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的记忆

荣海

教师节的记忆

1986年，我从师范专科毕业，分配到城郊的三官中学任教。那一年，恰逢第二个教师节，学校安排我作为新教师代表发言。我当众说出十个字：“所学尽所用，教学并教育。”话语虽然流畅，可心底却惴惴不安：我能否守住这份初心？

作为学校第一位全日制专科科班出身的教师，我肩上担子不轻，兼任语文组教研组长、初一一班班主任，还承担年级主任的工作。彼时我暗下决心：务必备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位学生，与同事和睦相处。

当时学校共十二个班级，语文组教师年龄悬殊，却相处得十分融洽。下课之后，大家常常聚在办公室，研讨课文教法，推敲重难点如何突破。有时为教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过后却丝毫不存芥蒂。在这样的氛围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学生也渐渐爱上我的课堂。

教学上，我不喜墨守成规。初一阶段，我便把初二的词组、句子成分提前讲授。这部分知识枯燥晦涩，学生不易领会。连续讲授一周，我问大家听懂没有，台下齐声答“不懂”。我便继续讲授，又过一周，依旧有人摇头。我便放缓节奏，变换方式反复讲解，直到每一个学生都点头领会。

当时设有片区统考。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片区七所学校近三十个初一班级，我所带两个班成绩排在倒数第三、第四。成绩公布，我内心既不沮丧，也不慌乱。

我对师生们说：不必心急，我们慢慢来。到第一个学期末，局面悄然改观。此后连续三年，片区语文前十五名之中，我所带班级至少占据十席。有人说这恰似田忌赛马，细想确实如此。教育有时不妨适度超前，更要耐得住慢，方能行得更远。

那时候我的记忆力尚好。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我必先烂熟于心；即便不作背诵要求的课文，我也会熟读成诵。故而上课之时，我常常只携一盒粉笔，不带课本，亦不拿备课笔记。学生受我的表率感染，该背的篇目都能熟记，对课文内容了然于心。

教学相长，在教育学生的同时，我参加自学考试，取得了汉语言文学的本科文凭，对教学也有了更深的积淀。

对于有潜力的学生，我愿意倾注更多心血。从早读至晚自习，时时留意，从严要求。他们的作文与试卷，我坚持面批，也邀约其他任课老师一同悉心培养。

身为年级主任，我管理并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平日里和同事打成一片，下班之后一同喝酒聊天，坦诚相交。也会组织年级教师聚餐。遇到老师拖堂，我便直言提醒；有老师对补课心存迟疑，我便直接统筹安排；倘若有人工作懈怠，我便开门见山谈心，从不拐弯抹角。同事们并不记怨，反倒觉得这般相处痛快。大家干事没有郁结，工作日子过得舒心惬意。

课余，我不主张师生终日困守课本。闲暇时约同事打打麻将，爱好文学的同仁聚在一起吟咏诗歌；逢到周日，喜好骑行的伙伴相约，骑车去往乡间漫游。工作张弛有度，大家在生活上互帮互助，教学上也更加凝心聚力。

对待学生，我如同自家弟妹。既有爱护体恤，亦有严格要求。班里有几位学生家境颇有背景，一次劳动课上，几人发生斗殴。我依规处置，令他们停课一周反省。即便有人前来求情，我依旧没有更改决定。经此一事，全年级学生都信服我言出必行，班级管理也变得顺畅。我班学习委员天资优异，却家境贫寒，无力缴纳学杂费。他的哥哥前来替他求情，我当即应允：学费我来供。所幸这个孩子不负期许，后来学有所成，成为造福一方的基层干部。

那一届学生，在我的带领下创下学校历史最好成绩。考入中专与一中的合计近二十人。语文试卷满分一百二十分，最高分达到一百一十二分。全市语文中考成绩，我校位列第三。对于一所城郊中学而言，这份成绩实属难得，我也因此获得表彰。那是我执教生涯里最为风光的时刻。

可惜1991年，为了进城发展，我告别讲台，转岗从事行政工作。虽说在新岗位上也做出些许成绩，心底却总空落落的。每到教师节，看见昔日同行收到祝福、晒出学生贺卡，心中便泛起一缕说不清的怅惘。

五年讲台岁月，是我一生中最为踏实的时光。如今偶入梦境，我依旧伫立讲台，台下满座学子，粉笔划过黑板沙沙作响，宛如弹奏一曲秋日私语，舒缓安然。梦醒之后，纵然早已离开教育岗位，那份身为教师的热爱与自豪，经年未曾消减。

明天又逢教师节，写下这些往事，以此纪念那段三尺讲台的岁月，也算宽慰我这个半路“叛逃”的前教师。

（图片自拍加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