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纪李树慈（一）

步雄

我的姥姥纪李树慈（一）　　　　（二十集散文回忆录）　　　　　　　　步雄 我的姥姥纪李氏，本名李树慈。山东宁津县人，生于1892年11月23日，卒于1964年元月19日，终年71岁。她的一生，见证了纪晓岚家族由盛转衰最终被严酷历史所淹没的全过程。她在上世纪中叶那场骇人的大饥荒后不久去世。紧跟着，史无前例的运动就开始了，虽然上天让她躲过了这一劫，但鉴于她的出身，其位于北京八宝山公墓的坟茔家人们始终不能去祭扫。十年运动结束时，其墓碑几近被土淹埋，好在众多后裔不负其望，顽强地生存着，如今，她已经有了第四代传人，他们像飘逸的蒲公英种子一样开枝散叶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尚若姥姥泉下有知，也应该释怀过往，笑慰人间了。 　　　　　　　　　　一 难忘的１９５９年。北京宣武区施家胡同坐落在前门大街中段路西，胡同南侧的22号是一座土灰色的两层欧式小楼，楼前的一对艾尼克斯石柱特别抢眼，在周围一片灰砖屋舍间显得有点鹤立鸡群。它是民国时的“集成银号”，解放后的中国人民银行宿舍。楼上上住着一户普普通通的六口之家。父母，三个男孩和他们的姥姥。 姥姥当年六十出头，个子很高，小脚，慈眉善目，总是微微眯着一双高度的近视眼，很少与外人搭话。最初，胡同里特别爱凑在一起说长论短的女人们屡次试图与她搭讪，她总是客客气气但又显得十分警觉地应付几句就走开，令对方十分尴尬。久而久之，对面而过，至多点点头或干脆形同陌路了。 　每天下午两三点钟，老太太总是背着一个草绿色的军用水壶，牵着她的宝贝外孙"三儿"的小手慢慢走下楼来，在门口的高台阶前躬身站定，让那"三儿"借着台阶，猛地一个发力窜到她的后背上，然后被三儿"的、驾、喔、吁"地吆喝着，缓缓地走出施家胡同东口，沿前门大街一路向南，到二里地之外的珠市口去"荡大铁链子"玩。“孩子好手好脚的，为什么老是背着？别惯坏了。”有人问。老太太说：“唉，一松手就又窜又蹦的，饿得快，才六斤半（定量）啊，吃不饱啊……”老太太就是我的姥姥纪李氏，三儿就是我。 算起来，那年姥姥6７岁，我６岁。那时候的北京城，从里到外都是灰茫茫的：天空是灰的，胡同是灰的，人脸是灰的，肚子里的声音也是灰的，亢奋中的北京人跌进了一个特大号的历史漏斗里，从"大跃进"，“大炼钢铁”的世纪无极大豪迈中一下子跌落到了饥饿的沼泽，许多人大惑不解：不就是粮食吗，全国人民一声吼，日本鬼子，美国鬼子立马就灰飞烟灭了，钢铁产量立马就赶英超美了，服服帖帖养活了咱们几千年的粮食怎么能在盛世的凯歌声中落荒啊。但社会发展规律一瞪眼，不服气的人们还真就败在了这区区五谷上。眼瞧着乌云盖顶，悄无声响的大饥荒就如漫天蝗虫般乌泱泱溅落在每一个家庭的餐桌上，每一个人的饭碗里，有了它的少了我的。于是，我那风风雨雨的童年便与那旷世绝伦的大饥荒连筋带骨。 　　　说不清是那一天，饥饿突然降临了万众焦虑的首善之地，北京城在巨大的粮食恐慌中毫无抵抗地沦陷了。为了生存，北京人丢弃了皇城子民的矜持和体面，纷纷走出家门，来到郊野、荒地和公园挖野菜充饥。我的童子眼看到了故宫午门前甬道西侧的一棵老榆树，那树被人们捋光了皮，淌着白璨璨的汁水，犹如潸然之泪，好生凄惶。前门外，喧嚣百年的前门大街繁华不再，人们没了逛街的兴致和体力，一个个步履慌慌，女人们不再张家长，李家短；男人們无力喝酒侃山，对付饱一家人的肚子成了他们的生存第一要务。每个月发薪日那天，粮店总是排起长队，家家抢着把当月定量的粮食买回家，生怕夜长梦多，粮店突然关门闭板就全瞎了。点心铺都开始要"点心票儿"了，在稀稀落落的货架上出现了"粗粮细做糕点"，那是一种用玉米面、豆面、杂面等掺杂少许白面做成的蛋糕，徒有其表，入口后如研沙一样磨砺着人们的咽喉。大栅栏东口著名的"六必居酱菜园"里也排起长队，人们热买的是三分钱一斤的疙瘩皮，洗淡了可以充主食，至于八分钱一斤的佐餐极品辣咸菜丝，因无餐可佐已经变得十分滞销。据有关统计，1959-1961 年中国粮食产量骤降：从1958 年约 4000 亿斤降至 1960 年 2870 亿斤，降幅达‌28.2%‌；1959-1961 年累计因灾及政策失误减产粮食约‌611.5 亿公斤‌。以上直接导致城市人口消费降级明显‌：1960 年较 1957 年，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降低‌19.4%‌（农村降 23.7%），猪肉消费降低‌70%‌，植物油消费降降‌23%‌……北京人用他们崇高的思想觉悟箍紧了自己的胃门，适应着越来越微薄，越来越紧俏的粮食供应量。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我和两个正上小学的哥哥正值抽穗拔高的年龄，越是缺油少肉，那胃就像粮食粉碎机一样轰然作响，给原本羸弱的家庭带来了近乎散摊子级别的震颤。为了不让我跟胡同里的孩子们追跑打闹加大食量，姥姥就背着我，每天下午都来到珠市口西北角的马路牙子上静静地看“大汽车”。马路牙子上有几个水泥石柱，石柱间用几根被很多人屁股磨得锃亮的大铁链子相连，我骑在大铁链子上被姥姥荡啊荡。姥姥说："三儿，别使劲儿，姥姥荡你。" 　　　如果说，前门大街是条长龙，珠市口就是它高高仰起的壮硕龙头，龙头摆处，甩出三缕虬髯依次向南、东、西三个方向飘飘而去，渐行渐细，渐行渐荒。南过天桥，东过过街楼，西过虎坊桥就已是遍地黄土了。珠市口没有王府井的贵胄风情；没有西单的群商争艳；没有大栅栏的市井故事；更没有天桥的囫囵把式。它历来不温不火，有大多北京土著家里的味道——烤窝头干儿就王致和臭豆腐的味道，土土的，咸咸的。我们到珠市口是为了去看大汽车的，那里是北京迈向新时代的汽车集散地。那时候的汽车都是万国牌，主打一个“杂”字：有在地轨上轰隆轰隆，像巨形木头盒子一样蠕行的"铛铛车"；有战尘未褪，还扎着零星伪装网的美式军用吉普车；有拐弯的时候，能从车侧伸出一个眼镜盒大小的红蓝箭头晃来晃去的美式大轿车；有一路走、一路撒下粪球儿的大马车；有近郊农民晃着膀子咯吱咯吱推着的独轮车；有用自来水管子焊接的，用鞋底子踩前轱辘当车闸的土造自行车；有挑着担子，安步当车的乡下人。总之，各色人车一股脑儿扎堆在珠市口好不热闹。我最感兴趣的是大人物们端坐其中的苏联或东欧产的豪华小轿车——“华沙”、“胜利２０”、“莫斯科人儿”、“伏尔加”、“吉姆”和“吉斯”。那吉斯好长好高，棺材头一样的前脸霸道得无与伦比，电镀条闪烁着逼人的豪光，进气格栅中间有着夜里能发亮的克里姆林宫标志，那车属于车中龙凤，甭猜，坐在里面的肯定是全中国最大的脑袋。很多人看到它，就如鸿运淋头，在它屁股后头拼命追赶：“我ｘ！‘吉斯’，真的是‘吉斯’啊！不是毛主席，就是朱老总坐里边，追啊！……”于是，那肥硕的大家伙就加速，就像一颗硕大的彗星划过九天，后面拖起一个硕大的尾巴，能从珠市口拖到大前门。大尾巴里半大小子居多，最小的大概就是我。我挣脱了姥姥的手去追，边追边和一帮孩子乱喊：“汽车来了我不怕，我给汽车打电话，汽车管我叫爸爸……”急得小脚的姥姥在后面踉踉跄跄地追喊：“三儿，看车！别碰着！……” 珠市口东北角一家卖水果的商店前，夏天里，水果店垂下丈八长的大白布帐子蒙住半拉门面，上面用肥大的颜字写着“国营ｘｘ商店”。商店前有一根高高的水泥电线杆子，杆子往上三四米高的地方悬着一个古代观敌碉斗一样的警察岗楼。戴着大蛤蜊皮一样大壳帽的交通警察每每要像修路灯的工人一样顺着杆子上的爬梯爬进碉斗去指挥红绿灯。那天正午，太阳撒了欢的热，我目不转睛地看那蛤蜊皮叔叔往上爬，爬啊爬，午后红彤彤的太阳火通条一样刺过来，万丈光华从他的身边泄出来，忽忽闪闪地刺我的双眼。我满眼金星乱窜，天啊，地啊，电线杆子啊，汽车啊，眼前的一切都如车轮般旋转起来，十字路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拔火罐，把我同身旁的一切都缠在一起，打着飞旋，搓上了半天空。眼睛里，鼻子里，耳朵眼里钻满了蒜皮子一样的莫名物，浑身变得麻簌簌，软绵绵的一阵阵恶心，憋出了一身大汗。"奶奶，我要死了！”我揪住姥姥的衣角大喊……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奶奶，却从小就管姥姥叫奶奶，姥姥也由着我叫，得意着呢。“我要死了，奶奶！……"我的言过其实，盖源于姥姥对我大撒巴掌式的宠爱，我是她攥在手里的一块宝，每逢我生病或因惹祸被父母训斥的时候，她急得伤心落泪的样子是我童年最珍贵的慰藉，于是，我在她的面前变得越发恃宠而骄，话不惊人誓不休，全不管她的感受。相反，在父亲母亲面前就收敛许多，不舒服了，在外边淘气惹了祸了，通常先观察他们的眼色，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下去了才试探地说：“妈（爸），赶明儿，我再也不让您生气了！”他们准知道大事不好，第一时间就伸过大手测我的额头…… 此刻，我几乎跪在地上，身子痉挛着，想吐吐不出来，嘴里淌出可恶的涎水。姥姥立时慌得不行，慌忙跪在地下，把我偎在怀里，一只手拍打我的后背，一只手摘下随身的军用水壶。晃啊晃，将早就备好的红糖水慢慢灌进我的嘴里。那是一种用红褐色的，俗称"古巴红糖"沏的水，酽酽的、微咸，带有一股淡淡的艮腥味。这种红糖便宜且"不记本儿"（白砂糖是有定量的，每人每月大概二两左右，要登记在副食本上），壶里始终备着“救命水”，饥饿上头的时候，眩晕难耐的时候喝上几口，用以缓解饥饿导致的低血糖。那军用水壶是表哥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战利品，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催的美国鬼子撇下的。如今，在异国释放着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精神。 过一会儿，我感觉稍好，珠市口渐渐　重归往日的喧嚣。姥姥才顾得掏出手绢擦自己的眼泪和满头的汗水。“奶奶，我想吃……”"三儿，想想逮蚂蚱，拍三角儿，画小人儿书……"姥姥岔开我的话，扶定我的肩膀，用嘴唇轻轻地吻我的脑门儿，时不时用牙轻轻地咬一下我的耳朵，泪眼莹莹的，口中喃喃叨念着一首奇异的歌谣：　　“大铁链子摇摇，　　　上边坐个大哥，　　　大哥出来买菜，　　　上边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烧香，　　　上面坐个姑娘，　　　姑娘出来磕头，　　　上面坐个豌豆，　　　豌豆磨成面面，　　　蒸个大白馒头，　　　大白馒头香香，　　　三儿大嘴一张，　　　吃光光、吃光光　　　…… “呸，呸、呸，破嘴，说着说着就不上道了，怎么又是吃。"姥姥自责道。嘈杂的珠市口渐渐在我的耳边苏醒过来，神归神，土归土，我彻底从晕眩中缓过来了，也暂时忘却了饥饿，用我在匣子里学到的红色歌谣回应姥姥那蒙太奇式的家乡民谣。“高高山上花千丛，　祖国千万好儿童，　朵朵鲜花朵朵红，　个个都是主人翁，　朵朵向着太阳开，　个个都听党的话，　朵朵花儿鲜又红，　个个跟着毛泽东　……”　　喝着古巴糖水，唱着红色歌谣，用"奶奶的出来烧香"对"做面红旗满街跑"；用"姑娘出来磕头”对"个个都听党的话"；用"上面坐个豌豆"对"个个跟着毛泽东"。一老一小、一新一旧，在这看似毫不搭调的语言碰撞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正在时代翻覆中消蚀、淬断。意识形态的碎片哗啦啦撒满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