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幸福与欣慰 ——三十多年后同事的重逢

谢善骁

左起：赵辉、谢善骁、王磊才

　　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曾经对事业作过点滴贡献；

人生的欣慰，莫过于多少年后还有人惦记着你。

今年8月17日，从微信上收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希望与我加上朋友。对方自报花名“我是磊才”，名字听似很熟悉，却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但还是加了朋友。对方立即发来微信：“谢老师，您好！久未联系，您都好吗？”

听口气与我很熟，却还是想不起对方是谁，于是反问道：“你不是谢修才吧？”谢修才使我大学同学，名字最后一个字也是“才”。

“谢老师，我是王磊才！”

“发行部的磊才吗？”一个高大魁梧的形象立即浮现眼前。

“特殊场合偶遇杨华，得到您的微信联系方式……大概八九个月前，打听到您的一个电话，试着打过一次，无人接听，我就没有再打。”

分别三十多年今天均已退出职场的同事终于联系上了。看来世界还是很小，只要有心，在茫茫人海中或许也能找到想念的人。

“我与杨华见面很匆忙，没有细聊，我要了您的联系方式……有时间见个面，好好聊一下。我约您。”

　　2026年9月4日，王磊才邀请我和发行部的同事赵辉在北京恭熹烤鸭店安贞店共聚。当我向餐厅走去时，远远就看到王磊才站在门口等候，时隔三十多年，他还是老样子，就是瘦了些。不一会，赵辉也到了，当年英俊的小伙子有点发福，但面影依旧。

　　三十多年前的三位老同事重逢叙谈，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你一言我一语历数旧事，足足聊了四个半小时。感叹昔日辉煌，却成昙花一现，让大家一起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和国际文化书店

　　别梦依稀念逝川，小院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的1988年，我被某君“三顾茅庐”的诚意所动，盲目地听信了其信口雌黄而设下的陷阱，贸然走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这座烂尾楼后，面临着进退维艰的尴尬处境。

这家创办已有四年的出版社，一乱、二闲、三亏，我在跳入这滩浑水后，担心的事一件接一件地浮出水面。出版社位于黄金地段的一座小院，新盖的办公房却设计成“骡马大店”，花大钱盖房者竟没有产权，每年还要向房管所缴纳房租。清理公司家底时，透过账面上的“盈利”，看到的是像小山一样堆积在书库的滞销图书，而这些滞销品却“创作”了一本漂亮地写在财务账面上的“盈利”年表。原有一群靠后门进来的编辑，组的稿也多是关系户，而出版社最重要的环节发行部，并没有把精力放在销售图书，而是三天两头动员全体员工为废书搬场。

　　令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郑重委托我掌管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竟然是一辆无车牌、无驾照的“黑大巴”。当时正值全国开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关键时刻，我收到了国家工商局发来的勒令公司停业整顿和撤销的红头文件。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行文中明确指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既称为“公司”，并非图书出版社，其性质就属于整顿范围内的商业企业，因而也在整顿清理之列。

　　“黑大巴”事件没完没了地继续发酵，一次出版署图书司通知我，公司成立之初上报的出版范围，只能出版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除此以外的出版物全属非法，因此我们多年出版的图书都是违规出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听到一个消息说，出版署要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和另一家时事出版社这两家性质类似的出版社合并。经查询证实消息来源确实，而且方案已经通过并即将实施，把公司逼到生死存亡的地步。

当年的王磊才和赵辉

　　一次次“救亡”运动，凭着我在皇城根下闯荡多年积累的攻关经验和人脉关系，都一一艰难地获得破解和成功，接下来就应该安心履行“总经理、总编辑”的职责了。出版社三大业务部门：一是编辑部，由于我在上海。深圳、昆明建立了三个经理部，形成“三足鼎立”以托起出版社，又从外面引进几位组稿能手，使书稿质量大大提高。二是出版部，我起用了一位从我原单位随我而来的出版行家，因此图书设计印制基本上得到保证。第三个部门则是出版社的“瓶颈”发行部，这个部门是最终决定图书销售和盈利结果的秤盘，哪一家出版社领导都为发行部不得力而忧心忡忡。

公司留给我的发行部，是以两位老实巴交的老同志为骨干的小部门。鲁迅有一句名言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我觉得很适用于两位元老级同志。急于为发行部招兵买马，选贤寻能，成为我的一桩心病。在一次我应邀参加的出版署下属图书发行公司的新书发布会上，一位浓眉大眼的副主任讲了一番开场白，话语利落，思路清晰，引起了我的注意。随后我与他面谈并到他家中造访，诚邀他加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为情所动，他辞职来到公司，被任命为发行部副主任。随他而来的事另一位精干的小伙子，名叫赵辉。

　　两个生气勃勃的新人到来，给发行部雪中送炭，发行工作出现了新变化。除不断扩大首都发行所和北京发行所的两条销售管道外，更频出新招尝试自销的路子，自行推销“国际文化版”的图书。首先是打开公司院子临街的一面墙壁，开设了“国际文化书店”，专营自版图书。其次是与新华书店挂钩，联合宣传和销售“国际文化版”图书，最先自销的两本书，一本是意大利作家、常驻中国的意大利记者伊拉里奥·菲奥雷的《中国相思录》，另一本则是电视系列片《共和国之恋》解说词。两本书先后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作者签名首发式，在《中国相思录》首发式上，作者邀请意大利驻中国大使亲临捧场，我也请来了早年在意大利留过学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两位大人物对图书热烈赞许，取得了很好效果。《共和国之恋》电视剧的播出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科技人员含泪看完七集纪录片，尤其是电视剧主题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随着电视剧播出而唱响全国。作为撰稿人之一的我，当仁不让地把解说词的出版放到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并请黄华题写了书名。这本书在新华书店举行签名售书时，购书者人头涌动，闻讯而来的记者当场进行了采访报道。

当年的赵辉

　　尝到甜头后的发行部再接再厉，又在位于安定门内大街40号的公司院内举行了两本小书的签名首发式，没想到此举在皇城根下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国际文化”风。
　　当1991年1月《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一书出版后，发行部决定于第一个星期日（当时还是单休日）在公司院内由汪国真签名售书，并提前在《北京晚报》 上发布了消息。售书那天从清晨五点起，读者就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公司门口排起长长队伍，千余本库存数一抢而空。活动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发行部的人员，当时一部《编辑部的故事》电视剧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首先出版了《编辑部的故事精彩对白欣赏》一书，经发行部与该社洽商，取得了这本书的首发权。为此又组织了一次星期日在公司院内签名售书活动，演员葛优和侯跃华都答应前来签名。这次前来排队购书的读者更加踊跃，令人预料不及的是，葛优没有按必须在院内下车的约定行事，而是当车子在公司门口停下等待开门时，迫不及待地从车内“蹦”了出来。当他的光头一“闪”而出，一些追星族犹如脱缰的野马向他飞奔而去，致使长龙般的队伍哗然大乱，人们随之争先恐后地涌向公司大门。刹那间，仿佛黄河突然决堤，河水淹没了安定门内大街，使这条通向王府井大街、北京站的交通枢纽完全瘫痪。由于这次严重的错误，我受到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区长许海峰的严厉批评。
　　发行部内部人员十分团结，风气也很正派。每天下午5点，当编辑一个个按时下班回家时，只有发行部的人员依然在忙碌不停。而每当这个时候， 我也总会到发行部办公室去看一看，催促他们尽快回家，但他们继续我行我素。当时的我从未想到给他们发放加班费和发奖金，实在是我的过失，尽管他们从无提出过这种“奢求”。

座谈会后与陈香梅合影的有：程思远、卢嘉锡、厉以宁、董辅礽、高尚全、王子野、石泓等

　　与此同时，公司经常举办新书首发式，邀请中央领导和社会名流及媒体记者出席。如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举办的美籍华人朱伯舜《与陈香梅两访中国》首发式，北京举办的《二十五史白话精选》研讨会，北京举办的《国际风》系列图书首发式，北京举办的美籍华人李琳瑶《走向成功》首发式，昆明举办的《程思远传》首发式，宁波举办的毛翼虎《天涯芳草庐诗稿》首发式，与中央电视台、教育部和美国佩斯公司合作在青岛市小学试行《英语三百句》的广泛报道等一系列活动，加上两本中日合办和国内第一本中外合资杂志相继问世，以及主办王平、石愚、吴伟山、袁运甫等艺术家的展览，更在美国洛杉矶与一群爱国美籍华人合资开办一家专营“国际文化版”及中国大陆图书的蒙特利图书文具公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各种创意和活动屡见报端，成为各大媒体十分关注和频繁报道的宠儿。

遵照公司提出的“团结、奋斗、奉献”的宗旨，在编辑部、出版部特别是发行部全体员工的团结协作和集体努力下，出版公司经过短短一年就迅速扭转了一直走下坡路的颓势，面貌焕然一新。著名作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萧乾在1989年的董事会上发言说：“听了老谢的报告，我想在座者都不会不感到兴奋。从燕京饭店到安定门这五年，我觉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从一个畸形儿，成长成了一个活泼的孩子，是个5岁的孩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经营、胆识、气派有了今天这样一个规模，因此而想到一个哲理：事在人为。”

　　在京城二百多家出版社中，年轻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异军突起，走红京城。由人民出版社等九家老牌出版社，都看到了这一不争的事实，一致同意接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起成立“首都社科十联”。

　　八年之后的1994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迎来了十周年社庆，公司于4月15日上午在首都宾馆锦云厅举行了十年社庆的庆祝会暨1994年第一次董事会。乔石、李铁映、王光英、程思远、彭冲、廖汉生、杨成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公司社庆题词祝贺。时任副总理的李岚清来电话向公司表示祝贺。应邀到会的有程思远、伍修权、黄华、李德生、陈锡联、邓力群、杨勇等领导同志；秦川、柴泽民、宋之光、厉以宁、董辅礽、高尚全、冯亦代、毕朔望、顾方舟、汤一介、许力以、高梁、封明为等公司顾问和董事会成员；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中央办公厅、新闻办、统战部、国台办、港澳办、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市东城区等十几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首都社科十联”中其他九家出版社的负责人；首都和上海的主要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刘心武、刘湛秋、袁运甫、王成喜、李维康、耿其昌、王树芳等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和夫人以及日本、香港、美国有关文化机构代表也到会祝贺。当年曾在上海开明书店从业过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久安感叹地对我说：“老谢，你们这种场面和档次，只有当年的开明书店才出现过啊！”

公司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一中国出版界亟待解决的大课题中，八年来作出了一系列领先于潮流的举动，引起了海内外友人和读者的注目，也获得了热烈的反映和评价。在庆典活动次日，《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新闻出版报》等中央大报以及《北京日报》等省市报纸都对“国际文化”庆典活动做了报道，新华社则向海内外媒体发了通稿。

然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这场十周年盛会，或许不仅是出版公司本身而且可能是出版界一次最后的晚餐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何况属于体制内的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都是在舞台上匆匆走过的走马灯，事业兴衰成败也就难以把握了。在我1995年退休后，三个经营部也随之而散。

　　在我告别之前，发行部两位负责人王磊才、郑治平先后离开了公司。发行部的重担压在赵辉身上了，尽管赵辉尽责尽力，支撑着发行业务，但是随着公司日益式微，个人的努力也就独木难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