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日子]一个中年人的突围

扬帆远航

昵称：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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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络（致谢）

一九九七年秋调到市委党校时我中级职称拿了三年。一打听，全校五十多名教师中副教授以上的只有五个，全省每年评上副高职称以上的不超过二十五人，可申报者却超过二百人。竞争之激烈，淘汰率之高，使得不少人只得躺平。而我则决定试试。从此日子就变味了。

后来我被问到这五年最困难的是什么？我说是二〇一一年冬天，我把连续熬夜几晚写出来的几千字文稿尽数删除了。光标在空白文档里跳动，像在嘲笑我。

申报副教授通过外语考试是第一道坎。四十六岁那年翻看大纲，单词犹如一堵墙，合在一起便成了天书。

于是，二〇〇九年春从《许国璋英语》第一册起步。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起来跟着磁带朗读，录音机是在旧货市场买来的，按键松动，要按着才能用。冬天窗户结满冰花，呼出的白气模糊了单词，就用袖子擦一下继续背。有一天夜里，妻子进来发现我本子被汗洇湿了一角，站了片刻，把凉茶换成了热的，说：“别熬了，睡吧！”随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二〇一〇年六月第一次参加考试，听不懂句子，差了十八分没过。二〇一一年差七分。一张张背过的卡片堆起来如一座小山。

转机出现在二〇一二年春天。那天背许国璋第四册最后一课，念着念着，词就连成了句子。关掉录音机，又抄写了一遍，只错三个字。抬头一看，窗外的梧桐长出了嫩芽。

那年第三次走进考场，声音就像老朋友走到面前。公布成绩时，我把脸埋在手臂里，在电脑前坐了许久。窗外的梧桐已绿了三回。

外语过关了。但是外语从来就不是最难的一道。

最难的是科研成果这道坎。

评副教授要求两项省级社科成果一等奖或二等奖；两篇咨政报告获市主要领导批示。

自二〇一〇年夏天开始，我选择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研究课题。

之后的三年间跑了十几个乡镇。最远的村庄要坐两个小时长途汽车走两小时山路。老支书姓陈，手背裂口像老树皮，拉着我袖子说：“村小去年走了三位老师了，年轻人都不愿回来，村子以后怎么发展？”那一晚我睡在村委会的老沙发上，半夜被山风吹醒，开灯记笔记，灯光在纸面一晃一晃。

遇到一位养蜂老汉，打开蜂箱说道：“去年这一箱全都冻死了，今年只好从头开始了。”手指在巢框上面轻轻抚摸。在回程路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有些事情急不来。

跑了一年多的时间，做了好几本笔记。二〇一一年秋天我把材料摊开，以为这一次可以写了。结果框架搭建到第三版就塌了。不是没东西可写，而是太多的东西，像地上的碎瓷片，无法拼起一个完整的碗。

那段时间我失眠了。凌晨三点醒来发现妻子背对着我，呼吸均匀，我羡慕那样的匀。我起身走到阳台上，对面楼有一扇窗户还亮着，不知道是谁和自己一样在熬着夜。想到这里，我返回书房打开电脑继续修改论文。

二〇一一年冬天写的关于基层治理的论文。框架搭了七次，每次写到一半就塌。一夜之间写了两千多字，回过头来看每页犹如浮萍。我盯着屏幕，光标一闪一闪，我选中全部内容按下了删除键。

打开窗户，寒风扑面而来。我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下，又把文件恢复，拿起红笔逐句地在打印稿上划掉那些空洞无物的话，把带有血色的句子圈起来。天亮时一照镜子，眼圈泛青，衣领翻着。整好衣领，打开文档，这次已经知道该往哪儿写了。

上班后把初稿拿给张教授看。他把缠着胶布眼镜擦了擦，翻看了几页后说：“太虚。你在村里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把这些写进去，道理自己会长出来。”我接过稿子，删掉重写，连续熬了三个通宵。

有一次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时身上盖着毛毯。厨房切菜声一刀一刀。我走到门口，妻子背对着切葱花，灶台上放着碗粥。我说几点了。她说六点半。她没问昨晚写到几点，也没说又熬夜了。

最困难的是一份基层治理咨政报告。跑遍七个乡镇，收集了八十多份调查问卷，在写对策时候卡了整整一个星期。

二〇一三年四月份再去那些村子时，不带问卷，只带笔记本。

再回到第一个村，新支书说陈支书不在了。冬天走的，心梗。

村小锁了，操场草长疯了。第一回来还有十几个娃，陈支书拉着我说"走了三个老师"。三年，学校没了。报告里最后只写了一行字："该村小学已于去年秋季撤并。"

报告是在二O一三年九月，第一片梧桐树叶掉落提交上去的。两个月后市主要领导批示:"问题准、分析深、建议实,可以肯定......"校办主任递过复印件大拇指上有红色的印记:"兄弟，不容易。”

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把所有的硬性指标都补全。二O一四年秋季申报材料递交上去。年底收到通知，我坐在电脑前坐了好一会儿。窗外的梧桐掉光了叶子，枝头光秃秃的伸出来，就像是松开的一只只手。

五年。从二OO九年到二O一四年共一千八百多天。那时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四本《许国璋英语》翻得发白，第一册“This is a book”的那一页被折来折去。后来录音机坏了，但我还记得那个女声：“This is a book”上扬的声音。

那天拿到证书之后我去江边坐了一个下午。江水不急不缓。陈支书的手、养蜂老人的背影、老张的胶布眼镜、妻子的毛毯——都已经过去，却好像都在。像江底的石头，流水冲过把它棱角磨平，但石头依然是石头，沉甸甸地躺在那里。

每到秋天，我都会把《许国璋英语》拿出去晒一晒。风翻动书页时我好像又听见那女声说：“This is a book”，只是现在我已不需要跟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