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日子】夹缝十年

历历万乡

图/文/编辑：历历万乡

美篇号：375114

那日微信问候林主任，提及最近身体状况，他不禁长叹一声：“唉，得啥别得病啊……”那份苍凉，瞬间把我拽回到多年前——那段最为难熬的职场岁月。

2010年，我在一家公立医院任纪检书记，当时的主管局是市老龄委，林主任是主管局的一把手。但由于主管部门不熟悉医疗业务，经费又捉襟见肘，医院日渐凋敝，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引发群访事件。

我的岗位要兼顾人事与信访。那段时间，日日梳理档案、研读政策，最磨人的还不是案头工作，而是游走在部门规章与职工诉求之间——夹缝中生存。

信访最初的诉求，是将医院归口划转至卫生局管理，当时上下一心，满怀期待。可划转之后，编办重新核定编制，医院集体身份的职工无法入编，新的矛盾再次爆发。

老龄委申请了几次联席会议都没有结果，为破解僵局，在一个多雨的夏季午后，主管市长召集了一场协调会。

那日，我以医院代表身份来到市政府21楼会议室。会议室里椭圆形长桌居中，并列着两排座椅，我选了二排靠窗的位置坐下。副市长坐在长桌的正位，两面分列各大委办局的领导。

会上编办关处长首先介绍情况，他身高一米九，大家都叫他大关。“人员身份过去界定模糊，现在有文件明确规定，集体身份人员不能落编。”大关声音不大，但句句笃定。“目前全市这类人员四万多，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系统，如果给他们医院开了口子，后面那四万人都得来找。”

说话间天空突然暗了下来，伴随着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哗的一下倾盆而落，一阵疾风刮过，雨点从敞开的窗口浇进来，我的半个肩膀瞬间湿透。

雷声掩盖了市长的声音，她索性开起了玩笑：“你看你们单位这事，连老天都觉得难办。”工作人员请我移步前排，我边擦淋湿的手臂边换座位，场面尴尬，狼狈不堪。

我被安排坐在财政局长旁边，左右点头间，手机顺势开启了录音功能。记得当时财政局长正说得头头是道：“财政纪律是刚性的，我们按编制拨款，这是政治红线……”无意间余光扫过，发现了我亮着的手机屏幕，突然就警觉地闭上了嘴。

我赶紧把手机摁黑，手心里全是汗。其实他们说的这些我早已背熟——前几轮会前准备，也翻阅了大量的职工档案：这些集体职工多是顶父母的班入职，或是当年医院下属工厂并进，档案里没有派遣证、统招表，所以被卡在编制门外。

财政局长的机警是对的，在当时集体人员剑拔弩张的情绪下，说话的技巧、身份的转换、态度的软硬都会影响事态走向。稍微尖锐，就会把一件公事变成了职工对你的私仇。

大关就是例子。记得一次，职工找到大关办公室讨说法，面对气势汹汹的职工，大关也急了，拿出当年职工亲笔签名的主管局变更申请摔在桌上：“看好了，是你们自己同意变更的。”挑头者愣了几秒，恼羞成怒，摔门而去，转头给他写了一封举报信。

那次协调会各方各执一词，依旧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只记得市长扔下的那句：“屁股决定脑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汇报材料越写越多，协调会也一开再开，职工的信访技巧也在持续增长。记得那次赶在全国“两会”前，天气还很冷，职工组织了一次大型的群访事件，租了大客车去信访局。

眼见大客车从我面前开过去，来不及多想，我穿着高跟鞋开始跟着大客车跑，我喊他们停下来，走正规渠道。可车里人看我的表情，好似在看一个笑话。

大客车一个转弯消失不见，我只好喘着粗气打车追到信访局，当时挑头的已进入谈话室。我站在大厅中间环顾四周，职工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有的义愤填膺、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目光呆滞、有的嬉皮笑脸。林主任也被信访局招来接访，无奈地靠在角落一组暖气片上。我疲惫地站在领导和职工中间左右为难。林主任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窘迫，示意我过来，指着暖气片：“在这等吧，暖和些。”

那天，信访接待处的工作人员认真地接待了他们，仔细记录，倍感同情，寄予希望。还记得挑头者从谈话室出来的表情，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被前呼后拥着，猫一样的眼睛，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从我面前掠过，一股清鼻涕不争气地滑落，我不由自主地吸了下鼻子。

但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当一次次信访，换来一次次无解时，气急败坏的集体职工终于在医院楼顶垂下了白布条，上书“还我编制”，白底黑字，字体狰狞，笔笔透着怒气。警察出警了，但了解到是人民内部矛盾，也没法硬来，劝两句白布条子不撤，就只能站在边上陪着。那段时间医院乱成一锅粥，有常规工作检查都不敢进门，电话打给我，我拿着材料在房檐头转角处跟她们汇报工作。

就这样，来来回回，循环往复，信访周期长达十年之久。市领导换了一批又一批，职工也不断地燃起希望再希望破灭。最终以挑头上访者白血病病逝，双方精疲力尽、两败俱伤而告终。挑头者至死也没能等到落编结果。

政策的红线终究是不可逾越。后来，财政局提供了一笔补助费，用于保障退休职工的部分工资，政府以“属地管理”为由，将医院从市级下放至区级，十年纷争，就此收场。

时至今日，林主任人已退休，退休前夕，查出肺癌，本应有的退休休闲时光，都在被迫用于抗癌；编办大关后来升职了，由处长变成副局长，却无福消受，2020年在岗期间，确诊胰腺癌，不到三个月便离世了。

我算侥幸，得了相对惰性的甲状腺癌，切了，好了，也调离了那里。但脖子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大病之后，保险公司对我终身拒保……

当规则与情理打架时，我们这些执行者便是祭品。

我在职场最难熬的日子，从来不是加班的累、业务的难、或是伴君如伴虎的紧张，而是坐在历史留下的这条楚河汉界之上——疲惫拉扯。

如今，脖子上的疤已经没有知觉，但“夹缝十年”的痛，依然让我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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