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的知青故事

流年

　　我和他的知青故事，就从这张老照片开始吧……

照片前排左一就是我说的他 —— 李维敏，后排戴帽子的即作者本人。照片已经泛黄了，可每次看到它，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就哗地一下涌到眼前。

下乡插队的第二年冬天，冷得特别早。那天，我们知青点有两位战友被当地招工走了，留下的我们像被人掏空了什么，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无心再接受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从那以后，整个知青点都乱了。

大部分人都收拾行李回城做临时工去了，哪怕工资少得可怜，至少能混口饭吃。知青点一下子空了，空得能听见风从门缝里灌进来的声音。

那年的风真冷啊…我们俩站在知青点的土墙前对视着，其实心里都明白——我们是被命运留在最后的人。原因是他出身不好；我是村支书眼里不听话也不会讨好的那种。我们笃定招工名单上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现我俩的名字。

两个最没指望的人就这样凑到了一起，这便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也曾想过回家，至少不会挨冻受饿。然而那个粮食要计划，物资凭票供应的城市、那个经济拮据的家，对我们来说，早已不是港湾。回去就意味着与家人争饭碗，与其那样，我们宁愿留在这里——再苦再冷，至少还留有一点起码的尊严。

那段日子，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彼此。我们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甚至连希望都渺茫得像天上的星，可我们有一口气——不向命运低头，也决不会在农村待一辈子。

为了生存，我们还是要去混那几个可怜的工分。生产队也算照顾，有工分没工分都要给粮食吃饭。这是公社知青办说的。至于零花钱那就无从谈起了——那段日子用“艰难困苦，饥寒交迫”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记得他大哥邮来的10块钱硬是让我们精打细算的熬过了一个寒冬，直到过年回家。

　　一九七三年，他在邹城煤矿工作的大哥来信说，煤矿在招工，让他过去试试。我知道，这意味着今后的日子要自己面对了。他走的那天，什么都没带，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我送他去车站，临上车我们握了握手，又松开，谁都没有多说。车启动的那一刻他说：“写信。”我说：“好。”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一夜无眠。

三个月后，我也被招生，最后一个离开了知青点，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之后的几年，我们一直通信。信纸很薄，字迹潦草，可每次拆开信封的时候，心里都是热的。有一年暑假，我还专程跑去他所在的煤矿，在那儿住了好些天。他最关心的还是吃饱饭的问题，临走时硬塞给我一些粮票和钱。我们在矿工宿舍里喝酒、聊天，一起回忆以前在知青点的那些苦日子，兴奋的彻夜难眠。

再后来，我们都成了家，有了孩子，有了各自的生活。日子像车轮一样滚滚往前碾，我被卷在里面，忙着工作、忙着养家、忙着应付鸡毛蒜皮的一切。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信越来越少了，到最后，竟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弄丢了。

　　人这一辈子，走过再多路，遇过再多的人，心里最深处的位置，永远只属于那个陪你吃过苦的人。退休后，找到他又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如今他在哪里？现在过的好吗？如果说人老了容易怀旧，那么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只因他是我患难与共的挚友。真想见他一面呀…。

二〇二一年的秋天，孩子在公安网上查到了他的信息，这真是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那天，我第一时间拨通了他的家庭电话，结果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是：你拔叫的号码是空号……突然而来的惊喜瞬间破灭。我不死心，因为还有他家的住址，至少他还健在。

我和他的故事还没完，等疫情缓和后我会去那座小城再去寻找。 （未完待续）

二〇二六年九月