灵通，邮政、电报、电话均是中国主权，一并设立，并严立限制，不得由外人开设。分埠：周村，潍县，“一切章程，参仿济南城外商埠办理”。 《商埠租借章程》主权自操，划界立石，规定租地办法，租金征收办法，租期问题（30-60年），建筑规定（禁止建草房、土房）及安全问题。《商埠巡警章程》开埠之后，按照规定，清政府在周村设立巡警局。德国在周村设立领事馆周村德国领事馆原来位于周村朝阳街南首路西，后来迁至火车站德华洋行东边。设立周村海关周村海关是青岛胶澳海关的分关，开始设于邮政局内，后设立在大车馆中段路东。1906年1月10日，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同时举行开埠典礼，正式开放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山东当局将济南、周村、潍县辟为商埠，是为发展山东经济所作的重大政策调整。三地开埠后，经济均得到快速发展。 对外开放促发展促进了机械化大生产的进程以丝织业为例，周村丝织业1931年拥有丝织机14000台，工人50000人，年产绸缎300万匹，品种30多个，麻丝出品（180万斤）。丝绸产值达411.9万元，占全省63.2%。奠定了周村商贸中心的地位开埠后，周村商业快速发展，1904年商会注册的周村商号1700余家，占全省的13%。据1917年《周村市情》统计，当时周村市场的蚕茧交易量在250万斤左右，占全省的三分之一以上。酒业年产100万斤以上，为全省前列。周村“工商两业鼎盛时期，驾乎省垣之上”。丝绸交易辐射全国各地，年交易额3500万元，占全省的25.5%。1935年，初到周村的英国医生希荣德在给英国亲人的信中：周村在山东内陆是一个有十万多居民的大城市，距离上海一千多公里，市场经济发达，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扩大了对外商贸经济交流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商人以周村为基地，进行大批量的商品贸易，输出棉麻原料和丝绸制品输入煤油、机器，使周村成为一个对外贸易中心。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深刻改变了周村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了周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走向。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周村开埠，带动了邹平、高青等周边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这些地区原有的经济结构，促进了民族资本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促使原为周村商业供应基地的周边都集中于周村聚集。长山县500余家商号，大多数都向周村聚集。以至于周村出现了著名的长山八大家、周村八大家、章丘八大祥、石家四大鸿、六大瑞字号、桓台史氏庆字号等商号，后来都成为周村工商业的重要企业。周村这种非政治中心型城市，能够影响带动周围城市、农村经济发展的现象，在中国也极为罕见。 创新包容钱业活跃清同治初年，山陕票号在周村设立分号，开始在周村发展起来，产生了大小票号30余家。其中如大德通、大德恒、大德川、三晋元、协成乾、裕成亨、新合厚等规模较大的票号，合称“山西票号八大家”。周村的金融业曾经形成晋商票号一枝独秀的局面。周村开埠后，德国德华洋行、日本大富洋行等先后进驻周村，使周村的金融业务开始与国际市场相关联。1912年，周村票号、银号、钱庄等共同成立福德会馆，标志着资本现代化运作模式的诞生，打破了早期票号的运营结构模式，而成为社会投资的首选。后来，为更好的拓展业务以及更好的体现金融特色，福德会馆更名为钱业公所。至1921年，周村银号、钱庄规模较有影响的有124家，占全省686家的15.7%，资本600万元，资本总额占全省一半还多，放款之区域，以桓台、邹平、高苑、博兴、青城、章丘、淄川、博山、临朐、益都为范围，在民国十七八年时，信用放款营业颇盛。 德庆和银号旧址益泰瑞银号旧址德庆银号旧址1922年周村成立钱业公会，主要办理汇兑等业务，隶属于周村商会。1926年，周村银号、钱庄124家，在山东境内数量最多，而同时期山东省共有银号、钱庄尚不足千家。山东银行、中国银行俱设分号于此。随着商品贸易的现代化发展，金融业放款主要是用于生产及流通领域而非消费领域，为企业融资和扩大经营提供了便利，使金融业与工商业的关系日益密切。 通权达变科技助商周村商人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秉持传统文化、鲁商文化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和学习应用先进技术手段。据《上海通志·邮电》载：“1878年11月，上海华洋书信馆通达地点增加山东周村、德州、济南和江苏清江、扬州、镇江等地。”清光绪四年（1878年），烟台华洋书信馆在周村设代理机构，这是淄博地区最早的邮政通信机构。 开埠后，周村商业迅速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周村商号数量已突破1700家，占当时全省商号总数（13055户）的逾一成；1921年，周村票号、钱庄、银号等金融机构多达124家，占据全省同类机构总量（686家）的18.1%，行业资本总额高达600万两，超过全省总数547万两，不仅成为山东金融的翘楚，在全国也遥遥领先。据《周村医药志》记载，20世纪30年代，周村仅固定坐商便达2110家，叠加行商与摊贩，各类经营主体总计超5000家，商贸业态空前繁荣。至1916年前后，周村丝织业户已达3000家，周边桑园种植面积超5000亩，拥有各类纺织机械6000台，年产丝绸、麻葛等精品面料百万余匹，丝织产业规模与产能位居山东前列。1911年全国资产超10万元的富豪榜单中，周村独占3席，区域经济实力可见一斑。至20世纪30年代，周村商贸繁荣程度稳居全省首位，铸就“鲁商重镇、旱码头”的近代辉煌。 现代金融业的代表——周村商业银行1913年由周村马建堂发起，周村各大商号联合投资共同创办周村商业银行。周村商业银行创立的同年（1914）便开始发行纸币。在资金储备和运营能力方面一度与周村中国银行、周村山东银行势均力敌，发展成为颇具影响的银行之一，不久便快速地在济南、天津、上海开设分行，与上海恒隆钱庄等多家银号建立起业务合作关系。 在成立之初的数年间，周村商业银行很大程度上承担起周村与外地商号的汇兑业务，曾经一度撑起周村现代金融的半壁江山。周村商业银行的成立，阻止了外地银行对周村金融业侵入。1916年5月，护国军进周村后，山东银行、中国银行、周村商业银行共交纳库银15万余两作为军饷援护国军。1916年护国运动之后，周村银行迁移济南，1917年7月9日《民国大新闻报》刊发周村总银行迁移济南消息。周村商业银行虽然迁移济南，但势单力薄，没有省府的支持，没有其他大商号大银行的援助，在省城步履维艰。战乱中损失7万余元（交纳护国军军饷，购料建房花费4万余元），最后，仅靠买卖各种证券、发行纸币、为周村商人代实现银艰难维持。为了挽回亏损，周村商业银行为意大利商人狄威芮承包章丘文祖矿的铁路修建提供担保。当狄威芮违约后，所有责任由周村商业银行承担，直接导致其破产。 乔致庸的成功之道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当家人，大德通票号创始人，人称“亮财主”。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乔致庸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失，则令跪地背诵，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大德通票号一直坚持“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的经营宗旨，以“唯吾知足”理念教育伙计，告诉他们做人处事外表圆润，但内心要方正，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才是最重要的事，工作时不要有太多的私心杂念。 结语历史底蕴，亦有商路。齐国故都历经千载，百年商埠繁华犹在，“淄博烧烤”暖心故事仍在继续……穿越千年，鲁商精神历久弥新；历经风雨，商埠文化厚积薄发。鲁中大地政廉明、商向儒、民风正，在新时代发展大潮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书写现代鲁商新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