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专刊】散文：师者如烛，照我人生 丨 墩嶺山下的思念

轩毅·Lizhong

师者如烛 照我一生

——墩嶺山下的思念

轩 毅

去年秋天，经大河学长在兰州定西同学微信群里牵线，我相识了史德翔学长。三人都喜欢咬文嚼字，便并很快相知了……然二位学长于文学创作深耕不辍，造诣颇深，实为我当敬重与求教的师长。

定西三中背依连绵起伏的墩嶺山，不老的四季中关川河环绕校园蜿蜒而北，铁桥上，火车隆隆呼啸而过，声声鸣笛，好似在为莘莘学子鼓劲，造就了这里独有的一番景致……

一截废旧铁轨，一棵苍劲老树，定格了那个年代乡村学校的模样。钟声仿佛依旧在耳畔回响，将天南地北的三中学子紧紧牵系在一起……岁月更迭，钟鸣早已沉寂，青少年读书的记忆却不曾褪色。

比我年长几岁的史德翔学长，从这里初中毕业后，我才踏进这所令我神往的学校。他自然是我的学长。

　　我喜欢写点小文章，充实退休生活。每每发文，大河、耕夫、阳光润生、惠兰、玉芳、淑珍、风琴、永斌、生俊、等一众学长学姐、学弟学妹，常在网上为我点赞留言，时不时还打来电话给予亲切鼓励。还有同学把我的拙文拿到老年大学当作朗诵篇目，这份认可与鼓励，弥足珍贵。这份同学情谊实在难得——人前不吝赞美，背后亦多称许，始终如一，没有半分敷衍。

平日里，我也常与史兄在微信上切磋文字。他总能敏锐地指出我文中的不足，提出中肯的修改建议，如春风化雨，一次次拓展了我的创作思路。

先前，在一些刊物上无意读到过他的文章，从文字中慢慢知晓，学长一直在黄河岸边、疏勒河畔工作。工作之余卷不释手，坚持写作。退休赋闲，继续笔耕，令我感叹。学长不显示露水，总给人以谦恭低调从容淡定的模样。校友们聚会，总想邀德翔兄围炉品茶，互诉掏心窝子的话。当然我总想借此讨教做人作文的话题。

多年来读着史德翔学长的文章，从未见过真人，心里一直好奇他是什么模样。一天点开手机视频，屏幕里出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面色红润、眉眼温和，周身透着慈祥儒雅的书卷气。即便没有戴眼镜，也能一眼看出是底蕴深厚、有学识修养的文化长者。我深知，他也是一个重情义、古道热肠的人。前阵子我回兰州，与在兰的几位校友小聚，当时他人还在外地处理事务，听说我来了，为见我一面，特意托人驱车几百里来兰。于是，我俩有机会并肩而坐，大河压下快门，留下了我和学长笑意盈盈的照片，定格了我俩初次相见的瞬间。

两位老同学相见留影，史德翔（右）李忠（左）

　　我俩相识数日，似觉相见恨晚，感受最多的总是兄长般浓浓的温暖。

那天晚上，书页翻阅到他那篇《怀念我的老师》，读之，每一句都勾起我思念老师的话题。不禁，几十年压在心底的往事一下子涌上了心头，辗转反侧，几乎彻夜无眠。他文中写的几位治学严谨、慈善悲悯的老师——其中之一就是影响我一生的恩师杨志成。

史德翔写的《怀念我的老师》

　　我和学长同出一门。学长记忆里的杨老师，讲《报任安书》的情景是：司马迁受腐刑的屈辱后，还要坚持撰写《史记》时情景，瞬间，恩师教态慷慨激昂，泪洒讲坛，听讲者无不动容……而我听杨老师讲课，和学长虽同校同师，当年的处境却大不相同，这或许与当时“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特殊的境遇有关，连续挨批斗的杨老师早已被磨去了锋芒，再也听不到讲到动情处他那锋芒毕露的教态。

杨老师讲鲁迅《呐喊》中的《阿Q正传》让我印象最深。阿Q是个没家、没名字、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流浪汉，常被人欺负，却从不反抗，而是靠一种奇特的心理机制让自己“赢”回来。说白了，就是现实中受了委屈不敢面对，就靠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在精神上虚构出一种“我比你强”的假象。现实中，很多弱者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鲁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绝不是为了嘲笑阿Q，而是为了剖析当时社会的“国民劣根性”。作品写于1921年，辛亥革命已过去十年。鲁迅沉静下来对革命做了总结，却是以Q这个不起眼人物表达了结论，遂成了中国民族性的共名人物。通过老师的深入剖析，我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杨老师讲的《祝福》同样让我难忘。祥林嫂被迫改嫁，痛失两任丈夫，连心爱的儿子阿毛也被狼叼走。她逢人便反复念叨“我真傻，真的……”来倾诉丧子之痛，而不是像单四嫂子那样在梦里不断呼唤儿子。这些文字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生了八个孩子，夭折了五个，在父亲去世后，又独自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其中艰辛可想而知。我的母亲不是鲁迅笔下那些被苦难打倒的人，她是最勇敢、最坚强的人。

文以载道，杨老师讲的这两篇鲁迅的文章，始终印在我的心里。我记住它们，绝不是为了学阿Q的麻木，而是为了像鲁迅先生期盼的那样，唤醒自己，努力自强，活一个有尊严、能自立的人。

　　我的高中时期还在文革阶段，学校不看重读书，哪怕成绩差、只要‘政治思想好’‘劳动积极’‘团结同学’仍归入‘合格’行列。我们经常去冯家岔干活，拾上粪往山背后石家岔送粪，翻地、拔草，拔田，田野里的喊声、笑声，盖过在教室里的读书声。那时候不看成绩，只看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我出身不好，又从小残疾，读书年纪辗转四个学校，走到哪里都受人冷眼。人越来越自卑，心里越来越灰，书读不进去，成绩差，身体弱，整个人都是蔫的。那几年高中，我过得很糊涂，也很压抑，人世的凉薄，我小小年纪体会得太透彻了。因为心里苦，性格脾气难免有些古怪，就连学期鉴定上都写着‘有时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哪里是我听不进批评啊？残疾人内心的苦，谁能真正理解？我承受的歧视太多了，不是不想接受，而是心早就被伤透了，再也承受不住了。

在学校档案室里还存有我的《学期鉴定表》档案记录。泛黄的纸页上，手写的评语里字字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烙印。表格中对于“政治表现”的反复强调，与学业评价的缺失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句“有时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如今读来满是心酸——那不是叛逆，而是一个残疾少年在无尽的冷眼与自卑中，为了护住最后一点自尊而筑起的脆弱防线。

　　唯独班主任杨老师不一样。别人看我不起眼，看我残缺，看我出身不好，只有他从不轻视我，从不冷落我。我心里的胆怯、消沉、抬不起头，他都看在眼里。没人的时候，他会悄悄开导我，对我说：“人只要心里装着党、装着人民，所有烦恼苦痛都会抛到九霄云外。”这句话年代很老，可在我最灰暗、最自卑的少年时期，这是唯一照亮我的一句话。后来几十年，我一直拿它当做人做事的准则。

高中毕业后，我留校筹办“五四〇六”菌肥厂，和高一级的董姐共事。次年她考上大学离开，厂子只剩我一人，既是厂长又是工人。外人听着好听，也算留校人员，其实差得很远。别的老师都是正式编制，吃食堂，拿工资；只有我顶着一句虚名“李老师”，挣的是工分，算是校内社员。每到饭点，老师们成群结队去打饭，热饭热菜，说说笑笑，我不敢凑过去，只能窝在宿舍自己生火，随便煮点东西果腹。偶尔跟尚忠老师凑一块揪面片，节假日朱光民老师总让儿子朱小平喊我去他家吃顿热乎饭。那种窘迫，那种自卑，那种说不出口的难处，一直压在我心里，我从不跟人提。

杨老师全都看在眼里。他很照顾我的脸面，从来不当众点破我的难堪，只是隔三差五叫我去他宿舍坐一坐。没有大道理，就是几句家常，问问身体，问问近况。他不说安慰的话，却处处在安慰我。

后来政策变化，很多下放户都想方设法返城、落城市户口。我也想给妻儿把户口办好，让家人日子好过一点。我跑了一年又一年，四处求人，次次碰壁，自己都快死心了。杨老师不忍心看我这样，主动帮我奔走，一次次跑公安局、跑户籍股，替我求人说好话。最后因进城指标少、没政策原因，事情没办成，但我心里清清楚楚，他真的尽力了。这份情，我记一辈子。

再后来，我母亲离世。我当时整个人都是懵的，伤心、慌乱，什么规矩、什么流程全都不懂。又是杨老师，放下自己家里的事，协助总管全程帮我料理丧事。写挽联、守礼数、安排诸事，帮我安安稳稳送走母亲，也帮慌乱的我稳住了心神。

我早就想写一写杨老师，多少次提笔，多少次放下。恩情太重，我文笔太笨，真的怕写不好，反倒轻了他这份如山恩情。今天再读学长的文章，看到一句“杨老师说话快而有力”，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不同学生眼里的老师，是不一样的。课堂上的杨老师，意气足、语速快、铿锵有力；我见得最多的，却是生活里的杨老师。我几次去他家，亲眼见过他侍奉老母亲，在长辈面前他说话轻轻的，语速慢慢的，性子特别柔，带一点温顺的娃娃气。邻里都知道他是大孝子，对待爱人、孩子也是温和耐心，家风端正，守着老辈人的仁义规矩。温良顾家是他，站上讲台一身风骨、尽心教书也是他。

杨老师退休之后也没闲着，一心编修县志、整理乡邦旧事，特意喊上我，领着我逐一拍摄有历史意义的旧志与老建筑，在定西县志上也留下了我李忠的名字。那时候他走路已经不快了，精神看着挺好，实则身上常年有病，兜里常备药物，一直默默扛着。我那时候年轻迟钝，竟丝毫没有察觉。

1983年秋，李忠（左一）与恩师杨志诚（中）、县委吴师傅（右）在景泉拍摄资料片时合影留念。

　　活到这把岁数，我常常感叹自己的人生。我就像黄土坡上一粒残缺的种子，命不好，身有缺憾，家境单薄。这辈子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冷眼多于帮扶，可我也遇见不少贵人，杨老师便是其中一直关心照料我的那一位。他从不俯视我，也不怜悯式施舍，他是平视我，尊重我，把我当一个正经孩子看待。在我最卑微、最灰暗的年月里，是他悄悄护住了我的自尊，照亮了我的前路。那份温暖不热烈，却绵长有力，暖了我一辈子。

　　慈祥的杨老师生于1934年，于2005年逝世，享年71岁。虽然他已离开，但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善良、孝道以及为人处世的精神，早已深深融进了我们这些学生的血液里，伴随我们一生。

史学长是个有心的人，他回乡听说周瑞麟、纪建昌两位老师生病住院，专门抽时间去医院探望。他在文章里记下了那一代老师的可敬：周老师带病站在课堂，心里放不下学生；纪老师卧病在床，还想着义务家教；还有很多老教师，忍着病痛也要站上讲台。读着这些文字，我心里发酸。那一代人的师道，纯粹、干净、无私。

我写不出漂亮文字，心里情深，笔下笨拙，不敢轻易写，怕辜负了他们。但老师的每一句教导、每一次帮扶、每一份温柔，我都牢牢记得。杨老师那句老话，我年少不懂，如今全懂了：人活着，心里装着责任，装着别人，装着善意，自己的苦就小了，自己的难就轻了。这句话，支撑我走过半生风雨。

文章最后，学长写了一句山野间的呐喊：“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声音微弱，却倔强不屈。我看着看着，心里忽然明白，这，就是杨老师的一生。他像一盏风中烛火，不刺眼，不张扬，摇摇晃晃，却始终不灭。照亮讲台，照亮岁月，也照亮了我这个苦命少年的一生。

师者如烛，默默燃己，岁岁照人。



发表于2026年9月5日《西岩茶座》1137期【教师节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