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宗教史·六（佛教·20）

随心

佛教的流传

之

中国篇

（11）

北朝重修行

（下）



（续《北朝重修行·中》）

北朝，开窟造像分布广，数量多。

虽无法准确统计北朝当年开窟、造像总数，分布范围。虽经后世风化、损毁、灭佛、盗凿、丢失，现存可考、实测的北朝洞窟、造像数量，依然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

地理分布线上，有一条从河西走廊→陇中陇东→宁夏→山西→河南→河北→辽宁的由西向东的开窟传播路径。

除掉前文述说的莫高窟、麦积山、云冈、龙门石窟外，还有以下较大规模的石窟：

河西·甘肃西部。

炳灵寺石窟（永靖）。北朝洞窟10窟2龛

陇东·甘肃东部。

南、北石窟寺（泾川、庆阳），北魏永平年间皇室敕建。北石窟寺现存北魏窟12，造像2000余尊；南石窟寺北魏大窟2，造像700余尊。

宁夏。

须弥山石窟（固原）。北魏、西魏中小型禅窟20余座；北周大型摩崖大佛窟，北朝造像总计约1200尊。

山西。

大同近郊有鹿野苑、鲁班窑、吴官屯石窟等小型石窟，合计小型禅窟40余处。

羊头山石窟，高平。北魏太和年间石窟十余座，千佛龛数百；东魏、北齐续造。

天龙山石窟，太原。东魏、北齐洞窟13座，单体造像1500余尊。

河南。

巩县大力山石窟，巩义。北魏晚期。北朝完整大窟5座，佛龛328个，造像7700余尊，大量帝后礼佛浮雕，东魏、北齐续凿。

小型北朝石窟有，鸿庆寺、西沃、水泉等，每处北朝洞窟2–5座不等。

河北。

响堂山石窟。邯郸，南、北响堂山。北齐皇家石窟，北朝洞窟17座，大小造像4000余尊，大量刻经窟，体现北齐禅法与刻经修行结合。

小南海、灵泉寺石窟，安阳。东魏、北齐小型禅窟群，洞窟30余座，千佛龛密布。

东北。

义县万佛堂石窟，辽宁锦州。东北唯一北朝石窟。北魏太和二十三年造，东西两区16窟（西9、东7）。现存北朝造像300余尊。

窟内有珍贵北魏边疆题记。

北魏皇室窟规模大、造像多（云冈5.1万，龙门3万）；东魏、北齐、北周多民间小型禅窟、千佛龛，供僧人坐禅观像。

北朝主流为中心柱窟，右旋礼佛禅修。现存北朝中心柱窟约96座，占古代总量80%。

河西、陇东以山间小型禅窟为主；平城、洛阳、邺城以巨型皇家摩崖大像为主。

南朝重义理，是理论佛学。

僧人、名士，辩经、谈玄、写注，重思辨。

北朝重修行，是实践佛学。

坐禅、持戒、苦行、念佛、苦修，重身修。

大规模开窟造像就是为了观像念佛、辅助禅观，本身就是修行手段。

北朝重修行，除开石窟造像之外，还有这几方面。

禅修

禅修，是佛教核心修行方法之一，以培育心灵、净化烦恼为目标，属八正道定学范畴。

禅修，以《楞伽经》为核心传法经典，将“如来藏自性清净”的思想融入禅修，反对当时佛教界只重讲经、不重实修的形式主义风气。

禅修，通过冥想、静坐等方式专注呼吸或特定对象，培育正念与禅定，强调对当下状态的持续觉知，最终实现内心平静与智慧觉醒。

禅修，以戒、定、慧三学为体系，以四圣谛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四念处观照生命无常、苦、无我本质。

禅修，包含止观双运（专注与觉知）、行住坐卧四威仪等，融入念佛、观佛等仪轨。

北朝禅定极度盛行，禅僧云集，禅窟遍地。

很多山崖不雕大佛，只开凿小型单人禅窟，供僧人独处坐禅、观想、苦修。

敦煌、云冈、天梯山、麦积山周边都有大量无名禅窟。

禅窟是僧人禅定‌、‌观像‌修行的专用空间，区别于礼拜窟和僧房窟。修行者在此静虑入定，谛观佛相，以达到心神与佛交融的境地 。

禅窟的形制分类‌有：

单体禅窟‌。空间较小，仅容一人，内设禅床，无壁画装饰 。

多室禅窟‌。结构复杂，有前、中、后室及耳室，后室和耳室设禅床。

组合禅窟‌。主室附设多个小禅室，可供多位僧人集体修行。最典型的如‌莫高窟第 285 窟‌（西魏），南北壁各设 4 个小禅室，状如蜂巢，可同时供 8 位禅僧修行。

285窟，小禅室。

禅修源自印度，《阿含经》记载佛陀以经行（行禅）教导弟子。

汉代传入中国后分化出经论禅法与禅宗心法两脉。

达摩至惠能将坐禅静思转向明心见性，形成强调顿悟的禅宗主流，最终构建出涵盖禅定、参禅、觉性的完整修行体系。

菩提达摩，略称达摩或达磨，意为觉法，南天竺人（一说“波斯国胡人”），天竺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

‌达摩遵师命：“震旦（中国）传法”。远涉重洋，历三年海上航行，抵达中国广州。

‌梁武帝‌迎其至建康。二人对“功德”理解不合，达摩直言梁武帝建寺写经并无真正功德。

‌与梁武帝不投缘，达摩乃踏芦渡江北上传法。“一苇渡江”成为后世禅宗经典传说。

‌抵达北魏都城洛阳后，赞叹永宁寺宝塔建筑之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驻嵩山少林寺，以“壁观”为核心禅修方法。窟中面壁，终日默然，时人称“壁观婆罗门”。

壁观并非仅面壁而坐，而是“心如墙壁”：外止诸缘、内心无喘，让妄念无法侵入。

达摩，少林寺面壁九年，开中国禅宗一派。

达摩留世禅法核心《二入四行论》‌（《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

《二入四行论》非达摩亲著，由达摩口述、弟子‌昙琳‌笔录，阐述“理入”（壁观悟性）与“行入”（报冤、随缘、无所求、称法四行）。

梁武帝大同二年（公元536年），达摩在禹门千圣寺圆寂，终年150岁，遗体被葬于熊耳山，当地定林寺内修建了达摩灵塔与达摩殿。

传说，东魏使臣宋云从西域返回时，在葱岭遇见达摩，手持锡杖、单履赤足西行，称要返回西天。众人开棺，棺内真仅存一鞋！

净土修行

净土修行，持名念佛，求往生净土。

北朝是中国净土宗的奠基时期。

民间普通信众也以念佛、斋戒、回向作为日常修行，士族百姓很少聚众辩经，更多是实际持诵、行善忏悔。

北朝净土信仰主要分为两大体系：‌弥勒净土‌（兜率天）与‌弥陀净土‌（西方极乐世界）。

弥勒净土‌，北朝早期尤为盛行。信徒通过修斋持戒、造像供养、礼拜等方式，发愿往生弥勒菩萨所在的兜率天净土，期待未来弥勒下生成佛时随其人间净化。龙门石窟弥勒造像数量远超阿弥陀佛，足见当时弥勒净土信仰之盛。

北朝后期，在昙鸾推动下，弥陀净土逐渐兴起并占据主导。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他力），通过持名念佛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法门更为简便，更适合广大民众 。

　　昙鸾，中国净土宗奠基者。

昙鸾的信仰历程比较丰富。

昙鸾14 岁于五台山出家，精研儒、释、道，龙树密教“四论”（《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

因患“气疾”，南下茅山，从道教大师陶弘景求《仙经》，欲修长生。

北归洛阳，遇印度译师菩提流支，受《观无量寿经》开示，遂焚毁仙经，改宗净土，确立“依佛愿力往生”信念。

昙鸾在山西玄中寺专修净土，口诵佛号、观想阿弥陀佛，靠念佛实操修行，不靠理论争辩。

北魏梁武帝称其“肉身菩萨”，东魏孝静帝敕号"神鸾"。

玄中寺为净土宗祖庭。

昙鸾把修习佛教诸法概括为“二道二力”。

二道二力认为，佛法靠自力修行，如陆路步行，此为难行道； 佛法修行靠阿弥陀佛之他力，如水路乘船，此为易行道。由此奠定净土基础。

净土修行提倡“三根普被，利钝全收”。

“三根普被”，上中下三种根器的人——聪明的不聪明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适用。

“利钝全收”，不管你悟性高低，只要肯老老实实念佛、愿生净土，都有机会被“收”。

昙鸾推行五念门修行法：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统摄身、口、意三业。

持名念佛，口称佛号，十念相续，亦可往生，推动净土法门平民化、简易化。

净土法门的优势就在于，它把修行门槛降低到人皆可入的程度——念佛、持戒、发愿、求生西方，一条路走到底。

这是从众生现实出发的慈悲选择。

弥陀信仰因其出世性及简便的修行方式，加之道绰、善导等后继者的发扬，最终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净土宗主流 。

苦修

苦修，是一套修行生活方式，依附于各个修行体系，作为助道手段存在，而非独立宗派。

苦修，就是通过遵佛教敕、刻意吃苦、舍弃享受来磨练身心、追求信仰‌。诸如舍弃好衣、三餐、多眠等世间贪欲，精进办道，修行无我的中道之法。

北朝时期，常有僧人远离城市寺院，入太行山、陇山、河西等深山，隐居坐禅、头陀行（乞食、露宿、少衣食），苦修风气浓厚。

修行者通过承受身体痛苦焚烧"业障"、摆脱欲望束缚 。

在中国，“苦行”一词，最先出自于昙无竭事迹：“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讽经”。

昙无竭（释昙无竭、法勇），北朝僧人。

昙无竭是北朝僧人苦行求法的典型代表。‌‌

受晋法显影响，昙无竭决心赴天竺求法。

公元420年率25人从北燕龙城出发，经青海、甘肃赴西域，越葱岭，经罽宾国抵天竺。途中遇饥荒及恶劣环境仅剩5人。

昙无竭从南天竺乘船抵广州，北燕已亡。

昙无竭苦行西域时间比玄奘早209年，为"东北取经第一人"。

头陀行，最为常见的符合佛法的苦修方式。

“头陀”意为“抖擞”，即清除尘垢烦恼。

头陀行的核心少欲知足。

头陀行在佛教于印度流行期间就已有之。

《佛说十二头陀经》中佛告迦叶，行此法者，有十二事：

在阿兰若处。居住于远离喧嚣的寂静处。

常行乞食。不自炊煮，乞食以资色身。

次第乞食。乞食时不择贫富，按顺序挨户乞讨。

受一食法。每日只日中吃一顿饭。

节量食。饮食节制，不贪饱足。

中后不得饮浆。日中后不饮用有渣滓浆饮。

著弊纳衣。穿由废弃布料缝制衣服。

但三衣。仅拥有三件僧衣，不蓄多余衣物。

冢间住。居住在坟墓旁，观想无常。

树下止。在树下休息，不贪舒适。

露地坐。露天打坐，不避风雨。

但坐不卧。常坐不卧，防止懈怠。‌

头陀行，又称二时头陀，指春秋两季行持。

北朝禅宗、净土都奉头陀行。

北朝早期，不管是僧稠系（官方主流禅），还是达摩·慧可楞伽禅，都大量吸收苦行。

僧稠以四念处、十六特胜禅法为本，同时实行严苛苦行：少食、石上坐、长期入定，把苦行当作调伏身心、得禅定的前提。

达摩、慧可承印度头陀行，山居、岩居、少畜财物，山洞壁观，云游少住寺院。

苦行是禅修生活形态，禅定才是核心法门。

后因中国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因素，禅宗四祖道信等人进行改革，建立了“农禅制度”，不再完全沿用极端头陀苦行。

净土认为“自力难行道、他力易行道”，仰仗佛愿力念佛往生，但修净土的僧人也须持苦行。

昙鸾之后的道绰，早年禅苦行出身，转修净土后依旧昼夜勤苦、俭约持戒。认为仅靠自力苦行很难解脱，需要加上弥陀本愿。

苦行，净土的“助行”，并不把苦行当成唯一途径，突出称名念佛，弱化极端苦行。

现代苦修朝圣者，

公元2014年6月12日，泉州清源山赐恩岩的宏亘和法群从赐恩岩出发，至安徽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朝圣，全程1000多公里，历时约四个月。‌

他们沿国、省道而行，按标准的大拜仪式，一公里约须完成300次三步一拜一叩首，以每天10公里算，全程大拜次数至少30万次。

苦行僧在北朝史料虽有大量记载，但唯一把苦行作为核心教义的是北朝晚期至隋的三阶教。

三阶教认为，末法时代，普通读经、念佛都力量不足；苦行忍辱、普敬认恶才是对应时代的正法，把苦行从“助道手段”提升成核心法门。

三阶教严格十二头陀，乞食、卑居、普敬一切众生、施舍身命财物，死后林葬施鸟兽。

把苦行拔高到教义层面的三阶教，颇受正统佛教批评。

除三阶教，北朝尚有其他极端苦行。

极端苦行有燃指、烧身等。

燃指、烧身，燃烧手指、身体供养佛菩萨‌。

这种“舍身供养”的极端形式，表达了为信仰可以牺牲身体的绝对忠诚 。

《法华经》和《梵网经》等大乘佛教经典里面，就有药王菩萨燃身供佛的故事。

北周僧崔‌，为史料明确记载的北朝烧指供养代表人物之一。

‌五台山传说中，北齐第三王子在阿育王塔前烧身供佛舍利。

北魏时僧人法羽，发愿燃指，未竟而亡。

‌僧富‌，法羽同时期人，亦行燃指供佛。

‌这种舍身苦修在相关著作中多有记载。

《梁高僧传》‌（南朝梁·慧皎所著）有“亡身”篇，收录有15位南北朝时期舍身苦行的僧人，其中有多位北朝僧人，详细记录了他们效仿药王菩萨烧身供佛的完整过程。

《续高僧传》‌（道宣所著）“遗身”篇章共收录16位道俗的舍身事迹，其中明确记载了北周僧崔等北朝僧人的燃指、烧身行为，是北朝相关记载最集中的史料来源。

《弘赞法华传》‌有记录《法华经》信仰相关僧人传记，其中收录了多位北朝时期因信奉《法华经》而践行燃指烧身的僧人，补充了僧传中未详述的细节。

燃指烧身苦修有相对固定的仪轨范式：

发愿与前置准备‌。

修行者先佛前立誓，明确燃指/烧身的发心，多数会提前向寺院乃至官方报备，部分僧人会提前得到帝王的准许与护持。

提前断食、持戒诵经，部分修行者会先以香蜡、酥油等易燃物包裹手指或全身，再以香枝包裹，做好燃前的供养准备。

正式供养仪式‌。

在佛塔、佛像前当众燃香，过程中保持诵经念佛，全程由同参僧众陪同护持，部分烧身者会提前在周围布置香花、供具，效仿药王菩萨燃身供佛的典故。

后续供养环节‌

燃指后剩余的残指、烧身之后的舍利遗骨，会被信众收集起来，建塔专门供养，成为当地佛教的重要圣迹。

北朝的这类行为大多发生在山林苦修的僧人身上，且几乎都提前争取到了官方的默许，避免被世俗力量直接制止。

但这种极端的自残式苦修，历来都被佛教戒律所禁，也屡受佛教界批评、当政者禁止。

原始佛教就禁止自残肉体，

小乘戒律明确禁止自残，认为烧身得偷兰遮罪、烧指得突吉罗罪。

‌《高僧传》作者慧皎虽赞叹忘身精神，但也感叹“残毁形体，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违戒”，还担心烧身会伤害体内的寄生虫，有违不杀生戒。

后周世宗柴荣就曾下令禁止舍身、烧臂、炼指这类行为，把它当作迷信活动来取缔。‌‌

持戒

戒，戒律。北朝律学兴盛。

北朝大量译传《十诵律》《四分律》。僧人重视受戒、持戒。

“万般带不走，只有孽随身。”

持戒是佛教修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释尊行将涅槃时，阿难问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去世后以何为师？佛说：“以戒为师”。

马一孚也讲“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一切众生尽管原本就是佛，但是仍需要通过持戒的方式来开启真实智慧，回归自性。

戒者，界也，边界之意。一旦过界，就是另一种世界或另一番模样。

持戒，就是用戒律保护修行者远离诱惑。

戒律就是修行的防护罩。

修行如行船，有了持戒这个保护罩，船行得再慢，总会有一天能够抵到彼岸；否则，风暴来临，无论船行多快，最终也会下沉。

佛教在传入我国之前，就早有严格的戒律。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被称为"七佛通戒偈"，是佛教最根本的教义之一。见诸《增一阿含经》卷一序品，阿难尊者向大迦叶尊者所说。‌也见《大般涅槃经》。

北朝战乱频繁，僧尼违戒现象时有发生。

统治者层面，打击‌态度坚决。孝文帝就曾颁布法令遏制违戒行为，以整顿僧团秩序 。

寺院内部依据《僧尼戒律》和《会昌律疏议》，对杀生、偷盗、淫欲等行为实施杖刑等惩罚，以维护佛教的社会形象 。‌

北朝持戒修行，须从东晋道安说起。

道安法师制定的僧尼轨范及身体力行的严格治僧，也为北朝佛门风气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

道安颇重戒律，依印度僧制，为整备戒律制定《僧尼轨范》及《法门清式二十四条》。

其主要内容不详，据传包括有：

行香、定座、上经、上讲法。为讲经礼仪。

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食法。为早晚课诵、二时临斋仪。

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为诵戒、忏悔礼仪。

至后，所传之僧制、清规类典籍，皆源自道安之僧尼轨范。

在北朝，从执着戒相到慈悲为本‌，持戒修行经历了思想上的深化、升华。

初期部分僧人可能过于执着于戒律的表相，但随着高僧大德的点化，修行理念逐渐转向‌以慈悲心持戒‌。

持戒并非束缚，而是为生起清净慈悲之心，避免陷入“本末倒置”的执着 ！

总说

“北造像”核心目的有三——

皇室祈福护国。

为国祈福，祈求国运长久。

北魏、东魏、北齐皇室大规模造窟（云冈、龙门、南北石窟寺），将帝王形象刻入佛像，认为佛能护佑王朝、消弭战乱灾荒。

云冈昙曜五窟更直接以五位北魏皇帝为原型造大佛，宣示“帝王即佛”，借佛教神化皇权。

消除罪业、积累无量功德。

当时普遍信仰“造像一躯，功德万千”。皇室、高官、贵族出资开窟造像，祈求自身、家族平安，往生善处。龙门古阳洞布满了大小贵族发愿题记，全是祈福、消灾、为亲人追福的文字。

彰显国力、展示权威。

都城修建的巨型石窟（云冈、龙门、响堂山）是国家级工程，宏大的造像工程用以彰显王朝财力与威仪，收拢民心。

僧人修行需求。

禅修观像是北朝石窟诞生最根本的用途。

北朝盛行坐禅，僧人坐禅需观想佛像。山间石窟隔绝尘嚣，中心柱窟、小型禅窟专供僧人静坐、绕塔礼佛、观像入定。天梯山、莫高窟、陇东大量小型洞窟，本质就是僧人禅房。

北方多战乱，深山石窟远离城市，闭关、苦行、诵经，不受俗世打扰，利于僧侣隐居苦修。

北朝石窟，是僧人禅观苦修的专用空间。

保存佛经、传承教法。北齐响堂山、安阳灵泉寺大有量刻经窟，经文刻在石壁上，能防战火焚毁，方便僧人研读修行。

百姓祈福消灾。

普通百姓无力开凿大窟，便集资凿小佛龛、千佛壁。

北朝战乱频繁，战乱频发，百姓苦难深重，佛教的轮回、解脱，成了最后的精神寄托。

为生者祈福、祛病、求子、平安、躲避战乱徭役，为亡者、祖先，积累功德，脱离苦难。

乡村百姓集体造窟、合力造佛，依靠集体功德消弭世间灾祸。

健全的修行管理制度。

北朝为僧众修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僧尼管理制度

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建立僧制四十七条，开启国家层面规范僧尼行为先河。

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宣武帝敕令：僧众犯杀人以上罪行者，依俗法处断；其他罪过则由中央僧官机构昭玄寺以内律裁决。

次年，朝廷又制定僧尼治罪法：禁止僧尼积聚八不净物；严禁借三宝之名贷款供他人营利。

孝明帝年间（公元516-528年），律学大师慧光作《仁王七诫》及《僧制十八条》。

这些规制标志着国家权力对僧团管理的深度介入。

设置沙门统、都维那。

沙门统，官名，亦称“沙门大统”或“沙门都统”、“昭玄统”，国家最高僧官，管理全国僧众。

都维那，协助沙门统办理佛教事务。维，纲维统理；那，梵语“羯磨陀那”略译，意为授事。原为掌理僧众进退威仪的纲领职事，管束僧人的日常修行、忏悔、坐禅。后职权扩展至统理纲纪，包括辨度牒真伪、登记戒腊、调解纠纷、惩戒违戒僧人，维持集体修行秩序及安置病亡僧众等。法会中维持秩序、举唱回向，禅堂内管理钟板号令与生活作息，评荐参学者德行并荐举。

沙门统、都维那构成完整的自上而下的僧人管理体系：官府管控僧籍，防止滥度僧人，保证僧团修行纯度。僧徒除杀人外，皆由昭玄以内律僧制治罪。寺院则管理僧团日常修行作息。

设立僧祇户、佛图户。

僧祗户是北魏文成帝时，由沙门统昙曜奏请设立的一种特殊人户。僧祗户隶属于统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僧曹”，而非个别寺院，是整个寺院团体的依附农民。

僧祗户每年向僧曹缴纳一定数额的谷物—“僧祗粟”。僧祗粟主要用于灾荒年份赈济，形成“俭年出贷，丰年收入”的运作模式。

佛图户是北魏时期由沙门统昙曜奏请设立的特殊户籍群体，主要来源于重罪囚犯及家属、官奴婢。佛图户承担寺院洒扫、杂役及营田纳粮等劳役，社会地位较僧祇户更为卑贱。佛图户身份世代相袭，是贱籍。佛图户归具体寺院管辖，是寺院“私产”。

僧祗户与佛图户共同构成了北魏覆盖全国的寺院依附人户网络。

昙曜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使寺院摆脱单靠施舍赏赐的被动局面，稳固寺院经济。

为修行造寺。

“北造像”，并不是说北朝只开窟造像，北朝也曾大量修建佛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国寺庙三万余所，论规模并不逊色南朝。

《洛阳伽蓝记》（东魏杨炫之著，迦蓝，这里指佛寺）记述，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全城有佛寺千余座。

北朝寺庙建筑标配有禅堂、戒坛、禅房。

北朝寺庙非为开讲经论、名士清谈；寺院日常是坐禅、课诵、行道等修行功课。

帝王参与实修。

皇室建寺优先给禅师立禅院，经常征召高僧入宫授禅法，而非召法师辩论义理。

北魏孝文帝、北齐诸帝常去寺院坐禅、受菩萨戒、持斋，提高了修行的社会影响力。

另一方面，北朝太武帝、周武帝灭佛，也一定程度侧面反映，北朝僧人数量庞大、实修僧团势力太强，而非只是一群义理学者。

《北朝重修行（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