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家码头五姐我的好妈妈》回忆录连载·第十二章 森工局大院（二）

柳北朱华英

我们又搬家了，搬到森工局大院的另一边。

那里有个侧门，出门便是一片稻田，有条小沟顺着田垄流向铁路，穿过铁路后，便不知流向了何方。新家似乎宽敞了些，是两间大小一致的居室。后面被妈妈开垦成一片菜地，旁边又搭了一间厨房。厨房只留出一小部分用来炊煮，大半的空间被妈妈圈起来养了兔子。这样一来，家里起码每月都能尝到兔肉的滋味。

厨房靠着侧边与后边的两面围墙，前方的空地，也被妈妈整整齐齐地辟成了菜地。后来政策稍许放宽，妈妈又在菜地边搭起了猪圈，添了一头小猪崽。沿着围墙根，她都细心地点下丝瓜、水瓜、南瓜的种子；在各个旮旯角落，又种上了大薯、洋芋。每逢休息日，妈妈总会带领爸爸和大哥、二哥到“月亮弯”去开荒，种些红薯、芋头等。我则被锁在家里照看妹妹，门边摆着一大锅粥，是供我们吃的。不懂事的我们三个，有时还用手捞粥来舔。

那时的我，尚不辨东西南北，活动的范围，早已从森工局大院的前院、俱乐部、球场周围，扩展到了侧门外和后门外——后门就在铁路边上。

虽然从食堂打回的饭菜日渐稀少，但家里的铁锅里，常年炸着红薯、芋头，还有一小碗留给我的米饭和几根菜——那是专为我留的，只因我长年患病。这让我们不至于太过挨饿。妈妈还常用木薯粉，制作一种外层裹着炒香的黄豆粉的糍粑，取名“马打滚”，分给大家吃。

在模糊的记忆里，妈妈外出买米或油，总是在天色微黑时，才悄悄从侧门回来。那时的油是用瓦罐装的，年幼的我不懂事，懒得去取挂在篮子里配给我的鱼肝油，以为罐子里的也是鱼肝油，便用筷子蘸了一滴，拌进我专属的饭里。谁知入口又苦又涩，我不敢浪费那碗米饭，只好硬着头皮，一口一口把它咽了下去。

也有老乡挑着红薯上门。妈妈与那人交涉几句后，对方便把成挑的红薯全倒在我们家地板上，再帮着堆到床底。他们交易的过程，总是小心翼翼，仿佛生怕被旁人知晓。

那时候，人民公社大食堂兴起，大家都去吃大锅饭。起初，大伙集中在餐厅用餐，还能添饭；后来便不再添，只能各自打饭回家吃。

大食堂的餐厅，原来是俱乐部。开始，每当周六，人们吃完饭就将场地打扫出来，留给开舞会用。有一天，吃完饭后，我还在俱乐部门口捉蚂蚁，扒泥沙玩得不亦乐乎，忽然听到鼓乐响起，就看到有人陆续走进俱乐部，其中有我爸的学徒，男女都有。女的喊我小朱妹，男的叫我小猪仔。我爸也来了，他用白话叫我回家，说完便自个儿进了俱乐部。

我转身回家，刚到家门口，就看见妈妈正蹲在门口的洗衣板前，用力地搓洗衣物。那洗衣板是两条马凳上架着的一张大木板，只听“唰！唰！唰！”的声响，她一遍遍刷着衣服。我虽没凑近细看，但旁边的大脚盆里泡着一大堆工作衣、裤，这样的场景此前也出现过，我心里清楚，那是爸爸学徒们的工作服。

我那时年纪尚小，又因为常年生病，性格孤僻，脾气又暴又犟，可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公公正正的人。以我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件事让我满心气愤：为什么爸爸能去俱乐部跳舞享乐，妈妈却要辛苦地帮他的学徒洗衣服？只是如今，我早已不再是当年那般想法。每每想起这件事，只觉得妈妈是个勤劳、善良、坚强、坚韧的人，一生紧紧追随爸爸，是最典型的中国传统伟大女性。

再到后来，饭罐里的米饭越来越稀薄，不光我们小孩子吃不饱，大人们也在默默忍受饥饿。

眼看日子难以为继，可粮油那时是统购统销的物资，私下买卖是明令禁止的。一旦被举报，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被扣上“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罪名锒铛入狱。

为了我能活下去，为了全家能有一口饱饭，妈妈铤而走险，冒着风险去黑市买粮油。那些米、油、红薯、芋头、木薯，甚至是本来喂马的苞谷粉，她从不敢光明正大地带回家。总是等到天黑才悄悄进门，或是托人偷偷送到家里，每一步都走得提心吊胆。

那时的我，患有致死的小儿肺痨，胃口极差，吃不了杂粮。可那时连粮店卖米都要搭售杂粮，妈妈实在没有办法。她只能一次次铤而走险，为了她的孩子，默默扛起了所有的风险。从前年幼，不懂妈妈的这些“悄悄”举动里藏着多少不易，甚至还有些不屑。如今随着回忆层层深入，我才如梦方醒。

母爱，从不需要惊天动地，它就是这样一种无声的浸润，深入骨髓，护你一世周全。一段往事，一份恩情，记忆虽泛黄，母爱永滚烫。愿天下所有妈妈，平安健康，福寿绵长。

老年创作者—朱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