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春暖花开

今天是教师节。我也曾站过讲台，虽然只在一所民办学校任教，但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心，与所有为师者并无二致。回望来路，内心坦然——成为一名老师，是我自小便深植心底的梦想，像一粒种子，悄然落进童年的心田，生根发芽。。

一粒种子

刚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班主任请假，来了一位代课老师。她走进教室的那一刻，仿佛有一瞬，时间放慢了脚步。她身形高挑清瘦，皮肤白净，一双乌黑的眼睛澄澈明亮，头发挽成利落的发髻，不见一丝碎发，整个人沉静温婉。

我的老家在小兴安岭的一个林区小城。故乡的人大多豪爽外放，嗓门洪亮，不拘小节；而这位老师截然不同，轻声细语，温婉得像一泓静水。在那之前，我从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安静温柔的人。只是那一眼，我便在心里悄悄立下决心：长大以后，我也要做一名像她这样的老师。

她其实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但她并不认识我。她只代了一天课，是我十八岁离开小城前，遇见过的最温柔的一位老师。大家低头写字时，我偶然抬头，看见她静静立在讲台旁，阳光斜斜洒落，为她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恍若身披霞光的仙子。

后来听说，她的人生并不顺遂，婚姻里受了许多委屈，四十岁刚过便早早离世。 每每想起她，心里总是怅然。是她，让"当老师"这个念头，在我心底扎下了根。

淤泥与荷花

升入初中，学校在全区口碑不错，我们班却是全校出了名的差班。班主任刚从中师毕业，才二十一岁，面对顽劣的男生，根本压不住课堂。我那时格外喜欢英语。英语课上，男生们躁动吵闹、交头接耳，甚至随意在教室里走动；女生虽不捣乱，却也不敢举手。提问时，永远只有我一个人举手——英语课仿佛是老师单独为我开的。 即便台下只有一个学生认真听讲，张老师依旧一丝不苟地讲课，仔细批改每一份作业。后来听说，她在别的班上课时，因为批评了一个男生，被对方扇了耳光，耳朵受了伤，失聪了好久才渐渐恢复。那名学生的家长在本地有些权势，学校忌惮，只做了轻描淡写的批评教育，事情便不了了之。多年以后又听说，这个男生后来终因作恶，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惩处。张老师受了莫大的委屈与羞辱，学校却没有为她撑腰。可即便如此，她依旧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课。这位老师，至今想起，我仍觉得心疼。 初三时班主任怀孕请假，两个班合并，英语老师换成了温老师。温老师人如其名，性情温和。也许因为身量不高，不少男生不把他放在眼里，课堂几乎成了老师与调皮学生之间你来我往的拉锯——这边刚压下去，那边又闹起来。提问时，依旧只有我一个人举手。 合并班级后的新班主任，是教物理的王老师。他能力出众，对教学和班级事务却不上心。那是九十年代，小城办事讲究关系，听大人们说，他家里早已为他铺好了路——送走我们这一届，就要调去检察院上班。班级于是疏于管理，班风一直好不起来。

有一回课堂实在闹得乌烟瘴气，温老师忍无可忍，感慨道："咱们班里也就***（我的名字）一个人在认真学习……她真是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就这一句话，惹恼了班里的男生——在他们听来，这话等于说所有人都是淤泥，唯独我是荷花。之后不知是哪个男生搞恶作剧，把一只死麻雀藏进讲台抽屉，还藏起了黑板擦。温老师上课找不到黑板擦，拉开抽屉，猛然看见那只死麻雀，吓得跑出了教室。班主任被叫来，最终也没有追查，又一次不了了之。

可即便遭遇这样的捉弄，温老师依旧没有放弃教学工作。他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这个班级只要还有一个学生愿意学，我就要认认真真地教。"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它成了我从教生涯的座右铭。后来，温老师升职，成为了区教育局的一位领导。

讲台上的良心

我们那个班，基础差、纪律乱，但大部分任课老师都在恪尽职守。印象最深的还有教地理的孙老师。她是全校年纪最大的老师，家境优渥，儿女都毕业于名校，眼看就要退休，本可以过得清闲些，她却一如既往地认真教学。她常说：

"哪怕明天就退休，我今天也要认认真真地教，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宁愿你们现在骂我，也不希望你们长大懂了道理，再回头骂我。"

回想整个初中，除了初三那位心已不在讲台上的班主任，各科老师都在尽心尽力。就连初一时那位年轻的女班主任，纵然管不住顽皮的男生，也已拼尽全力，踏踏实实对待每一堂课。后来听说，王老师当年如愿调离了学校，此后遭遇变故，缠绵病榻十年，最终离世。听闻消息，我久久无言。人生际遇难料——讲台虽小，却安放得下一颗安稳的良心。

时代的尘埃

升入高中，我分在了重点班。高一教我们物理的，是学校的李校长。他是北京人，毕业于北大物理系。说着一口地道的京腔，个子高高的，走路总是微微驼着背，低头看着地面走路。他性子温润如玉，是位谦谦君子；讲话不快不慢，永远一副不着急的样子，可课堂进度在他心里有数，该讲到哪里，分毫不差。无论谁问问题、问什么样的问题，哪怕与物理无关，他都耐心解答。我从未见他发过脾气，可他的课堂，却格外安静。那阵子我常去问他物理题，功夫下了不少，分数却总是不理想，高二便转去了文科班。 课下，我们几个女生常聚在一起议论李校长：他是北京人，为什么不回北京呢？难道我们这个小城，比北京还好吗？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家就在学校围墙外。时常能看见他的爱人，长得矮矮壮壮的，在食堂工作。即便下了班，她也总是头上戴一顶白帽，腰间系一条白围裙，好像除此之外，没看见她穿过别的衣服？她常提着一根棍子到操场上来找儿子，追着大声斥责，让孩子回家写作业。班里有位同学恰巧住在校长家隔壁，说他爱人在家里也时常高声呵斥校长和儿子，而校长从不吱声，一言不发。

那时我们都很小，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这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为什么娶了这样一位凶悍的女人做老婆？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陆陆续续知道了一些历史，才慢慢读懂了他——十几岁的孩子哪里懂得“时代的尘埃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他这一生，多么不容易！听说他退休之后，终于叶落归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北京。

第一排

上了大学，课程一下子多了起来，教过我们的老师很多很多，但印象最深的，是教高数的黄教授。

黄教授年轻时在新疆伊犁当过兵，他打扮得朴实无华，总是穿着一身类似军装的卡其布衣裤，款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永远拎着一只大大的布包，里面装着几本书；骑一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破旧的二八自行车——那是九十年代的北京，满大街的人还都骑着自行车上班，他就汇在那股车流里，每天如此，风雨无阻。

他口音很重。听得出来，他一直在努力克服着，想让我们听得更清楚明白一些。他性子沉稳，脾气极好。学生课间向他请教问题，有时上课铃声响了，下一位老师已经进了教室，题目还没讲完，他会让学生先去上课，下一次到他的课时，提前早到十多分钟，主动找这位学生继续讲。我也时常去问他问题。说来也怪，我高中时的数学平平，物理下了大功夫也不见起色；到了大学，不知怎么，脑子就开了窍——学着学着，突然就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学了一年高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与数理统计），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我竟考了九十多分。那一年全班最高分是94分，90分以上的只有三个同学，我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件小事：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长得很瘦小，无论在哪里听课，永远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的好处是，前面没有任何人干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听课。如今想来，第一排，是离讲台最近的地方。我这一生，好像也一直没有离讲台太远。

工作以后，我当了老师，每个学期都有继续教育培训。记得第一次参加培训，我早早地到了教室，习惯性地又坐进了第一排。过了一会儿，我旁边不远的位置来了一位老师，怎么看怎么像位领导，我心里还暗暗纳闷:领导参加培训学习也喜欢坐第一排。眼看快上课了才知道，原来坐在我旁边的，正是今天要给我们授课的讲师。

后来我才明白，这类教师培训，第一排向来是留给讲师的；成年人参加培训，大家都是往后坐的。从那以后，再参加培训，我就不坐第一排了。

只是心里一直记得那个小小的误会。小时候坐第一排，是为了离讲台近一点;后来不坐第一排，是因为讲台，已经成了我自己的位置。

我的教室里，也有第一排。第一排总坐着离讲台最近的孩子。每当看见他们，我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那个瘦小的，英语课上永远只有她一个人举手的小姑娘。

回望曾经的求学岁月，我遇到的绝大多数老师，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仅有极个别，在情怀与格局上稍有欠缺。但人无完人，亦不必苛求。

如今，我的女儿也走上了讲台，成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前几日，她给我转来一千元的红包。她还在见习期，工资不高，这一千元，对她而言不是小数目。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红包——她是想用自己人生的第一笔工资，回报这些年的养育之恩。而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事。

写在最后

教师节来临之际，写下这一大段旧日回忆，一是为了记住那些让我感动的人和事；二是想发给女儿看一看。

愿她记得这些师长的故事：记得有人为了"还有一个学生愿意学"而坚守讲台，记得有人把"对得起良心"当作从教的底线。愿她做一名踏实热忱、认真负责的教育者，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教书育人的路上，与学生一同成长；点亮别人的同时，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师恩难忘，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