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郑汉明老师——那身白衬衣与抑扬顿挫的朗读声

张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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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西湖公园的石凳上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念着《岳阳楼记》。声音不如当年洪亮，但每个字清清楚楚落进清晨的空气里。穿着白衬衣，瘦了，头发全白了，背微微驼着。几个晨练的老人远远站着听，湖面的水鸟也不叫了。我站在老榕树后面没上前，他念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顿了一下，翻过一页。

一九七四年秋天，漳浦五中初二教室。他也是这样念的，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声音一起，那几个后排转铅笔的男生不转了，铅笔停在指间。郑老师念书的时候，没有人转铅笔。

后来他看见了我，招招手。我过去挨着他坐下，他打量我一阵，拍拍我肩膀，说胖了白了。然后问起家里情况，孩子工作定了没。我说定了，在广州。他点点头，好。我说最近写了篇漳浦旧事的散文，发在一个平台上，读的人还不少。他没接话，眯着眼想了想，忽然说，你现在写东西不像鞭炮了。我愣了一下，他笑了，说以前我讲你文章像鞭炮，噼里啪啦一阵热闹，炸完什么也留不下。还记得不？

　　怎么可能不记得。

那时我语文成绩拔尖，学校黑板报、公社黑板报上常登习作。越是这般，他越不肯轻易放过我。有一回交了一篇散文，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红笔在稿纸上一点，说你这句话不像人说的话。推推眼镜，又说文字要像嚼青橄榄，头一口涩，嚼着嚼着才有回甘。我脸上热辣辣的，低头看稿纸被红笔划得密密麻麻。他办公室窗外那排梧桐正黄，跟现在西湖边一个颜色。

他只教了我们一年多，就调走了。漳浦三中、教师进修学校，一路往上。一九七八年我高中毕业，回村当记工员，夜里点煤油灯写小说。那时来县城不容易，来了就去实验幼儿园那排矮房子找他。是师母单位的公房。他跟师母住那里，二间还是三间小屋，我记不得了。最小的儿子叫郑小圆，圆滚滚的在客厅里跑。师母在厨房忙活，炒菜声和油烟气一起从门帘后面涌出来。

　　有一回他留我吃饭，师母端上来一锅线面，卧了两个荷包蛋。他说你吃，你师母特意多下的。我吃完，他坐在对面看我的稿子，红笔不停划。小圆趴在小桌上写作业。灯光昏黄，照着他低着的头，笔在纸上沙沙响。我那时候心想，这灯能一直亮着就好了。

补习的事一直记得。五块钱一个学期，我去找数学林金钟老师报名，他斜眼看我一下：你这种人也要补习？不如回去放牛。我把钱要回来走了，去农场当记工员，第二年参了军。部队硬板床上睡不着，翻来覆去想郑老师的话：人家说你不行，你偏要写下去。

一九八四年退伍回来，在漳浦啤酒厂上班。白天做工，夜里写稿。张小城这个名字慢慢在报纸上冒出来，从县报到省报，有时候也在全国报纸上占一小块。

那些年稿子多，天天写，寄稿用信封，贴八分钱邮票，投出去等退稿信，也等用稿通知。写到后来走在街上有人叫我张记者，我有时反应不过来。一九八八年，两首诗歌登了《福建文学》，样刊寄到厂里那天我翻了很久，想拿给他看。

可找不到他了。实验幼儿园那片老房子拆了盖了新楼，他们搬到哪，也不知道。电话换了，人就断了。

湖面上有船划过去，水声哗啦一下，把我拉了回来。他合上书，拍拍封面。我忽然说，八八年我上了《福建文学》，那时候到处找您。他侧头想了想，说那些年搬了好几次，进修学校住过一阵，后来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自己也盖了一个小院。顿了一下又说，后来在报纸上看见张小城这个名字，还纳闷是不是当年那个写鞭炮文章的张煌辉。再看内容，写漳浦旧事的，味道不一样了，稳了，才认出来是你。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齐整的报纸，日期是去年的，我写漳浦的一篇散文，用红笔圈了好几段。墨迹淡了。放了不短时间。

我接过来，折好，递还给他。他说你留着吧，我那里还有。我捏着那张报纸，没推辞。

阳光照在湖面上，一晃一晃的。几只麻雀落在石凳边的地上，啄两下，又飞走了。

如今我也退了，不写新闻，还在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几个平台上发着，有人看，就够了。每次发完有人留言说读着舒服，我就想起他坐在那间矮屋里教我改稿子的样子。

文字不是爆炒，是老火慢炖。他说完这句，红笔帽一盖，往桌上一搁。那支红笔我认得，笔杆上的漆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银灰色的铁皮。搁在稿纸上的声音很轻。

嗒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