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五载 :苦守乡野盼归程 （三）

老知青

当年的知青屋 开裂的泥坯土房 石板铺就的书桌 身穿海魂衫 正而八经手拿毛选 摆拍于1974年初夏（ 二赖拍照 ）

不辞辛劳 前来探望

刚下乡的头两三个月，恰逢栽秧农忙季，先后有两批老同学，不辞路途遥远，专程赶来生产队看望我。第一批，三女一男：周万和、熊芸、钟国安、林碧仙。几十里山路全靠步行，一路风尘仆仆赶到我们知青点，留宿一晚，第二天便启程返回。身在陌生的乡下，能够见到昔日同窗，心底涌起的那份暖意，实在难以用言语诉说。

时隔没几日，第二批同学又过来了，是张淑容、刘自禹、刘席芬、魏英四位女同学。她们一方面是过来探望我，另一方面也想实地看一看，我所处的生产队真实的模样。其中还有尚未下乡的同学，心里迫切想要了解乡下的日常境况。

我们知青住处狭小简陋，根本挤不下这么多人。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找村小的周中贵老师商量，希望能够借用他的房间安顿几位女同学。周老师十分体谅知青的难处，爽快答应了请求。大家就挤在一起打通铺，总算解决了住宿的难题。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几个月之后，打谷子的农忙劳作告一段落，钟家友从城关区孔雀公社来到我的生产队。我们二人约好，打算去往乐至上半县大佛区民主公社探望那边的同学。

天还蒙蒙亮，我们就动身出发。一路途经童家区的人和公社、桂林公社，走到童家镇，再辗转去往放生公社，一路翻山赶路，直到傍晚六七点钟，才抵达大佛区民主公社。算下来，整整走了十一二个小时。这般不怕苦、能长途跋涉的劲头，也只有年轻的时候才拥有。

第二天我们便和当地的同学一同赶场闲逛，相聚玩乐。来到场上总想能遇见同学陈蜀宁，李永彬，周万和（贵娃）等熟悉的脸嘴，始终不见踪影，在一齐的同学说他们不在同公社，叫啥东禅公社。那年代，通讯不发达，谁能知道你在哪呀…也是在理哈！

待到第三天，又徒步沿着原路折返。如今回想，这一趟漫长的远行，皆是年少时真挚的情谊，全然不计路途艰辛遥远。

与哥们钟家友（铁罗汉）在生产队刚刚替我们建好的知青房门前屋檐下 桌上竹壳水瓶 水杯为增加拍照效果 现摆放的 按今说话叫摆拍 这用心良苦 为后来翻看增加不少回忆

半山坡上 头戴军帽 脚套白网鞋 身穿小管裤 肩挂马桶包 时尚穿戴 贫下中农一眼 就能判断出是知青 真实写照 如假包换

下乡在乐至 分别在四个区插队 四人都是同校同年级同学 也有同班的 参加2016年内江市知青联谊会活动合照 左一 张淑容 （大佛区）邓世明（童家区）陈玉林（石佛区）蒋祖国（石湍区）

　　赶县城 乡野知青相互走动

下乡才短短数月，我与老幺约上，六队的知青江小荣、蒋朝霞，一同徒步前往乐至县城游玩，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赶县城”。

一路步行两三个钟头，途经临江、兴隆两处场镇，方才走到县城。进城之后四处闲逛，彼时我们从内江下乡带来的生活用品十分齐备，也没有什么物件需要买的。我和老幺各自买了一面小镜子，至于两位女知青挑选了些啥子东西，我们便不得而知。

踏上返回生产队的路途，我们一路走一路闲谈。想起乡下老乡常挂在嘴边的趣味打趣：进城买镜子、蚊帐挂钩。当地方言谐音戏谑，把这件事说成“买镜子，照钩子”，“钩子”是乡间口语，暗指屁股。几个人边走边开怀说笑。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趟县城之行，消解了劳作的疲惫。这份朴素的快乐，时至今日依旧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们生产队的田地，和童家区地界紧紧相连，人和公社更是与我们田土相接、阡陌互通。

我们生产队距离童家区新团公社，只有十多华里，路途不算遥远。当年以街道名义插队下乡的部分同学，便被分配在这里。农闲时我和老么前去探访，见到同学邓世明，眼前的景象让我印象很深。作为城里来的女娃儿，她完全豁出去了，与当地男劳力同工同酬。挑大粪、栽秧，样样重活都咬牙扛下来。

她这般拼命吃苦，并非天性逞强。心里揣着的念想，和我们许许多多知青一样：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努力博取社员、大小队干部的认可，用实实在在的表现换来大家的信任，盼望着能争取到机会，早日脱离农村，返回城里。

上学时同桌的廖广慧也在这公社，据说不久就转到另一个县去了，我们去新团多次未曾见到本人。

童家区桂林公社的肖昆明离我们也不算远，闲暇时候，我们不知去了多少次往他那里串访游玩。

当娃儿时穿叉叉裤形影不离的玩伴艾才勋（艾娃）插队在安岳，就不可能跑去串门喽！只能书信往来，才能知道你我在农村的艰辛困苦。

在乡野之间，熟悉了解并知根知底的同学，邻居，虽然不在同公社的知青，相距不远，都喜欢互相往来，彼此慰藉。

黑白照片 给我留下的是回忆 回不去的是青春年华…右一钟家友（铁罗汉）右二吴木元（老幺）右三黄克虹 左一蒋祖国

晒坝趣事 山野劳作点滴

那个年代农村条件十分简陋，家家户户都没有平整宽敞的水泥院坝。福裕点的村民，自家花钱购买竹编晒席。整个生产队仅有一两处，三合土夯实的晒坝，专供全队晾晒粮食。

天还未破晓，社员们便早早出动，把集体分配或是自留地收获的玉米，挑到晒坝摊开晾晒。我们年轻人贪睡，常常赶不上早起占位。于是便琢磨出一个土办法：头天夜里，提前把玉米芯摆放在晒坝上，圈出一块属于自己的位置，第二天直接来摊晒粮食。

淳朴厚道的乡亲，也包容了知青这种略带取巧的小举动。时隔多年回想这些细碎片段，也算我们这群外来青年，给闭塞的乡土，带来一丝不一样的鲜活气息。

待到年冬腊月，农活进入淡季，生产队就组织社员上山修整坡地土埂，加固山体，减少水土流失。俗称挑土边，

我便和老幺结伴，一同上山挑土劳作。寒冬凛冽，平日里伙食本就清苦，干上一阵重活，腹中很快饥肠辘辘。我们索性放下锄头、扁担，径直收工回家。取红苕磨成的淀粉调成面糊，依靠老幺的手艺，煎上几锅欠粉粑，以此充饥，消解一身的疲惫。

我们知青住地门前，连片分布着几块大水田五六亩。冬去春来，到了育秧放水的季节，水田里自然生长不少鲫鱼、鲤鱼，大的足有一斤重。生产队会抽调年轻劳力下田捕鱼，所有捕获的渔，统一上交集体，再分配给全体社员。放水捉鱼时，队上安排我和老幺下田，老幺下到水里捕捞，趁人不备，甩在身边，我就把两三条约一斤左右的大鱼，偷偷装到我们带来的.雨靴里。之后我们带着鱼，去往五队知青龚平住处，私下烹煮解馋。

品尝鲜鱼的那一刻，心中既有口腹得到满足的喜悦，也暗自感慨，大抵也只有知青，才敢生出这般大胆的念头。

那时候，部分当地群众对知青的观感并不太好，坊间流传着不少关于知青偷鸡摸狗的故事。我与老幺共处的那几年，始终恪守本分，从未有过偷盗乡亲东西的行为。

童家区人和公社，有一位外号叫二赖子的知青，素来有偷窃的习气。他时常跑到我们队串门，偶尔还会拎来偷得的鸡。1976年1月8日，是我在农村的最后一段日子，那天传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举国沉浸在悲痛之中。当天我照常下地参加生产队劳动，老幺留守住处。二赖子把偷来的鸡带到我们知青住地，老幺帮忙宰杀褪毛，处理完毕之后，用报纸裹好鸡毛残渣，丢进粪池销毁。当时大家心里都明白，处在举国哀悼的特殊时期，干部下乡巡查会有所减少，二赖子才想借机解馋。

即便如此，我和老幺依旧守住底线，绝不参与偷窃，这段经历，我至今记忆清晰。二赖子还有一桩不为人知的本事，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台135照相机。每逢赶场，他便背着相机混迹集市，借着人多拥挤伺机扒窃农民的钱包。他的这些所作所为，我和老幺都心知肚明，只是当时没有声张。

赶场散场之后，碍于情面，我们留他到生产队做客。他拿起相机，为我们拍下几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相片之中，留存下我、老幺、二队的克虹，还有从孔雀公社过来串门的钟家友的身影。岁月流转，每当翻开这些泛黄的老照片，总会心生万千感慨。这些定格青春瞬间的黑白照片，对我而言无比珍贵。

反复看这张五十多年照片 内心有何感想 确实不好回答 照片中最小的（右一）离开我们快十年了…

　　知青交往 人生机遇的得失

平日里知青的交际圈子比较有限，大多只是和本公社的知青，以及邻近公社插队的同学、儿时来往的街坊互通串连。与更远地方的知青就少有接触。

大约下乡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1974年前后，二队知青黄克勇到区上做小工，结识了朝阳公社的胡老四。经由克勇引荐，我和老幺同胡老四熟识，此后每年都能有一两次相聚往来。

有一件刻骨铭心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记忆尤深：二队的克虹通过推荐考试获得上大学的名额，即将告别农村赴外地求学。受克勇所托，胡老四专程来到我们公社。我、老幺连同胡老四三人，一道护送克虹前往乐至县城，他将从这里搭乘长途客车奔赴上学的城市。胡老四受克虹请求帮忙将他的部分行李送往内江。临别之际，我提议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拍完照片，我和老幺便与众人辞别，动身徒步返回生产队。走到距离县城十余里、临近兴隆公社的山坡乡村公路时，我俩口干舌燥，望见山坡橘林挂着不少尚未成熟的柑子，便想摘两个解渴。手刚伸过去，就被守林的农户发觉，农户大声呵斥，径直朝我们追过来。慌乱之中，老幺掏出随身带的自制火药枪，朝天上鸣了一枪。追赶的农民被枪声吓住，不再上前，我们才借机快步脱身，一路赶回生产队。

几年后，知青回城的路子渐渐多了起来。一部分人依靠父母退休顶替得到城里的工作；办理病退手续提前返城；下乡年限满足要求之后，还可以参加中专、大学的推荐选拔考试。我们大队升学离开较早的四队刘泽英：二大队刘胜蓝，王成林，三大队刘松梅，六大队曾嘉烈，七大队刘金海，八大队邱学智等…

升学考试走的最晚的是八大队女知青李建辉，在那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日子里，她把其他知青用来串访，赶场、补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深夜的土坯房里，她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一笔一划地演算。没人知道她熬了多少个通宵，没人知道她偷偷流过多少眼泪，凭个人勤奋自学，考试脱离农村。

我们大队三队的罗金玉、刘克维，六队的江小荣，二大队王玉仙则是走顶替父母岗位离开农村的。她们四位应该是通过正规渠道走的最早的吧！

眼见身边一批又一批知青相继奔赴新的生活，跳出农门。我文化基础薄弱，没有参加升学考试的条件，内心备受打击。冷静反思之后才明白，受家庭、社会关系等客观条件制约，我并不具备升学回城的优势。无可奈何之下，只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参加劳动，尽量好好表现，静静等候属于自己的机会。

克虹升学离开大队之后，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一职便空了出来。经过团支部全体团员开会投票，大家一致推选我接任副书记，与本地回乡知青、团支部书记吴元忠搭档共事。我们彼此配合，团结大队的青年社员，为大队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就在我调离农村的前几个月，大队支部在培养党员工作中，当时的生产队长吴云飞和村民党员尹贤奎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向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经过大队支部党员集体讨论通过，宣布成为中共候补党员，相关填表手续也全部办理完毕。可惜后来急于回城参加工作，入党流程就此中断，之后也没有去补办。回想起来，心里着实惋惜了多年，为后续工作环境的改变缺失不少机会。

五十一年前 我们正年轻 照片留下的 面相都没笑容 为啥呢 至今都难以解释…

与当年村团支部书记吴元忠 拍攝于 2021年2月乐至中兴

　　兴修水利 水库工地上的苦乐记忆

下乡两年之后，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农村掀起大兴水利的建设热潮。乐至地处川中丘陵，常年饱受干旱困扰。遵照上级安排，各地广修山湾塘、堰坝与水库。

公社计划在八大队修建水库，仅凭八大队本地的劳动力远远不够，于是从全公社各个生产队抽调人力支援，我们知青自然也在抽调之列。

我和老幺一同被派往工地。为了解决住宿难题，我们借住在八大队知青程千友、邱学智所在的生产队。在工地干了数日重活，回到自己生产队洗澡换衣服，才发觉身上长满了虱子。那时知青居住条件简陋，很难经常洗澡换洗被褥衣物。虱子不单滋生于他们的床铺，也传染到我们身上。我们把全部衣裤拆卸下来，用开水烫煮消杀。事后大家还互相调侃自嘲，成了一段哭笑交织的过往。

在八大队水库工地劳作没多久，区里统一调配人力，要求各公社派遣劳动力支援朝阳公社水库建设，加快工程进度。

我和老幺随同一众社员、知青一同出发。午饭过后，我们赶路二三十里山路，抵达朝阳公社时天色已经完全黑透。公社办公室地势很高，站在那里能够俯瞰周边大小村落。可一行人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却没有任何公社干部出面接待。无论知青还是农村劳力，全都被冷落在一旁，食宿无人安排，众人心中都满是愤懑委屈。

看见办公室桌面上摆着一盘尚未下完的象棋，我心里郁结难平，一时冲动，抓起一枚棋子狠狠扔到门外泥土里。现在回头来看，这不过是劳碌奔波之后遭受冷遇，无处排解情绪，做出的一桩幼稚发泄行为。

第二天一早，知青和社员便奔赴水库大坝工地。大家肩挑箩筐、鸳兜，将泥土从坝底一担担挑运到坝顶。公社也有干部驻场，妇女主任罗道琼便是其中一位，当年她约莫二十七八岁，身材高挑，在当地算得上容貌清秀。她也和普通劳动者一样，亲自挑土上坡，腰间两根布裤带垂在身前，走路的时候来回晃动，这个画面，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

挑土上坝，倾倒泥土之后，就可以领取一块木牌，用来登记当日工作量，核算工分。我们几个知青私下合计，倒土领完牌子之后，就在坝面上闲逛逗留片刻，不下坝挑泥挖土，再折返领牌处重复领取。就这样，一天能够多拿到两三块工分牌，当时心里还觉得占了便宜。

那两年全县水利建设如火如荼。朝阳水库竣工，公社又选址二大队修建一座小型水库，知青依旧要参加劳务。公社成立水库修建指挥部，经大队推荐，我成为指挥部的一员，主要承担宣传工作。

工程全面开工以前，首要任务就是书写各类宣传标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见到水库边一块巨大岩石，我把石灰兑水调成灰浆，拿着大号毛刷，在石壁上写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每一个字边长都有七八十公分。虽说我的书法并不算出彩，但是敢在巨石之上挥写大字，在当年，也需要有几分勇气。

指挥部刚刚组建，主体工程还未铺开，指挥部集结了来自各个大队的六七名会计、村组骨干，由公社罗模伦副书记担任总指挥。筹备阶段大家一样要参加体力劳动，抬石头便是家常便饭。我也参与其中，和另外三个人组成四人组抬运条石。那时我二十岁上下，体力正值壮年，尚能扛得住这般重活，对我的身体素质，也是极大的磨炼。

水库正式动工之后，指挥部架设起广播喇叭。为提振大伙的劳动热情，我常常手握麦克风，宣读上级文件，喊话动员，鼓舞大家投身水库建设，这也是我做宣传工作的核心任务。

水库工地上，我们大队不少知青都被抽调过来，有的挑运泥土，有的拖拽石滚子碾压坝体土层。

劳动间隙，我走到知青扎堆休息的地方。二队的黄克勇就地在泥地上画出围棋田字棋盘，耐心给我讲解围棋规则与基础走法。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围棋。这一点粗浅的入门知识，在此后许多年里，都让我有所受益。

　　收花站的季节工 一段难得的历练

乐至是传统的农业大县，经济作物品种不多，棉花却是当地大面积栽种的作物。八月稻谷收割结束，便迎来棉花采摘季。生产队把采摘下来的棉花晒干扬净，挑选身强力壮的社员装筐，挑运到区收花站上交。

1974年九月中旬，稻谷快要收割完毕，大队唐书记通知我，大队推荐我到区供销社，做棉花收购的季节合同工。接到通知，我内心十分欣喜。后来我才知晓，整个公社获此机会的知青只有我一人，就算放眼全区各个收花站，下乡知青也唯独只有我。其余人员大多由公社、供销社干部的子女占据。

这类季节合同工岗位，普通农家子弟争取尚且不易，对知青而言更是难得。想来，这也是落实政策，对知青给予的一份照顾。上岗之前先要办理粮食转换，那时候“合同工”这个说法还很新鲜。我把生产队分配给我的谷子、玉米按比例挑到公社粮站，折算成粮票，带上粮票前往区供销社收花站报到，就这样正式开启了收花站的工作。

报到之后，供销社的书记、主任和总会计组织业务考核，主要测试珠算能力与钢笔书写。考核合格，我被分配做划码岗位。棉花过秤称重，由我核算数据、填制单据，农户凭单据就可以结算售棉钱款。学校所学的知识终于派上用场，尤其是熟练的珠算，更让我增添不少底气。

同期的季节工当中不乏高中生，供销社总会计的儿子唐仕军高中毕业也在其中，（多年之后他出任石湍区中学校长）当时我与他搭档共事，配合十分默契。他的钢笔字工整俊秀，珠算却不及我娴熟，我们两个人刚好取长补短。

那个年代没有电子计算器，全部依靠算盘完成计算划单。每逢赶场日，农户集中交售棉花，业务量骤然暴涨，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供销社服务农村，工作不能耽搁，必须尽快办结农户交棉手续，这就十分考验开单算账的速度与熟练度。

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站长与供销社领导的好评。在收花站工作的四个多月里，本公社的知青但凡到区上办事，总要绕道过来探望我。大家心照不宣，借串门的名义，其实是借机改善伙食。

相较于生产队的艰苦劳作，我这边条件要好很多，收花站也就成了知青相聚落脚的地方，前后接待过不少来自各个生产队的知青。

和兴公社的知青王启云，（我家老街迴龙街人）区医院的何二娃医生，（家住老街枣子坳）不少都是老家的街坊。就连下在童家区桂林公社的肖昆明，儿时朋友，走三四十里山路前来收花站呆一晚上也愿意。

借着这份机缘，我也多了不少交往碰面的机会。朝阳公社的胡老四住得离石湍场镇不远，时常过来走动，我们的交情也越来越深厚。

有一回，他带着同公社，县城下乡的女知青郑青兰来站上玩耍，就此相识，后来郑青兰也到中兴公社串门。谁也未曾料到，数年之后，她竟成了我少年同窗、下乡时期最好的朋友钟家友的老婆。

进入十一、二月，气温转冷，棉花采摘接近尾声，站上的收花工作量渐渐松弛下来。晚上无所事事，就打听周边有无露天电影，得知二十华里外通旅公社放映《青松岭》，利用看电影之机，趁此去拜访我大队黄克勇，他为了前途出路，由中兴转迁通旅。

当晚我邀约收花站五六个同事，沿土公路用两个多小时，赶到通旅场上，见到克勇，在他场上居住地借来条凳，同伴们看电影，我与他就闲吹海侃，聊有关知青的命远。电影结束，大伙兴趣不减，赶回区收花站深夜一两点了。

五十二年前的黑白照片 收花站老员工及正付站长与季节工合照 珍贵的念想

工作出色 重回收花站

凭借供销社掌握稀缺物资的优势，只要找分管肉食付主任签字，就能够买到三五斤猪肉。站上的季节工和老职工经常凑钱聚餐打平伙。有一份固定薪酬的工作，和在生产队当知青的苦日子相比，境遇差别显而易见。

我当时每月工资大约二十元。按政策规定，这笔收入理应交回生产队折算工分。回忆往事，那三四个月的工资我一分也没有回交，全部用于区上的日常开销与人情往来，几番花销下来，手头也所剩无几。

有一次，胡老四打算搭乘运棉的便车到资阳，再转火车回内江。念及知青之间的情谊，帮他联系司机，我又拿出五元钱给他。五元钱在当时差不多相当于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不算小数目，但朋友相交，我也没有过多计较。

数九寒冬，棉花收购基本收尾，只剩下少数社员拿着自家分得的自留棉花，到站兑换现金与布票，一斤棉花可以兑换五尺布票，再依据棉花等级结算钱款。

站上调整岗位，划码的工作清闲了，站上领导出于对我的信任，安排我兼任出纳，负责发放现金与布票。每日一早，我去供销社会计室领取现金和布票，傍晚下班，再如数交回办公室保管。经手大量钱款票证，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半点差错，得到站领导的肯定。

工作期间，我也结识供销社分管紧缺物资的廖主任，凭领导签字批条，就可以买到白糖，肉类这些紧俏商品。有一次我买了五斤猪脚油，品质略次于板油，我徒步背回知青点，熬炼成猪油，准备等季节工结束回队食用。熬好满满一罐猪油之后，大队相熟的知青来住处串门。大家彼此熟识不拘礼节，谁想吃面条，我就舀一大勺猪油拌进去，那浓郁的油香，时至今日依旧记忆犹新。

75年元月初，棉花收购季节工正式结束。我重新打好铺盖行李，徒步三十多里山路，回到生产队，继续做一名普通知青，下地参加农事劳动。

这段收花站的经历，令我感触很深。少年时父母叮嘱读书务必要踏实，此话果真不假。上学期间，数学课珠算三盘清，七盘清，百字图练算速度及正确率，老师易保琼还夸奖过同学邹恩志和我俩的指法，难分伯仲。日复一日练习，练就扎实的计算本事，也正是这份本领，让我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工作机会，实实在在帮了自己。

岁月流转，转眼又是一年。夏收打谷完毕，九月初，公社广播通知我去区供销社报到。接到通知我颇感意外，稍加思索，猜想应当是继续去年的棉花收购工作。到站上之后，果然不出所料。区供销社书记、主任专程来到区直属收花站召开工作会议。蒲主任在会上着重说明：全区一共两个收花站，下乡知青唯独我一人在岗。之所以再次抽调我，是因为上一年工作扎实，账目码单清晰规范，没有出现重大纰漏，得到各方认可。这次不再经过公社逐级推荐，直接由区供销社对接区知青办，下达通知到公社。组织给予的这份肯定，极大地鼓舞了我。

二度回到收花站，我做事更加勤勉，各项业务早已熟稔于心。收购旺季划码开单忙完，我依旧兼任出纳，办理现金与布票兑换。供销社的老职工，也对我另眼相看。公社的知青听说我又被抽到供销社上班，都十分诧异。大多数知青只能在生产队干又苦又重的农活，而供销社岗位有工资，按时上下班，还有伙食团，不用为吃饭发愁。就连朝夕相伴的老幺，看向我的眼神里，也带着几分敬佩。

同期共事的临时工，大多是区委及各公社干部的子女与亲属。第二年和我搭档的是区委许秘书的女儿许英，由她负责过秤，我依旧承担划码核算。相处日久，彼此说笑闲谈，每日下班，她还主动帮我清洗脏衣服。这份待人的善意，让我真切体会到被尊重的滋味。

快完了 下集告诉大家凭啥本事调离农村的…

　　重回收花站 正付站长及员工

其余是第二季新来的季节合同工 当年乐至县难见的一场大雪 全体合照留影

九十年代末 相聚合影照 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 回望那时 知青情深

25年前 2001年2月 纪念下乡30周年 乐至餐馆 与高中老三届二位大哥 茅跃湘 刘金海 同桌就餐

二十年前的2006年4月老幺 蒋朝霞 胡老四我们相约回中兴 受到四大队肖医生俩夫妇热情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