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二舅

静云任军平

那块红糖

表弟在电话里的声音像隔着一层雾。二舅走了，在病痛的啃噬下走的。我握着话筒，眼睛盯着窗外的老槐树，叶子正一片片往下掉。

记忆里最先浮上来的，是舅家那口敞口烂窑。每次去，二舅总嫌我头发长，说像个“蛇皮二溜子”。不由分说把我按在窑洞门口的石墩上，剪子咔嚓咔嚓响。头发茬子落在脖子里，痒得直缩脖子，可他粗糙的手按得牢。“坐好！”粗声粗气的。现在想来，那时剪下的发丝里，藏着一个庄稼人对外甥最朴素的疼惜。

七十年代什么都缺。可每到傍晚，油灯刚点上，二舅就会把我拉到灶台背后。他掀开瓦罐，小心地摸出一小块红糖，塞进我手心。糖纸是草纸，有些潮了，可那点甜能让我咂摸一整晚。他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把糖放进嘴里，昏暗的灯光下，他的眼窝很深。

连阴雨天的二舅是闲不住的。雨稍歇，他就披上烂麻袋片往山上走。我在窑门口远远望着，一个弓起的影子慢慢移动，像山的一部分在走路。开出的荒地现在全是花椒树，夏天经过那段山路，空气都是麻香麻香的。村子里的老人说，那半架山的树，是二舅用一双鞋底走出来的。

两个表弟都像他。大表弟的演艺公司做得红火，小时候二舅在院子里拉二胡，他就在旁边跟着哼；小表弟开大货车，那股子吃苦的劲头，活脱脱又是另一个二舅。两个表妹日子过得也顺当，电话里说“勤俭持家的家风一直鞭挞着她们”——她用了“鞭挞”这个词。我想，那该是怎样的鞭子，才能把一个普通庄稼人的品格，抽进子女的血肉里。

可我总是想起另一个画面。大概是八岁那年的夏天，我在窑里午睡醒来。二舅坐在门槛上，背对着我，正把什么东西往嘴里送。他以为我睡着了。我偷偷看着，他手里捏的是我吃剩下的红糖渣子，一点一点舔干净。那一刻的阳光从门框斜进来，照在他躬着的背上，蓝布褂子洗得发白。

我没有出声，又悄悄闭上眼睛。

后来年岁渐长，红糖早就不稀罕了。可每次路过副食店，看见那种草纸包的红糖，总会站一会儿。纸包的，潮潮的，像从七十年代的瓦罐里刚取出来。

表弟说，二舅走的时候很安静。我想象着他最后的样子，却是他年轻时的模样：扛着锄头从山坡上下来，裤腿卷到膝盖，脚上全是泥。夕阳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得能盖住整个山坳。

那半架山的花椒树还在长，今年秋天又该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