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纪李树慈（四）

步雄

　　　　　　

我的姥姥纪李树慈（四）

　　　　（二十集散文回忆录）

　　　　　　　　步雄

　三年困难时期，前门外廊坊二条东口有一家“北京市宣武区公私合营度量衡合作社”，那名号直逼现如今的“美利坚合众国休斯顿航天中心”，其实就是一家做木杆秤的手工小作坊。那些年，家家吃不饱饭，都用木杆秤把当月的口粮按照当月的日历日数分成份儿，每日一份的吃，以防月底吃“冒”了。

我家就在“度量衡合作社”定做了一副木杆秤，为了省钱，秤杆子是心灵手巧的大哥用一根枣木棍做的，用碎玻璃一点一点刮得前粗后细，滚瓜溜圆。秤盘子也是大哥用一块铁皮砸出来的。由于自备了秤杆和秤盘，省下了好多钱。每月七号父亲发薪那天，大哥、二哥都背着、扛着买回一个月的粮食，用杆秤分备好，绝不敢造次。那年夏天，应天津亲戚的要求又做了一副杆秤给他们送去，当我跟着姥姥和母亲到达天津火车站，从站内到站外，数不清的天津人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簇拥着我们，追赶着我们，争相加价要买我们的杆秤，“还得说是人家北京人过日子讲究啊，见天见分毫都不带差的……”可爱的天津人民那一双双渴求和盛赞的眼神儿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堂堂北京人的优美身价，捎带手体会到了秤杆子的价值，哪里是一副木头杆秤，分明是一家家中国人的量生尺啊。

那几年，二哥给我起了一个很丢人的外号——“六斤半”。“六斤半”是我一个月的粮食定量。算下来，平均每天三两，每顿一两。三年的切腹之饥让“六斤半”这个倒霉催的数字楔子一样钉牢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事实上，在我国，“城乡口粮定量标准分级”制从１９５５年就开始强化执行了：记得分以下几档：特殊重体力劳动者每月定量为‌45-55 斤‌，重体力‌35-44 斤‌，轻体力/机关人员‌26-33 斤‌，一般居民‌22-26 斤‌，儿童按年龄递减至‌3.5-6.5 斤‌。

如此纤薄的卡路里如何支撑我的四体，全靠大人们的周济。从姥姥，父母到大哥，顿顿都从口里攒下一点。饭后一个眼神儿，一个迷人的小手势，我马上心领神会，特务接头一样凑上去张开嘴。为了不让二哥发现，经常含着那点吃的不敢咀嚼，一块烙饼，一口馒头含到化。还清晰地记得，姥姥临终前几天，还隔着帐子给我递出半块蛋糕，看着她那双清癯干瘦的手让我好生难过和害怕，但犹豫了半天还是接了。“合着你们都是防着我啊！”可怜的二哥终于对大人们的“偏心”愤怒了，这个仅仅比我大两岁的孩子开始逆反，他听人说“老二”在家里都不受待见，于是毫不客气地埋怨大人偏心眼儿，每一餐都瞪圆了眼睛盯着我那血盆大嘴。饥饿激活了他的第六感，他总能在大人和大哥给我偷偷“加料”的时候大吼一声出现在现场，令前者无比尴尬。化解之法通常是允许他下一顿饭的时候负责分饭和“刮粥锅”。可闹归闹，二哥最后也还是在大人们的感召下给我省下一口半口的，但极其吝啬，他高悬着一块馒头，逗宠一样让我张开嘴但迟迟不松手，有滋有味地看我嗷嗷待哺的样子。姥姥怒斥道：“小二，不许这样霍霍弟弟！”。转头对我说：“记住，别人这样对你可不行，宁肯饿着，哥哥没事，逗你玩的……”那年头儿，家家基本如此，这是一种屈大保小的家庭自救法，源生于血脉亲情，它挽狂澜于既倒，那几年，盘活活了整整一个民族。如今，大半辈子都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大人们时常背着人掐自己的小腿肚子，一掐一个大深坑久久不能平复。也永远忘不了那些年他们青黄二色的面容，是他们用浸着血的粮食养大了我。相传慈禧皇太后有一首感恩父母的诗，通俗至极，浅显至极，特别像现代人的一曲打油调，但意境还是满满的：“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精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我第一次跟着父母到煤市街的一家小饭馆“下馆子”。掀开油腻的棉门帘子，饭馆里暖和得春天一般，厨房里飘散出肉菜的交香令我垂涎。一家人坐定等上菜的功夫，父亲看左右无人，慌里慌张地从布口袋中掏出一个饭盒子，打开盖子，藏在桌子底下的一张板凳上，用腿挡住。上饭时，他迅速将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米饭俯身倒进那饭盒里，正要盖上盖子的当口。身后一声爆吼：“有人偷干饭了！”。顿时，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顺着那个中年妇女的手指头看向我们一家人。马上就有了积极响应，一位老太太凑过来指着父亲说：“国家有困难，你往自己家里搂，你反动！……”父母慌忙解释，说没偷没抢，是付了钱的。不料那老人急了眼回怼道：“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不要粮票的米饭不准往外带，二傻子都知道，你是知法犯法……”说着，很多人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质问父亲：有问我们住哪的；有问父亲什么单位的；有问什么出身的；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后面喊着要报派出所的，好吓人。更多人交头接耳，摇头耸肩，嘴里发出鄙夷的啧啧声，看戏一样端详我们。我们被瞬间引爆的强大能量场压迫着，像从密苏里号战舰上瑟缩着的战犯，被人们按进耻辱的尘埃中摩擦。不知怎的，我突然又想起了那段倒背如流的儿歌：

“高高山上花千丛，

祖国千万好儿童，

个个都听党的话，

个个跟着毛泽东

……”

太丢人了，我感觉到自己小小肉身上写满了“坏人的孩子”几个字，歪了歪斜的字长着倒刺，一点点扎进我的心里，我不配当好儿童，我羞愧难当，我对不起毛主席。此时，饭馆里的暖，饭馆里的香都化作了无边的恐惧和耻辱。姥姥面色惨白，全过程一言不发，一遍遍用手遮住我的眼睛和耳朵，我明显感到了她手在剧烈地颤抖。母亲在一旁用近乎哀求的口吻不停劝说着愤怒的父亲，我那心目中无比高大的父亲，那个博古通今，出口成章被同事赞为“活辞源”的高大男人涨红着脸和对面一个眼睛男愤怒地争吵，最终在周边强大的群众舆论压迫下败下阵来，直到被罚了款，才逃一样出了饭馆。饭馆的那位负责人还不解恨地甩下一句“老的老，小的小，便宜了你们，再有下次，嘿！……”

回家的路上，姥姥和母亲都流了泪，父亲第一次狠狠地骂着娘，说那男人竟然骂他“吃人血馒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是我童年最失落的几天，我不跟父亲说话，只要跟他一个对视，脑子里就出现他慌里慌张往饭盒里装米饭的那个令人蒙羞的镜头，想起“人血馒头”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下馆子”变成了一种非常凶险的消费方式。唉，我们一家人太渺小了，渺小得犹如圣殿前的一片尘埃，被风卷起，被雨冲起，被宏大的叙事埋起，剩下明晃晃的一座大殿真干净。

　　　姥姥和母亲都跟父亲说，以后饿死也别那样干了，丢不起那个人，好后怕的。大概在１９５９年前，饭馆里的米饭经管不要粮票，但也要严格限量的，饭馆服务员和无处不在的革命群众都是粮食消费监察员，趁人不备，整一碗不要粮票的米饭带回家属于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旦被抓了现行，轻则被奚落、训斥、漫骂，态度不好的可当即扭送派出所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网上突然出现了关于那三年国人到底挨没挨饿的争论。有人说，除非三天饿九顿，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挨饿。有人说： “那时候吃的不好，但也能吃饱，同样，穿的不好，但也不至于挨冻”。有人说：“我６０年的，从小没感觉饿，能吃饱（６０年的，彼时你还吃着娘胎素，何饿之有，如此脑残实难恭维。）”还有好多人众口一辞：“当时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富足。”这似乎是一句令人无可置辩的官话，话到此，天大的问题也只能缄口不言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惊异于历史坠入虚无的速度竟如此之快，那么多人的历史认知竟如此飘忽，尽管史实凿凿，亲历者尚在，一个走着走着的人，回头竟不见了自己的脚踝。

　　“衣食足，知荣辱”，饥饿之于人不是一种单纯的动物性生理反应，它是一种凝结着痛苦、恐惧、耻辱的极致感受，这种感受在过来人的记忆中层层堆叠，反复发酵，凝固在民族性的胞膜中弥之不去。多少年过去，你都不难从眼下许多人贪婪、自私的动物性冲动中找到它可怜的基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