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作者 武金琢</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2012年2月23日上午,我正在审阅《沧州市关工委工作资料汇编》的书稿,突然接到我中学时期的郭玉相老师的二孙子郭雪峰打来的电话,他哽咽着对我说:“伯伯,我爷爷住院了。”我急切地问道:“什么原因?”雪峰回答说:"医生诊断为脑出血。”听后,我的脑子里立即产生了一个不详之兆,因为老人家已是101岁高龄。</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上图 前排是郭老师 后排右一是作者</span></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已经顾不上遵守下午不看病人的习俗,约上孙传治同学,于3点多钟急匆匆赶到盐山医院。在外科大楼6楼的一间病房里,我们见到郭老师躺在病床上正输着液,头上戴着一个护罩,处于昏睡状态。守护他的孙子、孙媳几次想唤醒他,但都末见效,这让我们立即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性。</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询问了老师的患病过程,原来在21日夜间老师起床到外间屋解小手时,由于腿脚走路已经不利索,不小心摔倒碰在门框上,头上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家人立即送往盐山医院进行抢救,经检查诊断为脑出血,马上做了缝合手术,后又检查出形成了脑血栓,左半边身子不能活动。</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我一边听着家人的叙述,一边急切地摸着老师的手和腿,他没有反映。我又贴近他脸颊连唤几声老师,还是一点反映沒有。此时我的眼睛模糊了。急急找到给郭老师主治的医生张大夫,进一步了解了病情和医治方案,并请求精心治疗。张大夫的答复一定尽力而为,但由于年岁太大,风险很高。我无能为力地静静地坐在老师身边,望着他那张苍白、慈祥的脸庞不肯离开,最后在他家人的催促下,我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医院。</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给雪峰打一次电话,询问老师的病情,得到的答案有总是说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时又病情加重,后来出现了肺部感染。3月8日上午,雪峰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伯伯,我爷爷去世啦!”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9日上午,我邀了吴文华、孙传治两位同学前去吊唁,当最后一次看到郭老师的遗容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上图 郭玉相老师晚年照片(注 :以下单人照皆是郭老师)</span></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郭老师走了,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中,睁眼闭眼,滿脑子里都是老师的身影,与老人家50多年的交往,象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呈现在眼前。</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赵毛陶中学上学时,他是我最崇拜的老师,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他对我关爱有加。他看到我学习好、品德好,让我当了班长,并且放手让我组织班上的活动,提高我的组织能力;他教几何,经常给我吃偏饭,每到假期都要给我出些比较难的题让我解,使我的几何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讲话》的书送给我,让我好好学习。这次点拔,使我较早地接触到了哲学,懂得了辩证思维。初中毕业时,他在我的毕业留言薄上再一次嘱咐我:“只有把哲学学好,立场、观点、方法才容易得到正确地解决,才容易走上红专道路”,老师的嘱托成了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激励,让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受益终身。</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七十年代中,我和老师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互相关心、患难与共的经历更加难以忘怀。文革初期,老师因是起义人员,曾在旧军队就职,不仅遭批斗,而且较早地被开除回家,过上了饥寒交迫、低人一等的生活。那时,我难以相信一个教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怎么成了批斗的对象?一直放心不下,我冒着政治风险,偷偷地和老师进行联系,了解他的生活状况。有一次,我借去盐山出差的机会,急匆匆地赶去他家。老师含泪接待了我,给我端上热腾腾的面条,里面还窝着两个大大的荷包蛋。晚上我和老师躺在坑头上,聊到凌晨鱼肚白。临别时,我把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和粮票留给了老师,他也把多年保存下来的马列著作全部送给了我,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我一边走,老师一边扶着我的自行车不肯撒手,一直把我送到村外,含泪相别。</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1977年,我在海兴县担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时,遭到了别有用心人的诬陷和打击。当老人家听到他一个在海兴工作的外甥说了我的遭遇后,心急如焚,愤愤不平地说"一个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人,就被打了这么一闷棍,这还了得!”</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1979年底,我被调到地区行署办公室工作,经过多次申述,于1982年终于平反昭雪,恢复了我的名誉和职务。我把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老师,他立即回信表达了高兴之情。随及,我和盐山落实政策办公室联系,帮老师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被安排到边务中学任教,并成为县政协委员。为了让老师尽快从忧伤的阴影中走出来,在学校假期,我把老师接到沧州我的家。在老师居住的几天里,白天我陪老师逛公园;观运河;游览沧州市风貌。晚上,我们彻夜长谈,就是拉家常;有时互相切磋文章;有时谈论国家的大好形势,看到老师那高兴的样子,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1988年9月我到盐山任县长,1992年2月又担任了县委书记,老师高兴地逢人便讲:“金琢是我的学生。”我在郭老师的家乡工作,自然互相接触就多了一些,不是我顺便到家中去看望,就是他到我机关上住上一两天。那时我关心他的身体,他关心我的工作,老师成为我了解盐山民情的一个重要渠道。</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后来,自从有了教师节,尤其是我调回沧州工作后,教师节几乎成了我们师生见面的固定日期。每到教师节,我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我知道看书是他的一大爱好,每次去总要给他买上几本书和日常保留下来的《人民政协》报上的《春秋》专刊送给他,还有两瓶他喜欢喝的酒,使他喜乐开怀。每到教师节这一天,他像盼望孩子归来一样,总是不停地向外张望,有时还走到村头去接。师生见面后,总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当我要离别的时候,他有时竟恋恋不舍地说:“再多呆上5分钟!”尽管他己到了百十岁高龄,每当我离开时,他都要亲自送我到车上。</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2011年农历3月26日又是一个难忘的日,这年是老师百岁生日。那天,我邀了在沧州和盐山工作的十多位同学,去给老师祝寿。在县宾馆为老师举办了百岁生日宴会。那天,老人家格外高兴,理了发,换了一身新衣服,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席间和同学们谈笑风生,我们特意为他准备了茅台酒,他破天荒地足足喝了二两多,一位百岁老人,硬是和我们一块坐了两个多小时。见他身体还硬朗,同学们和他共同约定,他105岁生日时,再一起共同给他庆贺!但是,令我们没想到的是,这次宴会竟成了老人家与同学们的最后一别!</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郭玉相老师,是我在一生中第一个教我学习哲学受益终身的导师,也是第一个教育我走又红又专道路的引路人,是唯一一位与我交往时间最长并关心我成长达半个世纪的知心人,在我的身上留下了他的许多影子,我与老师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老师的恩德也是我无法用语言写尽的。老人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恩典,他的教诲,他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会继续伴随着我走在人生路上。</p> <p class="ql-block">作者 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p><p class="ql-block">图片 作者提供</p><p class="ql-block">编辑 桂荣</p><p class="ql-block">配乐 师生情意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