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之路》第四部 第四章《日记里留下的“五反”结论书》

老梅

第四章 《日记里留下的“五反”结论书》

在寻找父母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找到过一些“五反”时期的档案材料。

遗憾的是，完整的《五反结论书》原件如今已经散失。我现在能够找到的，是当年从有关材料中摘录并保存于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因此，以下文字应当视为日记摘录，而非完整档案原件的全文。

从材料上的时间看，这份《五反结论书》形成于1952年“五反”运动收尾期间，是对聚盛德切铁工厂及其经理曹孙毓秀（我母亲）所作的一份阶段性材料。材料后来还有上级审阅意见，其中已经对若干数字和事实提出了疑问。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说明，这份材料本身并不是一个已经经过充分核实、没有任何争议的最终结论。相反，在形成这份材料的过程中，其中一些关键事实和数字，当时就已经受到上级审阅者的质疑。

因此，我把它重新整理出来，不是为了替这份材料作最后判断，而是希望把当时留下的文字保存下来，让今天的读者自己看到：当年是怎样记录我们家的，又有哪些地方在当时就已经存在疑问。

以下尽量按照日记中的摘录整理。原文中带有明显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的用语，原则上保留；我的说明则以“老梅注”标明，以免与原始材料混淆。

旅大市人民法庭沙河口区分庭

案号：1952年五反字第（空格）号

厂名：聚盛德切铁工厂

职别：经理

分类户：严重违法户

被告姓名：曹孙毓秀

案由：盗窃案

处理结果：（空格）

收案：1952年7月

结案：1952年7月23日

审判长：（空格）

审判员：杨作柱

书记员：王玉山

五反结论书

一、一般概况

聚盛德切铁工厂，独资经营，成立于1926年6月29日，经理曹希舜。原有资金30，000，000元。

老梅注：此处为旧币，按当时币制折合新币3，000元。

开始营业时只有切铁机两台，因善于拉拢献媚日本人并依靠他外甥韩茗传（留学日本）于1931年购进大机器。后来成为日本满洲造船会社“协力工厂”，专做造船会社、满铁会社、大连铸造所加工。

1935年在原工厂建筑大楼一座，并在沈阳开设聚盛切铁工厂一座（现由他侄曹传绪经营）。

1938年在青岛建筑两座大楼，大批买一座，内开福增德酿造酒厂。

1939年又在沈阳购买地皮900余坪，由大连切铁工厂调用资金大肆建筑。

1943年又在大连登沙河买地买房。

八一五光复后，1946年经理曹希舜害怕斗争，自尽身亡。工厂由他妻曹孙毓秀（经理）和他女儿接手经管，主要给国家工厂切铁。

光复时吞没大批敌料和加工押金，并盗买大批铁路器材，捣坏作废铁卖。一贯进行投机倒把，偷漏大宗税额，拉拢革命干部，盗窃国家资财（由1948年下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倒动铁卖），五反开始拉拢工人，借钱给工人阴谋掩盖。

二、违法事实

盗窃。

在光复前给日本人加工，光复当时就将所有加工的成品、半成品、铁料等私自吞下，共铁板326吨，火车零件100吨，碎铁275吨等东西。

共盗窃人民币3，507，330，260元多（合新币35万多）。

老梅注：根据目前保存下来的日记摘录，这些数字当时似为工作组估计，并非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完整核算依据。

偷税漏税。

该厂偷税总额人民币1，380，100，000元（合新币13万多元）。

偷税方法：贴天飞不下账，假单据，豆腐账故意令人看不懂。

行贿（略）

偷工减料（略）

三、运动中资本家思想动态

该厂业主非常狡猾，一贯采取抗拒不坦白的态度。

运动开始时借给每个工人以备过年企图拉拢工人，其中工会小组长王连中就得到220万元（合新币220元）。

工作组2月22日晚上进厂起，她用了花招千千万万，当天晚上她就以侮辱人的口气说：“深更半夜的你们来干什么？”

女经理采取一贯抗拒，污蔑政府说：“她如果是穷人，政府就不会来麻烦她了。”

工作组虽然反复交代政策，她却尽耍花招，还说：“检举人家就是借刀杀人。”

家里故意不生炉子，撩脸子给我们看。

当同志们叫她交代问题时，她就大声喊叫：“说，说，说什么？没有啦，你们到我家诈我来啦！”

再不就一个问题反复几次地交待。

这些花招都被我们揭发后，她就一天不说一句话，百般狡猾耍尽无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召开一个坊民斗争会，会上坊民愤怒揭发，会后她说检举一件不正确。妄图过关。

四、工人动态

固定工人五名，一般思想比较落后，始终没发动起来，根本没撕破情面。

例如：开坊民斗争会时，五名工人未说一句话。

另外工人还有一个错觉，想叫资本家长工资，说：“如果你们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我就提。”

结果一个问题也没提出来。

……

附：一份上级审阅批示

对这份材料的意见

1．偷漏税方面，1951年计偷漏税额360，483，700元，据我意见恐有出入，因该厂仅有工人5名，一台切铁机，以整年营业来估计，恐怕不能漏这么多的税额。

2．敌产（铁板）方面数量可能也有问题。另折价方面都以目前价格计算，事实上她是在当时出卖，故也有出入。

3．据反映敌产检举人是被管制分子，他可能趁机表现一下。

老梅注：关于检举人的一点补充

根据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家庭材料，这里的“敌产检举人”应当是于天斗。

于天斗是父亲曹希舜1946年去世时的第二会计。父亲去世后，他离开聚盛德切铁工厂，并于1948年自设天茂切铁工厂，经营小型剪板机。

“五反”运动期间，于天斗作为资方人员被隔离。

他后来写下了一份检举材料，其中有一句：

“经过工作组同志的多次帮助，我终于想起来了，日本人送给老掌柜的一大批铁板……”

从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材料来看，这份检举材料与后来关于“敌产铁板”的认定有直接关系。

但由于完整卷宗已经散失，我们今天无法仅凭这份日记摘录，对当年的全部证据链作出最终判断。因此，我不愿把它简单称为“唯一证据”，而只能说：在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材料中，它是我们所能找到的、与“盗窃敌产”这一认定直接相关的重要材料之一。

老梅注：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

尽管这份《五反结论书》中的文字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中有不少对我父母的政治性评价和带有明显贬损色彩的描述，但有一点却值得特别注意：

关于工厂大型剪板机的来源，这份材料明确记载为父亲曹希舜在1931年购进大机器。

这与后来我们从其他材料中了解到的情况是能够相互印证的。

这台大型剪板机，是父亲经营聚盛德切铁工厂时期购置的重要设备，也是我们后来追寻家史时反复遇到的一件重要物证。

因此，在阅读这份材料时，我们既不能因为它最终对家庭作出了不利的政治判断，就把其中所有事实全部否定；同样，也不能因为其中出现了某些与我们家庭记忆相符的内容，就把整份材料视为已经完全证实的历史事实。

历史材料需要一条一条地看，事实需要一件一件地核对。

这也是今天重新整理这份残缺材料的意义。

老梅注：这不是最后的结论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份材料虽然标题为《五反结论书》，但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时间和内容来看，它只是“五反”运动过程中的一份阶段性材料，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能确认的最终司法结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材料形成之后，上级审阅意见已经明确指出：

• 偷漏税的数字“恐有出入”；
• 敌产铁板的数量“可能也有问题”；
• 对敌产的折价方法“也有出入”；
• 检举人的身份和动机本身，也存在需要考虑的因素。

这些批示并没有替这段历史给出答案，却留下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号。

而这些问号，恰恰是我们今天继续追寻的地方。

一份当年的材料可以有它自己的结论，但历史本身未必会因为一份材料写下了“结论”二字，就停止追问。

我们保存它，不是为了重新审判1952年，而是为了让1952年留下的每一个数字、每一句话、每一个疑问，都有机会被后人看见。

完整的档案已经失去，能够留下的只是这些零散的文字。

但这些文字毕竟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它们让我们有机会重新了解父母所经历的那段历史，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能够查阅、保存和思考这些历史材料的机会。

我们不急于为过去作新的结论。

只是希望把能够找到的材料如实留下，把心中的疑问认真保存。

让时间去沉淀，让后人去理解。——让时间沉淀事实，让历史留下声音。

《天问之路》第四部《追寻真相》第三章《迟来的追问》

2026年9月6日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