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传《云泥殊路人生有悔》

若愚

在哈佛大学2013年

晚秀一家子

我的小传《云泥殊路，人生有悔》

前言

人生如一幅绚丽画卷，却也难免留下几处败笔，那便是我心中难以磨灭的悔。

我曾悔于对亲情的疏忽。小时候，父母疲于奔命的劳作，我却不以为然。长大后，外出求学，相处的时间很少，没能好好陪他们说说话、散散步。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变故，让他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希望，直到看到他们逐渐增添的白发，才惊觉时光匆匆，那些被我糠蹋的时光，成了心头最深的悔。

我也悔于对梦想的放弃。曾经怀揣着绘画的梦想，拿起画笔时满心欢喜。可面对一次失足，面对旁人的鄙视，我退缩了，放下了画笔。如今，看到他人用画笔描绘出精彩世界，我只能在心底默默叹息，后悔自己当初的朦朦胧胧。

人生有悔，但悔并非终点。它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把握未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悔悟，勇敢前行，用行动去弥补曾经的遗憾，让余生少些悔，多些无憾的精彩。

本篇非无虚构，可以当作历史的一部分、可以当作反面教材、当作喻世警言来读！

<我的初中生活>

我于一九五四年考入芜湖市第一中学，谌运生和张寅生考入芜湖市第三中学。

第一次班会上，班主任张仲鑫说：

＂同学们彼此还不熟悉，我推荐几位同学担任临时班干部，待下学期再由同学们投票选举。

周培德同学担任班长，张锡斌同学担任学习委员，张裕娟同学担任文娱委员，金康强同学担任生活委员。

……＂

周培德是芜湖市郊区清水村人，贫下中农，父母务农。清水村位于青弋江北岸，青弋江、水阳江在此处汇入长江，江心水流清浊分明，是一奇观，清水村由此而得名。

我是芜湖市对江运漕镇人，城市贫民成份，父母做小生意。运漕镇文化古跡众多，是江北一带首镇。

张裕娟是本市人，住学校附近＂一天门街道＂。当时这里的环境可用髒乱破来形容。家庭成分城市贫民，母亲糊火柴盒为生。

金康强住本市中二街，小资家庭，父母开一爿＂金隆鑫清真馆＂。

初中三年，沒有大的政治运动干扰，我们的学习生活比较正常。

当时中苏关系正处于热恋中,"苏联老大哥"不离口。大街上，许多老头老太都穿苏联大花布衣服，青年男子多穿列宁装，女的多戴大红花纱巾，走在大街上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外语课学的是俄语。高三学生成绩特别优秀的，可保送为“留苏予备生“。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为了祖国繁荣昌盛，为了自己的光明前途,绝大部分同学都能自觉地刻苦学习。

上午四节课，下午二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晚上有两节自修课，星期天和星期六下午休息。

有时，星期天，我们几个好友结伴到离校不远的赭山上温课看书。最高处就是爱晚亭。站在亭边，极目眺望,芜湖市全景及长江青弋江水带尽收眼底。

同学们暢谈人生理想,引项高歌,毫不怀疑自己是国家的小主人，共产主义接班人！

时间过的真快，期中考试成绩下來了,我的总分成绩全班第一。

初一下学期，班长周培德和我两人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这标志着我俩的政治生命跨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将激励我俩更加努力学习，将来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眼前是一片光明。

当时入团可比現在入党还看得重啊!同学们欢呼着激奋地将我俩抬起來，抛向天空。我和班长买了两斤水果糖散给了同学们。

后来我当选为学生会福利部部长，校团总支组织委员，并在初三上学期被选为代表，出席芜湖市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

会址在梵罗山党校大礼堂，吃住在鸠江饭店，大客车接送。四天会后，回到学校，面对全校学生作传达报告。

回到班上，同学们如众星捧月，围住我问长问短，人人投来赞美和羡慕的眼光。那会儿，前有老师垂青，后有同学追捧，左右逢源，好不惬意！

真是：

春风得意马蹄疾，

豪情万丈踌满志。

这是我在学生时代輝煌的顶峰。

张裕娟同学是一位健康苗条、容貌秀丽、能歌善舞的姑娘，但是学习成绩中等。

她经常请我给她讲解一些难题。在她看来，我的讲解比老师还要透彻易懂，因此俩人交往比较频繁。她追求进步，这次没能入团,主要原因是成绩沒有提上去。

九月的风还裹着夏末的余热，吹得教室后排的窗帘鼓成饱满的帆。

课堂上，张裕娟恰好坐在我的前排，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瀑布似的挂在我的眼前。她头部每一次摆动，那长发就划出一道青春闪亮的弧线，总是引发我心中一阵悸动。

晚自习上，她抱着习题册转过身来，发梢扫过我的桌面，带着点橘子味洗发水的清香:“不好意思，请问这道几何题老师刚才讲的辅助线我没太听懂，你能给我讲讲吗？”

我愣了两秒才接过她的习题册。她的字写得娟秀，习题旁边用蓝色的笔标了好几个问号。

我给她讲了三遍，她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眼睛弯成了月牙:“你讲得比老师还清楚！”

之后，她总抱着习题册过来问题，有时候是数学的函数题，有时候是物理的受力分析。

班主任找我谈话是在十月中旬，办公室的窗户开着，风吹得桌上的作业本哗哗响。

“你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多帮帮同学是好事，”班主任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点试探，“张裕娟这次入团考核没通过，主要就是成绩差了两分，你们平时走得近，你多上点心，一对一帮扶，别光讲题，也帮她找找学习方法的问题。”

我攥着衣角点头，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正撞见张裕娟站在走廊尽头的梧桐树下，落叶飘在她的发梢上，她低头踢着脚下的小石子，肩膀微微耸动。她抬头的时候眼睛红得像兔子:“我是不是特别笨啊？明明已经很努力了，还是考不好。”

风卷着落叶从我们中间吹过去，我看着她手里攥皱的入团申请书，突然就说不出安慰的话，只把自己的课堂笔记递了过去:“复习功课时参考我的课堂笔记吧。”

那之后的晚自习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她总在第二节晚自习过半的时候轻轻戳我的后背，然后转过头来，把不会的题推到我面前。教室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我们头挨着头看同一道题，她的头发垂下来，扫过我的手背，橘子味的清香钻进鼻子里，我有好几次都忘了自己说到哪，只能慌慌张张地清清嗓子，假装去翻旁边的参考书。有一次讲题的时候她突然笑了，指尖点了点我的笔记本，“你这里写错字了。”我凑过去看，两个人的额头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朵根，慌忙转了回去，留我一个人看着她发烫的耳尖，半天没缓过神来。

冬天来的时候，教室窗玻璃上总蒙着一层薄雾。张裕娟的成绩慢慢有了起色，上次月考已经排到了班级二十多名，班主任在班会上表扬她的时候，她偷偷转过头来，对着我比划了个胜利的手势，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十二月的第一场雪落下来那天，入团名单贴在了公告栏里，她的名字排在第一个，介绍人那一栏写着我的名字。她挤在人群里看了半天，突然转过头就往教室跑，撞到我怀里的时候眼泪都掉了下来，落在我的棉服上，晕开小小的湿痕。

“我入团了，”她仰起脸，眼泪还挂在脸颊上，笑得却特别灿烂，“我真的入团了！”

我看着她冻得通红的鼻尖，突然就想起第一次她过来问题的时候，也是这样红着脸，眼睛亮得像星星。

期末考结束那天，我们一起收拾东西回家，雪已经停了，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她走在我旁边，发梢沾了点碎雪，“下学期我还要坐你前面，”

她踢着脚下的雪，声音轻轻的，“到时候我有不会的题，还能问你吗？”

我转头看她，她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眼睛里映着路边的灯光，亮得惊人。我点点头，“当然可以，随时都可以。”

风卷起路边的碎雪，落在我们的肩膀上，她的披肩发在前面晃啊晃，橘子味的清香混着雪的冷意飘过来。我突然就想起，开学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坐在我前排的姑娘，会成为我整个青春里，最明亮的那道光。

支部为她和金康强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入团仪式。

这是一个星期天,风和日丽,同学一行十多人来到陶塘公园。

公园里有个半岛,是市图书馆所在地。在图书馆草坪上拉起一面团旗。大家在团旗前围坐一圈，气氛庄严肃穆。

两名新团员肃立团旗下，举起右拳，在学校团总支书记吕大伟带领下宣誓毕。各人相继发言，都是豪言壮语。

然后是自由活动。大家起哄让新团员唱歌。

张裕娟今天穿粉红色衬衣,浅色长裤.乌黑长发,颀长身材,无一不散发出青春活力,像水上仙子,出水芙蓉,让每个人都想亲近她呵护她。

在大家掌声中，她羞涩地笑着,然后唱了首电影《冰山上来客》插曲.大家喊再来一个,她又唱了一段越剧《问紫鹃》。

金康强同学来了个口琴独奏《步步高》。

中午在凉亭里午餐,吃的是事先准备的卤菜、面包和饮料。

我和张裕娟有意无意走到了一起。

她几乎是耳语般地对我说:

”别老是看着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句话说得我立马脸红。

饭后划船，四人一条船，男生当仁不让充当桨手,拨动双桨让小船轻轻游弋在水面上。

见远方楼房林立,四周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白石拱桥的投影在水面闪烁；更远处,赭山顶上的爱晚亭隐约可见；花花绿绿的游人悠闲自在地绕陶塘散步；我们也情不自尽地唱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把陶塘游了一圈下来,几条船聚在一起，任其在清澈的水面上自由飘浮。

这一切是那么美好,充满青春活力，同学们是那样陶醉在甜蜜的幸福中。要是时光能永远停留在那一刻，永远地锲刻在那幅画里,该多美好啊!

十一月的风已经带了点深秋天的凉意，图书馆靠窗的位置晒着半面太阳，暖烘烘的，落在摊开的习题册上，连铅字都泛着点软乎乎的光。

我刚把书包放在椅子上，指尖还沾着外面带进来的冷意，还没来得及翻开带来的《安娜·卡列尼娜》，就听见旁边传来个轻悄悄的声音，裹着点意外的欣喜：“张锡斌，你也在这里啊？”

我抬头就看见张裕娟站在桌边，怀里抱着个藏蓝色的笔记本，发梢上还沾了片不知道从哪飘来的梧桐叶，脸颊被风吹得红扑扑的，眼睛亮得像盛了颗星。她笑着晃了晃手里的笔记本，没等我应声，就自然地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动作轻得连椅子腿蹭过地面的声音都压得极低，怕吵到馆里看书的人。

她把笔记本摊在桌上，又掏出支按动式的黑色水笔，指尖捏着笔帽转了两圈，就低着头开始写东西。

阳光刚好斜斜落在她的侧脸上，我隔着一张书桌看过去，能看见她纤长的睫毛垂下来，在眼睑处投出一小片浅淡的阴影，鼻梁的弧度柔和得刚好，耳尖露在乌黑的鬓发旁边，连上面细小的绒毛都被阳光照得清晰。她的马尾还是习惯性地扎得高高的，发尾垂在肩后，偶尔她低头记笔记的时候，发梢就会跟着轻轻晃一下，看得人心里发颤。

我突然就觉得眼睛有点发花，摊在面前的书里那些铅印的字好像都浮了起来，连“安娜”两个字都看得模模糊糊，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手里的书页被我捏得微微发皱，我只能假装咳了一声，悄悄把视线移回书页上，可鼻子里总能闻到她身上那股熟悉的橘子味洗发水的清香，混着图书馆里旧书页的油墨味，搅得人心里乱哄哄的。

“你借的什么书呀？”

她突然开口问我，声音压得很低，带着点沙沙的质感。我慌忙抬头，撞进她带着笑意的眼睛里，才反应过来刚才一直盯着她看，脸颊瞬间就烫了起来，忙把手里的书抬了抬，封面上的“安娜·卡列尼娜”几个字对着她：“哦，这本，托尔斯泰的，之前一直想看，今天刚好在书架上找到了。”

她哦了一声，把自己手里的书也递了过来，封面上印着“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几个字，书页边缘已经有点翻旧了，看得出来是常被翻的：“我借的这本，讲吴运铎的事迹，语文老师说写得特别好，让我们有时间都看看。”她顿了顿，指尖轻轻点了点我手里的书，眼睛弯成了月牙，“这本我听说过，就是太厚了，我总怕读不完，能借我看看吗？我看完还给你。"

我忙不迭地点头，把书递过去，指尖碰到她的手背，她的手有点凉，我像被烫到一样飞快地缩了回来，心脏咚咚跳得厉害。

她接过书，笑着把自己的借书卡递过来：“那你用我的卡借一本吧。”

我接过她的借书卡，卡片上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上面的照片是她刚入学的时候拍的，梳着齐眉刘海，笑得有点腼腆，跟现在比起来，好像还没长开的样子。

我去书架那边转了一圈，最后拿了本《史记·本纪》，用她的借书卡办了借阅手续。等我回到座位的时候，她已经把我的书放进了自己的书包里，正支着下巴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指尖轻轻敲着桌面，一下一下的，像敲在我心上。见我回来，她利落地把笔记本塞进包里，站起身冲我晃了晃：“我这边写完了，要回去吗？”

我点点头，跟着她往外走。图书馆门口的风一吹，我才慢慢冷静下来，阳光落在地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肩并肩挨在一起，看着格外近。我们俩谁都没说话，就那么慢慢走着，不知不觉就拐到了操场的方向，跑道旁边的梧桐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作响。风卷着落叶从我们身边飘过去，她走在我旁边，发梢偶尔扫过我的胳膊，橘子味的清香又飘了过来。

“你借的这本《史记、本纪》，好多都是文言文，你看得懂吗？”她先开了口，侧头看我，眼睛里带着点好奇。

“还行吧，”我挠了挠头，“之前看了不少选段，实在不懂的地方就查字典，慢慢啃呗。”

“你真聪明，”她笑了，脚步都轻快了点，“每次考试成绩都那么好，我真羡慕你，又佩服你。”

我被她说得脸有点发烫，忙摆手：“哪有，你也很厉害啊，这学期成绩提升特别明显，上次班主任还在班会上表扬你了呢。上次月考你都进班级前二十了，比刚上初中的时候进步快多了。”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踢着脚下的小石子，声音轻轻的：“那还不是多亏了你给我讲题。对了，我将来想做人民教师，就教语文，能带学生们读好多好多书，还能给他们讲课文里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你呢？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我看着远处操场尽头的旗杆，五星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我想当一名地质勘察队员，以后能去好多地方，爬高山，探矿藏，还能看看祖国各地的风景，我觉得挺酷的。”

“哇，那也太厉害了。”她眼睛亮得惊人，“到时候你要是发现了什么新的矿，可得告诉我，我第一个给你鼓掌。”

风又吹了过来，她裹了裹身上的外套，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转头对着我笑：“对了，还要谢谢你借我课堂笔记，你记得太清楚啦，重点标得也明白，我复习的时候看着特别管用，比我自己记的好多了。”

我看着她笑起来的样子，脸颊上两个浅浅的梨涡，心里像揣了个暖水袋，热烘烘的。风把她的碎发吹到了脸上，她抬手捋头发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耳尖红了，而我自己的脸也烫得厉害，两个人都低着头，谁也没说话，只能听见脚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还有彼此有点发慌的呼吸声。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操场尽头的小巷口，巷子往里走就是一天门街道，青石板路铺得整整齐齐，两边的墙上还爬着干枯的爬山虎。

她停下脚步，站在巷口对着我挥了挥手，发梢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我快到家了，你回去吧，路上小心点。”

“好，”我点点头，站在原地看着她，“那你也注意安全，书你慢慢看，不着急还。”

她嗯了一声，转身往巷子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见我还站在原地，笑着冲我挥了挥手，才加快脚步跑走了，马尾辫在风里晃出一道好看的弧线，直到她的身影转过巷子的拐角，看不见了，我才握着那本刚借的《史记本纪》，慢慢往回走。

风里还残留着点橘子味的清香，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书，书页上仿佛还留着她借书卡的温度。

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待这么久，说了这么多话，之前要么是在教室里讲题，要么是在走廊上碰见打个招呼，从来没有这样慢慢走着，聊彼此的理想，聊看过的书。我摸着书页的边缘，忍不住弯了弯嘴角，好像从这天之后，那些藏在习题册和讲题里的小心思，终于慢慢露出了点苗头，连吹过耳边的风，都突然变得温柔了起来。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果然熟络了不少，她来找我问题的时候不再拘束，偶尔还会给我带颗橘子糖，甜味在嘴里化开的时候，跟她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

七十年代的中学时光，总裹着一股旧报纸和粉笔灰的味道，最亮的光永远属于电影院里的那片幕布。我是学生会福利部长，包场电影时，偷偷在最中间的位置扣下五张连座票，分给玩得好的几个男生，最靠我右手边的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张裕娟的。

那时候电影票才五分钱一张，抵1不上半根冰棒的价，全班四十多个人几乎场场不落。我总踮着脚往人群里望，看到张裕娟走过来，就赶紧攥着票走过去，把最边上那张塞给她，假装不在意地说“刚好剩的位置，你坐我旁边。”，她每次都红着脸接过去，指尖轻轻擦过我的手背，软得像春天刚抽芽的杨絮。

印象最深的是看《夜半歌声》这场电影，演到宋丹萍拆纱布那段，镜头突然拉近，整张烧得扭曲的脸占满了整个银幕，前排有个男生吓得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去，我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人就猛地往我怀里撞，带着她身上皂角的香味，头发蹭得我下巴发痒。我整个人僵在那里，手举在半空中不敢放下去，心脏咚咚跳得比电影里的背景音乐还响，直到她反应过来赶紧坐回去，低着头小声说“对不起啊！”。我摸了摸发烫的耳朵，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没事，我也吓了一跳！”

后来看《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演到素芬跳江那段，整个礼堂里都是抽鼻子的声音。我侧过头看张裕娟，她眼泪掉得凶，顺着下巴往下滴，把衣襟都打湿了一片，最后实在忍不住，小声哭出了声。我正摸遍了口袋找手帕，她突然把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蓝格子手帕塞到我手里，指尖还沾着眼泪，我低头擦了擦眼睛，手帕上有和她身上一样的香味。散场的时候我要把手帕还给她，她摇了摇头说“你拿着吧，我家里还有。”，走了两步又回头，麻花辫甩起来，“洗干净了再还我就行”。

再后来看《流浪者》电影，那天看完电影回教室的路上，大家都在哼里面的《拉兹之歌》。

张裕娟走在我旁边，哼得跑了调还自己不知道，我跟着她哼了一路，风把她的辫子吹到我胳膊上，软乎乎的。后来那首歌火遍了整个校园，我每次听见有人唱，都能想起那天她歪着头哼歌的样子，想起蓝格子手帕的香味，想起撞在我怀里的那个软乎乎的影子。

那些五分钱的电影票，那些暗里藏着的小心思，最后都变成了旧胶片里的光影，轻轻一碰，就掉出满当当的少年心事。

1975年的元旦来得比往年早些，风卷着操场边悬铃木的枯叶刮过教学走廊的时候，学校大礼堂的新幕布已经挂了起来——红绒布面上用金粉写着“庆元旦·迎新年”六个大字，旁边还贴着通知：这次晚会评出的优秀节目，要直接选送去市里的中学生文艺汇演，刚好赶上今年纪念长征胜利的主题展演。

消息一传开，各个班都铆着劲准备，身为文体委员的张裕娟自然成了全班最忙的人。

她早早就打定主意要排舞蹈《红军之家》，这个节目讲的是苏联红军战士回家探亲，一家人团聚的热闹场景，刚好契合今年的红色主题，又能发挥班里女生多的优势。

为了把动作学标准，她特意挑了两个悟性好的女同学，趁着周末挤了半个钟头的公交到市文化宫，跟着老师对着镜子抠了整整两天的动作，小到舞步的落点、手腕的弧度都记得清清楚楚，笔记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小人示意图。

节目角色算下来有十个：三名红军战士、未婚妻、两姐妹、父母、小弟还有老爷爷。要选男同学来演红军未婚夫的时候，大家你推我我推你，都红着脸不好意思，最后还是张裕娟拍了板，让个子高挑、眉眼英气的王桂兰女扮男装，大家这才哄笑着应了下来。

眼看彩排的日子越来越近，道具却卡了壳：三套苏联红军的全副军装根本没地方借。就在大家围着道具筐发愁的时候，校团总支书记吕大伟找了过来。他是去年的高三毕业生，没去上大学，主动申请留校做团务工作，这段时间一直盯着各班的节目筹备，早就注意到了忙前忙后的张裕娟。问清楚难处，他第二天就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跑到城郊的驻军部队，真的借回来了三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

大家围着军装高兴得不行，又找来金红两色的彩纸，剪了五角星和花纹贴在帽檐、领口、袖口和裤脚，改造完的军装往身上一套，还真有几分英气。

吕大伟是本校高三毕业生，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上大学，而是留校任专职校共青团总支书记，一直参予我班的演出活动，被张裕娟的美貌与才华所吸引，一厢情愿地暗恋着她。

彩排室的手风琴声刚落，张裕娟抬手把滑到额前的碎发别到耳后，指尖还没离开鬓角，就看见吕大伟端着两杯温水站在门口。

“刚晾好的，一口喝。”他把水杯往她手边递，目光刚落到她脸上，又慌忙移开，假装去整理旁边堆着的演出道具。

张裕娟接过水笑着道谢。

趁星期天，吕大伟攥着装了草莓手提袋往张裕娟家里走，鞋底蹭过青石板上的青苔，脚步放得比谁都轻—一想趁她家下午没人时送过去。

张裕娟没让他进门先开口：“吕大伟，我正在打扫卫生，你看我手上全是髒没空接东西，你还是拎回去吧。”

吕大伟把草莓往门槛边的小凳上放，笑着凑过去：“没事，我洗干净了，你歇会儿再吃。″张裕娟头也没抬：“你不用这样，……"

吕大伟没等到她再说下去，只能轻轻退出大门，蔫蔫地顺着巷道走了。每次他讨好卖乖，但总是碰壁。

晚会正式演出那天，大礼堂里挤得满满当当，连走廊里都站着人。我们班的《红军之家》排在第三个上场，金康强的手风琴声一响，欢快的节奏瞬间把全场气氛带了起来。群舞的脚步齐刷刷踏在地板上，独舞的旋转看得人眼花缭乱，双人舞的托举动作刚做完，台下就响起了一片掌声。有芭蕾舞式的腾空跳跃，有哥萨克风格的顿足挥臂，欢快的动作里满是蓬勃的劲儿。

张裕娟演的未婚妻戴着红帽，穿着红衫、红裙，踩着轻快的舞步在台上穿梭，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她跳着、荡着、旋转着，脖颈随着节拍轻轻弹动，活灵活现地演出了少女见到爱人的欢喜活泼。

演老爷爷的我，一会扎着马步做下蹲旋腿的矮子功，一会捻着假胡须做个鬼脸，逗得台下的老师同学笑成一片。

整个舞蹈四分钟，没有一句台词，全靠大起大落的动作支撑，跳完谢幕的时候，每个人额头上都挂着亮晶晶的汗，台下的掌声差点掀翻了礼堂的顶。

我们班第二个节目是采茶调《十大姐》，十个姑娘穿着蓝布碎花褂子斜坐在两排长凳上，丝竹乐一响，柔美的曲调就漫了开来。大家对着手里的鞋底，穿针、引线、纳底，动作齐得像一个人做的，把苏区妇女给红军做军鞋的场景演得惟妙惟肖，台下不少老师都跟着轻轻打起了拍子。我坐在乐池里拉二胡，指尖都按得发烫，心里却比谁都骄傲。

最后评选结果出来，《红军之家》拿了晚会一等奖，后来去参加市里的中学生文艺汇演，又捧回了二等奖的奖状。那张印着烫金字的奖状，后来在我们班教室的后墙上贴了整整一年，每次抬头看见，我都能想起那天大礼堂的灯光，想起台上那团跳动的火焰，想起一群少年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忙前忙后的日子。

光阴荏苒,转眼三年过去了，初中快毕业了。在毕业晚会上,班主任眼里明显地闪着泪花,无限深情地说：

“亲爱的同学们!青年是人生最美好,最憧憬,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能在一起共度三年,是莫大的缘分。三年前,我刚结识你们时,你们都还是孩子,转眼间三年过去了,你们长大了,长知识了,已是优秀的知识青年，我很欣慰。

社会环境比学校里复杂得多,严酷得多。不管你们是继续学习，还是走向工作岗位，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勤奋工作,诚恳待人,我祝福你们都将有个美好的未来！”

话音一落,教室里立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桌櫈排列在教室四周，留着中心一个空间。

大家吃着糖果、水果,各自表演拿手绝活,有唱歌,有朗诵,有乐器合奏,独奏。我演奏了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京胡曲牌《夜深沉》。

大家相互交换纪念品,签名留念。我在张裕娟的纪念册上写道:”裕娟同学!我是用你赠送给我的这支笔书写的,虽然想说的话很多,凝聚在笔尖的就是一句话”期盼能在同一所学校读高中。”

她想了想,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锡斌同学!你是很有才华的男生,成绩优秀又乐于助人，我很感激你,希望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此时已深夜两点多了,有些同学离去,张裕娟等十多位特要好的同学留了下来,还在意犹未尽地娓娓谈心。

大家心里明白，今此一别，往后有些同学说不定就见不到面了，心情不免沉重！

他们知道，我将在清晨六点乘小轮回运漕镇，要送我一程，于是一同来到江边六号码头。

天边慢慢泛起鱼肚白的时候，小轮鸣着汽笛催乘客上船。我背着行李踏上舷梯，转身朝他们挥手，才看见所有人都挤在码头的台阶上，手举得老高。“再见！保重啊！”他们扯着嗓子喊，声音被江风吹得断断续续，混在汽笛声里飘得很远。

我一眼就看见了人群里的张裕娟，她挥着那块演出时扎辫子的红手帕，嘴角翘着，眼泪却顺着脸颊往下掉，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了，她也没抬手理。

小轮慢慢驶离码头，晨雾里那些年轻的

身影越来越小，先是看不清脸，最后连那点跳动的红也融进了灰蒙蒙的天色里，只余下江水拍着船舷的声响，哗啦，哗啦，像谁在轻轻擦眼泪。

同学们仍在挥着手，声嘶力竭喊道:"再见！保重！"

情窦是人间最洁白、最纯洁的花，一生一世只开放一次，开时芬芳谢时美满，遗憾的是从不结果！

<我的高中生活>

我被保送本校高中。

这个暑假，我参加了本校"召生服务团"工作，有些许生活补贴。

张裕娟、周培德、金康强也考上了本校高中，巧的是还分在同一个班，我仍然是学生会福利部部长。

到了一九五八年，往后一切大变样了，荒诞不经，反社会，反自然规律的错误政策层出不穷。但是全国人民却盲目追随吹捧，一场特大的灾难迅速在全国漫延开来。

由於实行公社化，大搞一平二调，甩手人多，干活人少，人心焕散，农业生产荒废了，粮食几乎绝收，口粮供应逐渐减少,甚而完全断供！

更要命的，有那么多混帐干部闭着眼睛浮夸，欺上压下，以至于将老百姓饿死那么多！

学校課制和日常生活都彻底打乱了，学校处于半工半读状态 ，甚至完全停课。

有一次，全班到郊区炼焦炭，在工地上吃工地上住，干了三个星期。

我们排着队，揹着包 ，扛着红旗，唱着红歌出发。

到了目的地，安排好住宿。便投入挑煤装窑的劳动。晚上收工回棚，你看我，我看你，每个人脸上都灰黑一片，只見一双白眼和一口白牙，个个像一支黑人牙膏。

几天下來，手上起了泡，肩头红肿，皮肤晒得起泡脫皮，大家的情绪有点低落。

团支部开会鼓动，号召团员起带头作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决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决不能有一个逃兵！

二十多天后回到学校，学校召开了庆功表彰大会，班上周培德、张裕娟、金康强都得到了大会表彰。

课程表也有了改动，上午三节课，下午一节课，其余的时间是劳动课。

学习南泥湾精神，学校范围内所有的坡地 ，拐拐角角的荒地都要整平，甚至是操场的一角也都种上了瓜菜。

每天下午同学们挑土的挑土，种菜的种菜，浇水的浇水，天天忙忙碌碌，人人有事做，一种永远也做不完的感觉。

学不像学，工不像工，农不像农，大部分同学产生了厌学情绪。

大跃进的浪潮已经从城市卷到了小镇的每个角落。

那是1958年的夏末，午间休息的时候，金康强攥着卷得皱巴巴的《人民日报》冲进了教室，额头上满是汗，嗓门大得惊动了半屋子看书的同学：“你们快来看！头版头条的新闻！”

大家一窝蜂围了上去，我挤在人群里，一眼就看见了那张占了半版的照片：齐腰高的稻穗密得像厚地毯，一个穿着红兜肚的小娃娃盘腿坐在稻穗上，晃着脚丫子笑得灿烂，身下的稻秆连弯都没弯一下。旁边的标题字大得扎眼：某省某县某公社水稻亩产再创新高，从千斤跃至万斤，纪录每日刷新。

“我的天，一亩地能打一万斤粮？”城里来的林晓燕瞪圆了眼睛，指尖戳着报纸上的照片，语气里满是兴奋，“党报肯定不会错的，这要是真的，以后咱们再也不愁吃不饱饭了啊！

”旁边几个城里来的同学也跟着点头，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说要是咱们这儿也能种出这么高产量的稻子，冬天就不用啃红薯干了。

我正盯着照片发愣，就听见后排传来个闷闷的声音：“我看悬。”说话的是周培德，他家在乡下，农忙的时候还得请假回去帮着家里插秧割稻，最懂庄稼的事。他挤过来拿过报纸，皱着眉盯了照片半天，摇了摇头说：“我们村里最好的田，伺候得再精细，一亩地最多也就打五百多斤稻子，一万斤？那得堆得比房子还高，怎么可能？”

这话一出，刚才还热闹的人群瞬间静了。几个同学脸涨得通红，反驳说这是《人民日报》登的，怎么会有假？周培德也急了，掰着手指头跟大家算：“一亩地才多大？就算把稻穗堆得满满的，晒干了脱了谷，撑死了也就上千斤，万斤绝对不可能，那稻秆哪里承得住？”

风从窗户吹进来，掀得报纸哗啦啦响，照片上的红兜肚娃娃依旧笑得灿烂，可我看着窗外操场上被晒得发蔫的杨树，忽然觉得那白纸黑字的报道，离脚下的土地远得很。

那天下午的课大家都上得有些心不在焉，周培德闷头趴在桌子上，铅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堆稻穗，旁边写了一串数字，算到最后把纸揉成了团扔到了桌肚里。后来那张报纸被贴在了教室后面的宣传栏里，旁边用红笔写了“学习高产精神”几个大字，每次我路过的时候，都忍不住想起周培德皱着眉头说“最多五百斤”的样子，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在我心里撞来撞去，好久都没个答案。

一九五九年暑假，我回到运漕镇。当年我家六口人，住大北门沈氏祠堂后进的两间平房里。

奶奶见到我，高兴地说：”身体过好了.饿了吧,奶奶这就烧锅"。

我问奶奶:"父亲和母亲做什么去了？"

奶奶说：＂你爸跑乡去了，你妈在小高炉上。＂

傍晚五多点钟，父亲跑乡回来了，劈头蓋脸就问：＂还好吗，在学校能吃饱吗？＂

＂一切都好！能吃饱。＂

他从担子里拾出一条鱼，叫我送给奶奶去烧（大食堂解散了）。

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病，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为生活所迫，只好挑起货郎担。

他骨瘦如柴的身子蹲在地上，似乎比坐在凳上要舒服，不时咳嗽，还一个劲地抽烟。

近年来，我和父亲经常顶嘴，我每说话，父亲都能摆出事实来反驳我，让我难堪。

“爸！不能不抽烟吗？你应该去看医生。”

他苦笑道：“我这病和你大伯一样是看不好的。不抽烟当然好，可我不想戒。你大伯死了，到了好处。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吃了早上愁着晚上。明明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吹牛说农业空前大丰收。明明炼出来的是一坨铁疙瘩，还打锣敲鼓去报喜，我看不惯。

我是一个废人了，早一天死早一天好！”

“爸！你不能这样悲观，”

我搬来在学校学的一套:“共产主义很快就能实现，到那时候，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幸福着呢！我看你脑子里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我当时是热血青年、共青团员，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说到激愤处，无意中还拍了一下桌子。

父亲不再说话了。

父子俩发生争论时，让步的总是父亲。他自觉不能以自己那荒漠似的心理，呑噬儿子的一片浓密的绿荫，妨碍儿子的进步！我与父亲心灵上的那条通道，不知何时已被封死。

父亲肩膀萎靡不振地垂着，对于世事不断地无常变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好好平静的日子会有那么多折腾，那天灾人祸，毛主席难道不知道吗？

天快黑了，母亲回来了，一脸的疲惫，眉头高蹙，眼含烟雨。她原来在镇上农民交易所上班，现在被抽调到小高炉上做工。

她对我淡淡地问了句：在学校还好吧。

回头对父亲道：“你一天到晚喊死，活到今天怎么还没死啊！＂

父亲並不生气，反而自嘲地说了句俏皮话：“我倒是想早点死，人家阎王爷嫌我在阳间的罪还未受够，不收我啊！”

父亲和母亲並不恩爱(母亲是童养媳)，加之父亲有病，又逢"三年困难l"时期，失去的友爱太多，得到的温暖太少，从而性格变得孤僻冷漠。

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善良、多么轻信、多么纯洁而又多么顽固地坚守共产主义理念啊！

“妈！饭好了吗？我饿坏了。”母亲便帮奶奶烧锅去了。

父亲的菜是单用小瓷盆盛的，他有単独碗筷，虽然在一桌吃饭，可是我们说话不多。

上午第三节课的挂钟刚走到最后十分钟，教室里已经漫开一股压不住的焦躁。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褂的学生们屁股在硬板凳上扭来扭去，铅笔头在桌板上敲得哒哒响，眼神全黏在教室门的方向——那是食堂的方向，风里飘着点煮南瓜的甜香，勾得人肚子里的肠鸣一声比一声响。

讲台上的老师看着底下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哪能不懂？下课铃刚撞出第一声响，他就合了教案：“下课。”半句话都不多拖。

不等他走出教室门，男女学生已经像箭似的窜了出去，布鞋底在土操场上踩得尘土飞扬，老远就能听见兴奋的喊声：“吃饭喽！吃饭喽！”

现实早就是那张粗粝的铁砂纸，几年下来早把少年人那点温情、斯文与良知磨得精光！

原先中学生口粮每人每月还能有三十六斤，后来减到三十斤，这半年直接落到了二十八斤。饭蒸出来都拌着切碎的南瓜、红薯藤，粥稀得能照见人影子，也就勉强垫个底。

早先六人一桌，小饭桶往桌中央一放，饭不限量，能吃多少盛多少。现在不行了，饭桶里的饭是按人头算好的，得分匀了才行。总有人故意磨磨蹭蹭留到最后，拿饭勺把桶壁刮得哐哐响，连点锅巴碎渣都要刮干净塞嘴里。

现在同学见面半句别的都不聊，全是交流“解饿秘方”：有人说多灌凉水，把肚子撑起来就不饿了；有人说尽量少上厕所，“养分都拉走了更饿”；最常用的办法是把牛皮腰带往死里勒，勒得胃都缩成一团，好像能少空一点。走在路上聊的也全是吃的：东头国营饭馆的玉米粥比别处稠，巷口面摊的阳春面能多给半勺汤，拐角卖的烧饼比别家大一圈……说的人唾沫星子乱飞，听的人使劲咽口水，好像那些吃食已经到了嘴里。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抢食！

关于饥饿的传闻，早就在学生们聊天的只言片语里传得沸沸扬扬，比课堂上传抄的笔记流传得还快。

有件事说起来所有人都要倒吸一口凉气：巷口那家小饭馆每天飘出来的饭香像有磁力似的，勾着个头发乱得像草窝的青年天天在门口徘徊。那天有个工人刚放下碗起身擦嘴，他箭一样扑过去，抓起桌上的搪瓷碗就舔，舌头伸得长长的，把碗边碗底蹭得发亮，连碗沿沾的一点玉米面糊都舔得干干净净。桌子上撒的几粒饭渣他全捡起来塞进嘴里，连邻座吐在桌上、嚼不动的老肉皮，他也抓起来就咽，旁边人怎么劝怎么拉都没用。

还有件事就发生在学校门口的巷子里：一个穿得还算齐整的大个子青年，那天突然从墙根窜出来，一把抢过放学的小学生手里刚咬了两口的烧饼，转身就往巷子里跑。小孩坐在地上哇哇大哭，他蹲在不远处的墙根，三口两口就把烧饼塞完了，噎得直伸脖子，眼里全是红血丝。

这些事听得多了，大家起初的诧异慢慢变成了沉得压心口的难受。饿啊，真的能把人磨得没了人样，跟野狗抢食没什么两样。教室里聊解饿秘方的声音慢慢小了些，大家攥着手里勒得死紧的腰带，都怕自己哪天也成了别人嘴里的传闻。

一九六O年四月的一天中午我接到家里电报：“祖母病危速回”急忙往家赶。

那时交通不便，除了早上6点一班小轮到运漕镇，其余时间只有步行了。我连走带跑，天麻黑时赶到家。

第一眼见到奶奶躺在竹床上，形如槁木，已不能说话了。我扑过去跪到床边大声哭喊：“ 奶奶！你不能走，等我将来挣了钱 孝敬你老人家，让你过上好日子。”

只见奶奶干涩的眼窝里，滴下一滴浑浊泪水，舒了一口气，头一歪就走了。

她坚持到现在不走，就是想见我这个宝贝孙子最后一面，见到了，安心地走了。

我头上的天快要蹋了，我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如今奶奶没有享到自己一天一点的福，我怎么不愧疚？怎么不悲痛欲绝！

奶奶是活活饿死的。

当年，小镇居民口粮标准，成年人每人每月28斤，后来递减到9斤，还有一半杂粮，比如花生饼、米糠之类，必须要搭配大量野菜食用方可度命。

奶奶要顾着这个，又要顾着那个，自己全吃的米糠花生饼。先是拉不出大便，后是腹泻不止，又没有钱到医院去看，一夜下來，人就不行了，这才发电报给我。

不能指望父亲，他重病缠身（肺结核晚期），也不能指望母亲（全身浮肿，饿的），我找到早已辍学，已在搬运站上班的小学同学苏仕江。他热心地带了几个同事，加上邻居们帮忙，草草将祖母入殓安葬 。

流水昔阳千古恨，

凄风苦雨百日愁。

悲声难挽流云驻，

哭音相隨野鹤飞。

家里的生活越来越难过，弟妹失学，嗷嗷待哺。我向父母提出放弃学业去找工作。父亲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地说：“我的儿，怪只怪你老子无能，你不能辍学，你是全家人的希望！”父子抱头痛哭。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一种“跃进饭”，据说一斤米能煑出5斤饭。社会上广为流传。

学校派我（学生会福利部部长）和一名厨师去取经，回来后依法泡制。

将米淘洗干净，上蒸笼去蒸，反复用开水浇淋，使其充分吸收膨胀，饭的＂量”是增加了，饭的＂质”却减少了，吃这样的饭根本不耐饿！这真是饿极了的人出的一个馊主意！最后便不了了之。

通过这件事，我结识了总务处长和厨房员工，为自己出入大伙房提供了方便。

因为吃不饱，学习就会分心，坐在课堂上脑子里想的却是家里挨饿的老人。

周美德这个星期六下午回家去了，下星期三才回到学校，表情萎靡不振，心事重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家乡老百姓生活迅速下降到难以维持的地步。

由于吃不饱，乡下偷盗成风，胆大的人，夜晚成群集队去偷生产队还未十分成熟的稻子。真是天上雷碰雷，地上贼碰贼。

父亲被当场逮到了，罚款还挨了批斗。母亲因此愁闷成病。

现在农村基本无粮供应了，连野菜也挖不到了，普遍出现人口外流乞讨现象，留下来的人都是老弱病残，个个因为严重营养不良，不是干瘦就是水肿，村子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大家唏嘘不已。

我在想：古语＂民以食为天＂又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人饿极了，就会丧失理性和自尊，此时道德的约束，法律的制裁，都显得苍白无力。

自从舞蹈《红军之家》演出大获成功之后，张裕娟在校就成了校花了，成为少男们仰慕倾注的对象。校团委书记吕大伟更是暗恋着她，只要有机会接近她，他是不会放过的。

《红军之家》的余韵还在大礼堂里飘着，张裕娟的名字早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学校的每一条林荫道、每一间教室，从那天起她就成了全校默认的校花，下课去食堂的石板路上，总有男生故意放慢脚步蹭到她附近，就为了多看一眼她垂下来的麻花辫梢；递情书的、找借口借笔记的人，几乎要把我们班的门槛踏得凹下去一块。

校团委书记吕大伟更是把这份仰慕牢牢揣在了心口，一有机会就往她跟前凑。团委组织义务劳动，他特意把张裕娟分到自己带的小组，最沉的筐、最重的活都抢着扛，就为了擦汗时能跟她说上两句话；学校筹办文艺汇演，他第一个提名让张裕娟当主持人，抱着一摞皱巴巴的主持词找到她，盯着她扎着红头绳的麻花辫背影，心跳得比校广播站的大喇叭敲鼓还响，半天攒不出上前打个招呼的勇气。

在那个牵个手都要躲在梧桐树荫里的年代，这份没说出口的喜欢，像巷口墙头上半开的茉莉，怯生生探出个花苞尖，连风拂过都带着点发烫的甜香。

张裕娟不知什么原因，有几天没来校上课了，大家非常担心。周培德、金康强和我决定晚上去她家探望家访，吕大伟也逞机凑热闹参加。

张裕娟家住在附近一天门街道，当时这里可用髒乱破来形容。

她家里原有四口人：父母亲、姐妹俩。

父亲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小学教师，一九五九年被打成右派，劳改去了。姐姐出嫁去了镇江。家里只有母亲带着玉娟相依为命，靠糊火柴盒为生。

六十年代靠糊火柴盒为生计的，大多是没有强劳力的家庭，生活极其困难。

每糊1OO个火柴盒5分钱，母亲没昼夜地干，手麻了歇口气，腰酸了捶捶背，实在困了，含一片生姜醒醒神，就这样每月只挣到十几元。

当我们叩开她家门时，母女二人正在微弱灯光下糊着火柴盒。

吕大伟总是捷足先登，第一个跨进门，亲热地招呼道：＂阿姨晚上好！″

母女二人连忙丢下手中的活，站起来局促不安地为我们找坐凳、冲泡茶水。

还是老成持重的周培德忙说：＂不忙，不忙，我们随便找个东西坐一下。"回头招呼我们:”都来帮阿姨干活吧，边干边谈好吗？″

裕娟腼腆地笑：＂没想到你们会来我家，事先也不通知我，我毫无谁备，实在对不起！＂

只有两间房：一间卧室，一个堂屋。卧室里有两口木箱叠在一起，权当小桌子。除了一张四柱欧式架子床，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这张床说明从前这是个小康之家。

堂屋除了屋角简单的炊具，中间一张小桌子、几个小凳子，其余的空间几乎全码放着糊好的火柴盒及材料。

我不无关心急切地问裕娟：

＂这两天为什么不上学，病了吗？＂

母亲抢着道：“你们看，我这个家庭怎么能供得起她上大学，我要她放弃高中读师范。师范读书不要钱，还有生活补助，正好解决我们燃眉之急，将来做一名小学教师，一个月能挣几十块钱的工资，就已经很满足了。她坚决不同意，正和我闹别扭呢。＂

吕大伟讨好地说：＂介绍一下，我是学校团委书记叫呂大伟。阿姨的眼光太短浅了，你家裕娟学习成绩很好，考上大学有把握，将来前途更大。目前生活是困难点，我理解，我会想办法帮助她。＂

大家异口同声响应道：＂是的，大家想办法帮助她。＂

奇怪的是，无论吕大伟怎样讨好卖乖，张裕娟母女对他好像很冷淡。

母亲表示衷心感谢，转过脸打量着我道：＂你是张锡斌同学吧？常听裕娟说，你学习成绩很好，乐于助人，一直在帮助她，谢谢你啦！”

吕大伟似有不易觉察的酸溜溜的感觉。

那时候，学校有甲乙丙丁四等助学金，每个班有定额的，家庭困难同学可通过评选享受。甲等助学金相当于在校伙食费，其它递减。

张裕娟因父亲是右派，无法享有助学金。

吕大伟表示，回到学校后，将为裕娟申请助学金，並当场捐了5斤粮票和十几块钱。我和和金康强也捐出了身上的所有。

虽然母女俩竭力婉拒，最后我们临别时，还是把钱和粮票放在了桌子上。

为此母亲表示千恩万谢，要不是我拉扯着，她几乎要跪下了。裕娟的眼睛湿潤了。

其实她几天没有上学，除了母亲要求她放弃高中上师范这件事，还有就是吕大伟对她频繁的骚扰，使她厌倦、苦恼，进而产生辍学打工的想法，这两天她正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

告别了母女俩，几个人怀着沉重心情在阴冷昏暗的街道上慢慢往回走。

张裕娟同学重返校园，大家都很高兴，为此，大家相约到金康强家举行一次庆祝茶会。金康强母亲盛情接待了我们。

金康强拉起手风琴，王桂兰唱《三十年后再相会》、张裕娟唱《十送红军》、大家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的祖国》…

这样热闹的场面有两年没有见过了。

临别时，金康强母亲拉着章裕娟的手，走在了大家的后面，也不知道她俩密谈些什么。

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特别是农村做田的、小镇贫民更难过。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决定假期勤工俭学，第一次参加实际义意上的劳动，暑假时，在运漕镇建筑队做小工，建设三汊河粮站大仓庫。

工人分大工、壮工、小工几等。当时，我做小工，一天工资一元钱 ，加班每小时二角。雨天不上工沒有钱，在工棚里睡大觉。记得方世法、施德寿与我同在，他俩做壮工。

开学以后，我和周培德、张裕娟三位同学每星期六下午到芜湖市茶厂上班，一直干到星期天下午,共十几个小时。

张裕娟在捡茶车间，坐着用小镊子揀茶，比较轻松，只是耗时间。

周美德和我在粉碎车间，累且不说，灰尘太大，戴双层口罩都挡不了。下班后，鼻孔塞满尘垢，这一个星期里,擤出的鼻涕，由黑变黄再转清。

就这样,一个月四次,刚好能挣来维持生活的费用。

有一段时间去抬土方，双肩红肿，甚而磨破了皮肉 ，咬咬牙坚持下去。虽然如此，我们对国家的未來,自己的前途，还是充满了信心。

周美德的父亲去世了，据说是得了营养不良性浮肿，踉踉跄跄跌了一跤摔死在路边的。

他回家奔丧就没来校了，后来听说在市里日新化工厂找到了工作。

一九六O年寒假，回到家，母亲告诉我：＂你父亲死了，是上吊的。吊死的人，眼睛瞪得老大，舌头吐出来老长，尿屎淋漓，有多可怕！为了不让你和弟妹受到惊吓，没有让你弟妹见父亲最后一面。为了不影响你的学习也就没有通知你，你怪我吗？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我无语。

母亲是童养媳，父母的婚姻本就没有感情基础，父亲年轻轻便得了结核病，早早丧失了劳动能力，遇上饥荒年，贫病交加，又得不到家庭温暖 ，所以万念俱灰，只能以死求解脱，把命交给了绳索。

人说，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严酷的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觉得自己十多年接受的教育是虚伪的，捉弄人的，进而崇高理想也随之破灭了，不免仰天长啸空悲切！

农民交易所解散了，母亲跑起了单帮(在运漕收购蟹、黄鳝、家禽、禽蛋等运到上海去卖，给运漕商家带点回头货)，因此被扣上了"投机倒把"帽子，被迫流浪到江西逃命去了，我失去了一切经济接济！(后来“投机倒把"罪名被取消了)

家里断了音讯，我攥着最后半斤粮票，望着食堂窗口冒出来的白汽，只觉得过去十几年书里教的礼义廉耻、崇高理想，都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泡得发皱发软。再有一年半就高中毕业，等满了十八岁，随便去厂子找个临时工，就能把弟妹养活，我翻来覆去算这笔账，可眼前这一年多的生活费，连个影子都没有。

我盯着食堂后厨的烟囱发愣的时候，忽然想起去年学校搞“跃进饭”试验，我去帮过几天忙，知道总务主任的卧室就连着食堂仓库，粮票、饭票都锁在他抽屉里。那主任是出了名的酒鬼，每喝必醉，醉了就打雷似的睡，天塌下来都醒不了。

一个念头像荒草似的在脑子里疯长。我从前最看不起偷鸡摸狗的人，可那天我摸着饿得发疼的胃，只觉得道德根本是奢侈品——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谈什么理想，讲什么节操？那些规矩从来都是给弱者定的，强者从来都踩着规矩走。

念头一旦生了根，就再也拔不出去。我列了个周密的计划：先找个由头请主任喝酒，趁他醉了用肥皂刻下钥匙模子，再回老家找小时候一起玩的铜匠师傅配钥匙，等放假没人的时候潜进去。

第一次动手那天，我手心的汗把钥匙都泡湿了。翻抽屉的时候我反复跟自己说，不拿别的，就拿够吃饭的钱和粮票，每个月只来一次。第一次得手，我攥着二十斤粮票和二十块钱，躲在操场后面的小树林里坐了半宿，脸烧得厉害，可一想到弟妹饿的发黄的脸，又觉得什么都值了。

我把钱分成三份，自己留一份吃饭，剩下的两份，一份给张裕娟的妈妈，另一份给家里，都只说是勤工俭学赚的。

我本来以为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混过一年半，等毕了业就洗手，再也不干这勾当。可没想到才过了半年，我在宿舍被两个穿警服的人带走了。

被带走的时候窗外正飘着雪，我望着操场上还在跑操的同学，我十七岁的美梦突然醒了。

<我的两年劳教生活﹥

警察：知道为什么带你来派出所吗？

我：知道，盗窃案犯了。

警察：作案多少次，具体盗窃有些什么

我：作案五次，共计有200多斤粮票，200多块钱。

警察：有沒有同伙？还在哪些地方作的案？这些赃物都弄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同伙，只在学校大伙房一处作的案，所得脏物给家里一部分，其余自己用掉了。

警察：为什么要盗窃？你知道这是犯法的吗？

我：无语。

派出所将我押解到看守所，关押了十天左右才提审，问答内容与在派出所大体相同。

原来是学校总务处主任发现被窃，向辖区派出所报了案，民警来现场勘查了两次，提取到指纹，很快便破了案。

慈祥的女校长查阅了我的学籍档案，非常吃惊、难以置信。哀叹这个17岁小青年，本来前途无量，只因一念之差，造成终生之误，遂产生了些许怜悯同情之心，初意开除学籍算了。

当时校团委书记吕大伟竭力反对，他一本正经说张锡斌盗窃粮票、现金数目巨大，行为恶劣，影响极坏，认罪态度不好，且对社会有不满情绪，必须严惩以儆效尤！

学校这样的意见提交上去，半月后盗窃案判决下来了：劳教两年，送芜市郊区新生耐火材料厂执行。

读者大概知道这个团书记为什么对张某如此添油炽薪落井下石了吧，作者就不用赘述了。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说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历史的利刃割得七零八落。

张裕娟听说我犯了罪，被拘捕的消息，向来不喜欢哭泣的她，心乱如麻，流下了眼泪。

她呐喊：为什么时光不能停留在美好的初中时代，我多么希望回到从前啊！

她在想：他是个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不幸的人，命运捉弄了他，但他又为什么要这样断送了自己！

我怎么也忘不了他，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那种不可理喻的惶恐越来越强烈。

张裕娟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呆若木鸡坐在那里不吃不喝。

母亲以为她病了，问：＂是不是病了哪里不舒服？“

她突然扑到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越哭越伤心。母亲感到很奇怪。

俄顷，她止住哭向母亲诉说着我的案件来龙去脉。

母亲顷刻间感到山摇地动，她不敢相信，这么好的小青年，怎么可能是盗窃犯！

接着她告诉女儿：＂小张半年前开始每月给我10斤粮票和10多块钱，说是勤工俭学得来的，一再招呼我不要告诉你。＂

裕娟捶胸顿足道：＂妈！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好糊涂！我早知道，给他严重告戒，拦头一棒，他决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母亲忙不叠道：“都怪我，都怪我，该死该死！"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下了一场没头没尾的雪，青石板路冻得能照见人影子，风卷着碎雪往人的衣领里钻，像谁在背后往脖子里塞冰碴子。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说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历史的利刃割得七零八落，像被狂风刮散的旧书页，捡起来也凑不齐完整的一行字。

她沿着墙根往家走，耳朵里嗡嗡地响，满脑子都是初中时候的事。那时候他坐在她后桌，总喜欢用铅笔头戳她的辫子，她在心里呐喊：为什么时光不能停留在美好的初中时代，我多么希望回到从前啊！

她一路走一路想，他是个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不幸的人，命运捉弄了他，但他又为什么要这样断送了自己！他明明那么聪明，再过一年就能毕业，到时候找个正经工作，什么难关熬不过去？我怎么也忘不了他，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种不可理喻的惶恐越来越强烈，像潮水似的把她整个人都淹没了，她甚至不敢去想，他现在在派出所里，会不会冷，会不会饿，会不会被人欺负。

窗外的雪还在下，落在窗棂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母女俩抱在一起哭了半宿，煤油灯的火苗跳了几下，终于被漏进来的风刮灭了，满屋子的黑暗，像看不到头的寒冬。

她回想着，月色中，俩人肩挨肩地在僻静的操场一角散步；星期天，俩人肩並肩在大剧院看电影；晚自习，俩人头对头讨论数学题；过团日，俩人在一起唱歌、划船……，一幕幕幸福的情景流星一样在大脑中划过，她对他的好感越来越强烈，她两眼呆滞地望着前方，好像盼望着他的出现。

张裕娟曾想方设法打听到他服刑的新生耐火材料厂地址，前去探望了两次。两次工作人员都说，张锡斌拒绝见面。

没办法，可怜的张裕娟从此情绪低落，胸中充满痛苦和空虚，予感到自己可能注定要一辈子孤独地过着乏味的独身生活。

我在新生耐火材料厂改造，编号13号。思想永远摆脱不了心中的内疚和悔恨，不是被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垮，而是失去自由，失去做人的尊严，被无尽的耻辱阉割，无脸活在世上，无脸见同学们，无脸见张裕娟，想要以死谢罪！

手上推的坯车轱辘还在转，我突然松了手，转身就往窑顶跑。风在我耳朵边呼呼地刮，底下大组长的喊声越来越急：“13号，你干什么！回来！快回来！”我哪里听得进去？三丈高的窑顶在我眼里不是绝境，是解脱，跳下去，就不用再想那些烂事，不用再面对张裕娟，不用再对着同学的名字在心里头道歉。我没半点犹豫，纵身就往下跃。落地的瞬间我听见骨头响的声音，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的时候在医院，腿上打了厚厚的石膏，母亲坐在我床边抹眼泪，她的头发比我上次见的时候白了一半，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布包，里面是她攒了半个月的鸡蛋。

“傻孩子，什么坎熬不过去啊？”

她拉着我的手，指节凉得像冬天的青石板。

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回去之后管教把我叫到办公室，递了个钥匙给我：“以后你不用去车间了，管着西边那排宿舍棚，算所里照顾你。”我接过那串凉冰冰的钥匙站在原地，脚底下的地好像还是软的。

管教期间，我收到张裕娟一封信，信中说：

亲爱的同学，我曾探望你两次，你坚决不见我，我只好含泪离去，也许不会再见到你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请在心中留下我的身影。

你不过是犯了个小错误却受到了很大的惩罚！

拉古迪亚说：＂如果一个人为了金钱而犯罪，那么他是有罪的；如果一个人为了一块面包而犯罪，那么这个社会有罪。

你是这个社会的牺牲品，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沒有办法，人终归要活下去，自求多福吧。我等着你！”

我本来不想回她的信，想来想去还是回了一封信：

"我是一名盗窃犯，永远摆脱不了这难堪的局面，永远洗刷不了这污秽的罪名。我愧对于你，所以无颜见你，请你原谅。我曾经不想再活下去，自杀过但没有死！收到你的信，是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万分感谢！

世界上有不少有名望的学者教授、文化泰斗甚至高官显贵，因为恶劣的社会环境而走上岔道，误入歧途，最终毁于一旦。

我一无名小卒算不了什么，我不想死了，好好活着，看看这五彩缤纷、错综复杂的世界有怎样的变化。

忘记我吧！不要等我！我俩不会再见了，但我心中永远装着你。希望你平安幸福！

不用回复！”

我把信纸折得整整齐齐交给管教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没说话。

张锡斌于西曹村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