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上的三个“不幸”之，五胡乱华

田李福（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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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田李福（山西）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代，被后人反复提起时，总带着一声叹息。五胡乱华，算一个。

　　这话一出口，很多人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中原大地烽火连天，胡人铁骑踏破山河，汉家衣冠仓皇南渡，生灵涂炭，十室九空。这画面有没有错？没错，基本事实就是如此。但历史如果只停留在一幅画面上，那就跟只看封面不看内容一样，亏大了。同一个时代，换一个角度望过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看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时代，过去一口咬定那是欧洲文明的大倒退，是蛮族入侵的大悲剧；结果研究了上百年才发现，所谓“黑暗时代”一点也不黑暗。日耳曼诸部与罗马遗民搅在一起，搅出了封建制度、骑士精神、基督教文明，最后搅出了一个近代欧洲。同样一个标签，撕下来之后，底下全是新东西。

　　中国这个“五胡十六国”时代，道理一模一样。

　　先说清楚，“五胡乱华”是传统旧史学的叫法，正史一般称“五胡十六国”。时间大致从公元304年到439年，之后进入北朝，与南朝长期并立，直到589年隋朝统一全国。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都是早已内迁、生活在中原王朝疆域之内的北方族群，是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历史来源，并非域外外来势力。十六国，是当时北方先后建立的十几个割据政权的统称，并非恰好十六个，其中也有汉人建立的政权，如前凉、西凉、北燕。

　　先看这五家到底是什么来路。匈奴，老熟人了，从秦汉起就跟中原王朝反复较量，长城就是为他们修的。鲜卑，最初是东胡的一支，被匈奴压制，后来匈奴衰落，他们从大兴安岭一带走出来，成了北方草原的新主人。羯，族源众说纷纭，史称其为匈奴别部，部分学者认为其源自中亚，随匈奴东迁入塞，其人深目高鼻，形貌与中原汉人差异明显。氐和羌，世居西北，从今天的甘肃、青海到川北一带，与汉人做了几百年邻居。这五个族群，没有一个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他们早已生活在中国北方广大区域之内，与中原王朝既有战争也有通商，既有冲突也有联姻。

　　问题出在西晋自己身上。司马氏诸王为争夺中枢权力，酿成八王之乱，自家人打得天昏地暗。中原精锐在自相残杀中消耗一空，千里沃野沦为战场，百姓不是被抓丁，就是逃入深山。内迁各族首领看到朝廷自毁长城，纷纷起兵。304年，匈奴贵族刘渊打出“汉”的旗号，自称汉家外甥，借汉室名号争取中原士民支持，以此消弭族群隔阂。这一手相当漂亮。你看，这哪里是简单的外族入侵，分明是一场夹杂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权力真空争夺的大混战。与罗马帝国崩溃时的日耳曼诸部迁徙相比，性质也不相同：日耳曼诸部不少是受匈人压力被迫向西迁徙，而五胡诸部早已定居中原境内，西晋统治秩序崩坏之后，各族上层趁机逐鹿中原，其中既有贵族的野心，也有底层民众反抗压迫的因素。

　　乱世的苦难，史书记得密密麻麻。杀人盈野，饿殍载道，城池化为废墟，田园变成荒草。这些记载个别地方或许有夸张，但整体方向不会偏离事实太远。任何时代，战乱对底层的摧残都是真实而沉重的，不需要美化，也不必避讳。但如果只看到苦难，就像看战争片只记住爆炸和流血，没看到战后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北方各族与汉人在数百年混战与共处中，发生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今天你建立政权，重用汉族士人，学习中原典章制度；明天另一族起来，继续走这条路；后天再来一个，照样如此。为什么？因为谁想在中原站稳脚跟，谁就得用中原的方式管理农业社会。这不是谁强迫谁的，而是现实逼出来的。征服者被被征服者的文明所征服，世界历史上反复上演。

　　最典型的例子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来改姓元。这位鲜卑皇帝做的事情，放在世界史上都算激进。他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本身就极具象征意味：从边地迁入中原腹地，等于宣告我不做塞外酋长，要做华夏正统之君。接着一系列改革砸下来：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通婚。这一套操作，常被拿来与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类比。彼得逼俄国贵族剃胡子、穿西服、学法语；孝文帝逼鲜卑贵族脱胡服、穿汉装、说汉语。两位相隔千年的帝王，干的事情有相似之处：主动拥抱更成熟的文明，改造本族，以图长治久安。彼得成功了，俄国走上欧洲强国之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从长远看也成功了，鲜卑最终融入中华民族。但这场改革并非没有代价。迁都洛阳、全面汉化，激化了六镇鲜卑军人集团与洛阳汉化贵族的矛盾，埋下北魏后期六镇之乱、王朝分裂的隐患。后世史家对此也有不同评议。

　　制度遗产，是这段乱世最实在的贡献。均田制，国家将无主荒地授予农民，种地纳租。其中露田身死归还国家，桑田作为永业田可世代继承。这套办法出自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由汉人李安世倡议，吸纳了汉地历史上的限田、授田思想，并非单纯鲜卑草原制度产物。不过北魏能够顺利推行均田制，也有学者认为，这与鲜卑草原传统中土地公有的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这套制度之后被北周、隋、唐继承，成为王朝重要的财政基石。

　　府兵制的情况需要分辨清楚。府兵制并非北魏创立，而是西魏宇文泰时期创立的制度。北魏的兵制是世兵制，以鲜卑兵户为主体。宇文泰在均田制基础上，结合鲜卑部族军事传统，发展出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经由北周进一步完善，最终为隋唐所承袭。鲜卑军事传统本是全民皆兵，平时放牧，战时出征；到了中原，与均田制结合，变为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国家不必耗费巨资养常备军，却保有一支能征善战之师。唐初东征西讨，靠的就是这套府兵系统。均田制与府兵制，都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没有鲜卑草原传统与中原农耕制度的碰撞，很难凭空生出来。

　　文化上，这时代也群星闪耀。佛教在这三百年间迎来空前发展，深度渗透普通民间社会，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云冈石窟的大佛，面容圆润，鼻梁高挺，既有西域色彩，又透出中原雍容，一张脸上就是东西文明交汇的缩影。文学上，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了后世中国文人精神上的避风港。书法上，王羲之《兰亭集序》被尊为“天下第一行书”。玄学兴起，清谈成风，士人追求精神超越，给血腥时代添了一抹飘逸。北朝民歌《敕勒歌》只有二十六个字，却写出了草原天地的辽阔苍茫：“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气魄，放到世界诗歌史上都不逊色。

　　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样深远。战乱迫使大批中原汉人南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他们带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把原本地广人稀的江南开发出来。此前中国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此后南方逐步追赶，到南宋终于完成超越。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幕，正是从“五胡十六国”时代拉开的。有人拿美国西进运动来比，说西进重塑了美国经济地理，造就了西部开发；中国南渡是被迫逃难，但迁移带来开发，开发带来繁荣，这一点上确有相似。不过两者的历史性质终究不同，美国西进伴随着对原住民的驱赶与掠夺，而衣冠南渡是中原流民在战乱中的避难求生，不可混为一谈。

　　更深一层，“五胡乱华”这个说法背后，暗含一个旧观念：中原是汉人的，胡人来了就是“乱”。这套华夷之辨根深蒂固。但若以今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回看，所谓“五胡乱华”，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族群之间一次剧烈的重组。匈奴、鲜卑、羯、氐、羌，后来大多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后代至今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历经千百年交融，诸族后裔早已汇入华夏人群之中。因此，“五胡乱华”作为旧史标签可以保留，但内涵早已超越“胡”与“华”的对立。它不是外国入侵，不是文明毁灭，而是中华民族这个大熔炉在锻造过程中最猛烈的一次添柴加火。所有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西方人早已把“蛮族入侵”的叙事从“黑暗”转向“融合”，承认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结合造就了中世纪文明，进而孕育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我们今天看“五胡十六国”，也应有同样的格局与眼光。乱世是真的，苦难是真的，冲突是真的；但融合也是真的，进步也是真的，新生也是真的。这些东西搅在一起，才构成那个真实而复杂的时代。

　　历史的魅力正在于此。它不是善恶分明的简单故事，而是一块多层的织锦，每一层各有味道。你可以尝到苦，也能品出甜。苦的是身处乱世的普通人的遭遇，甜的是后世从中沉淀下来的历史馈赠。乱世的苦难是真实而沉重的，而胡汉交融所积淀下的制度与文化遗产，为后来隋唐大一统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笔账，用历史的尺度一量，便知分量。

　　甲辰龙年冬初稿完成，乙巳年夏修改稿完成，丙午年春修改定稿于古黎半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