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五载 :苦守乡野盼归程 （二）

老知青

吹拉弹唱 自娛自乐 苦中作乐 乐在其中

沉思

　　与老幺乡野朝夕 醉卧乡宵叙交情

我和老幺在一起几年，同锅同灶，互相扶持照应，情谊深厚。我们和睦融洽的日子，也引来其他生产队知青的羡慕，甚至带几分嫉妒，大家都很向往我们能够长期搭伙过日子。

在农村想要改善伙食实属不易。偶尔有挑担子的小贩沿着田坎叫卖豆腐，一磨豆腐要八角钱，这笔钱对于普通农民而言不是一笔小数目。

老幺家里条件比我更加窘迫，父亲早早过世，母亲虽然有一份挂名工作，收入却十分微薄，几乎接济不到他，只有在机床厂上班的哥哥，会给他寄些生活费。

所以平日里买豆腐，大多都是我出钱，两个人不分你我。实在想要打打牙祭，就向老乡买几个鸭蛋，晚上煎好，配着红苕汤吃饭，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难得的美味。

记得栽秧农忙时节，晚饭喝完红苕汤，肚子依旧填不饱。我便和老幺开玩笑打赌，说自己还能吃下一斤干面条，如果吃不完就算我输，自罚洗碗三个月。

常年干重农活，年轻人饭量格外大。面条煮好之后，没有油，也没有别的佐料，只拌上老乡送的辣椒酱，我狼吞虎咽，一整斤面条竟然全部吃完，也足以见得农活磨砺出来的大胃口。

老幺跟我过说，他小时候只读过三四年书，文化程度比读了六年书的我，还要低，这都是窘迫的家庭环境造成的。

下乡的时候，我随身带去一把二胡、一支笛子，还有大哥送给我的口琴。笛子我只会吹几句简短调子，二胡勉强拉出音调，却拉不成完整曲子。后来我就把口琴送给老幺。没想到短短几年，他自学摸索，居然能够吹奏一两首完整的歌曲，能看得出来，他本性好学上进。

盛夏，夜晚酷热难耐，难以入眠，我们就在门口搬上板凳闲坐。老幺吹着口琴，两个人海阔天空畅想未来，他还开玩笑，说等年纪大了，要在我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给自己修一座公馆。如今回头想，不过是苦难岁月里天真的幻想，却给枯燥生活添了不少乐趣。

我能够和老幺多年和睦相处，最重要的就是他性格平和，从不争强好胜。正是这份性情，两个人彼此契合，才得以在艰苦的下乡时光，一路相互陪伴。

大队党支部书记唐忠友，为人忠厚耿直，对待所有知青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队长刘相成，五十年代初参加抗美援朝，见过世面，为人却圆滑世故，对待知青厚此薄彼，亲疏有别，（如今已经九十五岁，尚且健在）个别知青刻意去巴结讨好大队长，可这份交情维持不了多久。打心底里，他并不看好、也接纳不了我们知青。知青愿意主动接近他，大多只是为了给自己将来的出路铺路，这种关系终究很难长久。

对比来看，唐书记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人，可惜好人薄命。唐书记心地善良，每一年家里杀年猪，或是遇上家里办喜事，总会把大队七八名知青，后来增加到十来人，全部请到家中吃饭聚餐。大队长刘相成也请过知青吃饭，但是次数寥寥无几。两位干部截然不同的处事风格，深深留在我们知青的记忆之中。

老幺曾经跟我说起一件往事。有一回我回内江探亲，只剩他独自留在生产队，他特意把大队长刘相成请到知青住处。下乡之初，我并不了解老幺的过往，只觉得他个子不高，性格内向沉默。实际上他的社会阅历远比我丰富。为补贴家用，他小小年纪就闯荡社会，收废品破烂、去河边捶钢石头（鹅卵石）捡炭花谋生，也练出一身好酒量。

那天晚上，他备好简单酒菜，陪着大队长喝下整整一斤红苕酒。那个年代粮食紧缺，市面上几乎没有高粱酒，喝的都是红薯酿造的土酒。一斤酒下肚，两个人醉倒在床上，昏睡整整一夜。这件事，也让我真切见识到人与人酒量的差距。

五十多年的黑白照片 珍藏到今日 随时翻出来看 脑海里昨天的故事就成现在眼前

这是我们下乡时生产队替我们修建的知青房的屋基 我俩离开后，队上将它拆除了

当年与老幺醉卧知青屋大队长刘相成 2021年我们重走知青路 给他拍照 当年90岁

　　顺利入团 同学情深

下乡第二年，我顺利加入了共青团。身处农村，入团之后，干活的积极性也更容易调动起来。当时一同回乡、下乡的知青有不少，能够顺利加入团组织，是那个年代年轻人十分向往的事。

入团后，当时正流行佩戴团徽。出于没有渠道找到时尚的物品，我忽然想起在省级机关工作任团委书记的老同学。于是便给她写了一封信，恳请她帮忙为农村的团组织争取赠送几枚团徽。事情没有让我失望，没过多久，她就给我寄来了三四枚团徽。我把团徽分给知青队伍里相熟的好友，大家心里都满是欣慰。

有这样一位老同学，还记挂着我们这些扎根农村的知青，这份情谊，于我们而言也是莫大的支持与慰藉。

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日子十分艰苦，生活条件简陋。有一位在成都龙潭寺工作的同学周英敏，和我一直保持着书信交流，农村生活的艰辛、环境的恶劣，他十分同情，体恤我的处境，还特意给我寄来了五元钱。

时隔多年，每每想起这五元钱，我心里都始终觉得亏欠这份人情，同学之间这份朴素真挚的情谊，实在来之不易。

　　农村老人对知青的关爱

在那个年代，农村生产生活基本以集体为主，农民自家可耕种的自留地面积很小，也不允许私自种植经济作物，当时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日常物资十分匮乏。

我们知青的蔬菜来源十分有限，只能趁着逢场日赶集上街购买，或是村里心地善良的大娘、家境稍宽裕的乡亲，隔三差五给我们送些辣子酱、老酸咸菜应急。

柴火短缺更是常态，生产队有时会号召村民接济知青柴火。实在没有柴火做饭时，我们只能去附近的桑树林里折几根桑树枝丫，晾晒一两天半干透后，就用来生火煮饭。

乡亲们对知青的支持和帮助，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我们队里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是当时担任生产队队长的母亲，她在五六十年代曾担任过支部书记，平日里大家称她“尧书记”，对我格外关照。那年打谷季节，（老幺没在队上）她特意邀请我到家里吃饭，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四川人说的“帽儿头”米饭。我刚扒了两口饭，就发现碗底埋着好几大块腊肉，那顿饭的滋味，我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2023年正月重庆磁器口与老俩口合照留影 中间是下乡时的队长吴绍全 傍边是潘二孃当年就是他母亲将几大块腊肉埋在饭里 这几十年难以忘记

　　25年前 2001年2月 中兴公社下乡30周年相聚 部分男知青合影照

四大队知青合影照

　　受政策困扰 前途不明朗

那时候公社每个月都会召开知青会议，只要有机会，我们知青便会聚在一起。分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干部，会给我们传达当时的各类文件、政策法规，组织大家学习。

会议间隙的空闲时间，大家三三两两凑在一起闲聊，议论各个生产队的工分值分配情况，也常常说起谁被抽调回城、谁在托关系找门路，一心想要离开农村。

我们这批五六十个知青里，文化层次分得很清楚，小学文化的男女知青占到了半数以上。家庭条件优渥，父母手中掌握实权的不乏其中，前途出路不会十分担忧。

可是有人因政治条件先天不足，心里压力巨大。有位姓李的女知青，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在当时的环境里总是抬不起头，行事拘谨压抑，就连入团都屡屡受阻。在那个把“成分”看得比天还重的年代，她的家庭出身，像一座无形的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招工、推荐上学的名单里，前几年从来没有她的名字。

和她相处交流时，我心里满是同情与感慨。她的父亲是在修建川藏公路的工程师，为川藏公路的建设设计付出了大量心血，可受家庭成分问题的牵连，在知青群体里始终郁郁寡欢，满心悲观。

联想我，若当时父亲不急于去老家找有关部门更改出生成份，说不定我的下场还更惨！

50多年前使用的笔记本 当年父亲对口主管行业 商业系统慰问知青赠送的 在农村煤油灯下抄写的流行歌曲（应该属于知青年代的文物吧）

五十二年前书写的字迹还是清晰可见的

抄写的全是当时流行的电影歌曲

　　无米佐餐 肉与红苕相扮

每次公社召开知青会议，或是赶场，中午吃饭就成了难题。有时候公社食堂会对知青开放，我们还能买到饭菜；可知青人数实在太多，食堂就不再接待我们，大家就只能四处找饭馆解决吃饭问题。

我们这边是乐至县中兴公社，相邻的盘石公社归资阳县管辖，两个场镇挨得很近，归属管辖不属一个县。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中兴到盘石，县过县”。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不管是借钱、赊账还是现金往来，都讲究当场结清、互不拖欠，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当场斗恩”，是当时很通行的规矩，虽然，公社食堂不为知青再提供方便，下馆子，进食店还是可供知青在中盤二场镇选择。

那年代，进馆子抄份猪肝，只要三角钱，打半斤米饭只需半斤粮票，可是就为这粮票，要难到不少知青，若家里给予资助不多，甚至没有？咋办，只得回队上煮汤红苕解决了。

盘石知青是来自重庆，与中兴的内江知青能和平相处，多年来从没听说发生过大的冲突。两边知青给当地农民留下了很好印象。

知青之间的交往，大多是择人而交。一次公社知青会散会后，二大队知青朱兆堂（大毛）拿出当月知青分配的定量肉票，到供销社割了一斤宝肋肉，邀我到他的住处做客。那日并非赶场天，外头买不到半点蔬菜。

走到他的自留地边，他拔下一大把青菜秧。告诉我，这块自留地不种粮食，全部栽种上海知青爱吃的上海青，也就是我们口中的飘儿白。

肉和着青菜秧翻炒出锅，上桌的主食却全是红苕，不见一粒白米。他解释说队上分的谷子早已吃完，自己多日吃的是粗粮和红苕。没有丰盛的菜肴，仅凭这一缕肉香伴着红苕，已是我们知青难得的一次伙食改善。

往后数十年，我和朱兆堂在工厂共事，常常提起这顿饭，厂里同事也总爱听我们摆起这段往事，当作闲谈笑料。这份带着沧桑的知青记忆，我始终难以忘怀。

2001年2月份 下乡30周年 部分中兴知青相聚合影 照片中已有3人离开知青群体

　　知青活跃农村舞台 上演话剧

为丰富农村的文娱生活，公社号召知青组建一支宣传队。我和本大队的蒋朝霞、龚平、郑天秀，还有老幺等，及其他大队积极上进的知青，都踊跃报名。

这支宣传队由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共同组成，不知是谁找来一部长篇剧本，剧本的名字《艳阳天》那段时间恰逢农闲，大家每天都在公社场镇边上的露天舞台排练，排练的积极性十分高涨，还把台词反复打磨、润色得十分生动。等到排练成熟后，我们便正式登台演出。

当时公社还没有通高压电，日常全靠柴油发电机供电，每晚只能发电一两个小时。我们为贫下中农表演节目，乡亲们看得兴致很高，演得精彩的地方，大家都会鼓掌喝彩。有时节目还没完全结束，发电机就停了，可能是又缺油了吧！我们只能靠着提前准备好的手电筒，摸黑离场。

我住的生产队距离公社有七八里路，要走上三四十分钟，等回到住处时早已是半夜。即便如此，大家丝毫没有觉得疲惫辛苦，心里反倒满是欢喜，一路上还边走边复盘演出，讨论哪里演得到位、哪里还有不足，谁扮演的角色神似剧中人物。

征兵 知青向往的一条出路

每年冬天都会开展征兵工作，当兵回城成了我们下乡男知青心心念念的出路，大家都盼着能借着参军的机会离开农村。

可当地回乡知青的人脉和背景，普遍比我们下乡知青要强得多。我连续两年都报名参加了公社的征兵体检。体检地点设在石湍区医院，从我们生产队出发，单边路程就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上两三个小时。每次体检结束后，我都满心期盼，盼着自己能顺利被录取，可最后每次都落得失望而归。

那时候就算身体条件再好、体格健壮没有任何毛病，要是没有人脉、没有靠山，征兵名额有限，也根本没有入伍的机会。

前前后后参加了两次征兵体检，最终都没能如愿，满心的期待都成了泡影。

我们大队十多个知青，六队江剑和，是唯一通过征兵离开农村的大队知青。前后几年，我知道走征兵渠道离开公社的知青：有三大队田兴培（田老二）朱兴堂（小龙）五大队谢春天（黑娃）七八大队张福山，黄晋安等。算下来还是不少啊！

　　知青慰问团来农村

那个年代各行各业，一切以政治宣传为主，全社会都在推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公社乃至各个生产队，经常会免费为乡亲们放映露天电影。

若是在我们小队的院坝放电影，村民们包括我俩早早搬着小板凳等候到场。受时代环境的局限，反复放映的大多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俗称“三战〞这类经典影片。

十冬腊月，年末时节，为安抚扎根农村的知青，机床厂还专门组建工厂知青慰问团，带着厂宣传队，下乡到公社慰问演出。

我二哥有幸被工厂，推选参加知青慰问团，分组来到我大队看望了知青，并到我队见到我和老幺，对我们的环境居住生活各方面感到较滿意。

宣传队受照明电的影响，白天只能在公社舞台演出、通过公社广播，邀请全公社社员前来观看。为农民带来了文艺表演，丰富了知青的精神生活，也收获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这支慰问团加文艺队有二三十来人，公社虽有一间小小的旅社，床位远远不够安置所有人。公社领导便发动场镇上的机关单位、农机站还有公社干部，腾出各自的宿舍。

我二哥被分到信用社李主任宿舍，二哥留下我继续聊农村见闻，打听知青近况，晚上我俩同住一室。那时天气十分严寒，二哥处处细心照顾我，盖着厚实暖和的被子，心里满是安稳。

未完待续…

2019年中兴部分知青相会 成都三圣乡 留下珍贵的大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