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取天下，笔下展风华：唐太宗李世民

陀罗山人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近乎传奇的存在。他二十四岁平定四海，开创“贞观之治”，被四方尊为“天可汗”。然而，这位“奶气未消的将军”不止善于骑射，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全唐诗》尊他为唐朝诗坛的启幕人，书法史称他是以行书写碑的第一人。正如《全唐诗》所评：“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唐太宗李世民

今人常引毛泽东“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之语，但若细读唐太宗的存世作品，便会发现这是一桩“冤案”。据统计，《全唐诗》收录其诗六十九首，加上散佚辑补，总数近百首，在唐代帝王中首屈一指。

唐太宗的诗风颇受争议，因其身处六朝余韵与盛唐气象之间，诗中难免有齐梁时期的精致与华美。宋人曾批评其诗作“嫣然妇人小儿嬉笑之声”，这一评价在今天看来有失公允。不过，他的诗绝非毫无丈夫气。他在《帝京篇》序言中明确主张诗歌应“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强调文艺应当服务治国，而非沉溺享乐。

他的边塞诗最有英雄气。如名句“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寥寥十字，涵盖了他从秦王扫六合到登基治天下的宏大历程。更有学者指出，他的诗作题材极广，包括赠答、咏史、述志、征边等，尤其是描写征战的诗，若非亲历金戈铁马，绝写不出那份气魄。读他的诗，常能见到一个在万机之暇挥毫泼墨的帝王形象。

《萧翼赚兰亭图》

阎立本，绢本，横宽65厘米，高28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比起写诗，唐太宗在书法上的造诣或许更高，堪称帝王书法家中的顶尖高手。

他极度崇拜书圣王羲之。为了得到《兰亭序》真迹，他派御史萧翼从辩才和尚处“智取”，这段故事成为千古佳话。得手后，他命宫廷拓书人冯承素等人双钩廓填，分赐皇族与重臣。他甚至留下遗诏，将《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足见其痴迷程度。

他的书法求学之路颇有传奇色彩。史书记载，他曾以虞世南为师，但总觉得自己写“戈”字钩笔写不好。有一次他写“戬”字，故意空着“戈”部，请虞世南补上。他拿给魏征看，魏征竟一眼看出只有“戈”法最像王羲之。这件事让他更加发奋，最终形成了“劲健洒脱、以骨力取胜”的独特风格。

他在书法史上的最大创举，是首次以行书书写碑文。他的《晋祠铭》和《温泉铭》不仅是珍贵的史料，更是书法经典。尤其是《温泉铭》，其书法源于王羲之而更有帝王气，启发了后世无数书家。

《晋祠之铭并序》

李世民撰并书

褪去龙袍，在书信中，唐太宗展现了他柔软的内心。最有名的当属他在远征高丽时写给太子李治的《两度帖》。

信中，他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只是一个思念孩子的父亲：“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忽得奴手书……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

史书记载，李治自幼丧母，由太宗亲自抚养，父子感情极深。信中“耶耶”是当时的口语，即“爸爸”；“奴”则是父亲对李治这个小名“稚奴”的孩子的昵称。苏轼在读到此帖时感叹：“太宗虽英伟，但在妻儿之间，固牵于爱者也。”这哪里是史书上那个杀伐果断的帝王？可见书法与文采，往往是窥探历史人物内心最直接的窗口。

除了个人创作，唐太宗对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创风气。

他做秦王时开设“文学馆”，延揽十八学士；登基后设弘文馆，选贤与能。他身体力行，不仅自己写作，还常举办大型宫廷诗会，与虞世南、褚遂良等大臣唱和。史料记载，贞观年间有记录的君臣唱和诗多达212首，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为盛唐诗歌的喷薄而出铺平了道路。

他甚至还写过一些关于书法技巧的著作，如《笔法诀》《论书》等。他在文中提出学习书法要“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种重神韵、轻形似的理论，对后世书风影响深远。

《步辇图》

阎立本，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39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太宗的文采，不是李白式的狂放，也不是杜甫式的沉郁，而是熔铸了帝王气度与艺术敏感的特有风格。他主推王羲之，奠定了中国书法千年审美；他留下的诗文，记录了大唐起步时的蓬勃朝气；他写给儿子的那封家书，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明君最真实的人性光辉。

文如其人，字为其心。唐太宗用一生证明：真正的盛世，既要有“金戈铁马”的气魄，也离不开“翰墨风流”的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