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不逝——记逝去的青春（上）

Tree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我的家有个马桶马桶里有个窟窿

窟窿的上面总有个笑容

笑人间无奈好多

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

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

保证你快乐无穷

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

只要一个按钮

他会冲去你所有烦忧

你有多少苦痛你有多少失落

他会帮你全部都带走

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

可以真心相守

一辈子你都不能没有

我的秘密太多我的梦想太重

你会慢慢地懂亲爱的马桶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不是我的目标，虽然我很喜欢这样的文字。平平凡凡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爱做的事，这是我的行事方针，或者说处世原则。对一切保持热烈而又淡然的态度，这又是我的魅力所在。

我叫马童，今年三十岁，至今孤身一人。不是我不解风情，实在是习惯了这种单身贵族般的生活。一个人活在都市里，安逸的工作，平凡的生活，造就了淡泊的心境。但每每夜深人静，往事便像退潮后裸露的礁石，一块一块从记忆的海面下浮现出来，棱角分明，带着微凉的湿气。

【第一章】大白兔奶糖

那一年的九月，蝉鸣还拖着一整个夏天的尾音。

我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书包——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我的名字，笔画间洇着汗渍——踏进了县实验小学的大门。那天的阳光又白又辣，把操场上新刷的跑道线烤得发软，空气里弥漫着塑胶和青草混在一起的气味。

我穿着一条膝盖处磨得发白的蓝布短裤，脚上是解放鞋，鞋带系得松松垮垮，跑两步就要蹲下去重新绑。教室里吊扇吱呀吱呀地转着，搅动起一股热风，把讲台上粉笔盒里散落的粉尘吹得洋洋洒洒，像一场无声的雪。

然后我看见了同桌的她。

她扎着两个羊角辫，辫梢扎着红绸带，那红色在满教室灰扑扑的色调里，简直像一团跳动的火苗。她笑起来的时候，左边的脸蛋上有个浅浅的酒窝，不是凹下去的那种，而是皮肤微微皱起一个旋，像石子投入水面后留下的最后一道涟漪。她从书包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放在我脏兮兮的掌心里，糖纸上那只大白兔正咧着嘴朝我笑。

“给你吃。”

那三个字，在七岁的我耳朵里，比语文老师教的任何拼音都悦耳。

我那时候刚刚用满是油污的袖子揩过鼻涕——是早上偷吃妈妈炸的油条蘸的酱，顺便也抹了一把嘴角欲滴的垂涎。我虔诚地接过那颗奶糖，觉得整间教室的光都聚在了那方寸的糖纸上。我没有立刻吃，而是先凑到鼻尖闻了闻，一股浓郁的奶香钻进鼻腔，甜得让人晕眩。

那颗大白兔我整整舔了半天。先用门牙小心翼翼地啃掉外面那层薄薄的糯米纸——那东西像蝉翼，沾了唾沫就化了，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甜。然后才舍得咬下小小一角，奶糖在嘴里慢慢化开，黏黏的、稠稠的，舍不得咽，含在舌根底下，让它一点一点地释放甜味。

糖纸被我展平了压在文具盒底层，跟铅笔屑和橡皮渣待在一起，一个礼拜后才舍得丢掉——是丢在了教室后面的垃圾桶里，走远了还回头看了好几眼。

我们就这样“好”上了。课间我帮她削铅笔，她帮我占位置，我把我从家里带的半块馒头掰给她，她偷偷塞给我一颗水果硬糖。那是全世界最纯洁的交易，天真得像操场边那排杨树上新发的嫩芽。

但一周后我们便因为第三者插足黯然分手。

那可恶的第三者是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小个子男生，脑袋圆圆的，像颗土豆。老师见他个头矮，便让他与我调换了座位。有一天他居然也掏出了一颗大白兔——比我那颗包装还新——递给了我前同桌。她接过去了。她笑了，侧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刻，我的世界塌了。

七岁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嫉妒，只知道胸口闷闷的，像被灌了一瓶子温开水。我看着他们在前面分享着大白兔的甜蜜，那颗圆滚滚的脑袋凑过来凑过去，我在后面，手里攥着削到一半的铅笔，笔尖断在了木屑里。

我的泪水和口水只能悄悄地往肚里咽。整整大半个学期，我不敢看他们，却又忍不住看。语文课上老师念“春眠不觉晓”，我在课本空白处画了一只大白兔，画得很难看，耳朵一只长一只短，像只畸形的耗子。

但春天总会来的，在小孩的世界里尤其快。

慢慢地我又开始与新同桌发生了恋情。她是语文课代表，头发短短的，像个男孩子，但一笑起来眼睛就弯成月牙，那弧度让人挪不开眼。

她被任命的那天，我坐在旁边，看着她名字被老师写在黑板右侧的职务栏里，粉笔敲在黑板上发出“笃笃”的声响。那一瞬间，我突然发现对她的感情与日俱增——像雨后操场角落里那片无人问津的苔藓，不经意间已经爬满了整面墙。

大白兔已经诱惑不了我了。因为有一天，前面那两位为了争抢最后一颗大白兔而大打出手。我那第一任女友披头散发地去挠土豆的脑袋，指甲缝里嵌着糖纸的蜡光，嘴角还挂着胜利者的面包屑。

我当时坐在座位上，手里握着新同桌借给我的那支带橡皮头的铅笔，心里涌起一种庆幸——仿佛劫后余生。

我特别喜欢上课，因为上课可以开小差。我曾试过，只有上课的时候，我才能认真地投入到走神的境界。就好比现在的我，睡前如果不拿一本书翻两页，怎么也无法入睡一般。

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我总能在静静的课堂里，透过窗外那棵老槐树的枝丫看云。云从这一头飘到那一头，有时候像棉絮，有时候像狗，有时候被日光镶了金边，像某本小人书里神仙的坐驾。

我时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背着破包袱在荒原上流浪，风吹起衣角，身后是漫天的黄沙——那种心酸的感觉让我鼻子发酸，却又莫名地享受；时而把自己梦想成一个开着坦克的战士，履带碾过敌人的阵地，我把五星红旗插到学校的大门口，全校师生都仰头看着我，包括她。

那阵子学的是李绅的《悯农》，所以老师每次提问，我站起来也不管问题是什么，总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地背个不停。

我能感觉到身边的她在用气声告诉我真正的答案，那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小虫子在耳朵边上爬，痒痒的，却总听不清在说什么。于是我被老师请到讲台上去站着。

站在那儿，整个教室的人都看着我，而我只看她。她用课本挡着半张脸，偷偷朝我比口型，日光从窗外斜斜地打在她侧脸上，把那层细小的茸毛照成了金色。

她用这样的方式帮我回答完老师的提问，然后受到表扬。我站在讲台上，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幸福感——仿佛我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她在前线拼杀，我在后方被俘，但我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我爱上了她。这种爱纯得像教室窗台上那盆没人浇水的死不了花——不需要养分也能活，自顾自地开着，红是红，绿是绿。

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她——从一个常年被叫上讲台罚站的差生，变成了能考进班级前十名的“黑马”——我才割舍了这段纯洁无瑕的爱情。毕业照那天，她站在第一排，我站在最后一排，中间隔着四十三个脑袋和六年的时光，可我总觉得，她的月牙眼还是弯弯地朝着我这个方向。

后来班上有些坏男生总喜欢学我的样子背诵那首《悯农》，还坏声坏气地说我是“锄禾”，她是“当午”。虽然我们不懂这样说的目的和意义何在，但我觉得这名字也挺浪漫的。锄禾和当午，至少在天地的诗行里，他们是在一起的。

【第二章】野地窥视

进了初中，我的世界忽然变大了。

校园比小学大了三倍不止，从校门走到最里面的教学楼要经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两排法国梧桐的枝叶在头顶搭成一座绿色的拱廊。

秋天的时候落叶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像走在干燥的河流上。教室里的桌椅都是浅黄色的新木头，桌面上没有刻字——还没来得及。一切崭新得让人心慌。

教室里却是闹哄哄的，全是陌生的面孔在互相打量。

座位都是事先排好了的，我走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把书包往桌上一搁，然后开始观察。

观察我的女同桌。

她坐在我右手边，正低头把文具盒里的笔一支一支地拿出来摆好。圆圆的脸上还带着一点婴儿肥，扎着一个低马尾，头发有点毛躁，鬓角有几根碎发翘着，怎么抿也抿不平。她的身材扁平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穿着一件浅粉色的短袖，肩膀窄窄的，像一只还没长开的小鸟。

她发现我在看她，抬起头来，眼睛不大不小，但很亮，瞳仁黑得干干净净的。她看了我一眼，没有笑，也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摆她的文具。

我伸出手：“你好，我叫马童。”

她看了看我的手，没有握。“我知道，刚才老师点名了。”声音平平淡淡的，不冷不热。

“那你叫什么？”

“陈晓梅。”

“哦。”我把手缩回来，在裤子上蹭了蹭，“你小学哪个学校的？”

“实验小学。”

“我也是实验小学的！”我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激动，声音大了几分，“你几班的？”

“一班。”

“我三班。”我往她跟前凑了凑说，“那……那挺近的。”

她没有再接话。她的笔已经摆完了，开始从书包里往外掏课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一本一本码得整整齐齐，书角对着书角，书脊对着书脊。我的课本还在书包里揉成一团，跟半块啃过的烧饼待在一起。

后排坐着一胖一瘦两个男生，胖子叫王磊，笑起来整张脸挤成一团，口袋里永远装着各种零食；每次在我身后“嘎巴嘎巴”吃饼干的时候，那种酥脆的碎裂声就贴着我的后脑勺，总让我没来由地涌出口水来。瘦子叫李健，不是那个清华唱《传奇》的李健，但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能想到他。他的声音特别怪异，早读课背诵课文，就像太监宣读圣旨一般，尖细的声音高亢激昂。

很快陈晓梅被老师任命为课代表，而我也和胖子、瘦子两人打得火热。久而久之，名字倒似乎成了作业本上的外号，而外号成了我们日常嘴里的大名。从那个时候起，陈晓梅便成了我们嘴里的课代表。

初一的日子里，我用思想泡尽了本班的所有女生。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大体不差。课堂上，我的目光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在每一张新鲜的面孔上停留、盘旋、采撷。

但到了初二，我发现心底最爱的，却是我们新来的英语老师。

她第一次走进教室那天，我正趴在桌上用圆珠笔在桌面上画一只乌龟。胖子在后面戳了我一下：“新老师。”我抬起头，然后就愣住了。

英语老师姓林，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分配来的，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梳着齐耳的短发，发尾微微向内卷着，走起路来那弧度一晃一晃的，像两把小刷子。

她的眼睛很大，瞳仁是浅浅的褐色，在白皙的脸蛋上扑闪扑闪的，像两颗嵌在雪地里的茶色宝石。她说话的时候喜欢微微歪着头，嘴角总带着一点笑意，即使是在批评人的时候，那笑意也不散，只是隐到了眼底。

她比我大十岁左右。年龄的差距并不能阻止我爱上她，事实上，正是那点差距制造了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迷离——她离我那么近，每天站在讲台上，抬手时袖口滑落露出一截白藕似的手腕；她又离我那么远，她住在老师的宿舍楼里，那楼我路过无数次，却从不敢往里多看一眼。

但真正让我爱上她的，却是一次偶然的窥视。

那是初二秋天的郊游。学校组织的，全班坐上那种顶棚刷着蓝漆的大客车，哐当哐当地开了两个小时，到了一处叫“响水坝”的地方。

那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平地，三面环山，身后有一排密密的小树林。

山是那种南方的丘陵，不高，但植被厚实，一层黄一层绿一层红地叠上去，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

河水清冽，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圆滚滚的，被水流磨去了所有棱角。天气说热不热，但太阳一晒，还是蒸出一层薄汗。

同学们围坐在几块石头搭起来的简易灶台旁，有的捡柴，有的淘米，烟升起来，混着松脂和泥土的气味，呛得人直揉眼睛。

我在女同学中间乱窜，装作帮忙烧火，其实把一根枯枝捅进灶膛里就再也没动过。还没等饭熟，我已经被各种半生不熟的零食填饱了肚子——不知是谁带的烤红薯，焦了一大半，芯子还是硬的，但沾着草木灰的甜味，吃起来格外香。

饭后老师提议围坐在一起讲故事。同学们聚成一个圆圈，我坐在最外围，屁股下面垫着一块扁平的石头，凉意透过裤子渗上来。阳光从头顶的树缝里漏下来，光斑落在每个人身上，晃来晃去的，像谁在不停按快门。

就在这时，我的肚子忽然一阵绞痛。

那种痛来得又急又猛，像有根绳子在肠子里绞。我捂住肚子，趁没人注意，悄悄溜进了身后的小树林。林子越往里走越密，光线暗下来，脚下的腐殖土软绵绵的，踩上去没有声音。

我找了一处灌木丛后面——几棵矮冬青长得正密，叶子墨绿油亮——蹲了下来。

四周很安静，只有风穿过树梢的沙沙声，和远处同学们隐约的笑闹声。我无聊地折着身边的野草，把叶子一片片扯碎了丢在地上，看蚂蚁急匆匆地绕道走。

就在我快要完成任务、准备起身的时候，我听见了细微的声响——是踩在枯枝上的“咔嚓”声，很轻，但在这寂静的林子里格外清晰。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死胖子带人来害我了。他们最喜欢趁我上厕所的时候往我头上泼水，或者在坑位外面堵着门不让我出去。我赶紧快速地处理完一切，压低身子把自己藏进灌木丛后面，只露出一双眼睛，悄悄地探出头去。

然后我看见了。

白晃晃的一片。

那是林老师的屁股，就蹲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她背对着我，裙摆被撩起到腰际，内裤褪在膝盖弯处，两瓣白腻的、饱满的臀肉正对着我的方向，在从叶缝漏下的细碎光斑里，泛着一种温润的、瓷器般的光泽。

我整个人僵住了。

血液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涌上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心脏在胸腔里擂鼓一样地跳，每一下都震得肋骨发疼。我想把眼睛挪开，但眼球像是被钉在了那里，一动也动不了。

那白花花的画面印在视网膜上，放大、闪烁、旋转，带着一种几乎令人眩晕的光晕。

她很快便结束了。先是窸窸窣窣地扯了几片叶子擦了擦，然后快速地拎起内裤，放下裙摆，站起身的同时扭头向四周张望了一圈。我赶紧把脑袋缩回灌木后面，屏住呼吸，整个人缩成一团，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过了好长时间，直到确认她已经走远，我才敢慢慢直起腰来。腿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扶着一棵树干才站稳。树干上爬着一只褐色的天牛，触角一动一动的，像是在嘲笑我。

我往她蹲过的地方看了一眼。湿漉漉的一片痕迹留在落叶上，仿佛在告诉我这不是课堂上的某个小差，痕迹颜色比周围的枯叶深一些，边缘洇着不规则的形状。那里像一道门，通往一个我从未踏足过的世界。我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鬼使神差地，用脚拨了些落叶盖了上去。

我在林子里兜了一个大圈子，从另一头绕回了同学们中间。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沉默地跟在队伍后面，一句话也没说。

林老师在前面和女生们说说笑笑，偶尔回头招呼我们走快些，我赶紧低下头，不敢看她。但整个脑袋里全是那白花花的屁股，像一块烙铁，烫在我的记忆深处。

回去的路上，大巴车里闷热而摇晃，窗外的夕阳把整片天空染成橘红。我靠在椅背上，迷迷糊糊地觉得，天上的太阳突然变成了两个——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白的——却都一样耀眼，一样让人不敢直视。

多年来的传统教育让我觉得，我该对老师负责任。毕竟我看到了一个女人最珍贵的地方，虽然她不是有意给我看的，我也不是有意要看到的。

我当时固执地认为，这就是缘分。后来我在聊天室里遇见小雨，小雨对我说“一切皆因天注定”，我的眼前还是晃起了那片白花花的光。

【第三章】身患绝症

那晚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瞪着黑暗中的天花板——那里有一条细长的裂缝，白天不注意根本看不见，夜里却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劈在头顶上。

我闭眼，白花花的屁股就在暗红色的眼皮内侧浮现；我睁眼，天花板的裂缝又扭来扭去地变幻形状。于是我又闭上眼，索性让那画面流淌开来，在脑海里铺展成一整部无声的电影。林老师收到我情书的模样，林老师在小树林里找到我的模样，林老师哭着扑进我怀里的模样……一帧一帧，清晰得不像想象。

我像一只小鹿似的在她身边欢呼雀跃。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她那天在林子里看到的情景，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美丽的屁股了。没想到她听后，居然猛地向我扑过来，牢牢地压在我身上——好重好重，压得我喘不过气，可我又实在舍不得推开她。

就在那一瞬间，下身忽然一阵猛烈的跳动，有什么东西喷射而出，温热地洇开。

我从梦中惊醒。

黏腻的湿意贴着大腿根，凉飕飕的，带着一种陌生的、微腥的气味。我伸手摸了摸，指尖沾上了一点粘稠的液体，在黑暗中看不清颜色。我整个人僵在床上，心脏狂跳，脑海中一片空白。

天啊，我尿床了？我十三岁了还尿床？

但紧接着，一个更可怕的念头涌上来——那不是尿。那是什么？我坐起身，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了看手指，那液体是乳白色的。一个冰冷的词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脑子：精尽人亡。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而且是生在了一个羞于见人的地方？

我缩回被窝里，浑身发抖。我想到了武侠小说里那些练功走火入魔的人——七窍流血，经脉尽断，死的时候面目狰狞。我虽然没有七窍流血，但流出的是比血更珍贵的东西。我还这么小，还有着很多很多的理想，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我坐在床上发了半宿的呆，被子捂在胸口，心跳渐渐平复了一些，但绝望却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漫上来。

我想到了妈妈。她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来给我煮粥，粥里总要卧一个荷包蛋，蛋白的边缘煎得焦黄酥脆，蛋黄还是溏心的，用筷子一戳，金黄的汁液就淌进粥里。她骂我最多的是“作业又没做完”，可每次骂完，还是会把我的书包整理好，把铅笔削得尖尖的。她一定会后悔的，后悔以前因为学习骂过我。

我想到了同学们。胖子一定会把他那包舍不得吃的饼干塞给我，瘦子可能不再背单词了，改在座位里为我念经。课代表呢？她一定也很内疚，内疚以前不让我抄她的作业。哈哈，她们一定后悔死了。

一丝快意从绝望的缝隙里钻出来，像石缝里的草。但很快又被另一波悲伤淹没了，因为我想到我最最亲爱的林老师。她一定会在我的病床前号啕大哭，哭得眼睛红肿，短发凌乱。我怎么能忍心面对她撕裂的心灵？

我庆幸着还没有把那封写了一百遍草稿的情书交出去。我绝不能害了她。等我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再把林子里看到的情景告诉她，告诉她我是多么多么爱她，却因为患上了绝症，而把那份痛苦的爱深深地埋在了内心深处。她听后一定会被我的伟大感动得痛哭流涕的。

想到这里，心里居然升起一种美滋滋的感觉，像偷吃了一颗糖。我在这种矛盾的、悲壮的甜蜜里，终于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那份情书是我前阵子在课堂上咬着圆珠笔尖写出来的。

圆珠笔是那种最便宜的蓝色塑料杆，笔帽上被牙啃出一圈浅浅的齿痕。我写两行，停下来，把笔杆含在嘴里，舌尖尝到一股塑料和墨水混合的涩味。然后低头接着写，写到“你的眼睛像……”的时候卡住了，划掉，重写。又写到“每次看到你……”又卡住了，再划掉。淡蓝色的纸上很快就爬满了歪歪扭扭的字和被划掉的句子，那些被划掉的部分像一群被枪毙的蚂蚁，横七竖八地躺在字里行间。

我写了整整五节课加两个课间，最后摇头晃脑感动了半天，才誊抄到另一张干净的淡蓝色信纸上。我把信纸先对折，再对折，最后把一角塞进另一边的缝里，在四周无人的时候，把这份滚热的情书藏在了文具盒的夹层里。信里，没有署我的名字，也没有写林老师的名字，这份默契，我相信我们都有。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床铺对面的墙上，亮晃晃的。我差一点就忘了夜里发生的“惨剧”了，直到走进教室，看见课代表用一种神秘的眼神打量我——那眼神里有探究，有同情，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我才猛地想起来。

我想起来我“身患绝症”的悲痛事实了。我整个人顿时蔫了下去，像被霜打过的茄子。那封准备交给林老师的情书还躺在文具盒底层，和六年前那颗大白兔的糖纸待在同一个位置。但此刻我实在没了那份心情。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哭鸟。夜来忽绝症，伤心知多少。”我在草稿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这几句，然后划掉了“哭鸟”，改成“苦”，又觉得不对，最后索性全涂成一个黑疙瘩。

算了。就让那封情书带着所有的秘密，化作逝去的流水吧。

突然间我觉得悲伤的我充满了诗情画意般的忧愁，满脑袋都是些伤感绝伦的美丽词藻。我像一个伟大的诗人那样摇头晃脑起来，从李商隐想到纳兰性德，从“春蚕到死丝方尽”想到“人生若只如初见”，浑然不觉上课铃已经响过三遍了。

“马桶同学。”一个声音从头顶飘下来，略带点凶狠，却又清脆得让人心颤。

我一个激灵，猛地睁开眼。

林老师那张美丽的脸庞近在咫尺，离我不到半尺的距离。晨光从她身后打过来，把她齐耳的短发镀了一圈毛茸茸的金边，我能看见她鼻尖上细细的绒毛，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雪花膏的气味——那味道干净、清冷，像冬天刚洗过的衬衫。

我狂喜得差点从座位上蹦起来。

但紧接着她冰冷的声音又让我即刻冷静下来：“马童同学，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远远地吊在老师后面，慢吞吞地挪出教室。经过课代表身边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涌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嘴唇微微张开，像要说什么，又抿了回去。

我才不要你的同情，我故意挺起胸膛，在同学们的目光中走出门去，像一个英勇就义的英雄，骄傲得不成样子。

教师办公楼是一栋灰白色的三层小楼，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到了秋天就红成一片。办公室在二楼最东头，门开着，风从窗户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作业本哗哗翻动。那一排排作业本里，有我的。我注意到我的本子被放在最上面，封面上那个“马”字写得太开，看起来像两个“女”字。

“坐。”林老师和蔼地看着我，转身倒了杯白开水递过来。搪瓷杯沿缺了一小块，磕出灰黑色的铁底。

她弯腰的时候，后颈露出小小一截皮肤，白得晃眼。我赶紧闭上眼，深深地吸了一口她身上飘过来的淡淡体香——是雪花膏和阳光混在一起的味道。然后赶忙又睁开了眼，因为我怕一闭上，脑子里又冒出不该有的画面。

我猜测她一定是因为我在课堂上忘乎所以的悲伤，才对我特别关爱。我耷拉下脑袋，虔诚地等待着她天籁般的训斥。

“这是你写的么？”她的声音远远地飘过来。

我偷眼瞟了瞟，猛然间看见她手上拿着一块皱巴巴的纸片。那一瞬间，我的血液以脚为起点，凶猛地往头上倒灌。浑身的汗毛全竖了起来。

那是我的情书。我不知道它怎么到了林老师手里，但我认得那个折法——先对折，再对折，最后把一角塞进另一边的缝里，像一只没有翅膀的纸鹤。

“写的不错，”林老师的声音在耳边嗡嗡响着，像隔了一层水，“只是比喻不太恰当——”

我张大嘴巴，愣愣地看着她，预想中的雷霆没有落下，这个转折让我猝不及防。

“——错别字太多，”她接着说，“让我很难相信你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我的脸烫得像刚出锅的红薯，恨不得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她后面讲的一席话，我几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看见她的嘴唇一开一合，偶尔露出洁白的牙齿，像一排整齐的小贝壳。

一定是课代表告的密。她从我的文具盒里找到信，以为这是我写给她的，就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方式报复我了。我在心里咬牙切齿，但表面上立即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我多年在残酷的师生斗争中形成的八字方针。先是“静”字诀——安静地听；其次是“认”字诀——诚恳地认错；最后是“改”字诀——保证以后改过自新。这三件法宝，是我从恐怖的“渣滓洞”——那座灰白色的教师办公楼——赖以生还的秘密武器。

这次也奏效了。虽然我并没有说出这是写给林老师的情书，但我的诚恳足以让她最终原谅了我。

当然我悔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那一刻我的心已经死了。既然我快要死了，那为什么不能在我死之前，让所有的人都因为我而高兴呢？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

我告别了所有的胡思乱想——至少是大部分——开始认真听讲。我把课本上的重点用红笔圈出来，把笔记抄得工工整整，连以前最讨厌的英语单词也开始一个一个地背。奇怪的是，一旦不再沉溺于那些幻想，我的成绩居然开始突飞猛进。

而我的“绝症”呢？说来也怪，随着我的刻苦用功，它也逐渐有所好转。虽然偶有“病发”——频率从每晚一次降到每周一次，再降到每月一次——但说句实话，并不令我那么难受和恐惧了。

它渐渐从一个要命的诅咒，变成了一个每月拜访的老朋友，来的时候带着熟悉的热潮和眩晕，走的时候留下一片空落落的、却又不那么糟糕的倦意。

中考前的那个春天，梧桐絮飞满了整条林荫道。我趴在课桌上做最后一套英语模拟卷，卷子的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写了一行字：

林老师，谢谢你。

最终我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

【第四章】录取通知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是个雨天。

夏天的雷阵雨说来就来，豆大的雨点砸在窗玻璃上，噼里啪啦像炒豆子。我坐在书桌前，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红彤彤的边框，烫金的校名，下面盖着印章，红泥印在纸上还微微凸起，用手摸能感觉到纹路。

那一刻，往事像被雨水泡发的茶叶，一片片舒展开来。我想到了那个秋天的小树林，想到了那片白花花的屁股，想到了那些被“绝症”折磨的夜晚。如果没有那些经历——那些羞耻的、困惑的、甜蜜的折磨——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进步的。林老师，她不知道她在我心里种下了什么。

于是我又开始心潮澎湃起来。我花了整整三天时间起草了第二封情书。

这一次我成熟多了。开篇没有用任何华丽的词藻，而是从一片秋天的落叶写起，写到时间如何流逝，写到一个少年如何在对一个老师的仰望中学会了长大。

我用平实的语言诉说了我对她的爱意，也说出了在小树林中的感受——当然，措辞含蓄了许多——更描述了我的“崇高理想”：全心全意地为她而活，成为配得上她的人。

这封情书几乎凝聚了我所有的激情和文采。柔软的文字可以杀死任何铁石心肠的人，我坚信就算念给一块石头听，它也会被文字里汩汩流淌的温情泡化的。

写好后，我把信纸叠成一只方方正正的鸽子——这次不是皱巴巴的纸团了——装进一个崭新的牛皮纸信封，封口用米饭粒黏上，在桌角压了一整夜让它平整。

第二天我去林老师家门口踩点。她住在那栋灰白色教师楼的二层最东边，窗户朝南，窗台上摆着一盆吊兰，绿油油的叶子垂下来，像一道绿色的瀑布。

我在她家楼下那条巷子里来来回回走了不下二十遍，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巷口卖冰棍的老头一直盯着我看，大概以为我是来踩点的小偷。

那封信在我的口袋里一装就是几周。先是被揉得皱皱巴巴的，后来我把它拿出来重新压平，又装回去。口袋的内衬磨破了一个洞，信纸的一角从洞里钻出来，露出一个“书”字。

眼看临近开学了，我的“症状”又莫名其妙地严重起来。每天夜里总梦见林老师站在讲台上冲我笑，笑着笑着就走下讲台，越走越近，近到我能数清她睫毛的根数，然后——然后我就醒了，下身一片狼藉。

我知道不能再等了。

那天傍晚，天色将暗未暗，巷子里亮起第一盏路灯，橘黄色的光晕里有蚊虫在飞。

我躲在巷口的一棵老榆树后面，榆树的皮粗粝刺手，靠着的时候蹭得后背痒痒的。我看见林老师从校门口的方向走过来，穿着一条碎花的连衣裙，手里拎着一袋菜，大概是刚下班顺路买的。

我等她走到路灯下，然后冲了出去。

“林老师！”我的声音劈了，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公鸡。

她回过头来，路灯的光正好打在她脸上，把她微微惊愕的表情照得一清二楚。那一刻我什么也来不及想了，从口袋里掏出那封已经被汗浸得有些发软的信，一把塞进她手里，然后转身就跑。

我跑出那条巷子，跑过学校门口那条种满梧桐的大道，一直跑到了河堤上才停下来。

河堤上风很大，吹得我的汗衫贴在身上，凉飕飕的。我弯腰撑着膝盖喘了好一会儿，抬起头来，河面上映着对岸万家灯火的碎影，一闪一闪的，像一地碎掉的星星。

开学前一天，妈妈在客厅里喊我：“童童，昨天你们林老师来家里了。”她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混着切菜的“笃笃”声，“你跑哪儿疯去啦？她把你的录取通知书送回来了。”

我正在房间里整理行李——其实也就是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词典——听到这句话，整个人像被突然点了穴。

“什么通知书？”我走出去愣愣地问道。

妈妈擦着手从厨房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你的录取通知书啊，你忘在老师那儿了吧？她说你去找她，把通知书落她家了。”妈妈说着，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封信，递到我面前。

信封里，标标准准的录取通知书，红彤彤的边框，烫金的校名，和我口袋里那份一模一样。

我伸手进口袋。指尖触到一个硬邦邦的边角。我掏出来，展开。

那是一封叠得方方正正的信，米粒黏的封口已经干透了，硬得像一层壳。

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左手和右手里的两个信封，像看着两个互不相识的自己。窗外的蝉在嘶鸣，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两封信的封面上投下重叠的影子。

那一刻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在心底发出一声长长的、无声的哀叹。

一切皆由天注定啊。

后来很多年，我一直没弄清楚到底谁才是我的初恋情人。课代表？林老师？还是那个蹲在小树林里的、白晃晃的影子？小雨后来跟我说，林老师是你的梦中情人，课代表才是你的初恋。她说话的时候正坐在我对面喝奶茶，吸管咬得扁扁的，像个幼儿的奶嘴。

我笑了笑，没有反驳。

【第五章】结交死党

重点高中的大门比初中气派多了。两根大理石柱子撑着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校名是本地一个退休的老书法家题的，笔画苍劲有力，“中”字那一竖尤其长，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

当时全校第一名是英语课代表。没错，就是她。初中时的课代表，那个告发了我的情书、让我在林老师面前恨不得钻地洞的女生。她也考上了同一所高中，分在隔壁班。隔着一道墙，我们像两条平行线，看着近，却不再相交。

自从那次“告密事件”之后，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以前亲密了。走廊里遇见，她微微点头，我含糊地“嗯”一声，然后各自走开，连眼神都不会多停留半秒。

我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打击报复——毕竟对于一个“绝症缠身”的人，做什么都是多余而没有风度的。我只是从此再也没有偷抄过她的作业了。

高中的学习生活，用“血腥”二字形容绝不为过。

刚踏进校门，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凌厉感便扑面而来。校园里到处都是捧着书的学友，有人在走廊上边走边背单词，有人蹲在花坛边上算数学题，连食堂打饭的队伍里都有人举着文综笔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所有人都闷在里面蒸。

几乎考进来的都是各个初中的尖子，谁看谁都不顺眼，谁对谁都不服气。唯一的较量就是考场上见真章——每次月考成绩贴出来的那天，走廊布告栏前总是挤满了人，有人欢呼，有人沉默，有人看完之后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哭。

我亲眼看见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因为从年级第三掉到第九，趴在课桌上浑身抽搐地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只被雨淋透的麻雀。他的同桌想安慰他，拍了拍他的背，他反而哭得更凶了。

我毅然选择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伟大信念。我默默地、且绝对稳定地排在了班级的末尾——不是倒数第一，而是那种让人最放心的“中下游”：不扎眼，不丢人，老师和家长都提不起劲来骂你。

当别人在为名次的升降或喜或悲时，我总能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每一次及格。最辉煌的一次，是某次数学测验全班只及格了两三个人，而我居然也是其中之一。那是唯一一次数学老师没有在发卷子的时候白我一眼。

高中的三年，我唯一拿得出手的“骄傲”，就是创下了从未挂过红灯的纪录。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百年罕遇的，当然也是老师和同学们无法置信的。

在这样残酷的竞争中，我发现我长高了。一个暑假过去，裤子短了整整一截，露出脚踝上面一小段瘦巴巴的骨头。但不知道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病魔”的折磨，我的脸由原来的圆脸变成了时髦的瓜子脸——准确地说，是拉长了的、下巴尖得像锥子的那种。我妈说：“这孩子怎么越吃越瘦？”然后每天往我碗里多加一个鸡蛋。

同时我惊奇地发现，课代表也跟我一样有了很多变化。虽然她穿着的风格跟初中没什么两样——还是那种规规矩矩的白衬衫、蓝裤子——但很明显，她的“吸收功能”比我强得多。

她的胸脯越来越突出，白衬衫的前襟被撑起两个饱满的弧度，走路的时候微微颤动，像藏着两只不安分的鸽子。这让我羡慕不已——当然，我羡慕的不是那两个弧度本身，而是她的身体发育得如此顺理成章、理直气壮。

但稍稍让我心理平衡的是，她的脸也跟我一样成了瓜子脸。不同的是，她的脸越来越光洁如玉，皮肤白里透红，连青春痘都不长一颗；而我的脸上却堆满了许多违章搭建，红的、白的、大的、小的，此起彼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天早上照镜子，都像在验收一片刚开垦的工地。

直到高二那年，我才从多年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我终于在生理卫生课上明白了长期折磨我的“绝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老师——一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用极其平淡的口吻讲到男性青春期生理变化时，我坐在最后一排，手里的笔“啪嗒”掉在了桌上。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只蜜蜂在盘旋。原来如此。原来只是如此。

我终于明白，初中时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而砍掉这门课，是多么罪大恶极。幸好我的“坐以待毙”思想拯救了我——如果我真的一时冲动去医院“斩草除根”，那任何春风也不可能吹又生了。我庆幸着没有成为第二个东方不败，一个甚至连“葵花宝典”都没有练过的东方不败。

课代表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始终遥遥领先——在她们班，她是雷打不动的第一名。而我在我们班，是雷打不动的中下游。我们之间隔着好几十个名次，也隔着那道再也不曾跨过的走廊。

三年的高中，我几乎没跟她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其实不是不想说，主要是那时候学校里刮着一股怪风，好像男女之间在前世结下了不解冤仇，多说一句话就会遭天打雷劈。我相信如果就那么一直念下去，我们老死也不会往来。

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我们有过近距离接触。但也没说话。

那是在食堂。中午最后一节课拖了堂，我们班放得最晚，等赶到食堂的时候，大部分窗口都已经关上了，只剩下最里面那个卖素菜的窗口还开着，前面排着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我端着搪瓷饭盆排在队伍末尾，前面一个、两个、三个……然后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一个人排到了我后面。

我没回头。但我知道是她。那种感觉很奇妙，像后脑勺长了眼睛——我能“看见”她站在那里，穿着白色短袖，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细细的一截小臂。她大概也在看我，因为我感觉到后颈有一阵微微的灼热。

轮到我的时候，打菜的大师傅用铁勺在菜盆底刮了一圈，舀出最后一勺青菜——蔫了，黄了，汤汤水水地挂在勺沿上，看着就倒胃口。我盯着那勺菜看了两秒，说了一句：“什么烂菜啊。”然后掉头走了，饭盆里空空如也。

那勺烂菜当然就进了课代表的肚子里。我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正端着饭盆走到那个窗口，大师傅把那勺菜扣进了她的盆里。她低头看了看，然后抬起头来，朝门口的方向望了一眼。

我们的目光隔着半个食堂的人海撞上了。那一秒很短，短到我还没来得及分辨那目光里的内容，她已经低下头去，端着饭盆走开了。

我转身走出食堂。外面的阳光很烈，晃得人睁不开眼。

痰盂子是我高中时的死党。他姓余名卫东，但没有人叫他的大名。“痰盂子”是我给他起的，礼尚往来，他先喊我“马桶”的。我们俩这对“卫生间组合”，在整个年级都小有名气——当然不是学习上的名气。

他睡在我的上铺，每晚熄灯之后，他那张床板就在我头顶吱呀吱呀地响，像一只失眠的老鼠在做俯卧撑。他比我大一岁，懂得自然也多一些。我许多关于男女方面的隐秘知识，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他是我的启蒙导师，虽然这个导师的授课方式粗俗不堪，但内容却扎实而丰富。

他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唠叨。

一个生物课上展示的破旧女性生殖器官模型——那种橡胶做的、颜色发黄的、用了几十年的老教具——他能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念叨半宿。

从模型的构造讲到生理功能，从生理功能讲到实际应用，从实际应用讲到他的宏伟理想。我常常在黑暗中翻个白眼，把被子蒙住头，但耳朵还是竖着，一字不漏地听完。

记得我把我的“绝症”经历告诉他的时候，他笑得从上铺滚了下来。没错，真的是滚了下来——他趴在床沿上笑，手一松，整个人“咚”地砸在我床上，差点压断我的腿。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说：“你……你他妈真是个天才……”

我在他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他才勉强忍住笑。但过了没三秒，又噗嗤一声喷了出来。后来我看见他还在偷偷擦眼泪，我才意识到我那一脚可能真的踢重了——他是笑得太厉害了，腹部肌肉痉挛。

我们谈论最多的，是课代表。

痰盂子每次提起她，总是唾沫星四溅地谈论她的胸脯。他说那对“鸽子”如何如何茁壮成长，如何如何在白衬衫下面呼之欲出。他的描述充满了粗俗的想象力和露骨的意淫，像某个三流小报的色情专栏。

而每当这种时候，我却悄悄地想象着课代表圆润的臀部。那片白花花的影子仿佛又在冲我招手，从初中那片小树林里一路荡漾到高中的宿舍床上。跟以前不同的是，我无形中已经帮那影子换了个主人——从林老师，变成了课代表。

这个秘密我从没告诉过痰盂子。有些东西，说出来就碎了。

【第六章】山坡奇遇

学校北面有一座小山坡，本地人叫它“望城坡”，因为站在顶上能把半个县城收进眼底。坡上长满了松树和灌木，一到春夏就绿得汪洋恣肆，风一吹，整片林子哗啦啦地响，像在鼓掌。

下午放学早的时候，痰盂子总喜欢拿本书叫上我，从学校后门溜出去爬坡。后门平时是锁着的，但门栓下面的螺丝松了，用力往上一抬就能把门拉开一条缝，我们俩侧着身子挤过去，像两条泥鳅。

山坡的中腰有一小块平地，大概两张课桌拼起来那么大，长满了那种贴地长的、踩上去软绵绵的草。

我们总是比赛着跑上去——谁先到谁就是“坡主”，有权利命令另一个人背他的书包。痰盂子人矮腿短，十次里有八次是我赢。然后我们气喘吁吁地往草地上一躺，用手枕着后脑勺看坡下的风景。

从山坡上望下去，县城就像一幅摊开的地图。房屋的屋顶挤挤挨挨的，灰的、红的、蓝的铁皮瓦在夕阳下泛着不同的光泽。

远处有一条河，在低处蜿蜒，水面被落日烧成了一条流动的金带子。再远一些是工厂的烟囱，冒出的烟被风吹散了，像一团灰色的棉花糖。我们敞着怀吹风，让汗湿的背心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舒服得让人想叹气。

身后不远处有个小小的凉亭，水泥柱子，灰瓦顶，偶尔有锻炼的老年人坐在里面歇脚、聊天。我们从来不进去，总觉得那是“老人家的地盘”，进去不礼貌。

有一回，是个深秋的下午。天高云淡，风里带着一丝凉意，草已经开始发黄了，踩上去硬硬的。我们躺在那块平地上，我正沉浸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翻来覆去地背那几句，怎么也记不住后面的。痰盂子在旁边叽里咕噜地念洋文，舌头打着卷，像含着一颗滚烫的土豆。

忽然他的声音停了。

没有像平时那样来烦我——比如拿草茎捅我的耳朵，或者突然大叫一声吓我一跳。这反而让我警觉起来。我侧头看了他一眼，只见他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两手托着下巴，两只眼珠子瞪得溜圆，死死地盯着我身后方向。

我顺着他的目光翻了个身，改躺为趴，向凉亭方向望去。

我的心像被滚烫的烙铁按了一下，猛地缩紧，又猛地松开。然后开始“扑通扑通”地狂跳。

凉亭里坐着一对男女，正在亲嘴。

女的坐在男人的腿上，双手环着男人的脖子，两个人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像两块吸住的磁铁。男人的手也没有闲着，覆在女人的屁股上，一下一下地揉，那动作不紧不慢的，带着一种让人脸红的老练。

我看得如此清楚，是因为我很快便又勇敢地抬起了头。

我把手里的课本竖起来挡在面前，目光正好越过书沿，一眨不眨地聚焦在凉亭里。那本书是《语文》第三册，摊开的那页正好是《醉翁亭记》——欧阳修老先生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千古名篇有朝一日会被人用来遮挡一场活春宫。

如果这时候空中有一只秃鹫的话，它一定会盘旋不已并流下若干口水——因为下面的两个童男，呈一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形趴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实在太诱人了。不对，应该是太诱鹫了。

那对男女亲了大概有十分钟——也可能是五分钟，也可能只有三分钟，但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漫长得像一个世纪——终于缠缠绵绵地搂抱着站起来，沿着山坡另一侧的小路走了。女的走的时候还在回头，男的揽着她的腰，两个人歪歪扭扭的，像喝醉了酒。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林子拐角，我和痰盂子才像被解了穴似的，弓着屁股慢慢坐起身来。我们对视了一眼。

然后我们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那笑声在空旷的山坡上传出很远，惊起了林子里几只麻雀，扑棱棱地飞向远处橘红色的天空。

我们笑得肚子疼，笑得在地上打滚，笑得眼泪把草都打湿了。其实也没什么好笑的，但就是止不住。大概是憋得太久了——在那双眼睛死死盯着凉亭的十几分钟里，我们连气都不敢大口喘。

后来我们躺在草地上，看着天慢慢暗下去，谁也没有再说话。但我知道痰盂子在想什么，他大概也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各自在心里把它加工成了不同的画面。

高三那年，我搬回家住了。妈妈说是要给我“加强营养”，其实也就是每天早上从学校食堂的一碗稀饭、两个馒头，换成了一大碗鸡蛋炒饭。

油汪汪的饭粒里裹着金黄的蛋碎，有时候还奢侈地切几片火腿肠进去，橙红色的薄片在饭里像一轮轮小太阳。但那饭太实在了，每次吃完都觉得食物顶到了嗓子眼，走起路来一伸一伸的，到了学校打嗝还带着葱花的味道。

搬回去，我并不是很情愿。但痰盂子却很开心，三天两头地跑来蹭饭。他嘴里说是“陪公子读书”，其实是嗅着肉味来的。

我妈烧的红烧肉，油亮亮颤巍巍地码在盘子里，他那双筷子就像装了导航似的，精准地奔向最大块的那几坨。他一边翻着白眼、舔着油嘴，一边拍着各种肉麻的马屁——“阿姨的手艺真棒！”“阿姨你这肉怎么烧的呀？真香！”——哄得我妈每次烧了好菜就在饭桌上念叨：“卫东这孩子，嘴真甜，比我们家马桶强多了。”

我在旁边扒着饭，翻了个白眼。但嘴角是翘着的。

【第七章】不期而遇

高考在七月的闷热中结束了。

最后一场英语考完，我走出考场，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头顶，晒得人皮肤发疼。

校门口围满了家长，有人举着向日葵，有人拎着保温桶，有人一看见孩子出来就冲上去拥抱。我看见一个女生趴在她妈妈肩膀上放声大哭，哭得浑身发抖，她妈妈拍着她的背说“没事了没事了”。

我站在人群外面，忽然觉得有点恍惚。三年就这样过去了？就这么……结束了？

我和痰盂子都自我感觉良好——这是考完试之后所有考生的通病，像发烧一样，谁都得来一轮。

但我知道，痰盂子的志愿只是考个中专，能早点出来工作，帮家里分担一些。他爸在纺织厂当机修工，他妈在菜市场摆摊，全家四口挤在一间三十平米的平房里，下雨天屋顶就滴滴答答地漏水。

痰盂子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抱怨这些，他整天笑呵呵的，好像天塌下来也砸不到他头上。但在那些他以为我睡着了的夜里，我听见他在上铺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吱呀地响，一直到凌晨。

我们只疯了几天。然后他就去当学徒了，在他爸托人找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干起了临工。工装是蓝色的，后背印着白色的厂名，穿在他身上大了一号，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孩子。我去看过他一次，他正趴在一辆面包车底下拧螺丝，油污一直蹭到耳朵根，抬头冲我咧嘴一笑，牙倒是显得更白了。

而我整日泡在家里，翻着一本从旧地摊上淘来的《红与黑》。

那书封面都掉了，用牛皮纸糊着，书页发黄发脆，翻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稍用点力就掉渣。而且是繁体竖排的，看得人脖子酸。

于连的故事在繁体字里显得格外遥远，那些“愛”“夢”“憂”“鬱”的字形，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朦朦胧胧的。

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我也一直没看完——永远停在于连爬梯子的那一页，翻过去又倒回来，倒回来又翻过去。

八月的一天中午，太阳毒辣得很，知了在窗外那棵泡桐树上叫得撕心裂肺。妈妈端着一碗绿豆汤进来，放在我桌上，忽然说：“对了，你那个英语老师，林老师，听说结婚了，孩子都有了。”

我正埋头喝汤，听到这话，勺子顿了一下，在碗沿上磕出“叮”的一声。

绿豆汤还是甜的，但舌尖上那点凉意忽然散了。

下午的时候，妈妈给了我二十块钱。我揣着钱出了门，在巷口的水果摊前站了很久，挑了一只西瓜、两串葡萄、一兜苹果，花了十五块。卖水果的大妈用草绳把西瓜和苹果扎在一起递给我，沉甸甸的，勒得手心发红。我拎着这些东西，沿着记忆里的路向林老师家走去。

那条巷子和四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老榆树还在，树皮上被我抠过的痕迹已经长合了，只剩一道浅浅的疤。巷口卖冰棍的老头不见了，换成了一个卖烤红薯的，铁皮炉子上的红薯冒着热气，甜丝丝的香味飘了半条街。

灰白色的教师楼还是老样子，爬山虎比从前更厚了，把半面墙都遮成了绿色，只有二层的窗户还露着，窗台上的吊兰换成了几盆月季，开得正盛，红的白的挤挤挨挨。

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深呼吸了好几次，才迈上台阶。

开门的是林老师。

她比四年前胖了一些，也白皙了一些，圆润的脸颊上多了两团淡淡的红晕，像是新添的脂色。头发还是齐耳的短发，但烫了微微的卷，发梢不那么直了，蓬蓬松松地堆在耳畔。她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即笑意从眼底漾开，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哎呀，马童都长这么高啦！”她拉开门，声音还是那个声音，清脆里带着一点软，“是不是又给我送通知书来了啊？”

我的脸“腾”地一下涨得通红，从脖子根一直烧到耳尖。

我扭扭捏捏地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嘴里含混地说：“成绩……成绩还没出来哩。”

林老师笑着接过东西，侧身让我进屋。

客厅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沙发上铺着碎花的坐垫，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杂志。她一边给我倒茶，一边回头说：“你们是约好的吗？”

我正站在客厅中央打量着四周——那间曾经在梦里出入过无数次的屋子，此刻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反而有一种不真实感——听到这话，我不解地“嗯”了一声。

这时卫生间里传来“哗”的一声冲水响。

我接过林老师递来的茶杯，说了声“谢谢老师”，然后看见卫生间的门打开了，课代表从里面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比高中时长了一些，在脑后扎了一个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走过来，在沙发另一头坐下。

那个下午，林老师和课代表一直在说话。她们聊高中的学习、大学的专业、暑假的安排，偶尔也提到一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

我坐在靠门的那张矮凳上，手里捧着茶杯，一会儿看看林老师，一会儿看看课代表，偶尔跟着干干地笑一声。

林老师身上散发着一种成熟女人的美——丰腴的、温润的、笃定的，像一颗熟透了的果子，自然而然地从内里透出甜香。而课代表，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另一种美。那种美我说不上来——像春天第一场雨后的空气，像薄荷糖在舌尖化开的瞬间，像风吹起窗帘时漏进来的那一线光。明明还是那张瓜子脸，明明还是那双月牙眼，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也许是她笑的时候微微侧头的角度，也许是她说“嗯”的时候轻轻垂下的睫毛。

我没想到课代表居然也很调皮。她说起初中时的趣事，说到我和胖子在课堂上偷吃零食，说到瘦子站起来被罚站背课文，说到我偷抄她的作业本，说到我的错别字能把语文老师气哭。

她一边说一边笑，眼睛弯成了两枚上弦月。但说到“偷抄作业本”的时候，她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顿了一下，然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再往下接。

我猜她一定是想到了那封情书。

那封对折再对折、又压平了、最终被在文具盒里找出来的那份情书。

窗外月季花的影子投在纱帘上，被风吹得轻轻晃动着，像一群蝴蝶在打架。

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们才从林老师家出来。

楼道里光线昏暗，脚步声被墙壁反弹回来，闷闷的。课代表走在我前面，一级一级下楼梯，她后脑勺的马尾辫随着步伐一晃一晃，淡蓝色的裙摆在膝盖处荡开又收拢。

走到楼下的时候，我才发现她居然只比我矮一点点。我的目光从她头顶比过去，到我的鼻尖——大概十公分，也许八公分。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

我们各自跨上自行车。她的车是一辆凤凰牌女式车，浅绿色的车身上有几道划痕，车铃是那种按下去会“叮铃铃”响的老式铃铛。我的是一辆二八大杠，黑漆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的铁锈色，骑起来浑身都响，只有铃不响。

我们并肩骑出巷口。晚风迎面吹来，带着一天暑气散尽后那种微凉，路边的法国梧桐叶子哗哗地翻着面，像是也在乘凉。

在车上我们聊了一会儿各自的志愿——她报的是省城的师范大学，我报的是本市的一所工科学校，两所学校隔着一座城，坐公交换两趟车要一个多小时。她也问了痰盂子的情况，我便把他在修理厂钻车底的事说了，还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他满身油污的样子。她听了哈哈大笑，自行车龙头歪了一下，赶紧扶正。

那时候我第一次发现，我的语言表达能力竟然一点也不比痰盂子差。幽默感这东西，原来也是可以临场发挥的。

路过一条饮食街的时候，各种气味混在一起扑过来——葱花爆锅的焦香、烤肉串的烟熏味、糖炒栗子的甜腻——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我想起口袋里还剩五块钱，那是买水果剩下的。

“我们吃点东西吧，”我扭头对课代表说，“肚子饿死了。”

她看看我，又望望路边那些亮起灯的小吃店，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但车速明显慢了下来。

我把车停在路边，低头锁车的时候，听见身后也传来了车锁扣上的“咔嗒”声。心里暗暗地、偷偷地，冒出一串细小的气泡，像汽水刚打开盖子时那样。

我挑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小吃店。店面不大，摆着四五张方桌，塑料桌布上印着褪色的格子花纹，墙上贴着一张油乎乎的价格表，最上面一行用红油漆写着“大肉面 1.00”。

我找了张靠里的桌子坐下，用桌上的抹布仔细擦了擦桌面——那抹布本身就不太干净，擦完反而留下一道湿漉漉的灰印子。

课代表慢慢走进来，在我对面坐下。她看了看墙上的价格表，抿了抿嘴。

“老板，”我冲厨房喊了一嗓子，“来两碗大肉面，面条多放一点！”

大肉面是我们那儿的招牌吃食——肉汤打底，面条是手擀的宽面，上面卧着一大块五花扣肉，肥瘦相间，卤得油亮亮的。一块钱一碗，是我和痰盂子从初中吃到高中的老相好。每次吃完了，连汤带水都要喝个碗底朝天，最后还要用馒头把碗壁上沾的油星子擦干净。

“我要一碗肉丝面。”课代表的声音从对面传来，轻轻的，像怕打扰了别人似的。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她。她微微低着头，手指在塑料桌布的纹路上划来划去，耳朵尖泛着一层极浅的粉色。

“肉丝面比大肉面便宜两毛钱，”我心里默默地算了一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冲厨房又喊了一声，“老板，一碗大肉面，一碗肉丝面！”

等待的间隙，我们聊起了电影。高中三年确实剥夺了我们很多娱乐生活，我们关于电影的认知还停留在初中时代的《地道战》、《地雷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在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殊不知，银幕上早已从地道里爬了出来，到处是爱情的大街小巷了。

课代表居然比我还孤陋寡闻，她瞪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求知欲。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而她是底下最认真的学生。

幸好我前两天刚翻过痰盂子带来的一本《电影画报》——那杂志封面沾了一大块机油，像是被他垫过零件——里面正好有一篇关于日本电影《生死恋》的介绍。

于是我清了清嗓子，开始把脑子里那点可怜的素材添油加醋地发挥起来。

我说夏子多么清纯美丽，栗原小卷演的，那双眼睛会说话。我说他们如何在网球场相遇，如何在海边散步，如何隔着玻璃窗接吻。

我说结局多么悲伤——夏子突然死了，死在最幸福的时候，死在他们即将结婚的前一天。男主角跑到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喊她的名字，喊到嗓子哑了。

我其实只记得个大概，细节全靠临场编。但我讲得绘声绘色，讲到夏子死的那段，连我自己都觉得鼻子有点酸。

课代表听得入了神，面条端上来半天了，筷子还搁在碗沿上，一口也没动。她看着我的眼睛亮亮的，像两盏刚点亮的小灯。

我适时地说了句：“听说现在有一家影院在放这部老片子，我们……去看看？”

她几乎没有犹豫，轻轻地点了点头。

吃完面，我口袋里还剩三块钱和两张油乎乎的毛票。两张电影票两块钱，两只高级蛋筒一块钱——那种带脆皮的，咬一口奶油会爆出来——停车费两毛。走出店门的时候，我摸着空空如也的口袋，心里却满得像装了一整片海洋。

电影院里黑乎乎的，冷气开得很足，坐久了胳膊上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票，位置在倒数第三排，前面是一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男的胳膊搭在女生的椅背上，像一只展开翅膀的母鸡。

银幕上，栗原小卷正对着镜头笑，那种笑容又甜又脆，能把人的心都笑化了。我捧着蛋筒，冰淇淋化得很快，顺着脆皮往下淌，我手忙脚乱地舔着，但又舍不得把目光从银幕上移开。

课代表坐在我左边，比我坐直一些，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她看得很专注，银幕的光映在她侧脸上，明明灭灭的，把她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颧骨上，像两把小扇子。

电影放到后半段，夏子死了。男主角冲进医院，走廊上空无一人，灯光惨白。他慢慢蹲下去，手捂住了脸。影院里响起压抑的抽泣声。

我侧过头，看见课代表的肩膀在微微发抖。她把一只手捂在嘴上，眼泪顺着手指往下淌，在银幕的反射光里亮晶晶的。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难过，也不是得意，而是某种更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柔软。像春天的河冰裂开第一道缝，下面的水悄悄地动了一下。

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街上的人已经少了。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压得很短，随着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光晕，影子在我脚前和脚后跳来跳去。我们推着车慢慢走着，谁也没说话，仿佛还沉浸在夏子死去的哀伤里。

闷闷地经过学校门口的时候，我忽然停了下来。

我指着不远处那座黑黢黢的小山坡，对她说：“你上去过那个坡吗？”

她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摇了摇头。

“以前我跟痰盂子经常到上面去看书。”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随意而自然，“坡上有块小平地，站在那里看城市，很好看。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万家灯火，远远地望过去，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晚上上去过。那“万家灯火”的桃源胜境，是我临时从某篇散文里借来的修辞。但我说话的时候，自己都快要相信了。

“是吗？”课代表的眼睛亮了一下，“这么晚了，还能上去吗？”

“怎么不能？”我跨上车，脚一蹬踏板，“走，我带你去看看。”

车铃在我身后响起来，叮铃铃的，清脆得像一串碎银子。她从后面赶上来，与我并肩骑着，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有细细的发丝拂过我的手臂，痒痒的。

“马童，太迟了，”她的声音被风撕成一丝一丝的，“我们真上去呀？”

“当然是真的！”我扭头看她，“难道你怕？”

她望望远处的山坡，又望望我，没有再说话。

我们把车停在坡下的路边。路灯到此为止，再往上就是一片漆黑。石子路坑坑洼洼的，踩上去脚底硌得慌。

开头一段还有路灯的余光，能看见脚下的路；但走过那个拐角之后，光线像被人“啪”地按灭了，我们一头扎进了浓稠的黑暗里。

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脚步声在碎石上沙沙响，偶尔有松果从树上掉落，“啪”的一声，在我脚边裂开。空气里有松脂的香气，湿漉漉的，带着草木腐烂的微酸。黑暗把一切都放大了——心跳、呼吸、风穿过松针的声音，还有她在我身后微微的喘息。

走到那片小平地上的时候，我站住了。

然后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晚间的望城坡，竟然真的是那副模样。

整座城市在脚下铺展开来，每一扇亮着的窗户都是一粒光点，密密麻麻地聚在一起，像一片被谁倒扣在天鹅绒上的碎星。路灯串成橘黄色的线，勾勒出街道的走向，车灯拖着细长的尾迹在楼宇间缓缓移动。远处工厂的烟囱顶上亮着红色的信号灯，一明一灭，像在打着什么神秘的暗号。

万家灯火。真的是万家灯火。

“真美啊。”课代表的声音从我身边传来，轻得像一声叹息。

我侧过头去看她。她的脸在下方灯光的映照下泛着柔和的暖光，鼻子、嘴唇、下巴被勾勒出一道温柔的轮廓。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她抬手拢了一下，指尖在鬓边停了一瞬。

“马桶，”她说，“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或者她只是嘴快说漏了。但那一刻我什么也没想，只是看着她，看着她鼻尖上那一颗细小的、在灯光里折射出光彩的汗珠。

“咕咚”一声，我的喉咙不受控制地响了一下。

她忽然转过头来。我赶紧把脸扭向山下，装出如痴如醉的表情，但心跳快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种异样的、微妙的、让人又紧张又期待的气氛，像潮水一样在我们之间漫开来。

沉默。只有风在耳边呼呼地吹。

然后身后传来“咔喳”一声——像是枯枝被踩断的声音。

我浑身的肌肉猛地绷紧，以一个从未有过的敏捷度转身向身后望去。身后是一片黑乎乎的小树林，什么都看不见。松树的轮廓和灌木的影子融在一起，像一幅墨汁洇开的画。我凝聚了全身的“功力”又仔细看了几秒，依然什么都没有。

就在我准备收回目光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瞥见地上的影子在动。那影子在慢慢变长，向我这边靠过来，像一滩融化的墨。我的心“呼”地提到了嗓子眼，汗毛倒竖。

然后我意识到那是课代表的影子。她在向我靠近。

“回去吧。”她的声音低低的，就在我耳畔，气息拂在我的颈侧，带来一阵细微的战栗。

我用力点了点头，但嘴硬了一句：“我们以前总是很晚才回去的……不过，今天确实有点晚了，你还要回家。”

她“嗯”了一声，声音里有种很乖的顺从。

下山的路比上山更暗。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反而觉得月光亮了一些——其实月亮只有细细一弯，像谁剪下的一小片指甲，挂在松枝的缝隙里。路两旁的灌木丛比白天看起来高了许多，随风摇晃的影子张牙舞爪的，像一群蹲伏的怪兽。

课代表紧紧地跟在我旁边，几乎与我肩并着肩。她的手臂偶尔会碰到我，皮肤是凉的，触感像一片被露水打湿的叶子。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气味，干净的、朴素的，和她本人一样。

第一个一百米，我们之间大概还隔着半臂的距离。

到了第二个一百米，我的手臂已经可以轻轻地擦到她的了。她的手臂没有躲开，我的也没有缩回去。两个人都沉默着，用那种假装不经意的默契，让那点接触越来越密、越来越自然。

走到第三个一百米的时候，我们的手已经碰在一起了。指尖挨着指尖，温凉的、微微濡湿的，每一次相触都像有细小的电流从皮肤传上来。

然后那件事发生了。

离我们两三米远的前方，一个黑乎乎的小身影“嗖”地从路中间横穿而过，钻进另一侧的林子里。是一只野兔，或者是松鼠，我至今也没弄清楚。但它那疾速掠过的一团黑色，在我的视觉里留下了一道残影。

我浑身一颤。与此同时，耳边传来一声短促的尖叫——那声音尖而脆，像有人猛地撕开了一块绸布——然后一个软绵绵、热乎乎的身体已经提前窜到了我怀里。

我下意识地一把抱住了她。

她整个人都在发抖，头埋在我的胸口，两手攥着我后背的衣服，攥得指节发白。我的手臂环在她背上，能感觉到她隔着薄薄的衣裙传来的体温，还有她急促的心跳，隔着我的胸膛和她的胸膛，像两只擂鼓的小兽在互相应和。

我们就这样抱了大概十秒钟——或者更长，或者更短。黑暗里，时间失去了刻度，只剩下心跳和体温在计数。

我闻到她的头发里洗发香波的味道，清淡的，像某种花，但我说不出名字。我发现她的耳垂很大，圆润饱满，在微弱的光线里泛着珍珠似的光泽，让我有种想去咬一口的冲动。

但我没有。我只是紧紧地抱着她，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

她先平静下来。她轻轻地推开我，往后退了半步，头垂得低低的，看不清表情。月光在她颈后勾出一弯柔和的弧线，那截露在衣领外面的后颈白得像一截嫩藕。

我们默默站了一会儿。风从山坡下吹上来，带着夜露的凉意。然后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我掌心里瑟缩了一下，随即安静下来，手指慢慢地、慢慢地，回扣住了我的。

我没有回头看她。拉着她的手，顺着小路一路小跑着冲了下去。

冲过那个“开关”——拐角处路灯的光重新罩下来的一刹那——我们同时停住了脚步。昏黄的灯光把我们镀成了两个暖色的剪影。我仰着脖子笑，她则用另一只手捂着嘴笑，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们都忘记了松开手。

然后我们就这样牵着，一路走下山去。她的手掌心出了点汗，滑滑的、温温的，像握住了一小块刚出笼的糯米糕。自行车的链条在夜色里嘎吱嘎吱地响，远处传来几声狗吠，被风拉得长长的，像谁在梦里说话。

我忽然觉得，这个夏天大概永远不会结束了。

【第八章】不速之客

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暑假才刚刚过半。

我考上了本市那所工科学校——不算什么名校，但好歹是个本科。课代表考进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比我的学校好出一大截。我们班考得都不错，一本二本加起来占了多半，但只有一个人落了榜。

痰盂子。

他把自己的成绩单揉成一团塞进口袋，脸上的笑还是那样，像一张焊上去的面具。“没事儿，”他说，“我本来也没指望那个。我爸帮我找了份工作，医院，后勤，明天就去报到。”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学校后门那家馄饨店里。砂锅里的馄饨在沸水里翻滚，热气扑在他脸上，把他的眼睛熏得有点红。我不知道那红是因为热气，还是别的什么。

“医院？”我舀起一颗馄饨，吹了吹，“那你不成白衣天使了？”

“天使倒谈不上，”他嘿嘿一笑，“但以后你们生病了，挂不上号，找我就行了。”

他说得轻巧，但我知道那家医院的后勤岗意味着什么——烧锅炉、搬器械、修水管，跟“白衣天使”隔着十万八千里。他爸托了好几个人，请了好几顿饭，才换来这么一个“正式工”的名额。

痰盂子从来不提这些，他嘴里永远是那些不着调的笑话，但我能看见他接完家里电话之后，沉默地坐在床沿上，盯着墙上某一处发呆的样子。

他毫不犹豫地炒了修理厂的鱿鱼。用他的话说，那段“光荣的历史”只能适可而止，以后他是要“修”人的，被人知道他曾经修过车子，那会影响到医院的名誉。

那天下午，我送他到公交站。三路车来了，他跨上去，回头冲我挥了挥手，工装口袋露出一截白色的工作证挂绳。车门关上，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走了，排气筒喷出一股淡淡的黑烟。我站在站台上，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像被谁挖走了一勺冰淇淋。

那些天我们又泡在了一块——他报到之前的那几天——白天吹牛、闲晃、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县城不大，从东头走到西头也不过四十分钟，但我们能走一下午。累了就蹲在路边看人下棋，或者钻进录像厅看周润发的枪战片。《江湖情》、《英雄好汉》，发哥穿着黑色风衣，戴着墨镜，叼着牙签，用双枪把坏人打得满地找牙。

我们从录像厅出来的时候，看人的眼睛都是斜的，走路横着晃，好像自己也是刚从铜锣湾杀出来的。

但痰盂子去上班之后，我的日子一下子寡淡了下来。

天气越来越热，每天中午的温度能把柏油路面晒软，踩上去脚下黏糊糊的。

我窝在家里，开着那台老掉牙的台扇，扇叶转起来嗡嗡作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像有人拿着吹风机对着我脸直吹。

我趴在床上翻那本《红与黑》，翻来覆去还是于连爬梯子的那几页，背都背得下来了。有时候我试着往下翻几页，发现后面的故事忽然就索然无味了——于连终究没能和德·瑞纳夫人好好地在一起，连文字都变得艰涩起来。

我有时候会想课代表。想她在做什么，想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某个闷热的下午趴在桌上发呆，风扇嗡嗡地转着，窗外蝉声如沸。

但想归想，我也没有主动去找她。一种奇怪的、青春期特有的矜持抑或是羞涩总是在拦着我，像一道看不见的栅栏——主动去找她，会不会显得我胆子太大了？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再也没有了那份送情书的勇气。

直到那个中午。

我正躺在床上，后背被竹席硌出一道一道的印子，热得翻来覆去睡不着。

《红与黑》摊开扣在我肚皮上，繁体字隔着薄薄的汗衫，印得肚皮上全是墨痕。痰盂子那天歇班，躺在我脚下那张凉席上，眯着眼也不知睡没睡。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氛围，连灰尘在阳光里飘动的速度都慢了下来。

然后妈妈在客厅里发出一声夸张的惊呼，像看见什么稀罕物件似的。

“哟——这不是小梅吗！”她的声音又尖又亮，一下子把满屋子的困倦撕开了一道口子，“几年没见了，出落成大姑娘啦！快进屋快进屋，这么热的天儿，来找马桶呀？”紧接着她又朝我房间喊，“马桶、马桶！快出来！小梅来啦！”

我脑子里还在转“小梅是谁”的时候，就看见痰盂子一个鲤鱼打挺从凉席上弹了起来。那动作快得我都没看清他是怎么起来的，简直像被弹簧崩出去的。

他坐在床沿上，用我这辈子也难得见到的严肃表情盯着我，然后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课、代、表。”

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这时候客厅里传来课代表的声音，清清脆脆的，穿过走廊和半开的房门飘进来：“阿姨您别忙，我在家待着没事，就出来找马童玩玩。”

我不得不佩服我妈的记忆力。课代表初中时来过我家，充其量也就那么一两次，我妈居然不仅认出了她，还记得她的名字叫“小梅”。

更厉害的是，她已经在往茶几上摆水果了——切好的西瓜码在盘子里，粉红的瓜瓤上还冒着凉气，不知她什么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我和痰盂子几乎同时向床边那件唯一的汗背心扑了过去。

我扑了个空。痰盂子已经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背心套在了身上，得意地冲我挤了挤眼睛。“你肌肉发达嘛，”他压低嗓子嘿嘿笑，“正好跟课代表比比。”

我掐了他一把胸脯，恶狠狠地瞪着他。但他已经跳下床去，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跑出去，热情洋溢的声音随即在客厅响起：“哟！课代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我一边翻箱倒柜找衣服——最后从柜底拽出一件皱巴巴的老头衫套上——一边在心里把痰盂子骂了八百遍。

等我出去的时候，看见他已经在课代表对面坐了下来，翘着二郎腿，手里捧着一块西瓜，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

课代表坐在沙发上，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目光落在他脸上，那专注的神情让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的酸意，像喝了一口没加糖的柠檬水。

我也坐了下来，端着一块西瓜，但没有吃。西瓜在手里凉丝丝的，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我拿手背蹭了一下。

痰盂子那天下午简直像开了闸的水库。

他从高考成绩聊到班上同学的去向——谁谁谁考去了北京，谁谁谁录到了上海，谁谁谁发挥失常准备复读——信息量之大，准确度之高，让我怀疑他是不是偷偷抄过每个人的志愿表。

说到他自己“马失前蹄”的时候，他表情沉痛地叹了口气，然后在下一秒又精神抖擞地说起他是如何“战胜自我”、从痛苦中站起来的。语气真挚、情节跌宕，听得我和课代表一会儿替他难过，一会儿又为他高兴。

我坐在旁边，看着课代表的眼睛一直追着他的脸，听他口若悬河地胡吹。她时不时地点点头，或者“嗯”一声表示附和，偶尔被他的笑话逗得抿嘴笑起来，笑得眼睛弯弯的，好看是好看，但那个笑容是对着他的。

我心里那点酸意慢慢地蔓延开来，像一滴墨落在宣纸上，洇出一大团。

但说实话，我也佩服痰盂子的口才。如果没有他那番胡吹海侃，这个下午还不知道我和课代表会怎么闷闷地坐着。

两个人面对面喝着茶水，说两句成绩、天气，然后陷入尴尬的沉默——那画面光是想一想就让人窒息。而且痰盂子成功地把气氛炒热了之后，我也能插上几句话了。

到后来，我们三个围坐在茶几旁，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初中的糗事，笑声把窗外的蝉鸣都盖了过去。

课代表临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冲我们笑了笑：“下次再来找你们玩。”

“随时欢迎！”痰盂子抢在我前面答道。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宽阔的后背，心里那股酸意忽然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踏实感——就像明明三个人坐在一起，但我知道那条线连着谁和谁。也许痰盂子也知道。也许我们俩都知道。

但谁也没说破。

【第九章】谁是女人

从那以后，课代表便常来了。

几乎每隔一两天，门口的脚步声就会响起来，然后是她敲门的声音——三下，不重不轻，间隔均匀，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我妈每次都乐呵呵地迎她进门，那神情就像看见了亲闺女。我知道妈妈一直想要个女儿，但生了我之后身体不太好，就没有再要。课代表每次来都会带点小东西——有时候是半斤瓜子，有时候是一袋橘子，有时候什么也不带，就揣着一本书来。

我们三人渐渐玩到了一起。这小舞台已经不再是痰盂子一个人的独角戏了，我也能自如地接住他的话茬，偶尔抛出几句把人逗乐的话。

课代表的笑也从一开始的礼貌性微笑，变成了那种眼睛一弯、露出发自内心的欢愉的、真正的笑。她笑起来的时候，鼻尖上会有几道细细的纹路，像小猫的胡须。

有时候我看着她的笑脸，会想起那个山坡上的夜晚。想起她在我怀里发抖的体温，想起我牵着她的手一路跑下来的风声。但这些事，在白天、在三个人围坐的客厅里，忽然变得像一场遥远的梦，隔着纱帘和日光，朦朦胧胧的，抓不住。

有一天下午，我们玩起了一个游戏。

起因是痰盂子又在吹嘘他的力气——“我一手能拎一桶水，你们信不信？就你们俩那胳膊细的，跟柴火棍似的。”他说着，还故意把袖子撸到肩膀上，露出并不存在的肱二头肌。课代表翻了翻白眼，忽然说：“我们扳手腕吧。”

她说话的时候歪着头，嘴角带着一点挑衅的笑，像在说“你们敢不敢”。

“扳就扳。”痰盂子第一个跳出来，“我跟你先来。”

“等等，”课代表站起来，把椅子拉到桌边，“我有一个规则——谁输了，谁就大喊三声‘我是女人’。”

我和痰盂子对视了一眼。这个规则充满了狡猾的针对性——如果痰盂子输了，喊“我是女人”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如果课代表输了，她本来就是女人，喊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那种无辜的表情让人根本没法拒绝。

“谁怕谁啊！”痰盂子一屁股坐下来，把胳膊肘搁在桌面上，手掌张开，“来来来！”

“急什么？”课代表却一噘嘴，“你们俩应该先比。如果我先赢了你，再跟马桶比，那你们不是欺负我吗？”

这话逻辑上漏洞百出，但她说得理直气壮。痰盂子愣愣地看着她，张了张嘴，又合上，最后挠了挠后脑勺，嘟囔道：“行行行，马桶，咱俩先来。”

他把胳膊伸过来，手掌宽厚，指节粗大，一看就是干过力气活的。我握住他的手，掌心贴着掌心，能感觉到他手指上的老茧——那是他在修理厂拧了一个月扳手磨出来的。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还有一丝可怜巴巴的“放我一马”的乞求。

我装作没看见。我把头扭向一边，然后开始用力。

三秒钟。最多五秒钟。他的手背“啪”地贴在了桌面上。

“哈哈哈哈！”课代表在旁边笑了起来，又蹦又跳的，像个得了糖的小孩子。她拉起我的手腕举过头顶，像拳击比赛里裁判宣布胜者那样喊着，“马桶胜利啦！马桶胜利啦！”

痰盂子甩着手腕，一脸恼恨地看着我。他嘴里嘀嘀咕咕地骂了句什么，然后恶狠狠地对课代表说：“该我俩了。”

谁知道课代表根本没理他。她坐下来，把我的右手拉到桌面上，她的手掌覆上来，软软的、凉凉的，只有我手掌的三分之二大。她的拇指扣在我的虎口处，眼睛抬起来看着我，眨也不眨。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那个山坡。黑暗里她靠过来的温度，还有最后那段路上一路牵着手走下来的沙沙脚步声。此刻她的掌心贴着我的掌心，那些记忆像暖流一样顺着手臂爬上来，停在心口的地方。

“现在是我们争夺第一名啦！”她笑着说，然后又扭头冲痰盂子眨眨眼，“如果我输了，再跟你争第二名吧。”

痰盂子的脸色变了变——他似乎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缓缓滑向一个精心设计的大坑里。

我的手上没有用力。我根本不敢用力。她的手掌那么小、那么软，我稍微一使劲就能把她掰过去，但我不愿意。我看着她微微抿起的嘴唇，看着她额角细碎的绒发，看着她鼻尖上那几道浅浅的笑纹——然后我的手朝她的方向倾斜，一点一点，像一棵树慢慢地倒向另一棵树。

她赢了。

“啊！我是冠军！”她猛地站起来，椅子被推得向后滑出一截，“马桶第二，痰盂子——你是女人！”

她笑着跳着，马尾辫在她脑后甩来甩去。我望着她，忽然发现自己嘴角咧得老大，笑得像个傻子。我居然为了她赢了而开心，比自己赢了还开心。

痰盂子一屁股倒在床上，脸朝下埋进枕头里，不动了。他的胸脯因为气愤而剧烈起伏着，两个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只受了委屈的河豚。那画面实在太滑稽了，我和课代表对视一眼，然后同时捂着肚子笑起来，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

后来那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在玩这个游戏。我输给她，她输给痰盂子——但每次她输，她都会理直气壮地喊“我是女人”，喊完还笑嘻嘻地问“怎么啦？”痰盂子输的时候，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那三个字，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每次他喊完，课代表都会趴在桌上笑半天，眼泪都笑出来了。

傍晚的时候，我妈端着一锅绿豆汤出来，看我们三个横七竖八地歪在客厅里，笑着摇了摇头。

我注意到，课代表的手肘不知什么时候靠在了我的胳膊上，而我也没有移开。

痰盂子正式上班之后，来我家的次数少了。

他说医院后勤忙得很，锅炉要烧、水管要修、仓库要搬，一整栋楼的设备都指望着他。但每次他来，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只是穿的衣服从汗背心换成了医院发的那种白大褂——虽然他的白大褂三天就脏成了灰大褂，袖口和胸前总是沾着机油和铁锈的印子。

他跟我们说他如何用三寸不烂之舌逗得护士站的姑娘们花枝乱颤，如何在药房领东西的时候顺走几卷医用胶带，如何在值班室的炉子上烤红薯把消防警报给搞响了。

课代表听着，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但笑着笑着，目光会落在他那件脏兮兮的白大褂上。那衣服穿在他身上，把他衬得黑瘦了一圈。我以前没注意过，他下巴上居然冒出了几根胡茬，细细的、软软的，像春天刚出土的草芽。

他走的时候，我跟到门口。楼梯间里光线昏暗，他往下走了几级，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

“马桶，”他笑了笑，“好好对人家。”

我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转身下了楼，脚步声一级一级地变远，最后消失在楼道的拐角处。铁门“砰”地关上了，那声音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弹了好几下才散。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门把手，愣了好一会儿。楼道窗外的夕阳把整面墙染成橘红色，我的影子长长地拖在身后的地板上，像一个无声的问号。

那天之后，痰盂子再也没有单独来找过我。

他再来的时候，总是和课代表碰巧错开——有时候我来他家找他，他就趴在值班室的小床上看书，头也不抬地说“你们玩你们的，我这儿走不开”。或者课代表来了，他就在电话里说他今晚要值夜班，来不了。次数多了，我慢慢明白了什么。

我没有追问。有些话不说破，反而比说破了更好。就像小时候那颗大白兔奶糖，含在嘴里慢慢化，比一口咬碎要甜得多。

课代表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有一次她来的时候，在门口张望了一下，问我：“痰盂子呢？”

“值班。”我说。

她“哦”了一声，走进来坐下，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然后半天没翻页。窗外的光落在她低垂的睫毛上，在眼睑处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我坐在她对面，也翻开《红与黑》，也没有看进去。

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电视在客厅里放着，声音开得很小，隐约是某个午间新闻的女主播在念着什么。

桌上的风扇嗡嗡地转着，把她的发梢吹起来，一缕细细的头发拂过她的脸颊，她没去撩，就让它那样挂着。

那一刻我觉得，不说话也挺好的。

【第十章】膨胀的夏日

痰盂子不来之后，我和课代表反而更自在了。

少了第三个人在场，那些原本被笑声和打闹填满的间隙，忽然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微妙的、半透明的、需要小心对待的安静。

我们说话的内容也从八卦和玩笑，慢慢滑向了更私人的领域。她说她其实不喜欢英语，但英语成绩最好，因为林老师教得好；她说她爸在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去了南方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带那种花花绿绿的水果糖和一只新的布娃娃；她说她妈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经常她睡了妈妈才回来，她醒了妈妈已经走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像在讲别人的事。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书页的边角来回地折着，折出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又展平，又折起来。

我告诉她我小时候那些糗事——大白兔奶糖的“初恋”，在讲台上背《悯农》被罚站，初中时以为自己得了绝症的那些荒唐夜晚。她听着，有时候笑，有时候沉默。讲到“绝症”那段的时候，她的耳朵尖慢慢变红了，目光垂下去，盯着桌面上的木头纹路。

“那你……现在没事了吧？”她问。

“早没事了。”我说，“高二上了生理卫生课，什么都明白了。”

“哦。”她应了一声，耳朵还是红的。

那一点点红，让我心里升起一种奇异的、温柔的感觉，像春天地面的薄冰悄悄地融开，水底的鱼游上来探了一下头。

有一天下午，我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盖着一件东西——是课代表的淡蓝色外套，叠得整整齐齐地搭在我背上。

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里捧着我的《红与黑》，正低头看着。繁体竖排的文字，她看得格外吃力，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无声地动着，像是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我没有出声，就那样趴着，从胳膊的缝隙里看她。午后的光从窗户斜进来，把她的侧脸切成明暗两半——亮的那一半是光洁的额头和挺直的鼻梁，暗的那一半是垂在耳边的碎发和微微翘起的嘴角。她翻了一页，然后伸出一根手指在书页上逐字地移动，笨拙又认真。

我忽然觉得，这本书就应该这样看。不疾不徐的，一字一句的，像夏天午后慢慢流淌的光线。

“醒了？”她忽然头也不抬地说。

我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

“你呼吸变了。”她抬眼看我，嘴角翘着，“装睡的人呼吸和真睡的人不一样。”

我的脸“腾”地热了起来。她笑了一下，继续低头看书，但那个笑容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像扔进池塘的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

傍晚的时候，她说要回去了。我送她到楼下，她跨上那辆绿色凤凰车，脚撑“咔”地弹上去。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夕阳在她身后铺成一片暖融融的金色，她的轮廓被镶了一层细细的毛边。

“明天还来。”她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说完她就蹬着车走了，车铃声叮铃铃地响了一路。

我站在楼下，看着那个淡蓝色的背影越骑越远，最后拐过街角，消失在梧桐树的阴影里。夕阳把整条街涂成了蜜糖的颜色，空气里有晚饭烧菜的焦香，和一天暑气散尽后那种微凉的清甜。

我慢慢地走上楼，推开门。客厅里妈妈正在摆碗筷，看见我进来，说：“小梅走了？”

“嗯。”

“这孩子不错。”妈妈说了一句，然后像什么也没说似的，低头继续盛饭。

我没有接话。但我坐在饭桌前，看着碗里白花花的米饭，忽然觉得胃口好得很，把那满满一碗全吃光了。

那天夜里我又失眠了。但这次不是因为真气乱窜——那些“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我已经掌握得炉火纯青，足以自行化解——而是因为脑子里装满了白天的画面。

她低头看书时微微蹙着的眉，她说“明天还来”时嘴角那一点笃定的笑，还有那件带着淡淡肥皂气味的外套，盖在我背上的重量。

我翻了个身，竹席凉飕飕地贴着后背。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小块银白色的方形，像一封没有字的信。

我想，这个夏天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夏天了。

【第十一章】河堤漫步

八月中旬的一个傍晚，课代表说想去河堤走走。

我们沿着县城那条穿城而过的河——其实就是一条宽不过二十米的河沟，本地人叫它“城南河”——一直往上游走。

河堤是水泥砌的，年久失修，有些段落裂了缝，缝隙里长出狗尾巴草和不知名的野花。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藻和湿润泥土的气味，把一天的暑热吹散了不少。

我们走得不快，几乎可以说是在挪。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从后面按着铃超过去，我们就往旁边让一让，然后又并肩走着，肩膀偶尔碰到，谁也不躲开。

河对岸是一排老旧的居民楼，米黄色的外墙已经被风雨剥蚀得斑斑驳驳，窗户的防盗网锈成了深褐色，上面挂着几件晾晒的衣服，在风里飘飘荡荡的。更远一些的地方，有几根烟囱正冒着白烟，烟被风吹成横向的絮状，像谁在天上扯开了一团团棉花。

“我小时候常来这儿玩。”她说，手扶着堤岸的水泥护栏，指腹在粗糙的表面上慢慢地划着，“那会儿这河里还有鱼，我和邻居家的孩子拿网兜捞，能捞到巴掌大的鲫鱼。”

“现在呢？”

“现在没了。”她往河里看了一眼，“水太脏了。”

河水确实是浑的，泛着一种暗沉的灰绿色，水面漂浮着枯叶和塑料袋，慢悠悠地打着转往下游漂去。远处有人在水边洗衣服，红色的塑料盆搁在石阶上，棒槌起落的“嘭嘭”声隔了很远传过来，闷闷的。

我们停下来，靠在护栏上看了一会儿河。水流的声音细细碎碎的，像在说一些听不清的话。

“马童，”她忽然说，“你觉得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得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回答。变成什么样呢？上班、挣钱、结婚、变老——像所有大人那样？还是像电影里那样，轰轰烈烈地爱一场然后分开，若干年后在某个街角偶然重逢？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

“我也不知道。”她笑了一下，“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老了，回想我年轻的时候——会记得什么。”

“你会记得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看着河面，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用指尖拨开，那动作很慢、很轻，像在拨开一层薄薄的水雾。

我们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又走了一段，天色开始暗了，河对岸的居民楼陆陆续续亮起了灯。那些窗户一格一格的，暖黄色的光从里面透出来，映在河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被水流拉长又揉皱，像打翻了一盒金粉。

我忽然想起了望城坡上看到的万家灯火。此刻站在河堤上，那晚的画面又浮上来，一样是碎金似的光点，一样是被水波揉碎了的温暖。但不一样的是，那晚我们是并肩站在黑暗里，而此刻她的脸被河对岸的灯影照亮了一小半，能看见她微抿的嘴角和睫毛上沾着的一滴细小的汗珠。

她忽然伸手在护栏上撑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她的眼睛在暮色里显得特别亮，像两颗浸在水里的黑石子。

“马童。”

“嗯？”

“你那天——”她顿了一下，目光垂下去，落在我胸口的某个位置，“在小山坡上，你……为什么抱我？”

我的心猛地停了一下，然后又开始狂跳。那晚的画面哗地涌上来——她钻进我怀里的温度，她攥着我后背衣服的力度，还有那段黑暗里一路牵着手跑下来的风声。我以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以为我们俩都心照不宣地把它封存起来了。

“我——”我的嗓子发干，像塞了一团棉花，“我那不是……怕你摔倒吗。”

我说完之后就后悔了。这句话太假了，假得连我自己都不信。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暮色里的那双眼睛没有笑，也没有生气，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像在等一句话，等了好久好久。

河堤上的风忽然大了一些，把她的一缕头发吹起来，拂过我的手臂。凉凉的，痒痒的。远处传来了谁家狗吠的声音，一声接一声的，在暮色里传得很远。

我张了张嘴，又合上了。

我有很多话想说——

想说那晚我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想说她靠在我怀里的那十几秒我连呼吸都不敢用力，想说这段时间她每次来我家的时候我都会偷偷提前把房间收拾干净把桌面擦得一尘不染——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变成了一团滚烫的、怎么也说不出口的东西。

她没有再问。她转过身去，继续往前走。我跟上去，并肩走着，两个人的影子被身后路灯拉得很长，投在前方的水泥路面上，时而交叠时而分开，像两条互相试探的线。

又走了很远。天完全黑下来了，河面上只剩一片暗沉的反光，偶尔有风吹过，才泛起一两条银白色的水纹。路灯下面有飞蛾在绕着圈扑，扑到灯罩上发出“啪啪”的轻响。

“马童。”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几乎被水声盖过去。

“嗯。”

“我等。”

她说完这两个字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

她加快了脚步往前走，马尾辫在脑后晃来晃去。我在原地站了两秒钟，才明白那两个字的意思。然后我的心脏像是被人从井里猛地提上来，灌满了风，塞满了光，胀得满满的，快要从胸腔里飞出去。

我追了上去。我没说话，她也没说话。我们并肩走着，河堤很长，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但我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坐在书桌前，翻开《红与黑》，把于连爬梯子的那一页又看了一遍。这一次，我不再只盯着那些关于梯子和窗户的描写了。我看到于连终于握住德·瑞纳夫人的手，看到他在黑暗里听见她的呼吸，看到他的心跳和她的一样快。

我把书合上，关掉台灯。黑暗里，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桌上摊开一小块银白色的光斑。

我想，我等到了。

但我也知道，那个“等”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欠她一句话。一句我早晚要说出口的、像石头一样压在心底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