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绝对不一样的高考

老曹

老曹

美篇号： 268654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国务院的决定，宣布全国正式恢复高考，并点明高考就在当年举行。

宣布决定的时候已值秋天，因为消息突然，时间紧迫（从通知到正式考试只有一个月间隔时间），教育部根本来不及组织编写全国试卷，甚至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紧缺，因此请示国务院批准决定由各省（直辖市）自行命题组织考试，考试时间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之间。这样，全国就有大约570万青年可以走进考场。这是文革十年后首次的开禁，使当时的青年终于有了一次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机遇。

　　消息公布一个月后，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我突然接到单位通知，派我到江西省宜春地区教育局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去帮助工作，说是参加今年的高考招生，而且“明天必须正式报到，高考的阅卷就设在我们学校！

那时候我是江西省高安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我们的组织关系隶属宜春地区教育局管辖。我本是知青，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由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推荐入这所学校，那时候统称“工农兵学员”。读书两年，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毕业，毕业即留校，因此就成了这所中师学校中的一名教师。

地区高招办选在高安师范作阅卷点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阅卷要环境，要安静，要宽敞，要安全，要便于管理，而高安师范恰恰具备这些条件：这所学校也是撤销十年后才刚恢复不久的，校园大，学生少，到一九七七年一共才招了四届学生。学生毕业的已毕业，实习的在实习，新生刚进校不久，全散在老教学楼里。恰此时一栋崭新的教学大楼刚刚竣工尚未启用，这在当年那可是一栋很气派很现代的四层教学大楼，教室宽敞，楼道空空，整洁清净，既集中又便于管理，因此高考阅卷就首选了这里。

江西高安师范也是历史悠久的老校，创建于1906年，位于高安锦江河畔的新老城中间，河水穿城而过，与百年的“大观楼”、“木浮桥”同属高安城市的三张历史文化名片。

风雨百年的高安师范旧址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即向地区高招办报到。报到也就在自己的学校。那是在新教学大楼底楼的一间教室，算是地区高招办的办公室。报到当日，下午就开会。到会全部九个人，四个高招办的专职干部，外借四位，另一名是司机。开会，一是宣布纪律，二是告知工作流程，三是具体分工。记得当时外借的四位教师分别是：宜春卫校教导处的胡星煜，他负责行政；宜春师范的郭平原，他负责后勤；宜春财校的李老师（名字忘了）他负责检查联络阅卷；高安师范的我负责试卷保管。总负责是高招办的孙乘风主任。

我清楚记得，1977年江西的高考统一安排在12月3日至5日，3日是考政治、数学，4日考语文、理化和历史地理，12月5日加试外语、艺术和体育。考试由各县自主设立考场并组织进行。考试完毕必须立即将试卷封装直接送到高安师范阅卷点。

考前两天，12月1日所有阅卷人员提前到位。阅卷的都是从各大县重点高中抽调来的知名教师。他们提前集中封闭管理，开会集训。虽说当时宜春地区管辖着13个县，实际也只从宜春、丰城、新余、清江四个大县中抽调了高中老师，高安虽然也是大县，因为是阅卷属地必须回避，因此就没有抽调教师。其他各小县更且没有借调任何人。

连接高安县城南北街的木浮桥和大观楼

从11月27日开始，我就是高招办的正式成员，由此名正言顺在这栋大楼里办公。从而参与并见证了一九七七年大中专院校全程的考试、阅卷和录取工作。

当时这栋大楼是这样划分安排的：

一楼：办公室、保卫组、联络组、后勤组、财务组、医疗务室。

二楼：阅卷室（一共分8组）。

三楼：计分组、核分组、统分组、造表组。

四楼：试卷保管组。

这个组说组，实际只有一间教室一个人，也就是我独自一人占着整个一层楼。试卷全集中在楼层中间的一个教室里，其余都是空空的，而且两头全封闭。那一室，只有我独处，试卷保管员啊，整天面对着六平面，四堵墙，两扇门两排窗，空空荡荡，寂寂凉凉。

当年高安师范新落成的教学楼。

一九七七年江西宜春地区的高考阅卷就在这里进行。

（此图截于原高安师范83届毕业生“祥子”制作的小视屏）

12月5日全省高考结束，从傍晚到深夜，宜春地区13个县的高考试卷便陆续送到这栋楼里。高安县的到得最早，下午四点就送到了。因为近，考场就设在围墙外的县筠阳镇二小。试卷到得最晚的是山区小县铜鼓，因为远，盘山路长，不敢开快，试卷是夜半十一点才到的。那一夜，我忙着接收试卷，收到立即将大学、中专的分类，分科（文科和理科），分县隔离摆放。只孙主任在旁帮衬，那一夜，我倆几乎通宵没睡觉。

第二天阅卷正式开始。一早，各科阅卷组长便依次在我门口排队，等着领取试卷。我一包包开封、当面清点，他们一一复核，签名，而后各人抱了四个牛皮纸袋离去。离去，阅卷完毕再来交换。交换，又是清点，又是检查，又是密封，又是签收……再拆新袋、又重新开始点数、交接，签收，而后再抱走……如此循环，机械重复，这组走了又来那组，一天不知多少次，等到中午和傍晚下班，不论改完没改完，全部试卷得一律如数再归还到我手里。还是检查、点数、封袋、彼此签收……

那时候，一切工作都是人工：阅卷手改，计分算盘，复核则是两人面对面，你算过的我再算，算完各自签名，再交下一组统计登分。如果遇到有修改计分的试卷，那必须在修改处阅卷人签名，修改者签名，而后组长再签名……应该说纪律和手续还是严密完备的。尽管如此，但手工活儿还是难免出错，有时候一袋试卷有疑问，开了封，封了拆，碰到领导突然来抽检，更是不知要倒腾多少遍。

由此，白天我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忙是肯定的，但晚上绝对的清闲。

也因为每天这样频繁地收发试卷，我也就认识了各科精英的高中教师。虽然已过五十年，但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好几位阅卷组长的名字。譬如樟树中学的杨惊天，宜春中学的杨以桃，丰城中学的一个秃顶大块头胖胖的政治大组长……而且当时我听说，高安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高玉琴还专门到高安师范校园里转悠过两圈，因为阅卷没有请到他，有点失落。特地来会会老同学老朋友，也是亮亮相。结果不得进，有点失落有点沮丧。要知道，在那时候首届高考能被聘请为阅卷教师，特别是担任大组长，那是阅历的资本，更是莫大的自信和荣誉。当时的这几位阅卷大组长，他（她）们都与我交了朋友，都索了我的联系方式。当时的联系方式没有名片，手机也没诞生，更无微信，只是在各自的小本本上记下了我的姓名和高招办的电话号码，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他们都希望与我保持联系，但他们并不知道我是吃几碗饭的，更不知道我是借调来的临时工。

大约十来天，阅卷结束。结束后还真有阅卷老师给我来信，内容客套过后便是留下一长串亲朋好友的考生号码和姓名，无非是向我打探考试的分数……

整个阅卷期间，这栋大楼是完全封闭的。两端楼梯口24小时有人值守，公安警察也不断巡察。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工作既紧张也松弛，忙有阶段性。忙，只集中在白天，晚上全是空寂无聊的。长长黑夜，全楼静静，空空荡荡，树影森森。独我一人躺在整栋大楼顶层的一间大教室里，空旷寂静，屋里彻夜亮着大灯。没有手机，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一张单人床，左边靠墙一排课桌上码着大学的高考试卷，右边课桌上堆着全部中专考试的牛皮纸袋。寒寒的冬夜，黑漆漆的屋外，四周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只有远处公路上缓缓流动断断续续复闪复闪横着的长灯。整个阅卷期间一共放过两次露天电影，众人坐楼下仰看画面，我却在楼上俯看反面。为解寂寞，也为驱寒冷，我每天都在保管室里踱步做操咳嗽吹口哨，有时也在白白的封袋纸上写字涂鸦。早晚我都要打几套南拳（因为儿时有过习武的经历），而后便是呆呆地久久仰望天花板，再要么就随意拆开试卷袋，翻看一份份高考试卷……

翻看试卷也有好处，可以欣赏各色的作文。同一个标题下，会有千奇百怪的表述，看到好的那是享受，会好奇再拆开封口查看考生的名字，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也可欣赏，有的高雅，有的新奇，有的标新立异。还发现竟然有叫四个字的名姓，如“陶李芬芳”，“淡陈蘭馨”，当时印象特别深。当然也是第一次见到有姓“党”、姓“天”、姓“神”、姓“过”、姓“苟”与姓“蛇”姓“虎”的人。当看到写作差的作文，不屑，摇头，便好奇他们的名姓，也剪线拆封，哇，怪不得，原来名字都这么土，竟然有会叫“维锅”“大屋”“茶树”“细崽”、“丫头”的，真是非怪，“能叫这样的名字作文还能好到哪里去！”

当然，拆封试卷查看考生信息也只有我可以，阅卷老师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试卷在他（她）们手中，考生所有信息全是线装封死的。

翻看试卷不仅解闷，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遮掩别人的答案自己试着做题，从中也获收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翻看试卷中竟有意外的发现，也算做了件大善事，因为我为十多位考生纠偏了命运！

我发现试卷中有错批漏改的，有的漏了给分，有的少计未登，更有总分加错的，有个考生竟然一下少算了三十几分！当然也有极个别重复记分的……我大致算了一下，那一晚我看过四个卷宗袋，整整一百份试卷，竟然发现十几份有差错，比例真不低。当晚，我就将那十几份有错的试卷按县名、考场、编号、页码一一标注，而后原样封好，第二天一早便提交给高招办的孙主任。继后他立即停止阅卷，马上召开全体会议，敲着黑板大声说：“各位，各位，请注意，这才阅卷第一天！”……据说他特别严厉地提出了批评，大大强调了责任，并且当即加以了复核纠正。据说会上还点了我的名，他表扬我细致认真……

在整个阅卷期间，我的一天三餐都有人送上楼来，早餐每天不同，晚餐还会添加水果，那些日子，真是从未有过的奢侈生活。

这样的日子忙碌静默也享受，整整十来天，到阅卷结束，所有借调人员就地解散都返回原地。唯有我，是带着全部13个县的高考试卷随地区高招办的专车一起前往宜春。

到宜春，又关在化成崖下地区教育局的一栋单独二层小楼上，继续紧张忙碌地记分、列表、分档、造册、排序……那时候没有计算器，一切全凭手工拨拉算盘珠。我的工作就是将列表中上了调档分数线的考生逐个抽出，文理分开，重新建档，重新装袋，再分科，分县，逐一排列摆放……那时候好真是有点乱，当刚刚把上线考生提出并分档，突然省高招办又打来电话，说分数线要提高8分，于是又是一阵忙乱……倒是孙主任厉害，他告诉我：“妈的，省里瞎胡闹，都是外行在弄，不可能一下降分这么多！来，小曹，我们别管那么多，你听我的，按我说的做。原先的不动，你再按降3分、5分、8分、10分的分四档提出来，分别摆开，我估计他们还会降下来！

果然，中午我刚整好，下午又来电话，说分数提高太多了，只能提5分……第二天上午又来电话，分数不准，还得降三分……虽然几番倒腾，但我们却一点不乱。我对孙主任说：“你真是神！”，他一声不吭，只是微笑抽烟……

在整理统卷的这短暂的日子里，我接识了地区教育局的一位老会计，个瘦矮小，年岁大概五十多。起初两天只是在食堂遇见，我吃饭、他来买熟菜，每一次都凑到我的桌前不咸不淡问候两句：“你叫小曹哇，高安师范来的？”“今天的菜辣，你吃得惯吗？”“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需要跟我说，我是局里的老会计，可以帮你解决的。”……泛泛两天之后，他便来到独栋小楼上来找我，有两次，每次都拿个小纸条，向我打听三两个孩子的考分。

又一周后，在一个寒风飕飕的晚上，七点半，他硬挤上招办送我去宜春火车站的吉普车（也只有他是唯一陪送我的人）。到火车站，司机返回，就我俩孤孤立在月台上。天开始下起小雨，雨中夹小雪粒，风飕飕，肉刺痛。我跺着脚，他突然解下自己颈上的围巾一下罩在我头上，轻轻对我说：“天太冷，出门在外莫搞出感冒！”说着将围巾在我脖上绕了一圈并轻轻打个结，继续说：“你一个人拿这么重要的东西路上一定要小心，记得千万莫别打瞌睡，东西千万千万要看紧！”而后也塞给我一张小字条，还是前几天他关心过的考生，是托我帮忙关照，尽量满足考生的第一志愿跟踪最后录取的去向……

随后火车来了，我说谢，他招手，我上车，又是独自一人肩扛手提带着两大包上线考生的档案，匆匆登上了开往江西余江县的火车。那一年江西省的高考录取定 在余江县的余江饭店……在车上，我拉了拉放松箍在头颈上的围巾，回望站台，那瘦瘦矮小的老头还立在那里，顿时就感到歉意，也油然升起莫名的亲切与暖心……

　　当年（一九七七年）作者的证件照和自己设计的签名

在余江高招录取时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晚饭后，有位北大招生的老师在餐厅门口截住我，说准备录取江西高安县灰埠公社的一名大龄的农村考生，但录的是“地球地貌”专业，将来毕业分配工作会很辛苦，因此一定要在正式录取前电话再征求一下本人意见，确认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专业。他说电话是下午一点钟打出去的，等到刚刚县教育才回复：说灰埠公社那考生的家离大队很远，要走十几里路，而且他们村里还不通电话，因此今晚无法转达。若一定要本人回话，最早也要等到明天上午10点钟以后，因为公社八点才上班，上班才会有人去联系他……为此那招生老师很无奈也很惋惜，他说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早晨7点30钟就要去长沙，这样只能把江西的这个指标摞到湖南去……我一听就急（当时也年轻冲动，敢作敢为），立马叫他等我的消息，“我争取晚上回复你！”随后抓起电话就以宜春地区高招办的名义直拨余江县公安局，请求立转高安县公安局……结果，在当晚九点半钟的时候，那名考生终于与北大招生的老师通上了电话……多亏得有公安专线啊，多亏得有高安县灰埠公社派出所的民警，是他们用摩托车载来了那名考生，那考生是在派出所里通上的电话……通话结束，北大的老师很满意，也很感激，他当即送给我一本印有“北大”标志的记事本，并对我说：“小伙子，谢谢你，相信我们以后还会有联系的，如果你到北京来，可以随时来找我。”随后要了我的信息，也给了我他的电话。（同先前的阅卷组长们一样，他误把我当成了高招办的正式干部。）那一刻，我特欣喜也感激，欣喜那位考生终于如愿以偿跳出了农门，感激那些寒夜里及时送温暖的人，特别是高安县灰埠公社那位不知名姓寒夜里冒雨驱车往返几十里的基层民警……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有人突然拍着我的肩膀轻轻说：“昨晚，你处理得很好，不错，不错！”

——哦，是孙领导当面表扬我。

　另一件事发生在考生录取的第二天（因为北大清华是提前录取的，其他院校晚一天才开始。）

那天清早，招办的专职人员加我一共五人刚刚在小会议室里凑齐，突然有位五十多岁的干部拎起一个档案袋立在人中间连连抖晃，（那袋子是从上高县抽出的。上高小县，上榜人不多，全部四个牛皮纸袋，三个大学，一个中专，袋袋都还瘪瘪的）。他一边抖着纸袋一边振振有辞地说：“我觉得我们自己还要筛一筛，别的县我不熟悉，上高我最清楚，我们多少贫下中农的子女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怎么能让一个老右派一家三个都走？虽说是上了线，难道不要政审？是人是鬼都能去上大学？”没人应声，他继续说：“喏——，他家老大，孩子都生了两个，作风也有问题，离过婚，都三十多岁的妇女啦，这样的人还读什么大学？老二，一直病病歪歪的，就是读了大学也派不上大用场，能为国家做什么？不是浪费指标吗？照我看，他家应该拿下两个，下放的老右派啦，让他家去一个就很不错啦！”

突如其来的横炮，大家愕然也沉默，没人接嘴。我一听就反感，心里即骂：“妈的，你咋这么坏，什么仇什么恨，能有这么毒？人家都考上线了还要涮下，还有天理良心吗！”心有气，憋不住，张嘴脱口就说：“这怎么可以呢，高考就是公平竞争，分数决定资格，怎么可以说取消就取消，太恶叻！三十多岁，这是人家一辈子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病病歪歪的，体质差吧，那更要录取走，只有考出去才能有新生！再说，政审那是招生学校的事，我们只管送出去，送得越多越好，你的提议不合理，也违规，按原则，我，不同意！”（其实，那一刻啊，我真的忘乎所以毫无顾忌，我又不是正式员工，换作他人谁也不会傻冒出头的，真的不聪明。用江西人的话说是“僧”（傻），上海人称“港督”，憨！事后自己回想也绝对是“冲头”：一个临时借用工，你有什么资格和必要去与专职老干部直面抗衡，由此结怨，损人不利己嘛！）

也许因为我的硬直，也许因为他自感理亏，那“老干部”没有对我当面发作，只是自顾自歪到一边闷头抽烟。只另一名专职干部出来接口打圆场：“要么这样吧，拿掉最小的老三，应届生嘛，年纪小，明年还有机会的。”

“不同意，我不同意，这明显不合规矩，不能做的！”我继续坚持。

之后，所有人缄口不语。

静默，还是静默。此时，那发出动议的“老干部”极不高兴。不高兴也只能抬眼横扫闷头抽烟。我走过去伸手把那丢在一边的档案袋提起来重归原处。

这时孙主任才缓缓开腔：“算了吧，那不合适的，别再搞了，看，人家录取学校的人都等在门外了。小曹，等下你都按第一志愿投，每次只放两个学校进来，进来每人先给五份档案，录取不足再补，记得，始终按1:5的比例递材料，不能全抛，这样我们会主动。”

过后，我把档案重新归好，开门迎客，将录取老师两个两个请进来，依次轮番给他们放档递材料。我发现，原来招生老师也都有个小本本，他（她）们总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暗暗对号查找……当然，合规的情况下我也提供了方便。

提档时我特别存心，我把上高县那位老右派的三个子女的材料依她们自己填写的志愿首批放出，不成再推，再投，记得其中那个老三是第四回才被录取走的。

从那天争执直到录取工作结束，那提出歪论的专职“老干部”一直不答理我，后来得知原因有二：

一是他那老家上高县乡下家族里几个亲人的孩子全部名落了孙山。

二是同村老右派的三个子女，竟然同时高中，全部被录取。

同村同宗，悬殊反差，面子里外，妒嫉生仇。因此他才生出那出格的举动。

其实，我根本不在意他理不理我，我反正临时工，高招结束拂袖而去，谁认识谁？倒是我出自知青，设身处地对底层人有种自然亲近的感情。他要打压的那个下放回乡的退休教师老右派的三个子女经我的关照最后全都有了好去处：记得老大好像是录的赣南医专；老二进了江西财经学院（现在叫财经大学）；老三去的是扬州光学机械学校。记得当时扬州光学机械学校的那位招生女教师还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推的这个考生真的好走运好划算啰，他是我们在江西招的五个学生中唯一一个农村的应届生。你肯定不知道，我们学校真的很好的，文革前就一直全国招生，毕业分配都是好地方，不是天文台就是气象局，待遇很好的。我们去年上报国务院学校升级，现在刚批下来，明年就列入大学招生啦。你们江西的这个农村考生，今年是中专进校，到毕业就拿大学文凭，你说划算不划算，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事？”……记得那天午餐时刻，孙主任特地坐到我对面，他夹着烟笑着对我说：“小曹，你人正直，这点很可贵，不错，不错！”

　高招工作结束等我返回学校时已是隆冬，紧接着就放了寒假。

寒假一过新春开学，一切又是原样。大概是五一劳动节过后，学校一把手找我，坐在他家的木质沙发上，他缓缓对我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地区高招办的孙主任可能不久要升局长，但他还是亲自抓高招工作。他昨天打电话来，点名今年高招还要借你去，大概工作结束后会把你调过去。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通通气，一是征求你自己的意见，地区教育局你去还是不去，我们好回复。二是顺便也谈谈我们的想法。我觉得你去地区高招办也没多大的意思，无非是做些事务性的事。我们希望你还是留在学校好，你可以有两个选择，如果走专业路线我们会把你送出去进修；如果走行政路，我们会培养你，你可以考虑现在就写份入党申请书。我们认为你出身也好，还是从基层做起比较合适……

老校长说得亲切坦诚，我当时只有一一应诺称是，心里犹豫，一时拿不定主意。

晚上，同届同班同寝室又同时留校的张承驹同学特地摸到我房间里来坐，他来打探，问领导找我什么事？（因为今天通知我去校长家就是他来传话的）。我这人从小没城府，即刻就竹筒倒豆和盘托出。当然，关于领导培养的话还是憋住留在了肚里。他很急切：“那你怎么打算？高招办去还是不去？”

我说：“不是太想，其实也没多大意思，很忙的，连暑假也搭进去，还在犹豫。”

他异常惊诧：“呀，这么好的事别人想都想不到，你还不想去！”

“你想去？”

“当然。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

“啥福气，你想去我就让给你。”

“你让给我，怎么让？”

“我跟孙主任很熟悉，我给他写封信，推荐你，成不成不知道，让你碰碰运气。”

“真的呀，你说话可算数？”

“算数！我今晚就可以写，写好给你看，明天你自己寄出去。”

“好，一言为定！兄弟，那明天上午八点钟我来找你，要言而有信噢！”……

于是当晚我就展纸，恭恭敬敬给地区教育局高招办孙主任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先表达深深的谢意，既而委婉拒绝，而后重点推荐我的同学张承驹。

我诚诚恳恳说了他好多好多的好话，还特别强调他是上海老三届知青（因为孙主任是无锡人，他夫人也是吴语籍），当时我写那信推荐他可谓是倾心鼎力……

第二天一早，张同学果然来找我，我把信交给他，他激动连声说谢谢谢谢，旋即就急急掉头走了。

过后好久我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也突然发现张承驹同学好几天不见，打听之后方知晓，原来他已悄悄去了宜春。走之前没向任何人道别，包括我，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张承驹同学啊，真的老到，他长我四岁，毕竟是“老三届”的学生，比我多喝了整整三年扎扎实实的浓墨水！

这样又过了一个暑假，第二学期开学，上课下课，我一往如故，又是在夏天，学校一位何副校长从地区教育局开会回来，他捎给我一本《一九七七年全国高考资料汇编》的书，是汇集全国各省自主命题的各科高考试卷和答案。何副校长说，这书是孙局长送的，他交给了张承驹，让张承驹转交给你……

也就在这年的秋天，当我看到我的同届同班也是一同从兵团来校读书又一起留校的张猛同学参加高考录取了北京师大，一时心里痒痒，祝福也羡慕，暗中也生出懊悔。懊悔并不是没调去地区高招办，而是后悔一九七八年没去参加高考，因为最初我也起念想去考的，只是因为高招借调打岔，也因老校长诚恳的谈话，一时单纯情面抹不下，在犹豫纠结中错过报考的时间，也坐失了一年！

隔年，我起念，应该去参加高考。尽管学校给我加了课，我还是坚决参加了一九七九年的高考。也算如愿，录取了宜春师专（尽管后来也有更高的进修，但那是人生的一个大转折）。当秋天离开学校的时候，老校长还是请我吃了一顿饭，他希望大学毕业后我还能回到学校来……后毕业前夕，高安师范的何副校长还真的来学校找过我一次，依然是希望我回到学校去。

后来，大学毕业我分配到国企工作，偶然邂逅一老友，他告诉我：“张承驹同学已提升为地区高招办的副主任，我们交谈，他提到你，他很诚心地说，曹建国是个好同学，没有他我没有今天。”

又三年，我还在国企工作，听到传说，说新余县要脱离宜春专员公署独立成为地级市……不久，果得悉，确证：张承驹同学已调去了新余市教育局任局长。再后就没有了他的信息。

1975年高安师范班级集体照。

图左（红圈）为作者，图右（白圈）张承驹，其旁边是1978年考入北师大的同学张猛。

又十年后（那年我45岁）被引进调入了上海。不久，意外传来张承驹同学故世的消息，说他是在江西省新余市教育局局长的任上车祸过世的……听后惊诧，惊愕，也唏嘘。唉，这位老三届的上海知青老同学啊，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与我同时走进高安师范，我们同届同班同住一个寝室，两年后毕业又同时留校任教，同居为邻。从同学到同事，共处四年半。张同学啊，一向认真踏实谨慎，不苟言笑，城府极好，为人持重也写得一手好字（当年我们那届学生毕业证上的信息全是教导处请他帮忙代抄的）……唉，真的，时不载才人噢！

张同学，终年没有活过六十周岁。

唏嘘啊，唏嘘。

虽说岁月如烟，时光白驹，往事风飘过，但风飘的往昔依然留有痕迹。

二零一五年高安师范毕业40周年时在江西高安有个同学大聚会，听传，同学们曾私下评价我，有人说：“曹建国这人精明”；有人说：“曹建国还是有点迂”；也有人说：“他只是小聪明，胸无大志。”；还有人说：“他呀，庙里生养的，只图个平平淡淡的生活。”……

如今，年过古稀，我自作评价，其实同学们说得都对。我这人啊，的确，“精”也精，“迂”也迂，“胸无大志只有小聪明”，“只追求平淡生活”也都事实。说“精”，我确实有过好多回情急生智急难化夷的故事。说“迂”，我也实实在在做过不少“迂”笨的事。譬如择业，45岁之前在江西，我曾有过五六次弃教从政的机遇，有的几乎是千百分之一二的概率，但全都被自己主动放弃。就说自己参加的高考吧，现成有那么好的人脉资源，竟然不知道给高招办孙主任写封信，请他关照自己的录取，结果竟然因为大龄在超过江西师院（现在叫师大）录取分数线两分的情况下反倒进了师专！谈情缘，我实属情商愚钝木呐滞后的一类，启心慢窦开迟，一回回坐失了良机。说下海经商吧，那更是觉察早主意多动机迟最终无胆下水，完全属于入水即呛短裤亏光的心旷空嘴，到手的机会都会凭空漏去的。至于“小聪明”的事那真的很多很多，都是“胸无大志”的注脚，也应了“善不理财慈不带兵”的古训。

再回说“精”与“智”吧，多少还是稍微有一点：年到45岁周岁啊，当企业转制下岗困境时，这才想到要斗胆给上海市的领导写封自荐信，自己推销自己……由此也才由外地企业的下岗人入了上海的事业编。只这一下便使很多人跌破了眼镜……哈，命！所以啊，我自知，也认定，我这辈子只能，只可，只会，也只有做一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教师。

今年，微信群里同学又发通知，说十月中旬在杭州有个毕业五十周年的大聚会，由此就勾我想起了母校，尽管母校已不复存在，她搬迁再搬迁，易名又易名，但却依然存于学子们的心……

于是也自然而然想起了一九七七，那年，绝对是不一样的高考！不一样在于：

第一，时间不一样，那年考试是在冬季，开学已是春天。

第二，试卷不一样，那年各省自行出题，没有全国统一的试卷。

第三，报名不一样，必须个人申请组织批准，持单位组织介绍信方可正常报名。

第四，录取不一样，上线考生必须经过严苛的政审，家庭出身是难以逾越的关坎。

第五，生源不一样，学生来自全国各行各业，普遍大龄，有的已婚，有的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各个学校里，夫妻同校，叔侄同级，姐弟同窗的比比皆是。同学间的年龄相差十几岁那都是普遍的现象。

第六，信息获取不一样，那年月没有电信，没有家庭电话，更没有网络和手机，也没有查分。考上没考上，只有跑到县城去看榜，或者干等开盲盒，静候邮递员是否会上门。

由此也就发散，想起很多很多的的往事，于是激动，一激动就一气写下了以上的文字，算是自己的回忆，也算揿下一个时代的印记。给后人留个故事吧，让他们知道，噢，曾经的岁月还有过这么回事。

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草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