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札记

陀罗山人

《越王句践世家》记述东南蛮夷之国越国的兴亡，太史公不以中原礼乐之标尺拘束，将一代霸主的荣辱沉浮、君臣的祸福离合尽录于此。世人多熟于“卧薪尝胆”之励志故事，然细读全篇，方知此文不独赞美隐忍图强，更洞见权力之下复杂幽微的人性 。

越王句践、范蠡、文种

越之先祖，源出夏后氏，封于会稽，断发文身，僻居江海。传至允常，始与吴国结怨。句践初立，急于耀兵，不听范蠡劝谏，贸然伐吴，遭夫椒之败，困守会稽山。国破危亡之际，句践方知骄兵之祸。纳范蠡、文种之谋，卑辞厚礼向吴王请和，身为臣仆，忍辱于吴宫，受尽折辱而心志未堕。归国之后，苦身焦思，置胆于坐，饮食即尝，不忘会稽之耻。内修国政，薄赋劝农，亲抚百姓；外则卑事夫差，惑其心志，静待天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力悄然复振。

吴有伍子胥，洞见越国之心，屡屡劝吴王除后患；而夫差志骄意满，矜于功业，惑于伯嚭谗言，释句践归国。此非仅吴越两国的胜负，实为君王心性的较量：夫差恃强而骄，句践处弱而能忍。待到吴师北上争霸，国内空虚，句践乘隙起兵，数度伐吴，终围姑苏。夫差悔不听子胥之言，掩面自尽，吴国遂亡。句践北渡淮水，会诸侯于徐州，向周室纳贡受胙，号令齐晋，成为春秋末世最后一位霸主。

浙江萧山越王城遗址

霸业既成，变局旋生。篇中最耐人深思者，不在破吴雪耻，而在灭吴之后君臣的命运分途。范蠡深知句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危难之时，君王可以屈身下士；大功告成，则忌惮功臣威权。于是范蠡辞上将军之位，浮海而去，不恋权位。至齐则治产兴业，迁于陶地，十九年三致千金，三散家财，进退从容，故太史公赞其“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

范蠡致书文种，警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其速退。文种却心存眷恋，以为功高足以保全，不忍舍弃爵禄，称病不朝。谗言既起，句践赐剑责之：“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只得伏剑而死。一去一留，一全一亡，对照之间，写尽封建时代功臣的凶险处境。患难之时君臣同心，海晏河清便嫌勋臣震主，此非独句践一人之私，实为专制权力固有的悲剧。

浙江萧山越王祠

读此世家，不可只看见卧薪尝胆的励志，亦当看见权力对人心的改变。困于会稽，句践能谦卑纳谏，屈己以图存；一旦得志，猜忌刻薄之本性显露无遗。逆境可以磨砺人，却未必能够改造人。隐忍可以成就功业，而功业亦可滋生猜忌。

越国称霸之后，后世君主再无句践励精图治之心，国势渐衰，终为楚国所并。夏禹之苗裔，句践之霸业，归于湮灭，唯有其后代散落东南，延续越人之血脉。

太史公将范蠡事迹大段附于世家之末，用意颇深。写句践，是写君王霸业之成毁；写范蠡，是写士大夫知进退、识祸福的人生智慧。霸业盛衰关乎时势，而一身祸福，却在于知止知退。逆境守志固属难得，功成知止，尤为不易。

太史公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观范蠡与文种之殊途，可知世间最难，不在于困厄中奋起，而在于鼎盛时抽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