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外婆

长胶老于

　　我的外婆生于已酉年四月初七（1909年5月25日），辛亥革命是1911年10月10日，这样算来，外婆是阅尽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代风云的老人。

外婆生在一个贫困的农家，封建的礼教自然就少了一些，在她的极力反抗下，父母终于妥协了，没给她裹成脚，成年后她穿着38码的鞋。她常说，"还真亏了这双大脚，这辈子才好出这些力！"

18岁那年，外婆嫁到邻村，生下了母亲和舅舅，在民国32年闹灾荒时，9岁的舅舅生病早殇，俩口子就守着个闺女过日子。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爆发，同时实行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当时，我的舅姥爷（外婆的弟弟）是农会会长，外婆是妇救会长，母亲（当时已16岁）也是革命积极份子。作为妇救会长，他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摊煎饼，支援前线。后来，外婆就受党组织委托，干起了地下交通员。她以走城串乡贩卖棉花、酒为掩护，为党搜集传递情报。这里再解释一句，"贩卖棉花"是把棉花分散给各农户，让他们或搓成"不绩"（方言，指纺线用的棉条），或纺成棉线，再收回来给部队做军需品。贩卖酒，是为了掩人耳目，捎带着补贴个"花销"。当时，我的老家山东莘县有一片大沙洼，革命政府在那里建了个秘密的地下印钞厂，印"鲁西票"。据外婆多次讲起，她"曾见到过毛主席"，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她怎样护送"毛主席"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为此，我翻阅了地方党史资料，知道她护送的是胡服同志（刘少奇），来莘县是视察农运和印钞厂的工作。外婆经常说："那时都劝我'在'党吧！"我说，"我不'在'党了，光给党干事就行了。"当然，当时入党是要担风险的，作为一个农村妇女，有如此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听外婆讲，当时一天走百十里路很正常，吃饭赶不到地方，就喝上二、三两酒，到地里摘上个"小瓜"、"青粮"充充饥（这也养成了她今后的生活习惯）。

1948年，18岁的母亲要去参加革命，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劝外婆，"你就这么一个闺女，把她撒出去，你以后渴死饿死屋里也没人管你！"外婆一声不吭，毅然送闺女上路了。

　　1948年的秋天，莘县解放，莘县城开仓放粮，外婆正好碰上。当时的规定，"不准用工具，每人往外搬一次，搬出来就是你的。"姥娘当时37岁，她扛了一麻袋麦子出来，又扛回了15里地外的家里。

1949年，母亲结婚后就把外公、外婆接到了城里，我们姊妹们先后都是她拉扯成人。

1960年自然灾害期间，外婆可没少受了罪，由于营养不良，一家人大多得了肝炎，那时，机关上吃食堂，每天早上，8岁的我就要和外婆到野外"寻野菜"，交到机关食堂才给一天的饭票。放学回来，我还要到运河对岸的电厂外的炉渣山上拾"炭核"，拾的炭核烧不了，可以卖了换钱。外婆每日给别人"打竹帘子"、"缝草褥子"来补贴家用。那时，聊城城里的榆树都被人剥光了皮吃了，我们还吃过麦秸、豆秸、"康复饼"等东西。外婆自然是把东西省给孩子们吃，直到她1米62身高的体重只剩下70斤。

以后，日子好过了，我们这一辈也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外婆又给我们看孩子。

2006年，我在周日用轮椅推着95岁的她在城里逛了一天，中午在饭店吃的饭。我们俩个要了4个菜、一斤白酒，老人精神矍铄地饮酒谈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后来邻座客人问清了情况，主动为老人加菜添酒，问候祝福。

多年来，每到外婆的生日，我们一大家子都要在饭店摆上一桌，为老人祝寿。那时我们兄妹都已经当了祖父母，我们的大家庭已是"五世同堂"了。

2011年外婆102岁，重阳节（老人节）那天，聊城市委书记宋远方一行人专程来家看望了她，送来了花篮、蛋糕和慰问金。外婆抱着曾外孙女，两人相差正好100岁。

　　2012年春，103岁的外婆突然不能下地活动了，我们兄弟姊妹轮流照顾她，她在卧床3个月后去世。去世时很安详。

外婆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女性的美德，我的心中永远铭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