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家码头五姐我的好妈妈》回忆录连载·第十章 宜山—在宜山的岁月

柳北朱华英

又逢妹妹出生

不知道是受了苏联那部《英雄母亲》的影响，听说当年苏联，凡是能生下十个孩子的女人，都会被国家封为“英雄母亲”，戴上勋章，受人尊敬。也或许是那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节育，更不会节育。明明妈妈已经被生活压得那么累、那么苦，身子骨都快熬不住了，却还是接二连三、噼里啪啦地，把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带到这个世上。而这一年，妈妈又给我添了一个小妹妹。

那一天下午，二哥放学回家，人还没跨进门槛，声音先冲了进来，直接命令我去煮饭。我站在原地，瞪着眼睛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他见我不动，又理直气壮地补了一句：“我是哥。”

那时候家里好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长兄为父。我年纪小，很多大道理都不懂，可“小的要听大的话”这个规矩，我是从小听到大、刻在心里的。没办法，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转身，去灶膛边生火煮饭。

那时候，我们已经从宜山汽车站边的茅草房，（也不知那烂茅草棚是租的还是爸爸自己搭的）搬到厂里住，可日子依旧过得十分艰苦。我们住的地方，原本是厂里一间又大又空的旧库房，后来用薄薄的篾垫一隔，就分成了两家。屋子小，人又多，挤挤挨挨，转身都能碰到人。进门那一小块被篾垫隔出来的地方，就算是我们家的厨房兼餐厅了。

中间再隔出一小间，是两个哥哥的地盘。那间屋子没有窗户，夹在正中间，白天进去也是黑咕隆咚的，我从来都没想踏进去过。穿过走道，往后面走，才是一间稍微大一点的房间，那间房有窗户，光线亮堂一些，里面摆着两张床。我平时也不怎么进去，只有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进去，白天大多只在门口附近转悠。

因为我从小就带着一身慢性病，体质弱，托儿所和幼儿园都不收我，我只能天天在门口外面晃来晃去。那时候去医院看病、打针，大多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去，妈妈只有在晚上收工之后，才有空带我去一趟医院。现在想起来，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怨的。为了工作、为了挣那点钱养家，妈妈几乎把我和二哥都“放养”了，可再细想，也怪不得她。

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妈妈那时候也才二十多岁，三十出头的年纪，正赶上全国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口号喊得震天响，到处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妈妈的干劲也被带动得格外高，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干什么工作都风风火火、冲在前面。也正因为这样，她才当上了厂里的工会积极分子，还有机会去南宁开会。也正是她这一身的热情，硬生生把我的童年时光，压缩得所剩无几。那时候我懂什么呀，什么都不懂，现在回头看，才慢慢明白过来。

我们家那时候用的是老式铁锅灶，烧的不是柴，也不是煤，而是木糠。我好不容易把饭煮好，爸爸也刚好从厂里下班回来了。爸爸把菜烧好之后，就问我，妈妈回来了没有。我摇摇头，说一直没见到妈妈的影子，我也不知道妈妈收拾出来的那块菜地到底在哪个方向。爸爸听完，二话不说，自己转身往菜地的方向走去，去把妈妈找回来吃饭。

妈妈明明已到下班时间，人去哪里了？不用猜也知道，她肯定是直接去菜地忙活了。妈妈这辈子，不管搬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块空地，开垦出来变成菜地，种上各种蔬菜。也正因如此，我们家一年四季从来没缺过青菜，根本不用上街买菜。菜吃不完的时候，她还会摘一些送给隔壁邻居，一来二去，邻里关系也处得十分和睦。

等到收成的季节，菜多得吃不完。那时候家里又没养猪养鸡，扔了又实在可惜，于是，就多了一件让我去街上卖菜的差事。也许，妈妈的勤劳早已刻进了骨子里，成了改不掉的习惯。我印象里，在家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她的手真正闲下来过。

爸爸很快就把妈妈找了回来，妈妈一进门，手里还紧紧拽着一把刚从地里摘回来的红薯菜。爸爸一进门就吩咐我去烧开水，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先歇口气，竟然径直朝里屋走去。过了一会儿，爸爸提着装满开水的暖水瓶走进里屋，很快又走了出来，轻轻拉上房门，一声不响地坐下来吃饭。

屋子里安安静静的，过了好一阵子，我才隐隐约约听到里屋传来一阵咿咿呀呀的细小声音，很轻，很弱，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

那天晚上，大哥到底回没回家，我已经记不清了；二哥跑到哪里去疯玩，我也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我是自己一个人爬上床睡觉的。妈妈自始至终，都没有叫我过去看一看，那个刚刚出生的小妹妹。而大妹妹是全日托，住幼儿园的，每周只回家一次。

那时候的大哥，经常找学校有活动的理由，不待家里往外跑，在外面疯玩疯闹。不过，玩归玩，他胆子再大也不敢真的离开家，他从小就跟在妈妈身边，特别依赖妈妈，是那种“打死不离家”的孩子。

二哥就不一样了，他在学校过得一点也不好。因为一只眼睛有梅花眼，看东西不太清楚，班上的同学总是欺负他、侮辱他，还故意当着面叫他“独眼龙”。二哥性子烈，哪里受得了这种气，动不动就和同学打起来。每次老师一告状，回家挨骂受罚的永远是二哥。我常常在心里偷偷想，那时候的老师，到底有没有公平对待过他，有没有好好教育过那些先欺负人的学生？

也正因为这样，二哥一受委屈就往外跑，能跑多远跑多远，一个人在外面晃悠到天黑。我爸爸那一套观念很古板，有事只从自己孩子身上找原因，不客观对待，总信奉“棍子头下出好仔”，现在想来实在愚昧。不管出什么事，他先怪的都是自己的孩子。二哥心里不服气啊，在学校老师不公平，在家里你又不评理，你打我我就跑，你越打，我越跑。

妈妈倒是比爸爸开明多了，她其实是愿意让二哥跑的，不像爸爸那么死板。她曾经在打过大哥之后，跟大哥说：“大人正在气头上，你先跑开，等气消了再回来，免得被打，也免得大人着急出去找你。”她还不止一次告诫过爸爸，不准随便打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由她来教。只不过，后来她气急了，也动手打过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哥去翻汽车站堆放在一起的包，结果，有个包顺着堆边慢慢地滑下来，轻轻压在我的腿上，直接把我的腿压折了。有人到厂里通知我妈，我妈急忙抱起我就去镇上找草医。爸爸回家听到这事，气得把大哥绑在门边，拿鞭子狠狠抽打。据二哥后来跟我说，那一次，大哥被打得特别惨。妈妈回来之后，心里又疼又气，却也不好再当着爸爸的面发作，只冷冷丢下一句：“以后，我的孩子，我来教。”

爸爸向来疼妈妈，是个出了名的“老婆奴”，从来不敢忤逆妈妈的话。从那以后，爸爸也就很少再动手打他们兄弟俩了。但二哥见证过大哥挨打，他还是畏惧爸爸的。

兴建幼儿园托儿所时，我生病，没资格进幼儿园。二哥在家带我，所以我们俩都没进过幼儿园。两个妹妹就不同了，她们从托儿所到幼儿园都有人带，所以她俩都胖乎乎的，可爱极了。

记一段苦乐交织的年少岁月，

忆一段苦日子里的妈妈，

心底藏着说不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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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创作者—朱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